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俄在中國》（一）第二章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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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開始第一節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一個時期（民國十三年至十六年）
　　中國共產黨不是中國的產物，乃是蘇俄共產帝國的螟蛉。（註一）蘇俄的共產主義不適於人類的生存，更不適於中國的氣候，所以他發育的初期，必須寄生於中國國民黨內，施展其滲透、分化、顛覆的陰謀，透過本黨的機關來組織其工農群眾，並假借本黨的名義來隱蔽其階級鬥爭，而其目的是在中國國民革命的獨立戰爭過程中，建立其蘇維埃傀儡政權，製造其在亞洲等一個典型的附庸國。
　　如果不是民國十五年三月二十日廣州定亂，（註二）和十六年四月十二日全面清黨，（註三）使中國的統一與獨立，在我們中國國民政府領導之下完成，那我中華民國早在這個時期，已成為布爾雪維克的試驗場和蘇俄的附庸國，不必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十年，莫斯科早已控制了這一千二百萬方公里和四億五千萬人民，為其世界革命 [10] 戰爭取之不竭、雄厚無比的基地與資源，向亞洲和世界的和平安全挑戰了。
　　今日世人誰都認識俄共侵華的結果，造成了今日世界這樣的危機。而且誰亦了解唯有獨立自主的中華民國，纔對於亞洲安全與世界和平有重大的貢獻。我深信我們中國國民黨領導中國國民革命，從「聯俄容共」到「全面清黨」與「對俄絕交」（註四）的歷史，在今日應當重新估定其在亞洲反共史上的意義及其對自由世界所發生的影響。
（註一）國父在「孫文學說」第五章中說﹕「吾國俗呼養子為螟蛉，　　　　蓋有取於蜾贏變螟蛉之義。古藉所傳﹕螟蛉，桑蟲也，蜾贏　　　　蜂蟲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殪之，幽而養之，祝曰﹕『　　　　類我！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蟲為『螟蛉』云。惟以科學之　　　　系統考之，物類之變化，未有若是突然者也。若加以理則之　　　　視察，將蜾贏螟蛉蔽而殪之，幽而養之之事，集其數起，‧ 　　　　‧‧分日考驗之，以觀其變態，則知蜾贏之取螟蛉，蔽而殪　　　　之，是也，幽而養之，非也。蔽而殪之之後，蜾贏則生卵於　　　　螟蛉之體中；及蜾贏之子長，則以螟蛉之體為糧。所謂幽而　　　　養之者，即幽螟蛉以養蜾贏之子也，是蜾贏並未想變螟蛉為　　　　己子也，不過以螟蛉之肉為己子之糧耳。所謂蔽而殪之者即　　　　蜾贏之蔽螟蛉於泥窩之中並施用其蜂螫，以灌其毒於螟蛉之　　　　腦髓而蒙之，使其醉而不死，失卻知覺，毫無自動能力，即　　　　使之活而不動，而暫保其軀體，不使腐爛。否則若螟蛉立死　　　　則其體即腐爛，不適於為糧矣。若其活而能動，則必破泥窩 [11] 　　　　而出，而蜾贏之卵，亦必因而破壞，難以保存以待長矣。故　　　　蜾贏者，為需要所迫，而創蒙藥之術以施之於螟蛉，而為將　　　　來適於其己子之食糧而已。」
（註二）本章第十三節，第三八至四三頁。
（註三）本章第十四節，第四三至四八頁。
（註四）本章第十七節，第五四至五五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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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第一篇　第二章第二節　中國的革命建國運動
　　十九世紀中業（一八四零至五零），西歐的列強從海上叩中國的門戶，帝俄亦從陸上侵入我新疆、蒙古和東北。他們在中國取得租借地和租界為根據地，以領事裁判權與協定關稅為保障，以鐵路建築及管理權，與沿海及內河航行權為線路，向內地伸長其經濟政治的影響。一八九五年以後，列強瓜分中國的計畫如果實行，帝俄將取得中國黃河以北將近全國百分之四十的領土。到了一九零零年，美國反對中國的瓜分，並提倡門戶開放政策，中國在名義上乃得保持其獨立而不亡。但是帝俄與日本對我們從東北到西北的廣大區域，仍不放鬆其領土要求。一九零四年日俄戰爭以後，戰敗的帝俄乃與日本成立諒解，在這區域內劃分其勢力範圍。
[12] 　　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了挽救國家的危亡，倡導國民革命，其目的要從列強殖民地主義的壓迫之下，解除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建設獨立自由的國家。一九一一年辛亥之役，推翻了滿清專制，創立了中華民國。但是當時，革命建國的運動仍然沒有完全成功。帝制餘孽、北洋軍閥--以袁世凱為首，憑藉列強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影響，專以恢復帝制、推翻民國為謀。尤以日本軍閥從中鼓勵各省地方軍閥，割據自雄，以逞其干涉內政，宰割中國的野心。因而中華民國主權行政不能保持其完整，現代工業不能發達，而農業手工業趨於衰落。所謂民主政治者，不過是政客豪紳爭權奪利的口實，一般民眾的自由沒有保障，生活益趨貧困。
　　民國三年至七年（一九一四至一八）第一次世界大戰以歐洲為主戰場，西方各國與帝俄都卷入戰爭漩渦，他們對中國的經濟政治勢力，一時減退。中華民族獨立自主的信心是逐漸恢復了，新工業乃有長足的進步，國民經濟亦有顯著的發展。這是我們國民革命發展的契機。那時中國國民黨雖然沒有什麼革命的武力，也沒有得到什麼革命的根據地，但是其指導國民革命的最高指導原則--三民主義，卻深植於全國國民的心中，對於中國整個社會發生了普遍而激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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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2-3. 第一篇　第二章第三節　中俄和平共存開始之前，蘇俄對華第一次友好宣言
　　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接近中國西北邊境的俄羅斯帝國內部發生了革命，在俄國革命過程中，列寧領導布爾學維克政變的成功，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的標榜，馬克斯共產主義的號召，使世界為之震驚。
　　大戰結束之後，西歐列強都轉向中國，企圖恢復他們的特權。蘇維埃俄國卻單獨對中國作友好的表示。民國七年（一九一八）七月四日，蘇俄外交部長齊采林（Ｇ．Ｖ．　Ｃｈｉｃｈｅｒｉｎ）對蘇維埃第五次會議提出報告，說蘇俄政府將對中國撤廢沙皇政府對東北的各種壓迫，及其在中國和蒙古的治外法權，放棄沙皇政府以各種口實對中國人民所加的負擔，撤回沙皇政府對於駐在國的領事館所設的武裝部隊，並將中國各種賠款中的俄國賠款交還中國。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七月十五日加拉罕（Ｌｅｏ　Ｋａｒａｋｈａｎ）簽署的宣言就是根據齊采林這個報告。其中有一段說﹕「蘇維埃政府不要求任何補償，而交還中東鐵路，以及一切採礦權、伐木、開採金礦、及其他為沙皇政府、俄國軍人、商人和資本家從中國取得的權利」。
　　這是俄國蘇維埃政權建立之初，依其世界革命的策略，在東方最 [14] 先嘗試的第一次笑臉外交。他這個笑臉外交所發表的宣言，在東方國際政治史上，可以說是空前未有的一個偉大的宣言。他這一個宣言真是使中國全體國民感覺俄國革命是一個侵略強權的舊帝制滅亡，和一個平等博愛的新政權成立。百年來中國所受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蘇維埃俄國是首先自動撤廢了，故其對中國影響之大，而其所收獲之富，亦是史無前例的。但在實際上，加拉罕宣言直至民國九年（一九二零年）三月纔到達北京政府。十一年（一九二二年）之秋，莫斯科纔派越飛（Ａｄｏｌｆ　Ｊｏｆｆｅ）來和北京政府談判。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九月，再派加拉罕來繼續談判。他們在談判中間，屢次食言翻案，最顯著的一著，就是否認宣言中關於中東鐵路無償交還中國的一段。直至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解決中俄懸案大綱」纔得簽訂。
　　這一長期談判所達到的中俄條約，從我們中華民國的立場來看，就是蘇俄與我國「和平共存」黑字寫在白紙上的第一個根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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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第一篇　第二章第四節　共產國際製造中國支部
　　莫斯科的對華外交計畫是兩面的。在一方面，蘇維埃政府的外交 [15] 部，與北京政府進行外交談判；在另一方面共產國際到中國來組織其中國支部之中國共產黨。蘇俄對中國的交涉，雖極盡其反覆之能事，但是中國國民心理從蘇俄笑臉外交所得的印象，卻被共產國際利用，來推銷他共產主義，製造中國共產黨。
　　民國九年（一九二零年）春間，共產國際東方部長胡定斯基（即胡定康Ｇｒｅｇｏｒｉ　Ｖｏｉｔｉｎｓｋｙ）到中國來，與李大釗及陳獨秀等籌備中國共產黨。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中共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莫斯科再派荷蘭人馬林（Ｍａｒｉｎｇ又名Ｓｎｅｅｖｌｉｅｔ）來參加指導。這就是今日蘇俄帝國主義者侵華工具中共匪黨的起源。在當時，不過是一個知識分子的結合，接受馬克斯的教條，具有親俄的情感，向勞工運動發展其組織。但是莫斯科並不聽任中共自然發展，還要繼續加工，揉造其為陰謀暴動的間諜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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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第一篇　第二章第五節　中共的「聯合戰線」
　　早在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列寧亡命在布魯塞爾。當時社會主義的「人民報」發表我們　國父孫先生宣示「中國的第二步」的革命建國目標之論文。列寧乃在「火星報」發表其「中國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的論文，把國民革命比之於俄國民粹主義，並且說這是「亞 [16] 洲的資產階級能夠代表真誠的、戰鬥的、健全的民主政治」。（註）到了民國九年（一九二零年）七月，共產國際第二次大會訂定各國共產黨加入共產國際的二十一條，其第八條指使各國共黨「從殖民地驅逐帝國主義」，並且「在帝國主義國家中，煽動其武裝部隊，反對其對殖民地的壓迫」。同時，列寧在大會上，提出了「民族殖民地問題提綱」，規定了共黨在民族革命運動中的策略。於是我們中國國民革命，更成為共產國際的支部--中國共產黨的工作目標。
　　民國十一年八月，中共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與中國國民黨組織聯合戰線。在他的宣言裏，有如下的說明﹕
　　　　「中國共產黨為工人與貧農的目前利益計，引導工人們幫助　　民主主義的革命運動，使工人和貧農與小資產階級建立民主主義　　的聯合戰線。」
　　　　「但是工人們要在這個民主主義聯合戰線裏，不至為小資產　　階級的附屬品。‧‧‧所以工人們時常要記得他們是一個獨立的　　階級，訓練自己的組織力和戰鬥力，準備與貧農聯合組織蘇維埃　　，達到完全解放的目的。」
　　「民主主義成功，幼稚的資產階級便會迅速發展，與無產階級處 [17] 　　於對抗的地位，因此無產階級便須對付資產階級，實行與貧苦農　　民聯合的無產階級專政。」
　　這就是說，中共目前與國民黨合作，組成聯合政府，並且使他的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進行「民主主義革命」，但是中共必須保持獨立組織，不做國民黨的附屬品，並且防制國民革命的成功，就是要在「民主主義革命」的發展中，以「農民革命」來造成其所謂「無產階級專政」。
（註）列寧「中國民主主義與民粹主義」，選集（英文版）第四冊，　　　三零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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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第一篇　第二章第六節　國父聯俄政策的本旨
　　莫斯科為了進行這一秘密計畫，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馬林特到桂林謁見　國父，提出中國國民黨與俄國共產黨合作的建議。
　　馬林為了取得　國父的同意，向　國父陳述蘇俄並不實行共產主義，而改取新經濟政策。當時　國父致廖仲愷等的電報說道﹕「俄國經濟狀況，尚未具實行共產的條件，故初聞蘇俄實行共產，甚為詫異。今與馬林談，始知俄國的新經濟政策，與我們的實業計畫，相差無幾，至為欣慰。」
[18] 　　到了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國父離粵赴滬。十二月越飛到上海謁見　國父，商談中俄兩黨合作問題。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六日，發表共同宣言，其第一條就是　國父聯俄政策的根據，其條文如下﹕
　　　　「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　　用於中國，因中國並無使此項共產制度或蘇維埃制度可以成功之　　情況也。此項見解，越飛君完全同意，且以為中國最急要之問題　　乃在民國的統一之成功，及完全國家獨立之獲得。關於此項大事　　業，越飛君並確告孫博士，中國當得俄國國民最摯烈之同情，且　　可以俄國援助為依賴也。」
　　國父與馬林談話後致廖仲愷的電報，和他與越飛共同宣言，對於中國國民黨與俄國共產黨的合作，顯示了如下的意旨﹕第一、　國父認共產主義不能實行於中國。第二、中國最急要的問題是民國統一的成功及國家完全獨立的獲得。蘇俄對於中國國民黨的援助，乃對於此項大事業的援助。中國國民黨與俄共的合作，也就是為了此項大事業的成功。
　　孫文越飛共同宣言，更是中俄「和平共存」乃至國共和平合作的根據。這個宣言發表之後，　國父又發表「中國國民黨宣言」，著手於本黨的改組。其時滇粵桂諸軍討伐陳炯明，歡迎　國父回粵。　國父回到廣州以後，既遭沈鴻英的叛變，又受陳炯明的牽制，尤其是 [19] 外受西方殖民主義的壓迫，故北伐的素志不能實行；而黨的組織渙散，訓練缺乏，雖有三十萬黨員散佈全國，而有志者人自為戰，不肖者挂名投機，革命建國事業更是無由著手；因而決心改組本黨，並派我到俄國去考察俄國革命後的黨部與政治軍事的組織，以資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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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第一篇　第二章第七節　我的遊俄觀感
　　十二年八月五日，我在上海，奉　國父的命令，約會蘇俄代表馬林，籌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俄報聘，並考察其軍事政治和黨務。十六日我率同沈定一、王登雲、張太雷等，由上海啟程。二十五日從滿洲里入俄境，九月二日到莫斯科。至十一月二十九日啟程回國，十二月十五日回到上海。我就把這三個多月旅行、考察和會談所得的資料和印象，寫成「遊俄報告書」，寄奉　國父。這時候，　國父屢次催我回廣州親自詳報，十三年一月十六日，我到廣州即向　國父再作口頭的說明。
　　在這三個月的期間，我們曾對蘇俄黨務、軍事和政治各方面，考察其組織，參觀其設備，並聽取其負責者對於實況的說明。其黨務方面，我們考察俄國共產黨中央黨部，由其政治局秘書羅素達克（Ｒｕｄｚｕｔａｋ）說明俄國革命的經過，及其當時建黨的情形。 [20] 我們又參加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會議，我在會議時，說明中國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革命的最高目標，自信其在兩三年之內必有成功的把握，並指出共產國際對於中國革命的實際情形及實際工作，還有隔膜，希望其國際共黨幹部多到中國來考察。當我回國的前夕，乃接到他共產國際對我中國國民黨的決議文，觀其論調，對中國國民革命沒有真切的認識，而其對中國社會，強分階級，講求鬥爭，他對付革命友人的策略，反而比他對付革命敵人的策略為更多，殊不勝其慨嘆。
　　軍事方面，我們在莫斯科考察紅軍及其各兵種各級學校及軍隊黨部的組織。我們在彼得格勒，考察海軍大學等各級學校，並參觀克隆斯達軍港（Ｋｒｏｎｓｔａｄｔ）及其艦隊。我的印象是他在莫斯科的陸軍學校和部隊，組織嚴密，軍容整齊，而其在彼得格勒的海軍學校和艦隊，卻是精神頹唐，士氣消沉。兩年前，克隆斯達軍港曾以海軍軍士為中心，發生革命，反對布爾雪維克的專制獨裁，和戰時共產主義的殘暴措施。這一革命不久即歸失敗。當我們到彼得格勒考察時，其地方當局和海軍官員對此亦諱莫如深，但是我從當地軍民的精神上，還是看的出其創痛的痕跡。
　　政治方面，我們訪問其政府的部會，考察其村蘇維埃、市蘇維埃 [21] ，並參加莫斯科蘇維埃大會。我參觀他各級蘇維埃討論與決議等情形，並與其黨政要員談話之間，無形中察覺其各部分，無論在社會中間，或是俄共中間的鬥爭，正是公開的與非公開的進行著；而且更認識了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關於此點，如我不親自訪俄，決不是在國內時想像所能及的。
　　俄共的領導者，對於我們代表團的參觀和考察，無論其黨政軍各方面，到處都表示熱烈歡迎，並懇切接待。但是我和他們商談中俄之間的問題，而涉及其蘇俄利害有關的時候，他們的態度便立刻轉變了。我訪問蘇俄，正是加拉罕發表其對華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宣言之後，他到中國來與北京政府談判新約的期間。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共同宣言中越飛亦聲明蘇俄「決無在外蒙古實施其帝國主義政策或使其與中國分離之意」。但是我與蘇俄黨政負責者，談到外蒙古問題，立即發現他們對於外蒙古，絕對沒有放棄其侵略的野心。這一點不祇使我感到十分失望，而亦是使我充分了解其蘇俄所謂援助中國獨立自由的誠意所在。
　　當我到莫斯科的時候，列寧寎重，陷入沉迷狀態，不能晤面。我會晤了蘇俄黨政及軍事負責諸人，他們說到蘇俄的國家政策和革命戰略，都是遵守列寧所指示的路線。我在莫斯科期間，與托洛斯基相談最多，而且我認托洛斯基的言行亦最為爽直。我在離開莫斯科以前， [22] 最後與托氏告別的一次談話時，他與我討論亞洲各國革命問題，提到了日本、越南、印度與土耳其。他又特別提起其在德國與波蘭革命失敗的經過情形，加以分析；最後再談到援助我們中國國民革命的問題。托洛斯基託我回國要口頭報告我們　國父的一點，就是﹕他們蘇俄自一九二零年對波蘭戰爭結束以後，列寧對於世界革命政策，有了新的指示，就是其對殖民地半殖民地反資本帝國主義的革命戰爭，應在道義●與物資上予以盡量援助，但不復使用其正式軍隊直接參戰，以避免其在各國革命期間，再對蘇俄引起民族有關的問題。所以他又鄭重的說﹕「蘇俄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援助，除了不能用軍隊直接援助之外，其他武器及經濟等需要，都當盡力所能，積極援助。」他並且代表列寧對我　國父致敬。他這一段話，使我特別注意。
　　在蘇俄黨政各方負責諸人之中，其對我　國父表示敬重及對中國國民革命表示誠意合作的，除加密熱夫、齊采林是俄羅斯人之外，大抵是猶太人居多，他們都是在帝俄時代亡命歐洲，至一九一七年革命纔回俄國的。這一點引起了我特別注意。我以為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拉迪克、與越飛等，比較關切中國國民黨與俄國共產黨的合作。可是越飛自中國回俄之後，已經失意了。我並且注意到當時列寧臥病如此沉重，而其俄共黨內，以托洛斯基為首要的國際派與史達林所領 [23] 導的國內組織派，暗鬥如此激烈，我就非常憂慮他們這樣鬥爭，必於列寧逝世之後，對於中俄合作的關係，更將發生嚴重的影響。綜括我在俄考察三個月所得的印象，乃使我在無形之中，發生一種感覺，就是俄共政權如一但臻於強固時其帝俄沙皇時代的政治野心之復活，並非不可能，則其對於我中華民國和國民革命的後患，將不堪設想。
　　至於共黨在當時對我們中國國民黨所使用的分化、隔離、製造鬥爭等各種手段，更是看得十分清楚。只就其在我們訪俄代表團內組織而言，本團四人之中，三人都是國民黨員。只有張太雷一人是共產份子。訪問團一到俄國，他就施展其分化工作，把沈定一誘到他一邊，與我們對立起來。於是代表團各種計畫、考察工作、對俄交涉、以及一切意見和主張，都不能一致。由俄回國之後，共黨以訪俄代表團內部意見分歧為藉口，來抵銷我們對蘇俄的真相，考察所得的報告書。
　　我在報告書裏，陳述此次考察所得的印象。並向　國父面陳我對於國共合作的意見。十三年三月十四日由奉化致廖仲凱先生函，也把我的意見，坦率說明，並將這一函件，同時抄送各常務委員，以補充我遊俄報告的意見﹕
[24] 　　　　「尚有一言欲直告於兄者，即對俄黨問題是也。對此問題，　　應有事實與主義之別，吾人不能因其主義之信仰，而乃置事實於　　不顧。以弟觀察，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即弟對兄言『俄人之言只　　有三分可信』者，亦以兄過信俄人而不能盡掃兄之興趣也。至其　　對孫先生個人致崇仰之意者，非俄國共產黨而乃國際共產黨中之　　黨員也。而我國黨員之在俄國者，對於孫先生惟有詆毀與懷疑而　　已。俄黨對中國之唯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決　　不信吾黨可與之始終合作，以互策成功者也。至其對中國之政策　　，在滿蒙回藏諸部皆將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　　染指之意。凡事不能自立而專求於人，其能有成者，決無此理。　　國人程度卑下，自居如此，而欲他人替天行道，奉如神明，天下　　寧有是理？彼之所謂國際主義與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凱撒之帝國　　主義，不過改易名稱，使人迷惑於其間而已。」
　　我們了解　國父當時聯俄容共的政策，乃是為求中國革命力量的集中和意志的統一，如果中共願為國民革命努力，那我們儘可把中共這一分力量納入本黨領導之下。至於當時革命的形勢，我們要為國民革命建立一個根據地，祇有廣州是最為理想的所在。但是廣州，乃為英法匍殖民地主義的勢力控制之下的商業都市。我們中國國民黨在這 [25] 裏集結革命力量，建立革命政府，要從這裏出師北伐，求得國家的統一與獨立，必須爭取國際上的援助和同情。然而西方列強若不是與我們革命政府為敵，就是對我們國民革命袖手旁觀，更無仗義援手的國家可覓。適於此時，俄國共黨初得政權，以聯合西方無產階級革命和扶植東方民族獨立為號召。我們國民革命得到他這一消息，無異認為是中國革命的福音來臨，幾乎視為人類的救星。故對於他的援助，自是竭誠歡迎而並不有所致疑。　國父聯俄政策的決定，當然這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在我未往蘇俄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對我們國民革命的援助，是出於平等待我的至誠，而絕無私心惡意的。但是我一到蘇俄考察的結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斷定了本黨聯俄容共的政策，雖可對抗西方殖民地主義於一時，決不能達到國家獨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覺蘇俄所謂「世界革命」的策略與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義，對於東方民族獨立運動，更是危險。
　　我回到廣州報告之後，　國父認為我對於中俄將來的關係，未免顧慮過甚，更不適於當時革命現實的環境。　國父深信並言此時只有使中國共黨份子能在本黨領導之下，受本黨統一指揮，纔可防制其製造階級鬥爭，來妨礙我國民革命進行。如我們北伐軍事一旦勝利，三民主義就可以如期實行。到那時候，縱使共黨要想破壞我們國民革命 [26] ，亦勢所不能了。何況蘇俄對中國革命，只承認本黨為唯一領導革命的政黨，並力勸其共產黨員加入本黨，服從領導，而又不否認中國並無實行其共產主義的可能呢？故仍堅持其聯俄容共的決策。但是我又在本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期間，發現共黨份子挾俄自重的一切言行，和本黨黨員盲從共產主義的迷惘心理，深以本黨不能達成　國父所賦予的任務為憂。於是代表大會閉會以後，我力辭陸軍軍官學校校長，並將籌備處交給廖仲愷，而離粵歸鄉；直至當年四月，復感於　國父函電的催促不已，重責我革命黨員，應以服從命令為天職，而堅不准辭；復派戴季陶同志來奉化，轉達其准許我不聞黨政，專辦軍校的要求相約，我乃重返廣州，接受黃埔軍校校長的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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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第一篇　第二章第八節　李大釗的聲明
　　十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國父與越飛共同宣言發表之後，共黨份子首先加入國民黨的就是李大釗。（註）其後共黨份子紛紛入黨。十三年一月二十日，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制定黨章，選舉中央執行委員與監察委員。中央執行委員和侯補執行委員之中，就有譚平山、李大釗、林祖涵、韓麟符、毛澤東、張國燾、于方舟、瞿秋白等 [27] 共黨份子在內。在大會中，方瑞麟、江偉藩、黃季陸等提議，在黨章中加一條文，規定「本黨黨員不得加入他黨」。李大釗乃代表本黨內的共黨份子。提出「申明書」。陳述他們「加入本黨的理由」，其中說道﹕
　　　　「我們相信在今日列強的半殖民地的中國，也就是本黨　　　總理所說的次殖民地的中國，想脫除列強的帝國主義，及那媚事　　列強的軍閥的二重壓迫，非依全國國民即全民族的力量，去作國　　民革命運動不可。若想完成此國民革命的事業，非有一個統一而　　普遍的國民革命黨不可。我們認為在這種國民革命運動中，不宜　　使國民革命的勢力分歧而不統一，以減弱其勢力而遲阻其進行，　　非以全民族的心力集中於一黨不可。」
　　　　「我們環顧國中，有歷史有主義有領袖的革命黨，只有國民　　黨。只有國民黨可以造成一個偉大而普遍的國民革命黨，能負解　　放民族，恢復民權，奠定民生的重任，所以毅然投入本黨來。」
　　　　「我們覺得剛是革命黨派的聯合戰線力量，還是不夠用，所　　以要投入本黨中，簡直編成一個隊伍，在本黨　總理指揮之下，　　在本黨整齊紀律之下，以同一步驟，為國民革命的奮鬥。」
　　　　「我等之加入本黨，是為有所貢獻於本黨，以貢獻於國民革 [28] 　　命的事業而來的，斷乎不是為取巧討便宜，借國民黨的名義，作　　共產黨的運動而來的。」
　　　　「我們加入本黨，是一個一個的加入的，不是把一個團體加　　入的。可以說我們是跨黨，不能說是黨內有黨。」
　　　　「我們加入本黨的時候，自己先從理論上事實上作過詳密的　　研究。本黨　總理亦曾允許我們仍跨第三國際在中國的組織。所　　以我們來參加本黨而兼跨固有的黨籍，是光明正大的行為，不是　　陰謀鬼祟的舉動。不過我們既經參加了本黨，我們留在本黨一日　　，即當執行本黨的政綱，遵守本黨的章程及紀律。倘有不遵本黨　　政綱，不守本黨紀律者，理宜受本黨的懲戒」。
　　李大釗的聲明好像是很坦白的。這是因為共黨份子要加入本黨，就不能不接受　國父所確定的條件和範圍。這容共的條件和範圍，是國父對莫斯科歷次派來的代表胡定斯基、馬林、越飛、鮑羅廷等鄭重而周密的商討，而確定下來的。李大釗的意見，不過是公開加以申述。但是他這一笑臉迎人的申明書，而又填上了以下的最後一段，就不免暴露其共黨以公開的「跨黨」為名，而為其他日顛覆本黨的陰謀之伏筆。他說﹕
　　　　「我所希望於先輩諸同志者，本黨既許我們參加，即不必對 [29] 　　我們發生猜疑，而在在加以防制。倘認我們加入本黨為不合，則　　儘可詳細磋商。苟有利於本黨，則我們之為發展本黨而來者，亦　　不難為發展本黨而去。唯有猜疑防制，實為本黨發展前途的障害　　，斷斷乎不可不於本黨改造之日，明揭而掃除之。」
　　本黨對於跨黨份子既不必加以猜疑和防制，於是共黨以黨團的組織與活動，來把持、操縱、分化和破壞，就可以為所欲為了。
（註）李大釗，字守常，民國七年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其時北京　　　大學文學院院長為陳獨秀。民國八年冬，陳為北京政府所不容　　　，乃往上海。九年春，胡定斯基來北京，與李接洽，並由李介　　　紹到上海與陳商談，籌組中國共產黨。共黨成立之後，陳為其　　　中央書記，並負南方黨務的責任，李負北方黨務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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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第一篇　第二章第九節　國父對共產主義的駁斥與三民主義的闡明及其　　　　建國大綱的頒布
　　本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國父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演講三民主義。自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起，至八月二十四日止，他每星期在中山大學演講一次。民族主義和民權主義各講六次，民生主義只講了四次，沒有全部講完，即往韶關督師北伐。到了十一月自吉安回師，隨 [30] 即北上。
　　國父在演講中，特別警惕的一點，就是共黨份子對民生主義的曲解。他演講民生主義的時候，第一講就駁斥馬克斯的唯物史觀、剩餘價值說，和階級鬥爭的主張。他認為歷史的重心不是物質而是生存。他認為商品的勞動價值說不合事實，由發明、製造、到交換和消費，都有貢獻於生產。他認為社會進化是由於大多數人的合作，而不是階級鬥爭。他主張經濟社會問題的解決，要用和平方法，而不可使用階級鬥爭與群眾暴力。
　　因為要預防共黨使用其階級鬥爭來妨礙我們國民革命的成功，所以　國父又於十三年四月十二日，發布其手訂的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並在「制定建國大綱宣言」中，申述其確定三民主義實行的方法與步驟之宗旨如下﹕
　　　　「革命之目的，在於實行三民主義，而三民主義之實行，必　　有其方法與步驟。三民主義能影響及於人民，俾人民蒙其幸福與　　否，端在其實行的方法與步驟如何。‧‧‧‧‧今後之革命，不　　但當用力於破壞，尤當用力於建設，且當規定其不可踰越之程序　　。爰本此意，制定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以掃除障礙為開始，以完　　成建設為依歸。所謂本末先後秩然不紊者也。」
[31] 　　建國大綱可以說是我們國民革命的憲章。我們遵循這一憲章所規定的程序，以武力掃除革命的障礙，而以和平建設的方法解決社會經濟問題，預防階級鬥爭及社會革命。這一革命方略和建國程序，不僅與共產主義沒有相同之處，並且是國民革命過程中防制共產主義的唯一方法。
　　國父對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的指示，是不許任何人曲解的，而其對於共黨將來阻礙國民革命的發展，並不是不加考慮而預為設法防制的。所以我個人服膺　國父的教誨，始終相信三民主義的思想體系和國民革命的方略之中，沒有馬克斯和俄國布爾雪維克的成分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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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 第一篇　第二章第十節　共黨顛覆工作的開始
　　本黨第一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分設八部，即組織部、宣傳部、青年部、工人部、農民部、軍事部、婦女部、海外部，後來又增加商民部與實業部。中央執行委員會確定各部負責人選的時候，共黨份子最注重組織、工人和農民三部，但他們為了避免本黨黨員的懷疑，竭力隱蔽其真相，最初只推譚平山為組織部秘書，馮菊坡為工人部秘書，林 [32] 祖涵為農民部秘書，而不願居任何部長名義。
　　當時八部之中，　國父本擬以共黨份子一人林祖涵為農民部長，其他七部皆由本黨老黨員擔任，並以廖仲愷為組織部長。後因廣東工人組織工作重要，且以廣東籍的黨員擔任其指導者為宜，故廖仲愷自願擔任工人部長，而由他轉推譚平山為組織部長。因為譚原是本黨黨員，當民國九年共黨組織之初，廖先生指定他去參加共黨的。廖先生認為譚擔任這一職務，必能忠於本黨，為三民主義來工作。殊不知譚任組織部長以後，他就薦楊匏安為該部秘書。楊是一個純粹馬克斯主義者，於是組織部就在其共黨組織的控制之下，由他利用這一關鍵地位，來執行其共黨的滲透工作了。
　　廖仲愷先生擔任工人部長之後，以其兼職很多，部務皆交秘書馮菊坡辦理。馮是共產份子，於是各地工會和總工會就多被共黨份子操縱。
　　林祖涵任農民部長以後，推薦其共黨份子彭湃為秘書。他自己乃辭去部長職務，以分散本黨黨員的注意。其後部長屢次更易，但部務始終由彭湃把持。其所設農民講習所，皆由共黨份子包辦，錄取的學生，都是共黨派及其外衛份子。各地農民協會和「農團軍」都亦為共產派操縱。
[33] 　　共黨以「嚮導」週刊為其機關報，並出版書刊，宣傳馬克斯主義。一方面更滲透本黨的宣傳教育工作。共黨分子和同路人，用唯物論和階級鬥爭思想來曲解三民主義。只有他們用馬克斯主義曲解三民主義，纔算得是「革命的思想」，反而指本黨黨員對三民主義的正確解釋為「不革命」或「反革命」。最顯著的事件，就是排擠宣傳部長戴季陶，及青年部長鄒魯，致使其憤而離粵。
　　國父當時致力於吸收革命青年加入本黨，並鼓勵其參加基層工作。即如廣州市黨部，就是本黨的忠實分子所組成；又如廣州機器工會始終是在本黨領導之下而共黨無法滲透的。其他各省市的知識青年和各界民眾相率集結於三民主義國民革命的旗幟之下，其所組成的黨部，及其所領導的民眾團體，究竟不是共黨分子所能完全操縱和把持的。
　　共黨分子對於本黨組織，最初並不求其完全控制。其第一步僅在滲透，第二步就要來分化。所以他在本黨內部，全力製造其所謂「左派」、「右派」、和「中派」等名稱，而高唱其「革命的向左轉」的口號，更加以挑撥離間的工作。如此本黨黨員受了共黨跨黨分子分化挑撥的影響，自相矛盾，互為排斥，而共黨分子纔能乘機把持本黨的黨務與民眾運動。就在本黨改組成立不到半年之後，赤色氣燄就逐漸猖獗，已為識者所深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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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1-2-11. 第一篇　　第二章第十一節　本黨對中共的彈劾與　國父的指示
　　十三年三月共黨所刊行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刊」刊載其「擴大執行委員會」的決議案，接受共黨的指示，教育他的團員在國民黨中進行組織和工作的方法，並明白規定﹕「在發展國民黨組織之時，關於本黨（共黨）組織之發展，當然不能停止。」並且在此以前，共黨早已指示他的團員﹕「加入國民黨，但仍舊保存我們的組織，並須努力從各工人團體中，從國民黨左派中，吸收革命分子，漸漸擴大我們的組織，謹嚴我們的紀律，以立強大的群眾共產黨的基礎。」於是廣州市黨部於六月一日，向中央黨部提出跨黨分子破壞本黨組織的檢舉案。本黨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鄧澤如等亦於六月十八日，根據共黨陰謀文件，向中央執行委員會提出譴責跨黨分子的彈劾案。他們鄭重說明彈劾的主旨，不是反對共黨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加入本黨為黨員者之個人，完全是為本黨之生存發展起見，認為不宜黨中有黨，並且他們既有黨團作用，即不忠於本黨，而其行為又與李大釗申明書所表明的跨黨本旨，完全相反，因此提請從速處分。
　　國父當時曾對監察委員鄧澤如等明白指示說﹕俄國革命成功之後 [35] ，他們首先認為俄國革命政權，必須西歐工業國家的社會革命成功，纔能鞏固，後來他們認為東方民族革命可以促成西方的社會革命。因此他們對於中國，要幫助我們的民族革命，因而與本黨合作。　國父看到了這一層，又在民國十年與十一年間，聽到了馬林和越飛等國際共產黨人的話，相信他們要幫助中國國民革命，乃是希望中國達到獨立自由的目的，而不是要推行其共產主義；所以纔定下聯俄容共的政策。故本黨是以國民革命獨立自主的立場，與俄合作互助而聯俄，更不因為聯俄而對中共有所姑息，所以　國父又對鄧澤如等最後指示，說﹕「如果中共分子借本黨的名義來推行其共產主義，從事階級鬥爭，來破壞國民革命，本黨自易加以制裁。就算是陳獨秀想要破壞本黨的組織，本黨也不難加以制裁，而棄絕他於國民革命陣營之外。」這就是　國父聯俄容共的本旨和精神的所在。
　　在此我們必須明白指出，就是　國父的聯俄政策，是基於民族主義的立場，而不是認為共產主義可行於中國，更不應該為了聯俄而受共黨的要挾，或對共黨有所姑息。所以本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對於這一彈劾案之決議如下﹕
　　「共產主義者之接受本黨黨綱而加入本黨，即當視為本黨黨員以管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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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2-12. 第一篇　　第二章第十二節　國父北上及逝世以後
　　如果　國父親手領導革命的時間，能再延長五年至十年，同時本黨的領導幹部，能深切體會　國父聯俄容共的本旨，及其反對馬克斯唯物主義和階級鬥爭的訓示和精神，我們可以相信北伐不會受到共產分子的阻撓，北伐時期國民革命陣營也不至發生分裂。不幸我們中國國民黨改組之後不過一年，　國父離粵北上，隨即在北京逝世。
　　民國十三年十一月十日，　國父發表「北上宣言」，提出「廢除不平等條約」與「開國民會議」的兩大主張，喚起全國國民的覺悟，指出了唯有與國民結合的革命武力，纔能永絕與帝國主義結合的軍閥，達到中國獨立自由和統一的目的。　國父本於這個反對帝國主義和消滅軍閥的宗旨，而直達北方軍閥勢力範圍的中心之北平，這一剛毅果決的行動必將為全國國民所擁護，亦將為北方軍閥所嫉忌。本黨的一般黨員都認為此行危險，且力加阻止。但是　國父仍於十二日啟程，船經黃埔，　國父登岸，停留一日，巡視軍校，並到對岸魚珠砲臺一帶看第一期學生的築城工事。他回來的時候，在途中對我說﹕「我現在進京，將來能否回來，尚不能定。然而我進京是去奮鬥的，我看見了這個學校的精神，能繼續我的革命事業，就是死了也可安心。」 [37]
　　在　國父啟程之前，鮑羅廷（Ｍｉｃｈａｅｌ　Ｂｏｒｏｄｉｎ）傳達莫斯科邀請　國父訪俄的表示。　國父問我的意見，我力加反對，其主要的理由，就是我們國民革命，為求中國的獨立自由，而與俄合作；　國父此時訪俄，將使共黨乘機散播謠諑，來混淆一般國民的耳目，更使我們本黨國民革命的前途發生重大的障礙。此後　國父亦就未曾再提其訪俄的計畫了。
　　國父北上之後，共黨分化本黨的陰謀活動，益加積極。他們分化軍校學生，並進而奪取軍校的企圖，更是明顯。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共產分子發起青年軍人聯合會，吸收軍校及其他部隊中的跨黨分子，甚至散佈謠言，說我本人也加入了共黨組織，來誘惑軍校學生向他投靠。軍校學生及部隊中忠於三民主義及本黨之官生，不堪其組織的壓迫，於是陳誠等乃發起孫文主義學會，以對抗青年軍人聯合會。
　　十四年三月十二日，　國父逝世，當時我正率領黨軍，在東江討伐陳炯明，已經平定潮梅。四月五日，我回到廣州，又發現滇桂軍勾結北方軍閥，以反對本黨聯俄容共為名，乘我黨軍未回廣州以前，積極圖謀叛亂。我乃再往潮梅，親率黨軍回師，平定楊希閔、劉震寰的叛變，卒於六月十三日收復廣州。十五日，大元帥府改組為國民政府 [38] ，黨軍改稱國民革命軍。國民革命至此始有完整的廣州，與統一的廣東，做了革命根據地。
　　其時本黨已經表明其反共態度的黨員，在北京上海另行集會，即一般所謂「西山會議派」。本黨在廣州的中央負責幹部，尚能一致團結，並沒有顯著的裂痕。但是共黨這時對本黨內部的分化作用，更加積極，挑撥構煽，製造左右兩派，指胡漢民戴季陶及反共的本黨黨員為「右派」，指汪兆銘廖仲凱及親共的本黨黨員為「左派」，而挑撥胡汪之間互相猜疑與衝突。八月二十日，廖仲凱被刺，本黨中央更陷入危機震撼的境地。
　　共黨這時竭盡其對本黨分化的伎倆，又在其所謂對「右派」鬥爭之中，更加緊其對汪的包圍，而汪亦竟受其煽惑，並在共產派壓力之下，藉廖案嫌疑關係，強迫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以出使俄國的名義，離粵出國。於是國民政府主席與軍事委員會主席皆由汪兆銘兼任。而共黨乃以往日挑撥胡漢民與汪兆銘的慣技，轉施於汪兆銘與蔣中正之間，製造本黨的另一新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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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3. 第一篇　　第二章第十三節　中山艦事變
　　民國十四年十月一日，因陳炯明殘部負嵎東江，重起叛亂，我率 [39] 師再度東征。這一役，攻克惠州城，收復海陸豐，再定潮梅。接著又削平南路與海南鄧本殷叛部，重奠廣東統一的局面。廣東既告統一，國民政府的使命就是出師北伐了。
　　東江戰事初告結束，我還在潮汕的時候，共黨已在廣州散佈謠言，對我誣蔑中傷。十五年一月，本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會，我從潮汕回到廣州出席，提出北伐的主張。在會期中及會議後，汪兆銘對於北伐，均表示贊成，飽羅廷亦未表示異意。惟開會後，飽羅廷以奉召述職為名，突然回俄，令人不得其解。不料自鮑回俄以後，俄國軍事顧問團長季山嘉（Ｋｉｓｓａｒｋａ）忽在軍校會議中，極力宣傳北伐必敗之謬論。他對我面談的時候，反對北伐的意思，也逐漸暴露出來。廣州市面接連的散播傳單，反對北伐，並攻擊我個人為新軍閥。最後季山嘉更是明目張膽，破壞本黨的北伐計畫。我知道這是莫斯科俄共的整個的策略，而不僅是中共叛亂的開端，於是本黨處境的□ 危，已到了極點。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我是消極的引退以放棄革命的責任？還是積極的衝破難關，完成　國父北伐的志事，以報黨國？憂思不能自決。到了二月八日，我乃表示不能再就國民革命軍總監之職，九日復呈辭軍事委員會委員及廣州衛戍司令等職。汪兆銘對我的辭呈，既不批准，亦不挽留，如此留中不發者半月之久。我乃於二月二十七日訪汪，明告其如不准我辭職，就應令季山嘉回俄。三月八日 [40] ，又訪汪，痛陳「革命實權不可落於俄人之手。即與第三國際聯繫，必須定一限度，不可喪失自主地位。」但是我們的秘密談話，季山嘉很快就知道了。至此我纔知道汪共勾結已深，無法使其徹悟俄共陰謀之所在。於是共黨與季山嘉更肆無忌憚，明指我為背叛革命的新軍閥。到了三月十日，汪仍未批准我的辭呈，而間接的暗示我離粵。此時我方知道如我不離粵，不測的事件就要發生。但我既辭職而未獲准，如果自動離粵，又陷入棄職潛逃的罪名，真使我進退維谷。
　　三月十八日，海軍局代理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矯令我的坐艦中山號由廣州駛回黃埔。他對軍校教育長鄧演達報告「奉校長令，調艦特來守候。」這時我在廣州省城，鄧來電話問我此事如何，我茫然無所知。隨後李之龍亦打電話問我﹕「中山艦是否仍要來廣州迎接？」我很駭異，就問他道﹕「是誰的命令要中山艦開回黃埔去的？」他答不出來。其實他駛回黃埔，是要先在黃埔裝足煤斤，以備臨時遠航。到了十九日晚間，中山艦開回廣州，艦上生火通夜不熄，戒備極嚴。我知道共黨陰謀的爆發，就在於此。但我在當時，只知道他們是要叛變，要害我，還不知道他們的企圖究竟是什麼。一直到了這一叛亂平定之後，我纔知道他們的計畫，就是要在我從廣州省城乘艦回黃埔軍校的途中，強迫我離粵，直駛海參威，送往俄國，以消除他們假 [41] 借國民革命來實行其「無產階級專政」的唯一障礙。
　　在十九日的夜間，我認為革命形勢至此，個人的生死，自不足惜，而黨與革命的存亡絕續，是不許我再有猶豫的。我乃於二十日清晨，即在廣州衛戍司令部宣佈戒嚴，逮捕李之龍及各軍黨代表共黨分子，收繳共黨分子所操縱的省港罷工委員會的槍械，（註）並派兵收回中山艦。
　　二十二日，蘇俄駐廣州的領事館代表為了這一件事來見。他問我 ﹕「這是對人問題？還是對俄問題？」我答以對人不對俄，並表示希望鮑羅廷速回之意。他表示如此即可安心，乃令季山嘉回俄。同日中央政治委員會開會，接受汪兆銘的意見，決議令俄顧問季山嘉等離粵回俄。但是會後，汪即稱病，遷居就醫，並致函中央監察委員張人傑，表示他不再負政治責任。直至五月十一日，汪竟秘密離粵，赴法養病。
　　四月二十九日，鮑羅廷自俄回粵，他與我屢次會商國共合作問題，訂定整理黨務辦法，於五月二十五日，提出本黨第二屆中央委員第二次全體會議。這辦法一共八點﹕
　　一、共產黨應訓令其黨員改善對於國民黨之言論態度，尤其對於　　　　總理及三民主義，不許加以批評及懷疑；
[42] 　　二、共產黨應將國民黨內之共產黨員全部名冊，交國民黨中央執　　　　行委員會主席保管；
　　三、中央黨部各部長須不跨黨者方得充任；
　　四、凡屬國民黨黨籍者，不許在黨的許可以外，有任何以國民黨　　　　名義召集黨務會議；
　　五、凡屬國民黨黨籍者，非得有最高黨部之命令，不得別有組織　　　　及行動；
　　六、中國共產黨及第三國際對於國民黨內共產分子所發一切訓令　　　　及策略，應先交國共聯席會議通過；
　　七、國民黨員未經准許脫黨以前，不得入其他黨籍；如既脫黨籍　　　　而入共產黨者，以後不得再入國民黨；
　　八、黨員違反以上各項時，應立即取消其黨籍，並依其所犯之程　　　　度加以懲罰。
　　當鮑羅廷與我會商這個辦法時，對我的態度極為緩和。凡我所提主張，都作合理的解決。同時我□守　國父的遺訓，不因聯俄而對共黨姑息和遷就。所以我們的會商能夠達到這八點的協定。
　　此時共黨奪取廣州基地的陰謀既已失敗，北伐的阻力亦告消失。五月二十一日，本黨中央全會發佈對時局宣言，決定北伐。這是我們中國國民革命成敗的關鍵，也就是本黨與共黨消長的分水嶺。 [43]
（註）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慘案發生，廣州的總工會發起對香　　　港的總罷工，乃成立省港罷工委員會，原由廖仲凱領導，而實　　　際上為共黨分子所把持。其工人糾察隊且持有槍械。共黨認為　　　這一罷工委員會，等於一九一七年俄國二月革命以後的「工農　　　兵蘇維埃」，並認為這一工人糾察隊等於俄國當時的「赤衛軍　　　」。共黨把這個組織當做他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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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 第一篇　第二章第十四節　從誓師北伐，經全面清共，到南京定都
　　這時候北洋軍閥的勢力﹕吳佩孚所部號稱二十五萬人，據有河南湖北，遠及湖南四川貴州，並結納兩廣殘餘部隊。孫傳芳亦擁二十萬眾，盤踞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張作霖所部及依附奉軍之直軍魯軍，合計不下五十萬人，據有東北、熱河、察哈爾、及河北、山東諸省。國民政府既已統一兩廣，克期北伐，於是吳張妥協，共謀對付國民政府的北伐戰爭。孫雖以「保境安民」為號召，其實他與直魯軍仍是彼此呼應，反抗我們北伐的。我國民革命軍無論兵力或財力，都遠不如北洋軍閥十分之一，北伐的任務之艱鉅是可以想見的。
　　民國十五年七月一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頒發北伐軍動員令。 [44] 國民革命軍的部署，是以第三軍集中茶陵，第四軍集中攸縣，第五軍集中桂陽，第六軍集中安仁，第七軍集中永豐，第八軍集中衡山，而以第一軍主力集中衡陽為各軍的策應。北伐的第一步，是先行肅清湖南省境內的敵軍，以便會師武漢。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誓師，並發表宣言，指出「革命戰爭之目的，在造成獨立之國家，以三民主義為基礎，擁護國家及人民之利益」，號召全國軍人，共同為國民革命奮鬥，並要求全國人民，共負國民革命的責任。七月十日，國民革命軍克復長沙。於是國民革命軍分三路前進。中央軍為第四軍、第七軍、第八軍，以武漢及武勝關為作戰目標。右翼軍為第二軍、第三軍、第五軍，和獨立第一師，由我親自督師，以南昌及九江為作戰目標。另以第一軍之一部由福建向浙江轉進，再會合右翼軍而以上海南京為作戰目標。左翼軍為第九軍、和第十軍，以荊沙為作戰目標。十月十日，中央軍克服武昌。十一月九日，右翼軍克服南昌。國民革命軍聲勢之盛，進展之速，不僅使北洋軍閥為之膽懾，亦且使世界為之震驚。
　　十一月，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七次擴大執行委員會，作成「中國問題決議案」，把我們北伐軍事的進展和全國民眾的響應，看作他「革命運動的第三階段」，要在這一階段中，「從民族解放運動過渡到新的革命局面」。他所謂「新的革命局面」，就是「民族解放運動與農 [45] 民革命合而為一。」具體的說，就是要中共黨徒利用國民政府的機關，接近農民，實現他所謂「農村綱領」，製造他所謂「農民革命」，其目的就是要從農村暴動中組織武力，建立共黨政權。莫斯科為了指揮中共，實行其「徹底的農村政策」，認為鮑羅廷不夠激進，再派羅易（Ｍ．Ｎ．　Ｒｏｙ）和譚平山來到中國。
　　中共為了執行莫斯科這一決議，把他的工作分為兩方面﹕一方面是趁著國民革命軍的進展，從本黨的民眾運動中，糾合城市和鄉村的遊民無產者（地痞流氓），操縱工會和農民協會，製造武裝的暴力。另一方面，分化本黨並離間國民革命軍，製造各軍之間利害衝突的矛盾，乘機滲透我國民革命軍，而伸張其影響，擴大其控制。
　　右翼軍克服南昌時，我在前線督師，當即進駐南昌，策定討伐孫傳芳的計畫。十一月，本黨中央常務委員及國民政府委員，到南昌集會，決定中央機關暫駐南昌，主持勘定東南的軍政大計。但是十二月十三日，鮑羅廷竟在武漢集合一部分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開會，決定組織所謂「聯席會議」，推徐謙為主席，執行其所謂「黨的最高職權」。這顯然是莫斯科指使之下對本黨的分裂行動，我為了保持本黨的團結和軍事的統一，不能不極力容忍。十二月十九日及二十日，我兩電武漢，對於武漢聯席會議的決議案，皆表同意，並且敦勸當時留駐 [46] 南昌的中央委員和國府委員，遷移武漢，使三中全會得以舉行。到了十六年三月，三中全會開會，我更向全會辭去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職務，表明我開誠布公，促成團結的誠意。
　　三中全會之後，共產派更加猖獗。武漢「中央」在共黨操縱之下，破壞二中全會「中央各部部長不得任用跨黨分子」之規定，對於二次全會決定「共黨交出跨黨分子名冊」，及組織「兩黨聯席會議」等條款，都一筆勾銷，似乎根本沒有這一回事。我們至此更加認識，無論與中共或俄共簽訂什麼協定，都是等於廢紙，他是全不履行的。所以當時本黨在武漢的工運和農運的機關，全被跨黨分子把持如故，而且只有變本加厲。於是武漢的總工會，和各地的農民協會，擁有武裝，到處造成了赤色恐怖。都市的工商業與鄉村的農業，在地痞流氓劫持威脅之下，亦全部陷入癱瘓狀態。國民革命軍的政治部，為共黨分子滲透的主要目標。他們利用政治工作，在各部隊之間，極盡其挑撥離間之能事。而且對於江西浙江作戰的部隊，扣發餉械。右翼軍要從長江上游調遣部隊到江浙增援作戰，也被其阻止，要置我轉戰東南的國民革命軍於絕境。但是我國民革命軍右翼軍，上下一致，百折不迴，仍能奮勇邁進，克期完成其所負以上海南京為目標的作戰任務。
　　十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國民革命軍克復南京，南京市內忽發生軍 [47] 人侵入英美領事館，殺害館員，同時又有侵入教堂殺害外國傳教士之事。當北伐軍事開始之時，我以總司令名義於十五年八月二十日發表「對外宣言」，剴切聲明「中正躬行北伐，不止統一中國，實為完成世界和平。無論何國人士，能不妨礙國民革命之行動及作戰者，一切生命財產，中正皆負完全保護之責」。所以國民革命軍的部隊，無論到了長沙、漢口，或是九江、杭州，從來沒有違令殺害外人的行為。現在南京竟發生這種暴行，顯然是部隊中的共黨分子，製造事變，企圖激起列強與國民革命軍的直接衝突。
　　國民革命軍指向上海，上海本黨所領導的勞工群眾實行總罷工以為響應。共黨分子乃乘機組織工人糾察隊，發給槍械，企圖乘機暴動，成立勞工市政府，挑起列強在上海與國民革命軍的衝突。正在這個時候，國民革命軍佔領了上海。我即於三月二十六日由九江進駐上海，親自鎮懾這遠東第一個國際市場，免為武漢之續。四月十二日，為了防制共黨的暴動，我軍與當地的工會及商會合作，收繳赤色工人糾察隊的槍械，監視共黨煽亂分子。上海遂得歸於平定。
　　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業於四月二日在上海召開全體緊急會議，由蔡元培先生主席。吳敬恒先生提出共黨謀叛證據案，出席各委員亦報告共黨在湘鄂贛浙皖及上海各地，受共產國際指使，破壞革命， [48] 擾亂社會的違法事實。會議乃一致決議，咨請中央執行委員會，採取非常緊急處置，將各地共黨首要危險分子，就近知照治安機關，分別看管，制止活動。中央執行委員會政治會議隨即決議清黨。五月五日，中央常務委員及各部部長聯席會議通過清黨原則，並組織清黨委員會，執行清黨工作。南京、上海和廣州各地都積極進行全面肅清共黨分子，社會秩序得以保持，而東南各省才算沒有替俄國布爾雪維克做實驗場，更沒有為莫斯科俄黨內爭做犧牲品。
　　四月十八日，本黨中央常會及國民政府委員，秉承　國父的遺志，定都南京，國民政府各機關即日在首都南京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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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5. 第一篇　　第二章第十五節　武漢左派的悲劇
　　共產國際第七次執行委員會「中國問題決議案」原是史達林的作品。史達林對於武漢政權的構想，就是要組織其為「無產階級、農民及其他被剝削階級的民主獨裁制」，簡單的說，就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這就是此後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史達林首先在東歐，接著在中國製造的「人民民主專政」的藍本。
[49] 　　民國十六年三月，莫斯科共產國際以本黨國民革命形勢，北伐進展之速，實為其始所料不及。若其僅利用武漢左派的組織，和聯席會議的名義，決不能與南京中央相抗衡，更不能達成其毀滅本黨、阻礙北伐之目的。此時他唯有力促汪兆銘由法經莫斯科回國。汪一到上海，即與陳獨秀共同發表宣言，主張組織「一切被壓迫階級的民主獨裁制，以制壓反革命」。這一宣言顯然就是史達林的決策之重申。於是，我們中國國民黨和國民政府不再容忍俄黨的滲透和劫持，更不能聽任赤禍的蔓延和持續，而毅然決然清黨了。
　　此時莫斯科共產國際之內，托洛斯基主張中共退出國民黨的「左派」組織，以組織蘇維埃。史達林為了打擊他的政敵托洛斯基，仍堅持中共與國民黨的「左派」合作。他指斥中國組織蘇維埃的時機未熟。他要把武漢政權從「工農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專政」轉變為「無產階級與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五月，共產國際第八次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中國問題決議案」，就是史達林在他黨爭的氣氛中強制作成的。
　　武漢以汪兆銘為首的「左派」中央黨部及其政府，其會議完全受共黨分子的劫持，其民眾運動的部門亦都由共黨及其同路人任首長。例如農民部長就是譚平山。他執行的政策是莫斯科的決議和指示。駐在兩湖的國民革命軍，其各級政治部大抵為共黨分子所把持。各軍之 [50] 間，更飽受共黨的挑撥離間，彼此意見無法融和。但是共黨雖然操縱著武漢政權，而莫斯科的黨爭，鮑羅廷與羅易的矛盾，以及中共內部的爭議，又形成一團混亂。
　　實際上，兩湖的人民不能忍受共黨的恐怖政治和社會鬥爭，更不能忍受其「現金集中」與「糧食集中」的政策。十六年五月長沙「馬日事變」發生之後，各地農民蜂起反抗共黨的操縱和控制。這些農民，也就是以前曾受「土地改革」的引誘而歡迎共黨的農民。這一事件對於共黨的農民運動乃是致命的打擊。
　　武漢的「左派」和中共的內部，到了這時，都發生了激烈的爭議。關於軍事，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一是主張北伐和東征，企圖打破武漢的孤立，力謀政治軍事局勢的擴張；一是主張南下，企圖在兩湖和兩廣發展農民革命，以鞏固其政權的社會基礎，並對東南採取包圍的形勢。鮑羅廷與「左派」主張前者，羅易則主張後者。
　　關於農民運動，他們也有兩種不同的主張，一是為保持國共合作，要糾正農民運動的「過火」；一是主張農民的武裝革命。鮑羅廷主張前者，羅易主張後者。
　　這時候，史達林對中共的指示是什麼呢？（一）土地革命應從下級沒收土地，不用「國民政府」下令沒收；（二）以黨部的力量制止農民「過火」的行動；（三）清除現在不可靠的將領，武裝兩萬共產 [51] 黨員，從兩湖挑選五萬工農分子，組織新軍隊；（四）在國民黨中央委員中，以新的工農份子代替舊份子，（五）以知名的國民黨員組織革命法庭，審判反動軍官。史達林的電報是六月一日到達武漢的。鮑羅廷主張不要告知汪兆銘。羅易卻拿給汪兆銘看。武漢的「左派」至此始憬然警悟莫斯科利用我們國民革命來達到他赤化中國的目的之陰謀和野心，乃決定分共，而與中共決裂。
　　六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擴大會議」通過十一條的「國共兩黨關係決議案」，企圖採取「退步」的政策，維持兩黨合作。七月三日，又決議送羅易回俄。但是七月十五日武漢左派政府即實行分共。於是鮑羅廷也就不能不離開武漢，經過西北馮玉祥的防區而回俄國。
　　這時候，留在漢口的蘇俄軍事顧問團團長布魯轍，即嘉倫將軍（Ｇｅｎｅｒａｌ　Ｂｌｕｃｈｅｒ），離漢回俄時，仍經上海，特地來見我。這位嘉倫將軍自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來到中國以後，我認為他是俄國將領中最為傑出而最合情理的一位良友，還有最難得的一點就是他絕對沒有布爾雪維克的氣味，所以我至今對他還是念念不忘。他在民國十四年底，應召回俄，由季山嘉繼任其軍事顧問團團長，竟演出中山艦事變。民國十五年春夏之間，我要求俄國派他再來廣州，擔任軍事顧問團團長，與我相處，仍甚融洽。他在無形之中 [52] ，對鮑羅廷所作所為，流露其深惡痛絕的心境。寧漢分裂時，他由南昌被召赴漢，直到武漢分共，他特來與我作別。彼此相見之初，實有黯然魂消之感。臨別之時，我慰勉他說﹕「我們將來還有共事的機會，不必過於悲傷。」他答道﹕「但願我們今日不是最後的一別，再會吧！」他這句話乃是我平生印象最深刻的一次告別辭。後來中俄復交，我屢次要求史達林派嘉倫來華，任軍事顧問，終久未得史達林的答覆。直到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立法院長孫科赴俄，我託他當面問史，史乃答覆說，布魯轍已因犯日本女間諜之引誘而處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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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6. 第一篇　　第二章第十六節　史達林需要中共城市暴動
　　武漢分共事件迫使史達林改取托洛斯基的主張，就是採取蘇維埃路線。他派遣紐曼（Ｈｅｉｎｚ　Ｎｅｕｍａｍ）和羅明納茲（Ｂｅｓｓｏ　Ｌｏｍｉｎａｄｚｅ）來到中國，傳達他的命令。中共的「八七會議」就是在紐曼指使之下舉行的。「八七會議告黨員書」處處為史達林作成的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八次全體會議的「中國問題決議案」辯護，卻把一切責任都推到陳獨秀譚平山的頭上，指斥他們是「機會主義」。於是陳獨秀喪失了中共「書記長」的地位，改推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等為常委，領導共黨，轉向暴動政策。
[53] 　　史達林為了準備在俄共十五次會議中打擊托洛斯基，迫切的需要中共製造城市暴動，以圖誇張中共的氣勢，證明他的指導正確，掩飾其消滅「反對派」的暴行。
　　南昌暴動是由羅明納茲策動，賀龍與葉挺執行的。賀龍本是一土共，後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軍長，這時乃受共黨煽動，要搶劫南昌的財富和槍械，再行擁兵南下，到廣州設立「新政府」。葉挺是國民革命軍第十一軍第二十四師師長，他本人是共黨，其部隊中的幹部亦多為共黨分子，此時接受共黨的命令，開到南昌。這兩枝軍隊乘第三軍和第九軍分防各地，南昌守軍的兵力薄弱，乃演成七月三十一日的暴動。從夜間起，匪軍劫掠中央銀行，並搜括商店，拘捕國民黨員。八月一日，有所謂「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者，發出佈告，其主席團列名者有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張發奎。但是不過四天，張發奎即與朱總指揮培德會同圍剿匪軍。所謂「革命委員會」內部又發生爭執，譚平山等主張南退廣州，葉挺堅持退往汕頭。匪軍到汕頭，肆行燒殺劫掠之後，乃竄入海陸豐一帶，與彭湃的土共會合，建立蘇維埃。
　　「八七會議」之後，共黨指派毛澤東到長沙組織暴動。其目的在利用共黨「土地革命」的殘餘基礎上，建立工農軍，組織蘇維埃。但是事實上，城市工人暴動絕不可能；在鄉村裏，除了零星的燒殺劫掠 [54] 外，毫無成就，所謂「秋收暴動」完全失敗。毛澤東與少數匪徒竄到湘贛邊界的井岡山落草。
　　南昌暴動失敗之後，莫斯科仍然指使中共策動廣州及其他都市暴動。十二月十一日廣州暴動是由紐曼及愛斯拉（ＧｅｒｈａｒｔＥｉｓｌｅｒ）等從蘇俄領事館中策動指揮，並由第二方面軍的教導團執行的。這所謂「教導團」，就是武漢軍事政治學校和農民運動訓練所的學生改組，其中不少共黨及共產主義青年團分子。他們提出的口號，完全仿效俄國「十月革命」的「麵包」與「土地」。他們同樣組織其所謂「工農兵蘇維埃」。十二月十三日，第五軍長李福林軍由河南渡河攻入市區，第四軍薛岳亦趕回廣州，而廣州機器工人會亦組織敢死隊，參加作戰，這一叛亂遂告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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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7. 第一篇　　第二章第十七節　對俄絕交--和平共存第一個時期的結束
　　國民革命軍在廣州戡亂的時候，即已當場捕獲俄國副領事及其助手。叛亂平定之後，查獲秘密文件，更證明俄國領事館及其商業機關就是俄共間諜組織和策動叛亂的根源。國民政府乃於十二月十四日下令撤銷各地的俄國領事館，並勒令各地的俄國商業機關停業，乃即宣 [55] 佈與俄國絕交。
　　關於對俄絕交一事，我曾對日本大阪朝日新聞駐京滬記者高橋發　　表談話，其中說道﹕
　　　　「吾人之對俄絕交，僅與俄國共產黨政府斷絕關係，而與中　　俄兩國人民間之感情上並無變動。」
　　　　「試觀中國各地之俄國領事館，事實上等於第三國際之支部　　，同時亦為中國共產黨陰謀之巢窟。中國國民黨為保持國家主權　　與自衛計，為完成中國國民革命計，為實現三民主義計，且為東　　亞和平計，出於斷然之手段，自是當然之舉。」
　　中俄兩國的關係至此遂告斷絕。五年來共產國際指使其中國支部的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利用國民革命，以圖接近群眾，煽起鬥爭，顛覆本黨，然後他再假借三民主義的旗幟，由他來領導北伐，霸佔中國，這一野心企圖，是失敗了。中國大陸的赤化因此遲延了二十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