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臺：所有創痛都應該被溫柔治療

簡體傳統

來源　東方早報記者石劍峰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暢銷臺灣一個月有余，龍應臺終于松了口氣回到德國，并以臺灣出版商代表團成員身份參加法蘭克福書展，昨天還在書展場館做了一場名為《我如何解釋我自己》的專題演講。在參加書展間隙，龍應臺接受了《東方早報》專訪。

　　在法蘭克福書展上邂逅龍應臺幾次，《大江大海》中的主角之一小兒子菲利普時刻陪在媽媽左右——就算在采訪現場龍應臺說，如果你覺得無聊做自己的事去吧。正在上大學一年級的菲利普還是留了下來，傾聽母親如何回答記者提問。對于自己不同意的觀點，菲利普還會打斷母親說話，發表自己的意見，然后母子倆就開始激烈爭論，當然最后誰也沒說服誰。而這也是《大江大海》中不時發生的場景，在這本書中菲利普穿針引線在不同場合出現，帶領年輕讀者進入歷史深處。

　　試圖讓讀者進入1949年深處的《大江大海》，提出了反思、批判、懺悔、對話、傾聽等主題，不過對于這段特殊歷史的處理，激烈的反對和無意的誤解也在情理之中。不過，龍應臺說，“這是我該做的事情。” 龍應臺說寫作一開始，她關注的是1949年前后流離來臺的那200萬人，但后來她發現自己對那塊土地上原來已經存在的600萬人，所知更少，他們甚至比外省老兵更弱勢無聲，因此這本書后半隨著轉向，她也進入到臺灣鄉下本省人的故事。“他們正代表臺灣社會里，一個個從未被打開的記憶黑盒子。60年來，我們竟沒有問過這些身邊的人，你心里的痛是什么？如果傷痛的黑盒子沒有打開，就會繼續造成彼此的懷疑和政治的斗爭。”她說，“所有創痛都應該被溫柔治療，即使60年后也不晚。”

　　寫歷史的人，通常把光打在一將功成上，這本書是寫‘萬骨枯’。

　　早報：《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之后，馬上成為港臺暢銷書，目前累計銷售已經近20萬冊，對于這樣一部厚重的著作能夠被市場接受，這出乎你的意料嗎？

　　龍應臺：我其實沒有想過它會賣得怎么樣，特別是寫書的時候不會想市場的問題。但是后來，書出版之后把所有人特別是出版商都嚇了一跳，沒想到賣得那么好。臺灣和香港加起來一共3000萬人口，6周內印刷了20萬冊，這已經超過了我之前所有暢銷書的數量。所以《大江大海》的暢銷對我而言就是社會現象，告訴我一個信息，這種銷售量代表了什么？我在寫書的時候，預期是為社會集體療傷。在臺灣，60年來彼此不喜歡、沖突的兩個族群，我希望他們彼此了解，消除代跟代之間的鴻溝，通過這個書的銷售，已經發生了作用。比較意外的是香港，香港很少有書能賣過1萬冊，這本書在6周內賣了近4萬冊，一方面是香港人本身發生了和臺灣相似的過程——我們的父輩是這么過來的。但有多少大陸讀者在香港買了這本書？這個數量可能也很大。我寫這本書的時候第一讀者是臺灣讀者，但從頭到尾如影隨形的第二讀者是大陸讀者。

　　早報：《大江大海》這么暢銷也說明這本書不是一本學術性的歷史著作，它打動人的是它的文學性，不少讀者都是忍著淚水讀完這本書的。

　　龍應臺：幾乎所有的臺灣和香港讀者都對我說，他們帶著眼淚看完這本書。這就是文學的力量，我從頭到尾都不希望它是歷史書。

　　早報：可是在這樣一部文學性的書里出現那么多的歷史注釋，你為什么要故意打斷讀者的閱讀連貫性？
　　龍應臺：就文學閱讀而言，有那么多注釋是一個障礙，尤其是文學讀者在讀文本的時候，突然跑出一個號碼來。第一他不會去看注釋，第二他挺討厭它們，因為閱讀情感就這樣被打斷了。一位學者或者歷史學家，他對文學舞臺不會太了解，專門做文學的作者也不太會去做歷史資料的整理和研究，所以我個人花了很大力氣對歷史資料做功課，但最后要用文學來呈現。文學和歷史這兩者之間有張力存在，會引起爭議。這些爭議我暫時沒有回應，我想讓讀者的閱讀維持其飽滿性。所以，這本書本質上還是一本文學作品。我做資料研究就像在腿上綁了石頭，當我進入文學舞臺的時候，就必須把綁它們的繩子全部剪斷，要像蜻蜓翅膀一樣輕盈。

　　早報：你說在寫作《大江大海》期間，強忍住自己不要流淚，書出版了之后呢？

　　龍應臺：人是很渺小。寫歷史的人，通常把光打在一將功成上，這本書是寫“萬骨
枯”。這對我這個寫作者確實有點殘酷。在寫作的時候，專心致志到一個程度，情感是不能進來的。我寫完之后，反而是更加平靜，這種平靜像為亡魂上完一炷香后的平靜。所以這本書完了之后，一段時間內我將不再寫東西，這有一種內傷，我需要去慢慢療傷。

　早報：你從《請用文明來說服我》到《親愛的安德烈》、《目送》然后這本更大的“目送”《大江大海》，讀者可以看到它們有一個延續性在里面。而且你的敘事對象都是你的兒子安德烈和菲利普，這是你特意安排的敘事手法？

　龍應臺：是的。比如說，《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為什么以菲利普為寫作對象？首先很私人的原因是，菲利普從小對歷史很感興趣。此外，我希望這本書能在族群和族群間、代與代之間做一個跨越。我太了解臺灣年輕一代不知道誰是陳誠，甚至連孫中山是誰都不知道。我寫書時，幫我校對的年輕人，他不知道“孫立人”三個字怎么寫，講到黃百韜就問是國民黨這邊的還是共產黨這邊的。我想做代跟代之間的橋梁。所以把菲利普作為敘述對象，如果這本書能被一個19歲的歐洲青年接受，那說不定20歲這一代的中國讀者也能接受。菲利普作為書中敘述對象，他出現不多，但很關鍵。他在書開始的時候出現，然后像河流進入地下，可是到了討論納粹“罪與罚”時他出現了，到了最后他在想要不要服兵役時，又出現了。那是文學的考量，也可以拉近年輕讀者，我寫這本書非常重視怎么讓年輕人進來。

　　早報:安德烈和菲利普頻頻成為你書中的主角，他們接受嗎？

　龍應臺：菲利普還沒有讀呢。他知道我寫了這樣一本書，但還不知道我的細節。《親愛的安德烈》里，我和安德烈是平等的交換，而在這本書里，菲利普自己的聲音還沒出現，但等到他看到德文、英文版的時候，他可能會發出反對的聲音了。

　　我對這本書完全不求客觀和史實，如果你對我說1949應該是這樣的，我會對他說，我看到的是這樣的。

　　早報：我知道我們現在看到的《大江大海》章節順序與你剛剛完成的最初版本是不一樣的，因為目前的版本章節順序更能體現你的父母輩在那段歷史中的艱辛，所以我更情愿把《大江大海》看作是你個人的家族史。

　　龍應臺：這種理解符合我創作的原意，但是它出來之后，大家愿意賦予它更大的主題。對此我也無能為力。我對這本書完全不求客觀和史實，如果你對我說1949應該是這樣的，對不起，這不是我想做的事情，我會對他說，我看到的是這樣的。這個世界上到底有沒有一個叫史實的東西，我在這本書里不在乎。

　　如果別人對1949有不同的看法，那就應該有更多人去寫啊！但到現在為止，寫1949，大陸的書大部分是寫戰爭，寫軍事和政治；臺灣這邊寫1949，大部分是關于蔣介石如何，宋子文如何，基本上都是大人物的幕后解密，要不然就是黃金和故宮文物是怎么運過來的，所以像我這樣的比較少。

　　早報：可是在“2009”這個時間點上，還是出現了不少個人回憶性質的著作，比如成英姝和父親成湯合著的口述著作《我曾是流亡學生》，著名作家齊邦媛《巨流河》等，你的歷史記憶創作和他們的不同之處在哪里？

龍應臺：有一點要注意，這本書不只是關于200多萬外省人的，相當部分是關于1949之前就居住在臺灣的600萬本省人。寫這本書，我其實花了很大工夫寫這600萬人。對于1949，人們第一個反射的動作就是，你要寫外省人，好像1949是這群人唯一擁有和壟斷的。我寫這本書心里想的是，其實不是這樣的。如果不去了解本省的600萬臺灣人情感和傷痕，你無法理解自己父母這代外省人。在這個閱讀資料的過程中我才了解到，以前我們對1949年的認識限定在被丟來的外省人，這是非常片面的。所以，才會有這本書與其他相似題材不同的地方，它往回走，走到1945甚至1942。

　　尤其在寫本省人的時候，我覺得他們更悲慘，因為他被自己的國家一次、二次的背叛，他們更失落。其實臺灣人的長輩比我們外省父母受的傷害更深。

　　早報：我知道這本書你從1999年就開始構想創作，但直到今年9月才出版，這給許多人感覺你在臺灣寫作，也是在特意追1949這個時間點，這樣賦予這本書更多含義。

　　龍應臺：第一次意識到我的書會在9月出版，然后變成對臺灣的“獻禮書”，我自己都嚇了一大跳。因為1999年我就開始打算寫了，而到了去年才下定決心寫這本書是因為父親的去世，這讓我意識到了時間的急迫感。我壓迫自己一年內一定要完成，之所以書會在9月完成出版，因為9月我要在香港大學開課了。這也可能是冥冥之中的事情。我在閉關寫作的時候，根本不知道《建國大業》這部電影，當書出來的時候，結果有人開玩笑說《建國大業》Vs《大江大海》。這本書在9月出版可以說是冥冥之中的機緣巧合，但也該到了寫這段歷史的時候了，否則1949年就只有一個聲音。發現有這個巧合，我也覺得很安慰。

　　早報：前面幾個月，臺灣出版一批以1949為主題的書，是不是臺灣也在反思？

　　龍應臺：臺灣這邊對歷史的反思基本上很少，這比不上大陸。因為只有壓迫才想往深處走，去做靈魂的探索。臺灣這里沒有探索靈魂的迫切感，臺灣這里有反思嗎？沒有人在意，連知識分子也很少。我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對讀者沒有預期，因為我一直担心讀者進不來，然后這本書就無聲無息地走過。但就算《大江大海》無聲無息的話我也能接受，因為這是我該做的事情。

　　早報：你寫這本書最大的愿望是為戰爭說聲對不起。

　　龍應臺：建國60年，除了歡呼勝利，還需要一點追思，畢竟當年的戰爭死了那么多人。或者最低限度的，大家都不要用一些詞來描述對方。因為我在寫作中發現，原來同一個戰場上，勝利和失敗的雙方可能都是山東、東北的子弟，很可能是同一個村子出來的，這太殘忍了。所以我們還需要一點悲傷的紀念。

　　早報：不過這本書在臺灣，藍綠雙方都有爭議。

　　龍應臺：我寫的時候，我也知道有政治的暗潮。書還在報紙上有節選連載的時候，就有讀者寫信過來說，我描述的“二二八”污蔑了我們外省人，沒有“二二八”的鎮壓還會有現在的臺灣嗎？而另外一邊也有反應，但主流的反應不是這樣的。所以還是很欣慰。我對于那些戰爭中死去的人給予靈魂安慰，我們基金會每天都接到八九十歲老兵的電話，他們很激動把他們的故事講出來。不過對于書中的某些內容，就算是臺灣也不能完全接受，因為臺灣這邊也有刺痛比如對于臺灣籍日本兵的描述，刺傷很多人習慣性的感情，可能挑戰某些人的底線。

　　而年輕一代，更應重新認識那個時代，對那個時代有尊敬和體恤。大陸人接觸臺灣人，常常說臺灣人天真。你的天真是因為你的上一代經歷了艱辛的掙扎，為你贏得了今天的和平安定。所以你對你的天真要有感恩，這也是這本書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