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中的朱葆三

簡體傳統

朱葆三（1848～1926）是定海旅滬巨富之一
　　朱葆三做人以信義為本，深得上海工商界的信賴。從光緒十六年（1890）任英商和平洋行買辦起,先后獨資或合資興辦企業30余家，他對中國現代金融、工商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同時他還積極參與了辛亥革命活動并立下汗馬功勞。
　　1 辛亥革命前，朱葆三等發起組織“寧商總會”等
　　1898年，清政府下令各省設商務局，1902年上海成立了商會會議公所。 1904年，上海商會會議公所改稱為上海商務總會，總理為曾鑄，協理即為朱葆三。1905年7月21日，上海商務總會因美國限制華工入境和虐待華工，發動抵制美貨和收回蘇浙鐵路權利的斗爭，各行業有代表性的企業家，滬上洋廣五金業的朱葆三和火油業、洋布業、鐵業、械器業、面粉業、木業的一些商賈當即在大會上簽名，不訂美貨；并即擬訂通告全國35個埠的電稿。朱葆三當時作為上海商務總會協理，在反對美國虐待華工的斗爭中，團結其他行業的工商界代表人物，堅定地站在上海商務總會總理曾鑄的一邊，在這次工商界反帝愛國斗爭中，表現得很積極，很活躍。
　　辛亥革命前，朱葆三、虞洽卿等“寧波幫”頭面人物在上海公共租界云南路發起組織“寧商總會”，他們為革命黨人提供秘密活動場所，資助活動經費。寧商總會執有香港英國政府注冊的公共租界工部局第一號總部總會執照，公共租界巡捕房未經會審公堂的允準，不得任意到寧商總會內搜查財物和拘捕任何人，朱葆三、虞洽卿等人在業余時間經常去寧商總會打牌，約人會談；同時也是掩護革命黨人秘密集會、暫避風頭等最好的掩護所。朱葆三還與上海總商會董事、出口公會發起人、寧波人陸維鏞和棉布業出身的寧波人虞薌山等寧波幫人氏，共同發起組織“商界共和團”，這個組織擁有武器，是一個資產階級準軍事性質的武裝團體，成員來自工人、學生及工商企業職工等不同階層，他們接受過軍事訓練。到1911年春，上海商團成員人數已達數千人，這個原由上海道臺掌握的商團，后來卻成了參加辛亥革命的上海起義部隊，這是清政府統治者們始料不及的。
　　1911年，清政府皇族內閣成立，宣告憲政運動的破產，朱葆三開始正式與清政府決裂，在上海地區響應武昌起義進行緊張部署之際，他與商務總會中一部分紳商悄悄策動清政府軍警部隊反戈起義。
　　2 朱葆三成為辛亥革命上海起義一舉成功的關鍵性人物
　　朱葆三在辛亥革命那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已逐漸覺察到清政府所謂“君主立憲”不過是打著幌子的騙局，他認為中國腐朽沒落的封建統治已步入風燭殘年，推翻清王朝已成為民心所向，眾望所歸。所以他在不同程度上對革命黨人的活動表示同情和支持，并把變革的期望寄托在他們身上。當時上海有清軍5個巡防營駐守，姜國梁為統領兼吳淞炮臺總臺官。辛亥革命前夕，革命黨人陳其美通過姜國梁的貴州同鄉周南陔進行聯絡，要姜完全接受同盟會的調度和指揮，并安排一位姓楊的商人出面宴請姜，應邀出席宴會的還有陳其美、李平書、朱葆三、王一亭、吳懷疚和周梁陔等，席間大家一致贊成革命。這次宴請，堅定了姜國梁倒向同盟會的決心。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發，在這場革命大潮中，朱葆三經受了“血與火”的洗禮。朱葆三在1911年初通過沈縵云與陳其美相識，為掩護革命黨人活動，曾長期包租粵華菜館一間房和清和坊里一座琴樓別墅，作為革命黨的秘密據點。 11月3日，清政府南京督署電示上海道臺：“上海革命起事，商團盡叛，已分南京、松江兩地進兵。無論革命黨、商團，擒獲者，全數正法。 ”朱葆三從上海道臺劉燕翼處獲悉這個消息后，立即潛往商團司令部密告李平書，隨后偕同劉燕翼、上海知縣田寶榮一起越墻逃往租界洋務局避難。城內文武官吏頓時群龍無首，紛紛出逃。是日，陳其美在上海領導革命黨人發動了起義，攻占江南制造總局。 11月4日，上海城未經戰斗即被商團占領，宣告光復。
　　上海起義之后，11月7日，滬軍都督府成立，陳其美被推選為滬軍都督。隨后組織聯軍，攻占南京，并通電獨立各省，籌建臨時政府。上海光復后，朱葆三又任上海商務公所會長，他與虞洽卿等工商金融人士組成財政研究會，以上海商務公所為議事機構，作為上海軍政府進行財政決策的智囊機構，上海商務公所由此博得了革命商會的稱號。 12月2日，滬軍都督府會同各界有關人士，在張園集會。在這次大會上，公推年逾花甲的朱葆三任財政總長（次年辭職），接替另有重任的沈縵云。這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職位。除了他與中外銀行以及錢莊有密切廣泛的聯系外，還因為他品行端正，不營私舞弊，在同仁中有良好的信譽，時人說他“做人以信義為本”。那時，滬上商業不景氣，金融動蕩，而戰事頻頻，各省援鄂、攻徐、援皖、攻魯以及北伐諸軍都取道上海，軍費開支甚大，“大至一師一旅之經營、小至一宿一餐之供給，莫不于滬軍是責”。受任于危難之際的朱葆三，深知自己責任重大，任職期間他不為自己開支薪水、車馬費用，他所聘之顧問、參議等“亦各同盡義務”。朱葆三不負眾望，為新政權向上海商人借款十萬五千兩白銀，向日本三井洋行借三十萬兩白銀。
　　革命黨人要求提用上海道臺衙門存在各錢莊庚子賠款，原道臺劉燕翼已逃往租界，存折交比利時領事保管。錢莊不見道臺印鑒及存折，不肯付款，都督府軟禁錢莊業領袖也無用。沒有想到各國駐滬領事借口尚未承認革命政府，不允許將各錢莊的存折交出，而錢莊方面則堅持錢業的祖制：沒有存折不能付款。盛怒的革命都督陳其美下令軟禁錢業會館的董事朱五樓，一時間，上海錢莊的大小老板都陷入了恐懼之中。關鍵時刻，朱葆三多次出面斡旋，商量出一個通融的辦法：錢莊在公款內劃出白銀10萬兩，以濟都督府一時之需。這筆劃款，由清政府滬道臺存于錢莊的款項抵付，但如外人干預，仍由都督府出面擺平。這個辦法需要由時任都督府財政總長的朱葆三核收，出具收據担保各錢莊不受連累才照付，實際上是要求朱葆三以自己的個人信譽担保，僅此一項朱葆三先后向都督府提供36萬兩白銀。他還以自己的聲譽作担保，向多家外資銀行和華資銀行取得借款，還獲得工商企業許多捐款。故有“上海道臺一顆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之諺。朱葆三上任之后，正如他于1912年12月11日在《朱葆三呈孫大總統滬軍都督文》中所述，“兢兢業業……勉盡天職”。 12月，中華銀行成立，朱葆三出任董事部董事，為供給上海軍政費用，他以軍用鈔票抵押，向外商、錢莊以及工商各界借款，彌補了每月逾百萬的開支。是年，朱葆三雖然任職上海財政總長僅幾個月，但他力挽狂瀾的歷史功績不可磨滅。
　　3 “二次革命”失敗后朱葆三仍然竭盡全力支持革命黨人
　　1912年2月，南京的革命臨時政府與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妥協。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改選袁世凱出任，以換取袁及北洋軍支持革命，迫使清帝退位。 9月1日，張勛武衛前軍攻克南京，各地宣布取消獨立。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等被通緝，相繼逃亡日本。在孫中山等革命黨人于1913年發動的討伐袁世凱的“二次革命”時，朱葆三還是努力為他籌款。 10月6日，國會選出袁為第一任正式大總統。袁世凱上臺后，時局大變，朱葆三心灰意冷，無心政治。“二次革命”失敗后，朱葆三仍然竭盡全力支持革命黨人。
　　陳果夫后來回憶說：“二次革命失敗之后，我所認識而能想念得到的上海老商人，只有朱葆三、沈縵云二位先生，在我們困難之中，籌款接濟我們以助力，可說是真正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