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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讓中國轉變為“民族國家”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甲午戰爭恰恰引導了中國民族國家的形成。如果沒有這場甲午戰爭，我們可能還無法轉變為一個民族國家。我們去看梁啟超的作品、康有為的作品，他們所強調的大概都是這個意思，這是中國民族幾千年來的一次大覺醒，之前的中國并不是一個國家，而僅僅是一個文明體，這樣我們才能理解古典中國的“天下”、“國家”意識和我們后來講的近代國家完全不一樣。

中國古典狀態特別是到秦漢以后，就是一家一姓的天下。我們可以看到在清代立足中原以后，它的建構就是打江山坐江山，沒有和天下人民共享的問題，是愛新覺羅家族領著王爺們把天下打下來，因此王位是一代二代傳下來，這在中國古典兩千年的帝制中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我們讀清代史料、明代史料都會覺得天下并不是人民的天下，而是皇上的天下，這點是中國古典帝制時代的一個基本原則，就算推翻這個皇帝，也要重新立個皇帝，還是“家天下”。“家天下”不是近代民族國家的問題。

日本在近代之前也不是一個民族國家。民族國家的概念是16、17世紀之后在西方產生的。隨著西方的崛起和西方人民生活方式的變化，特別是生產力的發展，逐漸形成了民族國家。伴隨西方人向東方擴展的過程中開始影響東方。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人、日本人的國家觀念慢慢形成。同樣是慢慢形成，中日卻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很大差異，中國面對西方和日本面對西方的差別在于中國體量太大，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和西方之間的接觸不比日本遲，但由于中國的腹地太大，因此中國的社會結構一直維持著士農工商，市民社會。這種市民社會的結構始終沒有打破，而且也沒有辦法打破。從16世紀以后，一直到18世紀，都沒有辦法使中國國家觀念和整個社會結構發生根本的改變。

到了乾隆晚期，西方要強制性進入中國，中國仍然可以拒絕不讓它進來。這并不是我們今天講的帝國主義和殖民問題。我個人越來越比較傾向于認為這是商品、資本和市場問題，其實更多時候不存在一個“帝國主義”的問題。當然有一個殖民問題，殖民是什么，16世紀之后西方對外的殖民影響了中國，影響了整個遠東，這是事實。

到了18世紀，特別是19世紀，就沒辦法了。19世紀的西方力量很強大，就強制性地進來。我們看兩次鴉片戰爭，就是西方強制性地進入中國。但也并沒有使中國的國家觀念發生改變。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第二次鴉片戰爭，這二十年時間中國人的國家觀念并沒有變化，在1840—1860年的中國，老百姓沒有發言權，因為朝廷才是最終決策人，天下是他們的。直到1860年之后，兩次鴉片戰爭發生之后才開始發生變化，國家觀念慢慢有所調整，但這個調整也和日本不同。

至今我們仍沉溺在失敗的陰影中

日本在漫長的過程中也是受到西方的影響。但這種接觸，因日本的體量小，加上日本天皇體制一脈相承，而且宗教意識和中國不一樣。在西方勢力進來以后，可以感覺到日本的變化和中國不一樣。日本的變化當然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外部因素，日本在1854年之后的變化和中國1850年之后的變化有很大不同，中國被兩次打敗之后被迫學習西方，重新調整自己的政策。因此中國在一個漫長的時間里，甚至可以講一直到今天我們還沉溺在失敗之后的陰影中。

習主席講的中國夢和美國夢相通更多是魏源所講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日本1853年面對著與中國同樣的問題，美國的船只到日本去，比中國面對英國的壓力晚了13年的時間，但日本選擇的策略和中國完全不一樣，日本吸取了中國的教訓，中國是打敗而開放，日本是不打不敗而開放。不打不敗而開放和打敗之后而開放在國民心里留下的烙印有很大不同。

“不平等”條約真的不平等？

另外日本對于開放和通商的理解跟中國人不一樣，我們一直到最近幾十年，都將近代中國幾次以通商為主導的條約定性為不平等條約，例如《南京條約》和《北京條約》。包括今天晚上談的日本和朝鮮之間的《江華條約》，也被定義為不平等條約，其實這種定位源于我們對通商固有的抵觸。

我們認為通商不是我們到英國通商，而是英國商品資本到中國來。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們對通商的理解是單向的，根本就沒有想到170年之后中國的商品和資本是要走向世界的。

再看看日本，在1854年之后美日之間達成的條約是雙向的，這也說明日本跟我們的想法有很大的差異。日本在通商之后，經過1868年明治維新的改造，日本在政治、軍事和整個國家體制上向近代國家建構靠拢。特別是1870年以后，福澤諭吉講“脫亞入歐”，他講的“脫亞入歐”是完全擺脫亞洲的負面影響，就像今天我們講日本那樣。我們今天講中國不幸遇到了兩個惡鄰，其中一個便是日本。這其實是120年前福澤諭吉的原話，說日本遇到了中國和朝鮮兩個惡鄰。實際上，日本脫亞入歐，用西方民主國家的理論重新改造了自己的政治架構，因此我們才可以看到，經過幾十年的政治改造，日本國內政治家、它的軍事體制、它的國民動員、它的教育、行政以及金融體制等方方面面都走向了一個近代民主國家。

“家天下”的中國與“公天下”的日本

在這幾年的討論中，我們其實都在講一個問題，我并不一定認同這個說法：一個中世紀的中國面對一個近代的日本。我認為當時兩國的差異可能是一個家天下和一個公天下的區別。

日本經過民主國家的改造之后，走到了公天下，日本國民對戰爭以及對于李鴻章在日本遇刺的情緒和中國很不一樣。中國國民對甲午戰爭的態度，賈逸君的回憶錄中有講到。他講中國的老百姓，五年之后，到1900年時，通過到農村賣油的商人才知道在黃海有過一次戰爭。五年之后像是在講述一個和自己完全無關的故事。再看日本，李鴻章遇刺之后，日本國民對國家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跟中國完全不同，日本在明治維新過程中，完成了近代民主國家的建構。

1895年之后我們亦步亦趨地學習日本怎么建構他的國家。日本最重要的改革是廢藩置縣，這是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后最重要的一個國民制度的體現。這直接涉及到中國的利益，也涉及到120年之后中國仍然講的琉球問題。琉球本身是從明代洪武年間開始和中國打交道的中國藩屬，但琉球在明代中期、晚期成為日本的藩邦，等于說琉球是“一妻侍兩夫”。

在明治維新開始之后，日本將琉球廢藩置縣首當其沖遇到了這個問題。我們今天不理解，覺得日本把琉球改造成這種新路，損害了中國的核心利益，這是今天中國人的理解，而當年清廷并不這般理解，因為中國沒有經過改造，中國仍然維持了一種“家天下”的原則，在“家天下”背景中，皇上說應該發展經濟就發展經濟，皇上說建堅船利炮就發展堅船利炮，1860—1894年，這漫長的三十多年中國的政治架構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在甲午海戰之前中日的差距慢慢拉大。日本經過明治維新的改造之后，慢慢成為一個近代民主國家。特別是到1889年日本憲法公布以后，它的政治架構更明朗。政治架構就是憲政體制，這個憲政體制使中國清廷方面對日本的判斷發生巨大的誤差。

甲午戰后中國開始近代民族轉型

1890年之后日本實行憲政架構，日本的議會，就像今天臺灣的議會一樣，整天打架，我們中國駐日本的公使就不太理解，之前駐日的公使對日本的理解比較深刻，那是因為沒有憲政架構。但日本實行憲政架構后，日本國會內部的黨派沖突恰恰使我們的駐日公使判斷日本這個國家是分裂的，沒有力量的，因此可以趁這個機會在朝鮮動手。駐日公使、駐朝鮮最高負責人袁世凱，對日本做出的都是這樣的判斷。

這兒我想講，甲午戰爭中的國家觀，經過甲午戰爭特別是中國被打敗之后，中國的面貌完全不一樣。我們看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之后，當年中國人是怎么處理的？不久，清廷發布了變法維新的詔書，希望各個大臣內外溝通能夠提建議。所以1895年下半年一個維新思潮慢慢起來。到1895年下半年開始到1896年、1897年，這短短的一兩年時間里，清政府沿著日本明治維新的路線改造中國的政治架構，釋放中國的社會，釋放中國原來的經濟管制。

中國在那之前，政治是大一統的，地方沒有什么自治的權利，地方的督撫沒有權利按地方特色改變政策。李鴻章在甲午戰爭之前當直隸總督當了24年。但李鴻章在直隸地界，20多年沒有讓直隸發生大變化，為什么？因為朝廷沒有這方面的授權，地方沒有辦法去做。

但甲午戰爭之后就不一樣了，甲午戰爭之后一個最典型的例子是在《馬關條約》該簽不該，新任命的湖南巡撫陳寶箴，他上任不久正好朝廷開始主張一點維新變革，陳寶箴就很快（其子陳三立和新知識界的人有聯系，和康有為、梁啟超有聯系）把新人物引到湖南去。在短短兩年時間內，湖南地方的自治就得以實行起來，這是中央政府在1895年《馬關條約》后在政治上向地方釋放權力。

對整個社會也是這樣。中國傳統是結黨就營私，而不允許政黨、社會團體的存在。但《馬關條約》簽訂之后，中國政府很快釋放了對社會的控制，梁啟超在北京、上海成立了接近于近代意義上的政黨組織——強學會。之后，全國政治類的組織和非政治類的組織在那時也慢慢成長起來。我們都不太清楚1895—1898年幾年間中國究竟成立了多少新團體。這是在社會層面上的權力釋放。

另外在《馬關條約》之前，中國在很長一段時間也對報紙和傳媒有所了解，因為傳教士在1860年代、1870年代在中國辦了一大批報紙和雜志。中國人也有自己報紙和雜志。但李鴻章在1896年到歐洲訪問時講，中國有報紙而沒有新聞，為什么？因為新聞都是朝廷發布，朝廷沒有發布新聞就不能采集新聞。所以1895年之前中國政府對新聞的管制是自律的，沒有不讓編輯大人去寫，但編輯大人自己就說我不能去寫。這是社會沒有走向建構的狀態。《馬關條約》之后，清廷走向維新，這些都在改變。同時還涉及到教育制度和軍事制度的改變。

通過甲午戰爭慢慢的調整，中國才開始慢慢地向一個近代民主國家去轉型。一場戰爭當然給中國帶來巨大的災難，朝鮮獨立了，朝鮮獨立本身也就是近代民族國家建構的一個結果，因為我們一直講朝鮮是我們的藩國。但朝鮮人對這個問題怎么想？早些天我跟深圳一家報紙專門寫這個問題，甲午戰爭一定要超越東亞、超越歷史，要站在中、日、韓三個國家的立場看。我們所里老先生多年前就寫過一篇章：近代中國所謂不平等條約更多不是西方近代國家對中國的不平等，而是中國對原來藩國的不平等。為什么中國會出現這些問題？為什么從1871年之后琉球開始離開，中國從宗藩國走向解體？是因為我們沒有近代民族國家的概念，沒有大英帝國處理殖民地善后的經驗，還是因為我們沒有幫朝鮮建立一個近代國家。有朋友提出異議，中國本身不是一個近代國家，怎么幫他建立近代國家？我想說，中國通過這場戰爭有所損失，但我們自己本身也在這個過程中慢慢成長，李鴻章講“三千年中國未有之大變局”，恰恰是甲午戰爭使中國在長夢中驚醒，一個新的民族國家在這個過程中建立起來。

馬勇，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學術史及儒家經學、近代中國文化、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化史、中國文明史等研究。辛亥革命及辛亥時期，是馬勇教授的一個研究重點，先后著有《辛亥后帝制復辟思潮平析》、《辛亥后尊孔思潮評議》、《辛亥革命后復辟思潮的文化審視》、《辛亥后復辟運動的社會心理基礎》、《辛亥革命時期的思想文化》、《辛亥后尊孔讀經思潮平議—以嚴復為中心》等書，對辛亥前后中國思想發展作出全新估價，對于許多有爭議的問題提出了新看法。

騰訊思享會 2015-08-23 08:3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