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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化發端于西歐，爾后波及全球，成為世界各國發展一個方向。現代化已經使全球社會發生了深刻變化，既有物質財富的極大增長，又有精神面貌和生活方式的進步與豐富。但現代化進程在各國并不平衡，尤其是在后起現代化國家中更面臨著一系列嚴重挑戰，如貧富懸殊、環境惡化、拜金主義、精神空虛、犯罪率上升乃至社會政治動蕩等，這些問題嚴重制約著正處于現代化進程中國家的發展。事實上，現代化發展的不平衡還集中體現在同一個國家內部的不平衡性。整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階段，中國作為一個“超大規模”的社會，不僅面臨著全球現代化浪潮的沖擊，而且受到來自本國內部不同程度的現代化要求的壓力。本文所討論的，乃是總體上處于經濟上較為貧困落后、文化上與工業文明具有較大距離的民族地區現代化的幾個重大問題。
　　　　　　多重社會跨越：民族地區現代化的宏觀背景
　　當前中國社會一個極其顯著的特征就是多重轉型同時并存，社會發展的梯級差距不斷拉大，導致民族地區要在較短的歷史時期內基本同步地完成多重的社會跨越，這不能不說是民族地區現代化宏觀背景的一個突出特點。
　　以民族地區為基點，她要與國內發達地區同步協調發展；同時，整個國家又要在一百年左右時間內基本完成現代化任務。這等于說民族地區至少要同時完成兩個社會跨越，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從整個中國向現代化的跨越來看，制約因素很多，這里僅僅從一個方面說明：“現代化問題與“全球化”密不可分。有人在分析全球化的表現時曾列舉出：（1）交通全球化；（2）信息全球化；（3）知識技術全球化；（4）市場經濟全球化；（5）解決社會問題全球化，等等。顯然， 全球化是當代社會各種要素在世界范圍內流動、融合并在一定程度上構成某種超國家的全球體系的過程，其基本動因乃是世界市場的財富流動、集聚和重新分配，由此造成世界范圍內的利益組合、依賴關系，并不斷沖擊既存的國家政治權力和民族文化理念，進而引發更深層次的全球化過程。換一句說，由于這種利益組合、依賴關系，世界日益變成一個承担不同分工的功能上相互補充和依賴的整體。這可以用法國著名學者杜爾凱姆關于社會聚合方式的概念加以說明。他發現，人類社會個體之間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聚合方式。一種是彼此相似的同質個體之間的機械團結；一種則是彼此異質的個體由于功能上的相互補充和依賴而形成的有機團結。全球化進程的擴大和深入，一個重要原因正是整個世界越來越具有異質互補特征而聯結在一起。整個中國要完成的現代化跨越實質上就是，中國是作為整個世界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不是一個單獨的“世界”發揮其愈益重要的作用。
　　從民族地區要完成的第二個社會跨越看，較之第一個跨越在文化的深層則更具有同質個體社會的某些特征。對任何一個民族來說，它必須占有一片特定的自然空間，同時還要以各種方式同其他民族共存，即占據某一固定的生存生境，在這一生境上生長起來的文化則具有其獨有的特性。文化具有的特性中，有兩個方面對于民族地區的現代化的制約不能不加以考慮：一是文化具有單一的歸屬性；二是文化具有完整性。這就使得任何一種文化均有其生存、延續和發展的軌跡，不必靠他種文化的幫助而更新，甚至反而對他種文化產生一種拒斥性。中國近代以來現代化歷程的事實無不說明了這點，任何一項從西方引入的文化因子與制度如果無法在中國文化土壤里找到支持、配合因素則不能成活，至少無法充分發揮其良性效能。而當前許多扶貧項目的失敗亦無不昭示了這一點。再比如，中東石油國可以擁有巨大財富，但這些資金卻被存到外國銀行里，而凸現出其民族文化與西方工業文明“貌合神離”的特點。也許完成民族地區與國內其他發達地區同步協調發展的跨越更為困難。從改革的實際歷程來看，東部沿海地區與民族地區的社會經濟差距不是縮小了而是擴大了，并且在今后一個時期內這種差距會繼續加劇。另外，改革的一個思路實際上就是以利益為社會驅動源促使具備條件的東部沿海地區日益融入全球化軌道，無形之中疏離了本應與其更緊密的民族地區，而使民族地區與其他發達地區的“同質個體”特征表現得更為明顯。這就必然導致采用極大地加強縱向的中央權威調控方式才能維持中國這一超大規模社會的秩序。這樣一種態勢，雖然我們可以采取一定措施加以克服，但總的來看卻不利于中國內部各地區間異質個體性質的自愿有機團結。
　　梯級差距擴大條件下的多種社會轉型導致民族地區可能同時進行不同的社會跨越，從而極大地加劇了其現代化任務的艱巨性。但是從另一方面看，這一背景條件也可能更有利于民族地區的發展。從實現經濟躍遷的角度看，這種較大的多重梯級差距對民族地區是非常有利的，整個中國社會經濟自身發展及其環境因素積累能量達到了相當程度；這種相對區別的社會經濟系統間的級差，是民族地區發展的巨大潛在勢能并在一定條件下可以充分發揮出來；具有中央政府為其主動提供的強大政治保障；更為關鍵的是，民族地區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越來越真正在深層次融入中國“主流文化”，這就為民族地區的現代化提供了一種自覺動力因素。
　　　　　　互動與沖突：民族地區現代化的幾個關系
　　民族地區現代化所涉及的關系很多，這里僅就其中三對關系進行闡述：中央與民族地區的關系；民族地區與沿海地區的關系；民族地區政府與社會的關系。
　　首先是中央與民族地區的關系。前面提到民族地區與沿海發達地區同質個體性質的結合，這種方式的實質在于文化的完整性特征的顯現，即文化在需求、結構和功能上的獨立性和自足性，使之不能通過功能的相互補充和依賴來形成自愿的有機聯合，而需要在其上建立一種強大的權威性系統來協調、控制，實現社會整合功能。從某種意義講，民族區域自治的推行也正是出于這種需要。在這種視角下，民族地區與中央的關系對于民族地區的現代化就具有了特殊的現實意義。總的來說，中央政府應在民族地區現代化上發揮這樣幾個方面的功能：（1 ）創造有利的民族地區的文化運作外部環境；（2 ）完善和改進民族地區文化運作的生存生境；（3）調整或強化民族地區文化系統各組成部分的協調、高效、有序的運作；（4）真正保證民族地區正常的迅速的物質生產。關鍵是要保證提高富余能量的充分發揮，增強國內發達地區與民族地區之間的互助力，亦即代償力，及其效益。比如，為加強中西部地區發展，國家財政稅收中的轉移支付，以及其它方面對民族地區傾斜的政策輸出自然就構成了一個呈不斷增長趨勢的文化實際影響力，也就是代償力。有代償力就有民族的排抗力，也就必須發生投放效益的衰減，這是我們無力改變的事實。為了提高這種效益，我們應盡可能選擇有利的投放對象，避免不利對象。否則投入的代償力再多，由于大幅度衰減，不僅達不到目的，反而會造成中央政府的極大財政負担。
　　其次是民族地區與沿海發達地區之間的關系。前面的分析指出了民族地區與沿海發達地區的聯合具有同質個體社會的特征，更準確的說，是處在同質個體結合向異質個體結合的過渡之中顯現出來的特點。在文化的不同結構層面上，包括：（1）社會經濟、生存生境（分布）； （2）社會組織、習俗和制度等；（3）信仰、倫理觀念等。這三個層面都存在大量的甚至是基礎性的差別，這都導致了同質個體性，社會的結合總是存在一定的疏離和違悖。比如，改革開放以來，瑤族布努支的貧困引起了中央的關注，在人力、物力上對其分布區進行了大規模的救濟和扶貧活動。但迄今未收到顯著實效，投入的物資和資金大部分未轉化為生產資料而變成了消費品。再如現代產品如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在一些貧困地區純粹只是身份地位的某種“象征”，因為這些地方尚未通電。這些都說明，在代表現代化方向的文化未能真正有效地涵蓋民族地區的整個社會生活之前，單純靠加大發達地區積累起來的代償力對民族地區作“沖擊式”扶貧來求發展是極不現實的。很多貧困地區不僅未能從救濟扶貧中改變落后面貌，反而把這種過于慷慨的資助視為可以信賴的外部因素，直接影響了他們自立自強能力的發揮。一些貧困地區的領導甚至把爭取到貧困縣帽子作為工作實績不能不說是一個極好的詮釋。因此在處理民族地區與沿海發達地區關系問題上，合理的選擇只能是大力運用現有的中央權威，以市場經濟為向度，誘導自主的異質個體在社會內部生長并成熟，真正使民族地區在功能、需求上不再具有自足性、自主性，而與其他地區成為功能互補的異質個體，使代表現代化方向的文化有效涵蓋民族地區。只有在這一條件下，民族地區的現代化才能說是具備了基本前提。
　　最后是民族地區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政府是從社會中分化出來的管理機構，推動社會的發展是其存在的基本理由。民族地區政府對于現代化的責任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充分發揮民族地區“系統”外富余能量的代償力效益，從文化的第一層面，即經濟和生存生境的改進、發展入手，為民族地區的文化變遷創造有利條件；政府自身對于來自各方面的沖突及由此引發的互動持主動迎納態度，并在文化的組織、制度層面作出合理的安排，既發揮社會經濟自身引發的“誘致性變遷”作用，同時又積極發揮政府法令引起的“強制性變遷”作用，并使之在本文化系統中找到支持、配合因素，從而具有合法性；直接運用政府的合法性權威資源，調整民族地區社會成員的信仰體系和倫理觀念成分，并在某種沖突中逐步實現該文化層面的變遷。
　　結束上面的分析之前，還有必要指出一點，社會梯級差距引發的沖突不僅僅只具有消極作用，沖突也是實現社會整合的一個基本驅動力量。沖突有可能使民族地區內部聚合性更強，但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其與其他地區關系更加緊密，因為涉及到共同利益才會產生沖突，沖突的解決往往是各方利益的共同增長。民族地區現代化進程中的矛盾沖突也具有這種特性。
　　　　　　道德重構：民族地區現代化進程的深層次命題
　　和所有文化現象一樣，倫理道德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隨著文化的發展和演化，倫理道德也隨之不斷更新自己的內容。但是由于倫理道德在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倫理道德的演化有一些不同于其他文化現象的特異之處。這特異之處主要表現為其穩定性非常高，新舊因子的更替必須迅速完成；一般情況下借入的文化因子并不多見。這就使得倫理道德的演變相對于文化的另外兩個層面呈現滯后性特點，對于民族地區現代化提出了新的課題。顯然，倫理道德的積極演變對于整個文化變遷的意義是極其獨特的，它可以使新的社會經濟方式獲得道德合理性基礎，更加現實的是對于組織、制度層面提供政治合理性支持，而且其代價無疑是最低的。
　　中國社會正處在一個變革的時期，這種多重的社會跨越，既由客觀發出，又由主觀發出。與此相對應，民族地區的倫理道德成分也正經歷一個新舊嬗變的動態過程，其原因來自多方面：七十年代以來，社會體制為推動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發展而做的有組織、有步驟的推動，從而導致民族社會生境的變革；社會自然環境因素變動而導致的民族自然生境的變化，如交通、建筑、道路等；在所有有意識推動之下的副產品，如市場體制對血緣關系的沖擊等。因此，落后的不合時宜的倫理道德成分的消解是總的趨勢，反復是特定現象；但我們始終不能掉以輕心，“人的思想行為層次的現代化是現代化進程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層次，”我們必須防止民族地區倫理道德發展在多重社會跨越過程中的偏離甚至是畸變。尤其是要注意到，構成倫理道德的文化因子，必須保持內在一致協調性。因此要借助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造成的強大壓力和社會權威體系的有效調控，在極其有限的時間內促使新的文化倫理因子實現演換；否則，很可能導致倫理道德發展的偏離、畸變的反復。目前要特別注意形成這樣幾種觀念，使之倫理道德化：
　　其一是成熟的變革觀念。改革作為社會發展的直接動力的觀念已經為人們所普遍認同，但在民族地區現代化這樣一個整體性的文化變遷過程中，時代又已經提出了變革觀念穩定化、成熟化的要求。在變革問題上，躁動和冷漠極端情緒往復交替的特點有較明顯的表現，這不能不影響到人們的思想觀念。我國歷來有“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說法，說明人們對于參與變革的熱情不高，表現出冷漠心理；但當變革與自身利益密切相關時，又往往走向躁動和激進。在這種相關性降低時，躁動又趨向冷漠，人們只注重自己眼前的經濟利益，二者呈現交替性的周期往復。這是同質個體對外來壓力的反映在倫理上的一種普遍現象。成熟的變革觀念則具有適度性、平穩性、積極性、主動性和持久性的特點。
　　其二，全面的開放觀念。經濟水平的低下，社會分工程度不高，以及社會倫理帶入社會經濟政治生活，往往使同質的社會個體在其所處群體內部實現高度的團結的整合，表現出某種封閉性和對系統外因素的排抗性。因此牢固樹立全面的開放觀念就具有了十分重要的意義。開放的全面性主要表現在：民族地區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系統，其“邊界”一方面是向全國其它地區開放，另一方面也直接面向其它先進國家開放，同時還應更加自覺地把自己看作是一個更大規模社會系統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不是更多地作為一個“整體”。
　　其三，規范的契約觀念。異質個體社會實現高效整合和調節的基礎在于規范的契約性人際關系。顯然，現代社會一個最基本的道德觀念和要求就是信守契約要求，其制約又來自對利益的權衡。有人認為這是社會走向“無道德”狀態的傾向，其實這是片面的。我們認為，契約性人際關系乃是指向正當的要求作為社會道德基礎，較之以指向崇高的要求作為道德基礎更加現實，也更具操作性。事實上，契約性人際關系經正當為基礎，并由此衍生出“守約”、“利己”和“利人”三個基點，其中“利人”就是這一關系升華出來的更高層次的道德成分。信守契約演展開去，必須就是崇尚法治，這恰恰就是我們缺乏而要迫切實現的一個目標。
　　其四，自覺的自主觀念。自覺的獨立自主觀念對于實現民族地區的“內源性”發展至關重要，否則，我們就是再花巨資進行代償力投放，沒有民族地區的自主性，也發揮不了其作用，甚至還會有副效應。比如西部某山區村寨，50來戶人家，三十多年靠救濟糧款生活，前幾年縣里派人商量致富門路，他們著急了：“自己掙了錢糧，救濟的還給不給？”一家工廠來考察，認為該地有條件養鴨，選送給每戶10只良種鴨，讓他們學習飼養。誰知500多只鴨子很快就被吃光。 他們說：“不吃白不吃，反正共產黨不讓餓死人。”這是一個典型事例。只有樹立起自覺的自主觀念，才能把代償力納入到其文化運作中，發揮其應有的效率。
　　其五，合理的效應觀念。傳統的民族觀念往往注重道德價值評判，“重義輕利”。往往因為個人偏好而出現因人而異，以人廢事的結果，扼制了“標新立異”的創造。而在利益分化條件下，利益首先是經濟利益對一些人具有了排斥一切的誘惑力。人格退化為一種經濟人格，以致在他們那里任何東西都成了可以出賣的商品，相對片面的價值評判而言達到了另一極端。因此，民族地區現代化要強調的是一種合理的效應觀念，這種效應既包含經濟效益，又包含了社會效益，從而并不排擠道德，同時這種效益又同競爭、正當、公正等聯系在一起而具有合理性。
　　　　　　經濟群落生長：民族地區現代化的近動力源
　　中國處于一個正在形成的穩定宏觀經濟環境和對處開放格局中前進，這將使中國不僅沿著提高企業勞動生產率和效率的方向發展，而且有益于政府對國家協調發展的權威控制。總結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經驗，在民族地區現代化問題上有兩點值得我們重視。
　　一個是“發展極”理論思路，具體講就是從1980 年起先后設立了4個經濟特區、14個沿海開放城市和5個沿海經濟開放區， 此外一些東部重要城市也陸續被劃入沿海經濟開放區內，從而奠定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基本格局。其理論依據在于：一個國家增長勢力旺盛的主導部門和有重大創新能力的行業，往往集中分布在一些大城市，這些城市具有區位、人才、資金、商品、技術和信息的聚散功能和創新功能，從而成為周邊地區乃至整個國家的發展極。實踐證明這一理論是正確的。以深圳為例，她在十幾年內走過了其他城市幾個世紀、甚至上千年的發展歷程，從昔日一個邊陲小鎮變成了一座擁有近百萬人口的新興多功能、外向型城市，并迅速演展出整個珠江三角洲這樣一個全國性經濟中心。
　　二是“梯度推移”理論思路。這是一些學者針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而引入的一種區域經濟理論，認為無論在世界或一國范圍內，客觀上存在經濟技術梯度。隨著經濟發展生產力從高梯度地區向低梯度地區轉移，從而逐步縮小地區間差距，實現一國經濟分布的相對均衡。但從目前效果來看，東經濟增長中心的經濟影響力無法有效向低梯度地區轉移，使得東部與中西部尤其是民族地區的差距呈現一個不斷擴大的趨勢，表現在經濟增長速度、基礎設施建設、經濟收入和生活水平、投資環境等多方面。這實際上明示了梯度推移在我國經濟發展中的嚴重受阻。差距的擴大雖然可以列舉出種種理由來進行合理性解釋，只看作是某一時期內的暫時現象，但從目前態勢看，這種差距極可能造成地域為基礎的分利集團，從而具有嚴重的政治后果，不能不引起我們的嚴重關注。
　　中國改革的思路實際上是這兩種理論結合演繹而來，其基本方面是成功的，但也存在梯度推移受阻的實際困難。民族地區現代化可以在此思路上加以改進和完善：在一個較短時期內努力造成有效輻射民族地區的經濟增長中心。其理由在于：中國改革成就從直觀上看就是造成了東部沿海地區三個經濟增長中心，即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環渤海經濟增長中心，這都是中央政府區域經濟政策所造成的。民族地區的區域性經濟增長中心可以借鑒這一思路。造成民族地區的區域性經濟增長中心可呼應東部經濟增長中心，產生“共振”，加快梯度推移步伐，減輕中央政府受到的來自區域利益集團的壓力，保證社會的整合不致受到破壞。這些經濟增長中心各方面條件比較優越，具備極大提高代償力投放效益的基礎條件，而且能夠避免平均使力，卻又使不上力的局面。要造成這樣的地區性經濟增長中心需要很多準備條件。其中，中央政府的支持將是基礎性的，這反復為世界各國經驗所證明。我們認為，當前最迫切的乃是選擇各方面條件比較具備、經濟影響能夠有效涵蓋民族地區的城市，以產業政策為杠桿，造成充滿活力的經濟群落。有人指出，八十年代的經驗證明，世界上許多成功的區域經濟都是以群落驅動經濟發展為特征的。例如，美國的硅谷，以其技術創新和開發計算機軟硬件而聞名。日本資源缺乏，卻開發出具有世界水平的東京區、大阪區和名古屋區。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也成為世界上電子產品和其它消費品生產的中心。這些經濟群落必須具有這樣兩個重要特征：一是積極的企業驅動力，國際聯系廣泛、公司類型多樣化、企業靈活性大、關聯程度高、競爭性強等。要保證由相互依賴、具有競爭能力的公司在地域上集中，構成經濟群落的核心，并作為榜樣，近距離帶動民族地區經濟的發展，為其第一層面文化變遷奠定基本條件。二是靈敏的經濟基礎。這是企業賴以競爭的源泉，包括高適應性的人力資源、可利用的技術、易于取得的資本、先進的基礎設施、良好的稅收環境和自然資源等。
　　　　　　簡短的結論
　　文化變遷有數種不同軌跡方式，其中有一種是突變的躍遷形式。文化進化可以基于下列情況引起：靠文化自身積累到一定程度而引起迅猛發展提高；靠異種文化形態相互平等的互動作用而迅速發展成某種新的文化形態；靠相對獨立的不同文化系統間的“級差”作用，不是在各自完整的互動影響中演化，而是在包括時限和地域等特殊條件下獲得某種形式的結合，形成為一種新的文化。文化躍遷指的是第三種情況。在某種意義上，民族地區現代化也是指實現文化躍遷。而制約文化躍遷發生的一個基本前提是處于較低“梯級”的文化控馭能量總量得到提高，以致能夠容納新的能量的輸入。事實上，這是制約民族地區實現現代化的一個關鍵性難題。比如前文提到的大量扶貧資金未能轉化為生產資源而被消費掉，一些民族地區豐富的森林資源沒有轉化為商品而只是以低獲能方式的水平作燃料使用，這都是控馭能量的限度所致。因此，要實現民族地區現代化，關鍵不在于人力、物力、財力的直接投放，而是找出自身潛在優勢，提高其控馭能量能力總量，從而創造民族文化躍遷的前提條件。只要具備了這一條件，這些民族地區就不再會是現代化的累贅，而是構建有關民族現代文化類型的素材。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1）多重社會跨越構成了民族地區現代化背景的突出特征。 民族地區既要實現向國內發達地區同步發展的跨越，同時還要作為整個國家的一部分納入“全球化”軌道，實現另一跨越。
　　（2 ）沖突與互動構成了民族地區現代化中組織制度文化層面的基本特征。在這一層面，政府是最能以主動性創造性來進行調整改進的力量，政府以“強制性變遷”和“誘致性變遷”方式的綜合運用提高自身文化控馭能量能力總量，從而實現文化躍遷。
　　（3）道德重構將為文化變遷提供一種倫理合理性支持， 關鍵之點是在較短時期內形成成熟的變革觀念、全面的開放觀念、規范的契約觀念、自覺的自主觀念和合理的效應觀念。
　　（4）造成符合民族地區條件的經濟群落的良好生長， 并進而形成新的經濟增長中心，提供強大的近動力源，帶動周圍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以代償力投放效益的提高來實現文化基礎層面即經濟和生存生境層面的躍遷，并最終實現民族地區的現代化。
貴州民族研究貴陽41～47A849民族研究沈遠新20002000本文從文化變遷的角度論述了民族地區現代化進程中的幾個重大問題，包括了多重社會跨越的宏觀背景，互動與沖突中的中央與地方、沿海地區與民族地區、民族地區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民族道德重構，以及民族地區現代化的近動力源是民族地區經濟群落的良好生長等問題。民族地區/現代化/文化變遷/考察沈遠新，中央黨校博士生，已在國內外發表論文40余篇。郵編100091 作者：貴州民族研究貴陽41～47A849民族研究沈遠新20002000本文從文化變遷的角度論述了民族地區現代化進程中的幾個重大問題，包括了多重社會跨越的宏觀背景，互動與沖突中的中央與地方、沿海地區與民族地區、民族地區政府與社會的關系，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民族道德重構，以及民族地區現代化的近動力源是民族地區經濟群落的良好生長等問題。民族地區/現代化/文化變遷/考察

網載 2013-09-10 20:4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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