何兆武：說不出來了。其實蘇聯也是我們的一個鏡子，我們過去都是學蘇聯，全面學習蘇聯。所謂全面學習蘇聯，就是百分之百地學習蘇聯，你并不是學習他那一面，我們普通說學習嘛，是你的優點我學習。比如說你很勤奮，我學習。可是你懶惰的那一面，我就不學習了。可是我們學習蘇聯，是百分之百地學習。最開頭五十年代的時候，那個學得有點太激進了。蘇聯早晨是上六節課，我們也上六節課。餓著肚子上課，可是我們學習蘇聯要全面學習。

《大師》：實際上您還比較推崇書里面寫的那時候很自由、很舒服的上學狀態？但后來您又說，寧愿扎實地學好一個學科以后，再來研究哲學，比當時讀了四個系要好。

何兆武：《上學記》里，我覺得我經歷的幾個比較重大的事都沒有提。一個是，我覺得十九世紀的文學、俄羅斯的文學，太應該深入地研究了。我們沒有很好地研究。包括二十世紀的，西方的一些個深層的，觸及到靈魂深處的東西，我們也沒有研究。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缺點。
需要保衛的時候，是他遭滅頂之災的時候，可是那時候人都跑哪兒去了。

《大師》：別的呢？您書里沒有提的重大事件？為什么不提？

何兆武：你總得考慮很多的話應該怎么說，不然的話傷害了別人。我當時在學校（指清華大學）里邊待了七年，做學生做了七年。再加上我的家庭背景，我的兩個姐姐也是這個學校的，我的姐夫也是這個學校的，我的老婆也是這個學校的，我的妹夫也是。所以對這個學校印象非常深了，可是我只提了五個人，當然我認識的不只是五個人。
我提的五個人里面，實際上我只跟三個人熟，寫到后邊了。這三個人是比較熟的，前面兩個人跟他沒有接觸，跟他沒有說話、沒有接觸過。可是我非常欽佩他們，所以我把他們放在第一個。
第一個我寫的就是呂熒，呂熒是作家，他是胡風一手提拔的，他是“胡風派”的。后來批胡風的時候，全國文聯700人在北京中山堂開批胡風的大會。
在這個大會上，當時我沒資格參加，我也不搞文學，也不參加。第二天看報上介紹，說會上胡風分子呂熒提出為胡風辯護。就是他上去說，胡風不是反革命。受到與會者的駁斥，那你不知道駁得怎么樣。你想批復胡風反革命的會，你去給胡風辯護。
呂熒是老北大的，他也是歷史系的。回來比我高兩班，當然有的課是一起上課。那時候他的名氣就比較大了，經常寫文章，大家都知道他是個大才子，經常寫文章發表。我不敢跟他接觸，為什么？我覺得自慚形穢，覺得自己不配跟他說，人家那么個大才子，我比他要小五六歲，不配去跟他接觸。可是我覺得，這人了不起。那種會上，他敢自己去發言，就像孟子說的“雖千萬人吾往矣”，他可以一個人面對著千萬個人。
有些人，我想的是當時吳晗遭滅頂之災的時候，他不出來替吳晗辯護。等到過了幾十年以后，吳晗也平反了，像也立了，他出來為吳晗辯護了，認為我怎么污蔑吳晗了，什么什么。
我覺得，其實我這有點那個意思，不過這個不好直接說。我說，這個時候當你們出來露一把的時候，你表現怎么保衛吳晗，你當時怎么不保衛，看著風頭不對跑了。現在看到有機會可撈了，我不高度評價這個，我覺得現在不需要你來保衛。已經都給他平反，立像了，還需要你來保衛他嘛。需要保衛的時候，是他遭滅頂之災的時候，可是那時候都不知道你們跑到哪兒去了，都不出來保衛他。那才是有骨頭，后來這種是投機主義了。
9-18”早上在火車站，那種亡國奴的恐怖氣氛，我畢生難忘。

《大師》：當年還有哪些事情印象比較深？

何兆武：我最深刻的印象，有幾件事。第一件事，1937年，蘆溝橋7月7號打的，那時候我是高中一年級，在北京師大附中，叫和平門。那時候放暑假，日本人就打了。在7月28號，中國軍隊就撤退了，日本就占領北京了。那時候很多人都走了，能走的都走了，我們家也走了。我老家是湖南，到9月的時候走的。
那天好像就是“9-18”。那個時候火車已經不通了，因為日本人占領北京以后，向南推進了，沿著平漢路，就是北京到漢口這條鐵路向南邊打。還有沿著津浦路，就是從天津到南京的那條鐵路，順著這個向南邊打。

所以兩條鐵路都不通了，我們怎么走呢，都是先到天津。到天津的車還通，因為天津也被日本占領了。然后從天津坐船到塘沽，從塘沽再坐船到青島。本來可以坐船到上海，可是上海那時候也打了，8月13號上海也打仗了，上海也去不了。
在塘沽上船以后，轉山東半島到青島。到了青島換火車到濟南，在濟南再換火車到徐州，徐州再換火車到鄭州，從鄭州再坐車到漢口。都走這條路。那天我記得，好像就是“9-18”，天已經涼了。

那天我們上火車，那個時候的火車站就是現在的前門，你知道嗎，現在改成展覽館了。那個原來就是火車站。我記得那天早晨很涼。火車站總是最熱鬧的地方，人又多又亂，噪雜不堪，火車站總是這樣，現在也是這樣，解放前也是這樣。
可是那天我覺得非常奇怪，那天人也非常多，大家都跑嘛。可是一點聲音都沒有，寂靜得可怕極了，好像一根針掉地下都聽得見。因為那時候被敵人占領了，那種亡國奴的恐怖氣氛，我的感受是畢生難忘。

那次跑警報，吳晗連滾帶爬的很不好，和范跑跑一樣
何兆武：還有一次難忘的事情，就是1940年，法國打敗投降后。你知道那個時候，越南是法國的殖民地，法國一投降，日本馬上就占領了越南。中國過去很落后了，很到東西都是靠進口，特別是現代化的東西。比如汽車、飛機這些，都得靠進口，中國人自己造不了。

那時候對外的貿易，進口主要靠幾個大港口，比如說天津、上海、廣州、香港什么的。可是中日戰爭一打，日本海軍把這個都給封鎖了，來不了了。中國跟國外交通就切斷了，這個對中國非常不利的。
你想中國本來就落后，要靠外國的東西。那個時候法國一投降，法國投降以前，中國就靠越南走，從越南可以有個火車直通云南、昆明，可以這么走，靠這條路。日本把越南一占，這條路也斷了。所以，中國對外界完全斷了，這個對中國是非常不利的事情。中國對外通道只剩下一條了，就是滇緬路，就是云南通緬甸那條路。所以日本人占領了越南以后，從越南每天飛來轟炸昆明。

那時候每天日本飛機來轟炸，從1940年夏天到1941年秋天，一年半幾乎每天都來炸。而且每天都排得非常整齊，都是三架是一個品字，九架就是一個大品字，二十七架是一個更大的品字。每次都是這樣，二十七架。有時候是二十七架后面再加上九架，三十六架這樣來炸。

所以我們每天準時都跑警報。你說在重慶，跑警報是轉山洞里面，昆明沒有山洞，我們就跑郊外，郊外一個山頭上躲起來，每次都是這樣。大概在云南的邊境上有哨位，日本飛機一起來，他就通知昆明，昆明就放警報，大家就跑。大概跑到半個小時以后，飛機臨頭了。等到飛機臨頭的時候，就放緊急警報。緊急警報就是說大家不要動了。當然有半個小時可以跑得相當遠了，荒野的地方他不會炸的。

每天都跑警報，這個變成常例了，他總是上午10點鐘、11點鐘的時候來，到12點鐘炸了以后飛走，下午一兩點鐘就解除了。我們每天都跑，但是有一天非常奇怪，有一天放了空襲警報，就是日本飛機要來了，我們就跑。剛出校門，就放了緊急警報，緊急警報就表示飛機臨頭了，就不要動了。

那個時候我們學校里啊，我在新校舍，師生員工一起總共一千多人。一千多人跑出來，再加上旁邊兩有兩條街，一條街叫龍翔街，一條街叫鳳煮街。兩條街的居民大概有上千人，都跑出來，總共有上三千人吧。
我們是跑到后面都是荒野的山，都是小山，不是大山。你想，那三千人根本沒有路，就在荒山上，飛機臨頭的話多么危險呢，下面有三千人，放兩個炸彈，得死多少人呢，大家一陣大亂。
只有那一次，我不知道為什么，也許是放漏了，還是怎么。就看見山上很多人亂跑，其中有吳晗。吳晗也在跑，那不是大山，都是小土坡。那種小山上山很容易，你彎著腰向前就上山了。下山很困難，下山你不能彎著腰向前呢，那不就滾下來了。
要仰著身向背后這么走，這么走怎么好下山呢，所以總是免不了要打滾的，都是連滾帶爬地跑，我看著吳晗也在連滾帶爬的跑。這個話后來被人家調皮了，說是污蔑師長。
你想那種小山坡，你下來，還能平著走嘛。這些都是外行人說的話，你沒有經過那個場面不知道。可是我覺得吳晗那次連滾帶爬跟我一樣很不好。因為我們那時候，是小青年了，那時候才19歲，還不到20歲。你做老師的這么一來的話，給學生造成什么影響呢。
你記得四川地震，有一個老師姓范，剛一地震他就跑了，連學生都不管。后來給他起個外號叫“范跑跑”，這個也是問題啊，你是老師，你這么慌不擇路、驚慌失措地那么跑，給學生造成多么壞的影響啊。
我就想起來，梅貽琦校長年紀很大了，我想那時候他恐怕60歲的樣子。他多次跑警報是跟我們一起走，他總是一步一步走，從來不跑。還拿著把張伯倫的雨傘當拐杖，而且還說同學，不要慌忙，不要慌忙。他很安詳地走，給我們一個鎮定地感覺。老校長都這樣了，你跑什么，你急什么，你跑得比他快。
“這不是你們中國。”這個話我終身不忘，受的刺激太大了。

《大師》：您當年碩士論文的時候，還去臺灣待過一年，是嗎？
何兆武：我去臺灣待過一年，原來是我母親病了，我去看她我母親跟我姐姐在一起，在臺灣，我去看她。1946年搬回北京的時候，已經要開始打內戰了。
不過開頭打的不厲害，大家都是集體走，旅行團，二三十人一團走。當時我也是跟團走。走到路上，才決定去臺灣看我母親。到了臺灣以后，解放戰爭規模就越來越大了，那時候就我一個人了。第一我一個人沒法走，第二我那時候得了肺病，犯肺病犯得很重，更沒法走。所以就沒回北京，待了半年，沒有待一年。
后來，我不想住太晚了。我去了以后，覺得好像在異國一樣，覺得在日本一樣。臺灣是徹底日本化了，而且那個徹底化地很成功。所有臺灣的教育，都是學日文，不學中文。所以臺灣人都會日文，不去中文，至少我去的那時候是這樣。

他們說的話都不懂，我說的他們也不懂。那個時候跟我的期待也不一樣。我們本來是因為打敗了日本，中國勝利了，應該覺得很高興，歡欣鼓舞。我覺得他們一點都沒有那種感覺，他們把中國看得跟外國一樣。
有一件事情，我印象深極了，我在《上學記》里都沒有提。有一次我在一個商店里買東西，我都不記得買什么了。他拿出來，我問他多少錢，他說多少錢，我就嫌貴。我說能不能砍點價錢，我們在大陸上買東西過去，都講砍價錢。那老板說什么，說這不是你們中國。
我聽了覺得受了非常大的刺激，他根本就不認同中國，我覺得難過極了。“這不是你們中國”，我是外國，我對臺灣來說就是外國了。他這句話我終身不忘，受的刺激太大了。

《大師》：那這些年你還關注臺灣嗎？

何兆武：就是看熱鬧了。我覺得日本人是臺灣“皇民化”，皇民就是變成日本人。所以那邊說話學也學日文，什么都是日本化，當然也有很成功的地方。比如治安很好，警察制度很嚴，偷東西的很少，也有成功的地方。
我覺得我們應該很好地來對付臺灣的問題。日本對臺灣的教化、馴化，真的是很徹底、很成功的。他受了51年的皇民教育，整個那一代都改了。這也是很糟糕的一件事，無論是國民黨去了，當然我們沒有解放，即使我們解放了臺灣，也有這個問題。我們的生活水平比他們差很多。
你想，你來了我吃不飽了，這是很現實的問題。他當然會不滿意，無論嘴里怎么說，心里都不滿意，都吃不飽飯了。無論是當年的國民黨，還是今天我們共產黨的領導。這個問題都應該正視，應該怎么樣使他感覺到現在比從前好，而不是比從前更差。
顧頡剛有非常大的痛苦跟憂愁，謝國楨好像沒事人一樣。

《大師》：講講牛棚的那段經歷吧。你跟讀書時候的偶像顧頡剛關在一起？

何兆武：每個人的反應不同，我覺得這是人性值得研究。我跟兩個老先生關在一個牛棚里，三個人，一個顧頡剛老先生，是老前輩了。還有一個謝國楨老先生，老清華國學研究院的，梁啟超的學生，他們兩位都是老前輩。
顧頡剛關在這里，每天愁眉苦臉，一句話都不說。坐在這兒跟參禪一樣，坐一天。我不好去驚動他，又不好去什么。謝國楨不然，有人的時候他低頭看書，不是看普通的書，看毛澤東語錄，只能夠看那個，不能夠看別的。沒有人的時候，海闊天空什么都聊，什么戲好看，什么東西好吃。
我覺得作為一個小說家來說的話，這種經歷最好還是多經歷一點，對于人生很豐富。好像顧頡剛覺得有非常大的痛苦跟憂愁，所以一言不發，從早到晚一言不發。謝國楨好像沒事人一樣，海闊天空什么都講，什么好吃，什么好吃。

《大師》：所以你就跟謝老聊得比較多，是嗎？后來回到北京之后有交往嗎？

何兆武：他就喜歡聊，我就跟他聊。回來后我們都在歷史研究所。

《大師》：你請他去吃那個峨嵋酒家的干燒魚肉嗎？真去了？

何兆武：真去了，后來他來看我，就請他去吃了。那時候是回來以后，1978年、1979年，回來一年多了。
我們那時候有個規定，馬克思主義以后的都是內部發行
《大師》：回到歷史研究所后，工作有哪些呢？

何兆武：那時候叫中國研究院歷史研究所，掛牌子是這么掛的。但是組織關系不是這樣的，他掛牌子是中國科學院，但是他的組織關系屬于中宣部。我們的領導都是到中宣部接受命令，我們是宣傳系統的。一直到文革以后才改了，改成中國社會科學院了，就不屬于中國科學院了，那個時候屬于中國科學院的。
你掛在中宣部，你的性質就是宣傳機構，不是一個研究機構。這有一個本質的不同，研究機構結論是研究的結果。如果是宣傳機構，你的結論是研究的前提。比如說，蘇聯是不是修正主義，你可以研究，蘇聯是修正主義或者蘇聯不是修正主義是社會主義，你研究后有結果。要是中宣部的話，下個命令，你們去批蘇聯修正，我們的結論就有了，蘇聯是修正主義，然后就這么猛批他怎么修。

《大師》：這種意識形態凌駕在學術之上，對學術影響很大的吧？

何兆武：那當然，那你就談不上研究了。我們就找他的空子，就打他，打他的修正主義。因為結論已經有了，他是修正主義，所以就打他。

《大師》：您當時那塊，就是翻譯那塊，就是自己在家做的？

何兆武：那是自留地。

《大師》：我覺得特別了不起的是，前后十年，你翻譯的找出版社，都沒人搭理你啊。

何兆武：你不干這個，干什么呢。有的人特別年輕的，全心全意投入革命，比如紅衛兵，到處去抄家、斗爭什么的。我也不配當紅衛兵，我也不配去抄人家的家，就只好躲在自己的家里。躲在自己家里干什么呢，當然現狀也沒有資格去研究。美帝是不是帝國主義，蘇聯是不是修正主義，這個你不能研究，聽上邊的結論。
所以只好躲在古典里面去，所以我后來搞的都是古典的，不是現代的。你知道，我們那時候有個規定，馬克思主義以后的都是內部發行，出書都是內部，不公開賣。馬克思主義以前的，作為古典著作，可以公開發行。
比如說，亞當《亞當斯密原富》，就是《國富論》。亞當斯密比馬克思還早，作為古典的著作，亞當斯密的著作可以發行，可以公開賣。可是，比如說凱因斯的就是現代的了，就不能公開發行，只能內部發行。

《大師》：這個發行的規則是哪年開始有的？

何兆武：解放以后一直都這樣。
上頭讓翻的書，都是拆出來一百頁，每人分一部分。其它內容全保密。

《大師》：你再講講不是興趣的那些任務吧。

何兆武：不是興趣的任務，我也干過好幾件。有一件呢，是這個馬克思的手稿《讀羅馬尼亞史》，馬克思讀羅馬尼亞的歷史。那個是別人翻的，叫我校。我一校可費了大勁了，馬克思的原文呢，我想馬克思的思路就是那樣。不是用英文寫，也不是用德文寫，也不是用法文寫，是三種文混著寫。
他不但三種文混著寫，不是一句一句的，一句話里面，也許頭一個字是英文，第二個字是法文的，第三個字是德文的。所以那個浪費大勁了，不是一種文字。后來他們出了，出了書也沒有用我的名字，當然我去不爭這個飯碗，我也不爭我的稿費，我也不爭我的名字。上頭交代的任務，我只好干。
別的任務還有，忽然上頭又交了一本讓我翻，不是一本書，是一本書給拆下來的，中間拆了一百多頁。這個怎么寫啊，作者是誰我也不知道，這個書的整個內容也不知道。這個有點不合理，我翻譯可以翻譯一部分，可以整個書拿來給我看看是什么。他不給，保密。

《大師》：流水線作業，一人一部分是吧？

何兆武：對，每人一部分。十九世紀一個英國的旅行家，在中亞、南亞、西亞旅行，包括中國的新疆，包括土耳其斯坦，包括那一帶旅行的日記。這是上邊叫我譯的，我這邊猜，我不知道為什么，為什么要翻這本書。大概那時候跟蘇聯談邊界問題，大概是這個作為資料，十九世紀的人怎么寫的。
我只記得其中的一段，我印象比較深的。就是他走到新疆的迪化，這迪化的知府，請他吃飯，從早晨起就吃，一直吃到晚上，吃一整天。他是一個桌吃完了，把整個桌面抬走，這個我見到。然后換一個新的桌面了，然后再繼續吃。吃什么菜，吃什么菜。

后來我有一個同志，我們組的人，問我干什么呢。我說，這是上級交代的任務，他一看都是大吃什么的。他說，你弄這個做什么。我說，這是上邊的任務，不能不做。弄的時候，也不告訴你為什么，做什么用的，因為上面都是保密的。我這么猜，這些都是保密的，所以不告訴你。叫你干就干。
給你拆出來這一百頁。所以這個書的前邊是什么，后邊是什么，我都不知道。其實這個做學術來說，是很不合理的。作者你得了解一下，整個書你了解下，全部了解下。就叫你翻這幾章，就翻這幾章。不過，他們工作需要這樣。不需要你知道，就不讓你知道。
你要不經歷文化大革命，你就不懂中國歷史。

《大師》：自己現在回憶起來的話，覺得文革對你最大的傷害是什么？

何兆武：其實我們經歷的事件，人力、物力都浪費了，不能很好地使用，就浪費了。

《大師》：那我覺得你昨天是跟我開玩笑的了，還說不經歷文革很可惜。

何兆武：對于人生的經歷來說是很可惜的，你只要人生還有這一方面，你要從公立的眼光看，那是很可惜。你比如說顧頡剛，他有好多宏偉的理想，怎么搞古代的事情，都沒實現，那不可能實現。該做出來的學術沒有做出來。

《大師》：如果可以選的話，是愿意要更豐富的人生經歷，還是寧愿有自己的選擇，可以踏踏實實來做您本來喜歡的研究？這是矛盾的嘛。

何兆武：對，這也是矛盾的。

《大師》：讓您選，您更愿意要哪個呢？

何兆武：人生經歷也需要。

《大師》：別太貪心了，只要一個。

何兆武：真的，你要不經歷文化大革命，你就不懂中國歷史，我覺得吳晗就沒懂中國歷史。他研究明史的，他連朱元璋都沒研究透。我覺得吳晗的明史也沒研究好，他要明史研究好了啊，他不至于犯那個錯誤。我這么說是對師長的大不敬。不過我覺得在學術面前人人平等，老師跟學生也平等，學生也可以不同意老師的意見，學術上應該是平等的。
本來人生就是很豐富的，不是只有做出學問來，才算有價值。

《大師》：但是用那么長時間，那么大規模的浩劫，來換這種人生經歷、人生體驗，你不覺得這個學費交太高了嗎？

何兆武：是太高了。不過也不能這么說，這個人生也看是怎么樣，你看我有一個熟絡的同學，從一進大學起，他就不正經念書，就是交朋友。他對這個最感興趣，就是專門去找女同學、女朋友什么的。過一生，我覺得也不算浪費，本來人生就是很豐富的，不是你只有做出學問來，才算是有價值。那個也是個價值嘛。
比如有的人想發財，一輩子就拼命地掙錢，也可能失敗，也可能成功。就是你成功了，發了幾億的財，像比爾蓋茨似的，六十億，當然這也是一種成就。可是你沒有這個成就，在別的方面也可以。

《大師》：你覺得你自己呢？還滿意嗎？

何兆武：比如說我們研究中國歷史的，我覺得文革也是一個很好的經驗，你沒有文革的這一段，你對中國歷史不太了解。你經過文革這一段，我想你對中國歷史有更深的了解。比如中國有一個傳統的教條或信念，忠君愛國。
忠君是愛國的內容，第一個就是忠君。你要不經過文化大革命，你體會不了。我們熱愛毛主席是第一條。可是，你要是生在資本主義國家里，比如你是美國人，你能說我愛奧巴馬總統，沒有這信條，不用熱愛他，可以批評他，你不用熱愛他。
可是中國不是這樣，忠君愛國，忠君是第一條，忠君才是愛國，你不忠君，你愛什么國啊。這個國家就體現在君的身上。
從前，忠君愛國這個，從小時候也聽得很多，可是你體會不到真正的分量。你到了文革的時候體會到了。
抬孔應該是政治需要。弄個死人干什么，當然還是有針對性的。

《大師》：我看您對熱點還非常關注。比如剛來的時候我們聊到天安門前的孔子像，這事您怎么看？

何兆武：這個事很難說了，為什么又把孔子抬出來了呢，當年批孔也不必批他，現在也不必抬他。畢竟他是2500年以前的人了，無論他多么偉大，多么神圣，你總不能把2500年前的東西搬出來祭奠用吧。
我想這應該是政治的需要，當年批孔也是。現在是這么說，批孔就是批周恩來，不支持就是批周恩來，這個我不知道。不過我想是有現實意義的，不光是對2500年前的人感興趣。死了2500年了，你弄個死人干什么，當然還是有針對性的。

《大師》：在您看來針對什么？

何兆武：一個國家總需要有個精神支柱。過去豎立一個形象，就是毛澤東思想，那是絕對的權威。后來毛澤東思想也不那么靈了。過去是馬列主義，現在不提馬列主義了。因為列寧、斯大林這條線否定得很多，不能提。
我們解放六十年了，前三十年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后三十年就是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就不是前三十年的正統的馬列主義了。改革開放也三十年了，所以現在需要一種新的理論，新的思想來支持。可是這個不成熟，我們沒提鄧小平思想，也沒提胡錦濤思想，都沒有提，我們總得有一個。就把孔子搬出來了。
中國的文化傳統里有一條，就是殘酷。

《大師》：說到藝術這塊，像京劇，你原來好像還挺喜歡看京劇的，是吧？

何兆武：對。

《大師》：但是知道演員吊嗓子、練功夫那些訓練，特別不人性化，你又覺得如果這樣的話，寧愿沒有京劇這門藝術？

何兆武：寧愿沒有，太殘酷了。中國的文化傳統，其中有一條，就是殘酷，我想這個是中國的特色。袁崇煥死了，大家還去吃他的肉。
還有刨祖墳，康有為死了40年了，后來斗保皇黨的時候，把康有為的墳給扒了，把康有為的尸首拿出來斗這個死反革命。這些中國特色的殘酷，你沒法理解。一個死人死了幾十年了，你斗他，有什么意思啊，他聽得懂你的話嗎？
現在是灰色的，因為年紀大了，不存希望了。

《大師》：年輕時候，跟王浩在大學里聊的，如果上帝答應你一個要求，你會選擇什么金錢、愛情、事業、名譽或者其他？你當時的答案是什么？

何兆武：我當時想最好的生活就是自由自在，就是自由。

《大師》：現在的答案呢？

何兆武：現在是灰色的，因為年紀大了，不存希望了。希望是年輕人的事情，不是老年人的事情。年老還有什么希望，希望都是年輕人的。

《大師》：你以前說過，喜歡出朱光潛先生提的，寧愿就這么一輩子慢慢走，什么也沒有安排。接下來要忙的，還是沒有打算？

何兆武：一個人的一生，是由很多偶然因素決定的，不是完全按照你自己的設想來走過來的。所以，沒法預言。我時常想，人類的歷史是兩個因素決定的，一個是必然的因素，比如說你的衣食住行，必須得解決，你要不吃飯就餓死了，你要不穿衣服就凍死了，這是必然的規律。
可是人的一生沒有必然的規定，偶然的因素太多了。比如說毛澤東遇見了江青，這也是很偶然的。他們兩個人見面了，必然結婚了，沒有這個必然性，這個是很偶然的。怎么碰著一個偶然的機會，兩個人見面了，但是這個影響是大的。
一個人走得很順利，一下垮了。一個人走得很不順利，可是沒垮，現在還在。

《大師》：何老，最后問一個感受性的問題。整個采訪聽下來，我們覺得您一直走在人生的邊上。您覺得這個感受對嗎？

何兆武：也可以這么說，人的一生有一部分是讓你親身經歷的，有一部分是你在外邊做一個旁觀者。我想起件事情來，比如說周一良周先生，是北大的，他是參加了梁效的。周一良跟李澤厚，兩個人非常相似就是年輕都出名了，很被人重視，而且確實有才有學，這是相同的地方。
不相同的地方，周先生文革的時候，很走紅，文革以后垮臺了。周先生自己老覺得想不通，我是奉命這么干的，又不是我要干的，是要我這么干的。那時候也叫李澤厚去干，李澤厚不干，李澤厚專門寫他的吃飯哲學。
兩條道路不同。可是現在李澤厚也不是很得意，因為社會科學院的學部委就沒他，學部委就是院士了。其實我覺得，不但我覺得，恐怕很多人都覺得，他夠格了，可是不給這院士。兩個人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年輕都出名了。但非常不相似的地方，一個人走得很順利，一下垮了。一個人走得很不順利，可是沒垮，現在還在。

（本文源于騰訊《大師》訪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