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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

　　“共和”一詞源于拉丁文respublica，意為“人民的公共事務”，而在漢語中，共和則源于西周時召公、周公二相共同執政一事：《史記·周本紀》記載“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后北宋歐陽修《明正統論》云：“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后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絕十四年而復續。然為周史者，紀周、召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于《年表》。”

　共和乃是人類社會一種政體。共和制一般可以分為總統制、議會制、委員會制和半總統制等多種形式。共和國不同于君主國，其特質有二：一、一國為全體國民公有，政府為公共利益服務，而非一家一黨之私產。二、國民通過民主程序選舉國家各級政權機關領導人，而非世襲或被指派。

　　本報記者 李懷宇

　　史學大家余英時先生認為辛亥革命是晚清政府不愿改革的結果。在當時內憂外患的局勢下，清政府的舉措只是行政的改革，而不是政治的改革，沒有影響滿洲帝王的體制。漢人反滿的聲音越來越高，到最后沒有辦法調和。在君主立憲與共和革命的辯論中，立憲派漸處下風，越來越多的人主張革命。辛亥革命并不是暴力革命，沒有流太多血，共和制度向前跨進了一步。

　　中國人要做共和之夢，但是辛亥革命之后有一些國內外的惡勢力，把這個夢想擋住了。這些惡勢力為了自己的利益，置老百姓于不顧。中國的政治出現了亂象。然而，中國的民間社會在慢慢往前走，文化思想界有了寬松自由的空氣。

　　革命，總有人奮不顧身

　　時代周報：1911年發生辛亥革命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余英時：原因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戊戌政變，光緒皇帝聽了康有為這些漢人的話，要進行改革，要奪慈禧太后的權，這是使她傷心欲絕的，她從此就防止把權力交給漢人。所以，滿人在戊戌政變以后，越來越控制政權，當時提出的口號就是要“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國”。滿人不能放棄政權的觀念一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死，權力都是集中在滿人手上，對袁世凱也不放心。袁世凱到后來是告老回鄉。武昌首義發生以后，清政府收拾不了，因為軍隊聽袁世凱的話，不得不招他回來。我認為滿漢的界線到晚清更厲害了，政府不肯改革，立憲也一再拖延。那時候大家已經不耐煩了，不能等清政府改革了。康梁是保皇的，但是反慈禧的，問題就來了，滿人對漢人越來越怕，到最后漢人反滿的聲音越來越大。早期的孫中山還給李鴻章寫過信，那時候不是主張要革命，是要改革的。辛亥革命是滿人一再拒絕改革逼出來的。

　　我常常說，滿族等于一個黨一樣，內務府就等于黨的總部。到晚年，滿黨要抓權，不肯放松，這樣子矛盾越來越大了，當然漢人反滿的聲音越來越高，到最后就沒有辦法調和了。主張君主立憲的人很多，把皇帝去掉，在過去是很難想象的。但是，君主立憲的人慢慢動搖了，因為慈禧抓住大權不肯放松。這不是導致辛亥革命唯一的原因，但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康有為、梁啟超后來在日本辯論不過孫中山領導的汪精衛等人，漢人的民族仇恨的回憶像“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都回來了，兩邊各走極端，非革命不可了。不過，那時候的革命也不像后來的革命，組織并不是很嚴密，多少要靠地下的秘密社會的組織。秘密社會是孫中山想利用的，發動軍人仇滿，不愿給滿人效忠了。

　　時代周報：在1911年以前，中國人有沒有共和的夢想？

　　余英時：很少人有這樣的想法。從另外一方面講，康有為也提出過“共和”、“民主”的名字，還有香港一些政論家像鄭觀應，主要是受西方的影響。“共和”是老名詞，本來周朝就有“共和”的說法，指厲王出奔，由兩個貴族領袖共同執政。雖然不是現在的共和，但是有共和觀念。

　　時代周報：1911年發生武昌首義，是不是有偶然性？

　　余英時：當然有偶然性，革命黨暗地里在軍隊中找同情的人。本來有一個計劃，被揭發出來了，提早了。當然辛亥革命之前有好多事件，最有名的就是廣州的黃花崗起義，那是很震動人心的一次，像林覺民的《與妻書》是感動很多人的，產生了意外的宣傳效果。人的正義感是不能消滅的，總有人要奮不顧身，這是很奇妙的。

　　時代周報：當時同盟會在武昌首義所起的作用有多大？

　　余英時：應該不是很大。因為同盟會里孫中山跟黃興又分道揚鑣了，孫中山那時在美國募捐，武昌事變爆發以后，才急急忙忙趕回來。而黃興先去了武漢，但是沒有成功，他自己沒有足夠的軍隊，還是要靠黎元洪帶的一批新軍。那時候袁世凱有最雄厚的軍事力量，他一上來以后，革命軍是打不過的，但是袁世凱想消滅革命軍也很難。那時候因為光緒已經死了，君主立憲沒有辦法號召了，而袁世凱就想借此機會抓權了，所以先是讓他來撲滅革命軍，后是讓他為兩邊主持和議，讓皇帝和平退位。辛亥革命沒有流好多血，不像法國大革命，也不像俄國革命，甚至不像國民黨的北伐革命。基本上是體制忽然就改換了，所謂的天子是三歲登基的宣統，不可能號召起國人向他盡忠，如果光緒還活著，可能有這樣的號召力。

　　那時很多人愿意相信改革

　　時代周報：從歷史來看，當時晚清政府已如大廈將傾，弱到不能延續下去嗎？

　　余英時：沒有辦法了。滿人還有一些軍隊力量，但是不大，經過了兩百多年，權力已經基本到了漢人士大夫手上。清廷的八旗制度也沒有了，靠的是打太平天國的曾國藩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尤其是淮軍。李鴻章的軍事力量擺在那里，滿人沒有什么好大看法。

　　時代周報：為什么在晚清政府里沒有辦法進行政治體制上的改革？

　　余英時：太平天國以后，洋務運動當然有許多改革。廢科舉是沒有辦法，因為科舉毫無用處了，念八股怎么跟外國人打交道？廢科舉是很有限的，因為新學制度已經起來了，到日本的留學生多得不得了。當然也有許多人恨死廢科舉了，但那些人不是在政治上有作用的人。在我看來，那只是行政的改革，不是政治的改革，沒有影響滿洲帝王的體制。不肯改革，那是因為利益所在。滿人不肯放棄王朝，愛新覺羅是統治的家族，這個家族不肯丟掉權力，到最后不得已才讓步。我認為，晚清在戊戌政變以后談不上有改革，談不上有什么“新政”。滿人是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國，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流淚的。如果滿人專政不能動，權力沒有制衡，那就談不上改革了。根本的辦法是用武力鎮壓，如果這個辦法能夠維持下去，那這個世界上就沒有歷史可言了。

　　時代周報：在20世紀之初，國人在改革與革命上的思想準備足夠嗎？

　　余英時：思想不是一面倒的。當時主要是康梁跟孫中山打對臺，思想戰場主要是在東京，然后才傳回中國來。越來越多的人主張革命，因為改良派主張君主立憲，沒有君主可立嘛，這是關鍵。康梁在光緒帝死了以后就沒有借口了，當然，他們是恨慈禧，也恨袁世凱，因為袁世凱有告密的嫌疑，所以后來袁世凱組閣的時候，想請梁啟超，梁啟超不肯來。最激烈的搞排滿革命的人就是章太炎。后來，有些人像王國維始終還是要君主立憲的，他的辮子都不肯剪。

　　時代周報：當時外來的思想，比如日本的明治維新，英國的君主立憲，對中國的思想沖擊有多大？

　　余英時：那是相當大的。日本維新的主要人物伊藤博文到中國來鼓吹，而且希望說服慈禧太后，都沒有用。但是一般人相信，明治維新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康有為他們就利用這個東西刺激光緒皇帝。所以，日本的明治維新、英國的君主立憲的成功是鼓勵清政府的兩個例子。英國的君主立憲早于中國，日本的明治維新跟中國的洋務運動差不多同時。很多人愿意相信走改革的路，沒有多少人愿意搞暴力革命的。

　　辛亥后許多人還在等真命天子

　　時代周報：辛亥革命之后到北伐勝利之前，經歷了袁世凱稱帝、軍閥混戰等，中國政治處于相當動蕩的局面，為什么會這樣？

　　余英時：根本沒有一個政治中心，也沒有一個領袖能夠號召。孫中山雖然在廣州，但勢力很小。主要政治勢力還是在北京，還是袁世凱留下來的遺產。袁世凱死了之后，馮國璋也罷，段祺瑞也罷，黎元洪、徐世昌都做過總統，都不能變成全國接受的領袖。而且，多多少少地方上自己發展了，所謂軍閥是擁有十萬八萬兵，沒有形成很大的影響。所以，各省自己發展起來。

　　我們不要看政治，要看社會上，尤其是南方，像上海、蘇州、杭州一帶，都是地方上自己發展。最重要的是教育的發展，新學校的成立，還有地方議會的出現。在袁世凱那方面，最早的國會還是有作用的，否則袁世凱就不必搞暗殺宋教仁，因為在國會爭選舉他爭不過。

　　時代周報：辛亥革命廢除帝制對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影響？

　　余英時：沒有好大影響。本來中國就是天高皇帝遠，皇帝勢力到縣一級就為止，下邊是老百姓靠些地方紳士、宗族制度來維持秩序。組織是很松散的，就是靠儒家以及佛教、道教的一些觀念。大家不敢胡來，但不是靠武力。中國農村也沒有警察，多半靠宗族制度。我們的鄉間恐怕很少變化，至少我在鄉下住的那幾年，民國也沒有把鄉下變好，也沒有變壞，還是靠宗族的力量來維持，還有是非感。國民黨也沒有到我們鄉下，是靠讀書明理的人起作用，所以也沒有太多亂七八糟的事情，基本上有秩序。我在鄉下八年，沒有見過武力，沒一個土匪來搶我們，有一陣子好像后山有土匪想動手，過幾天軍隊來了，土匪也不敢動了。換句話講，鄉下還可以過日子，沒有欺負人到不能忍受的程度。

　　時代周報：辛亥革命之后，天子的觀念還存在嗎？

　　余英時：還有許多人在等真命天子出現。因為中國天子、皇帝的觀念是很神秘的東西，不知道怎么來的：一個人怎么能做皇帝呢？唯一的解釋就是老天爺指派下來的。這是周朝人的觀念，一直到20世紀，多少人都相信天命所歸。朝代替換的心理習慣不容易一下子改變。老百姓常常希望有一個秩序：有一個朝廷，朝廷上面有一個天子壓得住。這樣大家才有安全感，也不一定是擁護皇帝，是為自己的安全著想，包括喊“蔣主席萬歲”，都不是真的感覺，是感覺這種強人可以給人一種安定的生活。

　　時代周報：當時雖然有人口頭上講法治的觀念，但是很難深入人心？

　　余英時：法治觀念非常淡薄，雖然有“法”，但不是法治，是“王法”，要遵守“王法”，不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孫中山是起過作用的現代人物

　　時代周報：為什么辛亥革命之后中國現代化的進程會走得如此曲折？

　　余英時：現代化不光是政治問題，現代化牽涉到社會經濟組織等方面，不是政權在誰手上就現代化了。我認為當時現代化的各方面都沒有成熟，中國人還是靠私人關系，而不是靠某一種制度，或某一種法律，甚至于市場制度。中國人要靠政治勢力，有關系，就有辦法。靠關系都是自己的親戚朋友，不是講公平。過去的中國還有一個科舉制度，是客觀考出來的，不管中間有多少毛病，但是考試的時候基本上是公平的。

　　時代周報：孫中山制定了建國方略，終其一生，有沒有實現自己的夢想？

　　余英時：當然沒有實現。不過，如果沒有孫中山提倡革命，很難想象皇帝制度能一下子去掉。共和制度本身是向前跨進一步，皇帝制度沒有了，到底還是不同。袁世凱當總統之后，有皇帝的權力，到底不是真皇帝，后來他想做皇帝，改變機制，也改不過來了，沒有人吹捧他。天命觀念的神秘性也沒有了。這是孫中山提倡西方思想的功勞，當然不是他一個人提倡的，別人也有提倡，不過孫中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孫中山的貢獻是想以美國為模式，因為他早年在夏威夷念書，跟美國的關系最深。早期他的黨有秘密社會的背景，所以黨員要宣誓效忠，這不是民主式的黨。

　　但是后來孫中山覺得他沒有力量，推動不了他的政治理念，所以要走上蘇聯的路子，這樣問題就來了，改組以后他說話算數，一黨專政就這樣開始了。孫中山想利用革命領袖的權威來推動革命，但是他沒有革命成功，所以他只是有限度地運用權力。這是1923年以后的事情，以前他的理想還是抱著美國式的。孫中山還是有他的貢獻，從前胡適的私下談話說：孫中山雖然提倡中國道統，好像很守舊，可是他某些方面比我們還新。孫中山是華僑，是邊緣人物，不是士大夫階層，這是他的好處，也是他的弱點。原來康有為見都不要見他，梁啟超一度跟他關系搞得還好，所以孫梁合作的問題引起立憲派內部的緊張，說梁啟超陷入“行者”的圈套，“行者”就是“孫行者”。梁啟超想借華僑的力量去捐錢，孫中山就把自己的關系給他，可見那時候孫中山還很坦率，并不是說：大家就只有這么一個財源，我的關系，我不介紹給你。

　　孫中山是一個很特殊的情況下出來的人，但沒有真正受到士大夫的教育，他那些士大夫的東西都是自修的。他的思想背景跟康梁完全不一樣。當然，人家也叫他“孫大炮”；后來國民黨把他捧成圣人。但是，他是一個起過作用的現代人物，把中國的某些觀念推到現代化的路上去了。

　　辛亥后的中國一直在往前走

　　時代周報：為什么在辛亥革命之后，民國的文化思想界一度出現天才成群而來的現象？

　　余英時：在軍閥時代，軍閥對文化、文學、思想問題都不重視，所以中國的思想文化活動很積極，白話文就是這樣的情況之下出現的。接著就是五四的思想革命了，所以有很多人才冒出來。孫中山在廣州開始準備北伐，采取蘇聯一黨專政的制度，但是孫中山最后的目標還是要實行憲政的民主，所以把革命分成三個階段，就是軍政、訓政、憲政。他的三民主義作為意識形態也是很寬松的，所以專家學者還有空間發展自己的觀念。比如孫中山對五四運動也很贊揚；孫中山和胡適早期關系還很好，常常寫文章要請胡適批評。國民黨辦的雜志上，胡適寫過好多文章。廖仲愷、胡漢民跟胡適都有交往，因為孫中山對胡適很尊敬。1930年代，國民黨在南京建立了政權，對學術思想界的控制還是有限，因為民間還有別的勢力，如梁漱溟在山東搞鄉村建設理論，差不多有一半的縣都實現了鄉村建設，這是因為山東政權在另外一個舊軍閥手上。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國民黨并沒有把所有私人財產都沒收，所以真正的私人機構還可以容納人才。另外，西方的教會大學也可以保護中國的學者。從辛亥革命到1937年，中國出了很多學術思想界的人才，也出版了很多有價值的學術著作。最近幾十年來，西方和日本對這段時期的學術成績非常重視，所以這段時期的學術也影響了世界漢學。

　　時代周報：辛亥革命以后，中國民間社會出現了哪些明顯的變化？

　　余英時：我認為最大的變化是一個現代型的民間社會的興起。工商企業界有很多人在成功之后，花很多錢做本鄉的建設工作。比如說，無錫的榮家后來創辦了江南大學，也造了無錫的大橋。所以我們看民國以后的變化，不能僅僅看政治方面，地方的建設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以山西為例，閻錫山的建設被很多人看成為模范。另外，像江蘇、浙江這些地方，從小學到中學都是地方的紳士和商人共同開創的。從民間社會的觀點看，在1949年以前，中國社會的進步是很可觀的。我認為這是社會自己在往前走，并不是有人在上面定出一個計劃逼著大家往前走。西方把有計劃地全面改造社會叫做“社會工程”，他們對于“社會工程”是否定的，他們認為人不可能有全面的知識來建立這樣的計劃，因為一個計劃不能適用于社會的每個方面和每個地方。我認為，辛亥革命以后社會自動的進步是很重要的。可惜日本的侵略把這個進程打斷了。西方的史學家像費正清就曾經對這段進程非常欣賞，惋惜它的中斷。從這方面看，民間在動，在一步步往前走，不過是沒有一個計劃的。有計劃，有好處，也有壞處。計劃往往會用不好的，如果想把中國翻一個身，此念一起，那就完了，人又不是上帝，憑什么照自己的意志把中國重新改造呢？

　　我認為辛亥革命以后一段時間，中國社會上每一省都在動，民間社會在慢慢往前走。從錢穆先生的自傳就可以看出來，他的小學和中學的先生都非常好，而且有許多新觀念。他自己還摸索辦小學，甚至是受杜威的影響，要照杜威的思想辦小學。這是具體的例子。我不認為辛亥革命以后都像政治一樣，全是亂七八糟。我不是歌頌那個社會，那個社會當然有許多落后的現象，知識程度也不夠高，但是，如果假以時間，多設學校，慢慢就會變好的。在辛亥革命以后一段時間，中國的社會體制在暗中摸索，往前走。

　　余英時

　　安徽潛山人，1930年生于天津。1950－1955年就讀于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1956－1961年就讀于哈佛大學，獲博士學位。曾任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

時代周報 2013-07-11 22:4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