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黨本身不是權力機關 不能凌駕于群眾和政府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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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

  政黨在政治上起領導作用,第一是政治上的領導,第二是組織上的領導。前者的任務,第一是政治理論的建立,第二是政綱的制定,第三政策的決定,第四是正確領導方式的確立。它應當因此而得到群眾團體和政府深刻的認識和自動的執行,而不含任何的強迫與命令,這便是平常所說的黨的領導權。黨是沒有強迫執行命令的權力的,所以它沒有武裝,沒有監獄,也沒有法律上的制裁;它本身不是一個權力機關,只能靠它的黨員在政府機關中,群眾團體中普遍的發生核心作用。

  政黨的每個黨員都應該忠實于國家,忠實于民族,忠實于黨的政綱和政策的執行,在群眾中成為一個最前進的模范人物,然后能在群眾中建立自我的信仰,建立黨的威信,然后能使群眾團聚于黨的周圍,這就是所謂“起核心作用”。但這里并不是用拉夫式強迫群眾擁護黨,群眾擁護黨是出于他們的內心作用。因此,我們領導群眾是要靠政綱政策的正確,在事實上要成為廣大群眾生活意識所反映的要求。黨在群眾的意識中要能夠使群眾認為黨是民族的,國家的及自己的救星,這才是真正的領導權。

  至于普通所謂爭領導權并不是爭取政權,而是爭取自己所提出的政綱政策的實現。所謂“以黨治國”并不是用黨來代替議會,也不是以黨來代替政府,包辦一切政治,成為黨的專政。把領導作用與政權混合起來,這在實際上便等于取消了黨。

  其次,黨的領導作用不單純是提出一些政治主張去取得群眾的接受,卻是經過各種組織而使它實現起來。因此,除經過黨的本身的核心組織之外,還要經過政府的組織(當權的黨)及各種群眾團體的組織去實現自己的主張。假若政府的組織及群眾團體的組織不健全,雖然有黨的組織,也就徒然成為一個空洞的東西。所以我們要建立強有力的國家,在組織方面必須有政府、政黨及群眾團體三種組織。

  黨的任務是在領導;政府的任務是在行政,司法和立法;群眾團體的任務是在使群眾自治。三者的任務各有差別和范圍,而且互相聯系著,缺一不可,兩兩侵犯也不可。政府有強迫作用,拿孔子的話來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即是政府的強迫作用;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深入群眾的內心,卻是今日正黨的作用。在政府有上下級官階之分,對于群眾有官民之分,這里便含著名分的差別。可是在黨內,一切黨員都是同志,無所謂官階,也無所謂名分,更無所謂同鄉和同姓,一致統一在相同的政治主張下,沒有任何猜疑,而只有平等的批判和說服:就是黨內的處罚也只有勸告與警告,到了開除黨籍已是無以復加了,同時自己也可以自由退出所入的黨。因為黨不是權力機關,而只是領導機關,用通俗的話來說,假若我們認為政府是父親的話,那末,黨卻便是母親。

  黨的專政只能說是黨的政治主張透過政府而達到實現,并不是用黨來代替政府執行政權。而透過政府也是由自己的黨員在政府中起核心作用,而不是黨對政府下命令和強迫政府執行。更不是政黨駕乎政府之上,而是各別的獨立機關,各有各的上下級關系。即黨被群眾和政府所推重,也不是認為黨是他們的上級,在組織應該服從,而是為著黨綱及政策的正確,是一種救國救民以及救自己的主張,同時黨員也是群眾所推崇的模范;因此黨的“黨德”和黨的政綱不是在群眾和政府機關之上。倘若認為“黨”是組織上在群眾和政府之上,那就必然會走到強迫群眾和命令群眾的路上去,而使一個國家形成兩重政府的形態。如果黨的命令和政府的命令是一致的,則成為屋上架屋;如果黨的命令與政府的命令是岐異的,則群眾無所適從。故此政黨必須集中精神于分析國際國內形勢,而決定正確的政綱和政策;不可降低自己的工作重心,而替代政府執行一切政務。

  政黨以政治為它的生命,每一個時期的政治轉變,必須竭盡全力發動全黨來迎接這一轉變,把國家社會乃至把整個國際轉危為安。在這種嚴重潮流之中,某一個政黨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那么它自己的本身也就安如磐石,誰也不愿意推翻它,同時也就不能推翻它,而且還會擁護它。因此,稍有歷史的政黨,不會把爭權奪利去代替救國救民的任務,也不會把黨的專政看做是黨的權利,而不看做是黨的義務。如果以爭權利來代替專政,那么,就會使黨員變成黨官,政治家變為政客,政黨變為政客的集團。專政的意義弄錯了,結果國家遭到滅亡,自己的黨也會被敵人毀滅。同時一切政黨都應該擁護自己階級的利益,但是只見近利而不見遠利,及只見狹隘的階級利益而忽視朋友的利益,也是嚴重的錯誤。尤其是在以黨專政的口號下,變為以黨專利,更為嚴重。因為他不顧到朋友的利益,就得不到朋友的幫助,孤軍獨戰,結果就變為此路不通。例如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政黨,馬克思是他們的老祖宗。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說:“共產黨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利益上”。同時另一處地方又說:“共產黨主張廢止私有財產,而不是廢止小農民的財產和小職工的財產”。列寧也是共產黨的首領,他認為農民大眾和殖民地國家都是無產階級的同盟軍,殖民地國家和農民的利益是無產階級同盟軍的利益,間接就等于無產階級本身的利益。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國家,在帝國主義進攻時,全民族都陷在水深火熱中,如果離開了整個民族的利益,而只站在狹隘的階級利益上,使得國家滅亡,而自己的階級也會同歸于盡。在這種情況之下,還不愛惜朋友,幫助朋友,以致犧牲了朋友的利益,結果犧牲了整個民族利益,也就是等于犧牲了自己階級的利益。目前法國及中國的天主教也和共產黨合作,因為他們都知道目前共同的敵人是世界的侵略陣線,威脅了一切人類。這并不是說,朋友的利益和自己的利益絕對相等,但是在一定范圍內,共同的利益是絕對相等的。因為政黨自己本身不是等于朋友,所以不能和朋友合并為一黨,也不能夠隨便拉朋友進自己的黨里來。

  黨的專政是保證政綱政策的實現,而實現的是大多數的朋友,卻不是單純的自己的黨員,如果一切都要自己的黨員來執行,那就無須要領導了。所謂“領導”也就是政黨對友軍起核心作用。怎樣才能起核心作用?就是站在共同的利害上竭力幫助友軍,使友軍健全起來,以便達到共同的目的。蘇聯只有一個政黨,而政府中負責人不一定全是共產黨員;一九三○年,蘇聯聯邦中的日爾曼共和國的勞動部長便不是黨員。而蘇維埃的代表,只能保證黨員占多數;中國共產黨在江西時教育部就有許多非共產黨員,其中科長如賴子玉君,馮觀潮君都不是黨員,師范學校校長羅欣然也不是黨員。目前邊區政府柯柏年任編審科長,董純才任科員,均不是黨員。不久以前,孫銘勛由邊區政府主席團委任他為教育委員,而孫是延安師范的教員,亦非黨員(延安師范是西安省政府辦的)。社會教育科長楊其華,同樣不是黨員。因為有許多人才,有專門學識和經驗,他們自己不愿意加入黨,卻愿替政府工作。或者有些人條件不夠入黨,但在政府負責卻有余;因為政黨和政府不是完全無差別的。如果行政人員不問他們愿意不愿意而強迫他們加入黨,那末,黨的組織就會不能鞏固起來。如果沒有入黨資格的人就不許在政府負責,那么就要遺棄許多有用的人才。在過去蘇聯紅軍中的軍長師長,不一定是黨員,但軍隊中的政治委員必須是黨員。因為司令員是由政府委任指揮軍隊的,政治委員是由黨委任指揮黨員,保證黨和政府決議案執行的。現在國民政府的工作人員也有許多非國民黨員,可見以黨“專政”不是政府機關都用黨員,而只有保證黨的政策和政綱能夠實現。怎樣實現是要經過廣泛非黨員的群眾,而自己的黨員,只是群眾的核心。

  在一個國家內的組織力量,是政黨政府及群眾團體。政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盡領導責任,而不干涉行政和命令群眾。政府用他的最高權力在黨的領導下保衛國家,他的威權是用來對敵人,而不是用來對友邦及對自己的群眾。群眾團體擁護政府,擁護當權的黨,在不妨礙整個社會利益,國家利益條件下,而保障自己特殊的自治權利。以上三種組織互相為用,缺一不可。三者均健全,則天下無敵,缺一就要削弱,缺二就是幸存,走到滅亡是必然的。


——《徐特立文集》 原題《政黨與政府》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版

 


徐特立 2012-08-21 17:2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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