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博大精妙的傳統文明  >>>

簡體     傳統

   太史公學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間，愍學者之不達其意而師悖，乃論六家之要旨曰：《易大傳》：“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涂。”夫陰陽、儒、墨、名、法、道德，此務為治者也，直所從言之異路，有省不省耳。

    譯文：

    太史公師從唐都學習天文，師從楊何學習《易經》，師從黃子學習道家理論。太史公在建元至元封年間做官，他憂慮學者不能通曉各學派的要義而所學悖謬，于是論述陰陽、儒、墨、名、法和道德六家的要旨說：《周易·系辭傳》說：“天下人追求相同，而具體謀慮卻多種多樣；達到的目的相同，而采取的途徑卻不一樣。”陰陽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和道家等所做的都是致力于如何達到太平治世的，只是他們所遵循依從的學說不是一個路子，有的顯明，有的不顯明罷了。

    原文：

    嘗竊觀陰陽之術，大祥而眾忌諱，使人拘而多所畏，然其序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少功，是以其事難盡從，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禮，列夫婦長幼之別，不可易也。墨者儉而難遵，是以其事不可遍循，然其強本節用，不可廢也。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名家使人儉而善失真，然其正名實，不可不察也。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贍足萬物。其為術也，因陰陽之大順，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與時遷移，應物變化，立俗施事，無所不宜，指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則不然。以為人主天下之儀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隨。如此則主勞而臣逸。至于大道之要，去健羨，絀聰明，釋此而任術。夫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騷動，欲與天地長久，非所聞也。

    譯文：

    我曾經在私下里研究過陰陽之術，發現它注重吉兇禍福的預兆，禁忌避諱很多，使人受到束縛并多有所畏懼，但陰陽家關于一年四季運行順序的道理，是不可丟棄的。儒家學說廣博但殊少抓住要領，花費了氣力卻很少功效，因此該學派的主張難以完全遵從；然而它所序列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則是不可改變的。墨家儉嗇而難以依遵，因此該派的主張不能全部遵循，但它關于強本節用的主張，則是不可廢棄的。法家主張嚴刑峻法卻刻薄寡恩，但它辨正君臣上下名分的主張，則是不可更改的。名家使人受約束而容易失去真實性；但它辯正名與實的關系，則是不能不認真察考的。道家使人精神專一，行動合乎無形之“道”，使萬物豐足。道家之術是依據陰陽家關于四時運行順序之說，吸收儒墨兩家之長，撮取名、法兩家之精要，隨著時勢的發展而發展，順應事物的變化，樹立良好風俗，應用于人事，無不適宜，意旨簡約扼要而容易掌握，用力少而功效多。儒家則不是這樣。他們認為君主是天下人的表率，君主倡導，臣下應和，君主先行，臣下隨從。這樣一來，君主勞累而臣下卻得安逸。至于大道的要旨，是舍棄剛強與貪欲，去掉聰明智慧，將這些放置一邊而用智術治理天下。精神過度使用就會衰竭，身體過度勞累就會疲憊，身體和精神受到擾亂，不得安寧，卻想要與天地共長久，則是從未聽說過的事。

    原文：

    夫陰陽，四時、八位、十二度、二十四節各有教令，順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則亡，未必然也，故曰“使人拘而多畏”。夫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經也，弗順則無以為天下綱紀，故曰“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譯文：

    陰陽家認為四時、八位、十二度和二十四節氣各有一套宜、忌規定，順應它就會昌盛，違背它不死則亡。這未必是對的，所以說陰陽家“使人受束縛而多所畏懼”。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這是自然界的重要規律，不順應它就無法制定天下綱紀，所以說“四時之大順，不可失也”。 

    原文：

     夫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禮，序夫婦長幼之別，雖百家弗能易也。 

    譯文： 

    儒家以《詩》、《書》、《易》、《禮》、《春秋》、《樂》等《六藝》為原則，而《六藝》的本文和釋傳以千萬計，幾代相繼不能弄通其學問，有生之年不能窮究其禮儀，所以說儒家“學說廣博但殊少抓住要領，花費了力氣卻很少功效”。至于序列君臣父子之禮，夫婦長幼之別，即使百家之說也是不能改變它的。

    原文：

    墨者亦尚堯舜道，言其德行曰：“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茅茨不翦，采椽不刮。食土簋，啜土刑，糲粱之食，藜藿之羹。夏日葛衣，冬日鹿裘。”其送死，桐棺三寸，舉音不盡其哀。教喪禮，必以此為萬民之率。使天下法若此，則尊卑無別也。夫世異時移，事業不必同，故曰“儉而難遵”。要曰強本節用，則人給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長，雖百家弗能廢也。

     譯文：

     墨家也崇尚堯舜之道，談論他們的品德行為說：“堂口三尺高，堂下土階只有三層，用茅草搭蓋屋頂而不加修剪，用櫟木做椽子而不經刮削。用陶簋吃飯，用陶铏喝湯，吃的是糙米粗飯和藜藿做的野菜羹。夏天穿葛布衣，冬天穿鹿皮裘”。墨家為死者送葬只做一副厚僅三寸的桐木棺材，送葬者慟哭而不能盡訴其哀痛。教民喪禮，必須以此為萬民的統一標準。假使天下都照此法去做。那貴賤尊卑就沒有區別了。世代不同，時勢變化，人們所做的事業不一定相同，所以說墨家“儉嗇而難以遵從。”墨家學說的要旨強本節用，則是人人豐足，家家富裕之道。這是墨子學說的長處，即使百家學說也是不能廢棄它的。

     原文：

     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長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譯文：

     法家不區別親疏遠近，不區分貴賤尊卑，一律依據法令來決斷，那么親親屬、尊長上的恩愛關系就斷絕了。這些可作為一時之計來施行，卻不可長用，所以說法家“嚴酷而刻薄寡恩”。至于說到法家使君主尊貴，使臣下卑下，使上下名分、職分明確，不得相互逾越的主張，即使百家之說也是不能更改的。

    原文：

    名家苛察繳繞，使人不得反其意，專決于名而失人情，故曰“使人儉而善失真”。若夫控名責實，參伍不失，此不可不察也。

    譯文： 

    名家刻細煩瑣，糾纏不清，使人不能反求其意，一切取決于概念名稱卻失棄了一般常理，所以說它“使人受約束而容易喪失真實性”。至于循名責實，要求名稱與實際進行比較驗證，這是不可不予以認真考察的。

    原文：

    道家無為，又曰無不為。其實易行，其辭難知。其術以虛無為本，以因循為用。無成埶，無常形，故能究萬物之情。不為物先，不為物后，故能為萬物主。有法無法，因時為業，有度無度，因物與合。故曰：“圣人不朽，時變是守。虛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綱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實中其聲者謂之端，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窾。窾言不聽，奸乃不生，賢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復反無名。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神大用則竭，形大勞則敝，形神離則死。死者不可復生，離者不可復反，故圣人重之。由是觀之，神者生之本也，形者生之具也。不先定其神〔形〕，而曰“我有以治天下”，何由哉？

    譯文：

    道家講“無為”，又說“無不為”，其實際主張容易施行，其文辭則幽深微妙，難以明白通曉。其學說以虛無為理論基礎，以順應自然為實用原則。道家認為事物沒有既成不變之勢，沒有常存不變之形，所以能夠探求萬物的情理。不做超越物情的事，也不做落后物情的事，所以能夠成為萬物的主宰。有法而不任法以為法，要順應時勢以成其業；有度而不恃度以為度，要根據萬物之形各成其度而與之相合。所以說“圣人的思想和業績之所以不可磨滅，就在于能夠與時勢一同地變化。虛無是道的永恒規律，順天應人是國君治國理民的綱要”。群臣一齊來到面前，君主應讓他們各自明確自己的職分。其實際情況符合其言論名聲者，叫做“端”；實際情況不符合其言論聲名者，叫做“窾”（kuǎn）。不聽信“窾言”即空話，奸邪就不會產生，賢與不肖自然分清，黑白也就分明。問題在于想不想運用，只要肯運用，什么事辦不成呢。這樣才會合乎大道，一派混混冥冥的境界。光輝照耀天下，重又返歸于無名。大凡人活著是因為有精神，而精神又寄托于形體。精神過度使用就會衰竭，形體過度勞累就會疲憊，形、神分離就會死亡。死去的人不能復生，神、形分離便不能重新結合在一起，所以圣人重視這個問題。由此看來，精神是人生命的根本，形體是生命的依托。不先安定自己的精神和身體，卻侈談“我有辦法治理天下”，憑借的又是什么呢？

    從司馬談《論六家要旨 》中,我們可以看出司馬談的一個觀點,就是“天下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涂”,才使文化分成一個個的流派，諸子百家本是同源的。    從《漢書·藝文志》中也看到這種說法:“諸子十家，其可觀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馳說，取合諸侯”。

    因時代的變化到了“王道既微，諸侯力政”，而各諸侯又‘好惡殊方’，投其所好者找上門來，從不同側面展開論述，因各有側重而發展出具有不同特色的文化分支。這才是諸子之所以出現的原因。

網載 2013-07-23 10:23: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