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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俄和平共存的發展 第一節　中俄和平共存的第二個時期（民國二十一年至三十四年）
　　民國十四年三月二十日國民政府在廣州的制共定亂，和十六年四 月十二日的全面清黨，對中共顛覆本黨，假借國民革命來赤化中國之 陰謀與暴行，予以致命的打擊。中共此後的蘇維埃路線，至民國二十 四年，更走到日暮途窮的絕境。於是他在共產國際「統一戰線」的指 使之下，提出「國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要求，採取中立戰術，先求 政治解圍，再圖武裝發展，使其死灰得以復燃，更企圖在我抗戰最艱 苦的階段，以散播失敗主義來顛覆政府，奪取政權，達到莫斯科獨佔 中國的目的。今日莫斯科對自由世界所提的「和平共存」口號，及其 對民主各國所用的政治攻勢和中立戰術，都是以民國二十四年至民國 三十四年抗戰期間，中共對我國民政府所用的方法為藍圖，因此我認 為這一段歷史事實，在今日尤有重加檢討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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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節　中東路事變與李立三路線
[58] 　　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七月，莫斯科共產國際第六次大會， 正是史達林於擊敗托洛斯基「左派」之後，轉向布哈林「右派」鬥爭 。為了進攻「右派」，史達林的政策轉向左傾。在他這左傾的動向之 下，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不僅繼續其過去已告失敗的暴動政策， 並且更加激化。大會決議案以「推翻國民政府」、「沒收一切地主階 級的土地」，和「建立蘇維埃政府」為中心的「十大要求」，便是「 李立三路線」的根據。
　　十八年（一九二九年）十月十二日，中東路事件發生，蘇俄軍隊 侵入我東北之滿洲里與海拉爾，壓迫東北地方政府，於十二月二十二 日訂立伯力協定。蘇俄承襲帝俄時代對中國的侵略政策，至此更是表 面化了。莫斯科更對中共加緊鞭策，要他們承認「革命高潮是到來了 」，要他們配合城市暴動與農村暴動，「奪取幾個政治和工業的中心 」，「爭取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匪區內部也仿效俄共，其政治 組織叫做蘇維埃，其土地政策由農民平分土地轉向農奴式的「集體農 場」。十九年（一九三零年）七月二十八日，匪軍乘我們中央討伐西 北叛軍的時候，乃侵入長沙，並企圖進攻武漢。莫斯科共產國際興高 采烈，炫耀其「工農兵聯合行動的勝利」。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匪軍 被我們當地的部隊進剿不支，乃於八月三日從長沙潰退，同時他進攻 武漢的企圖也化為烏有了。
[59] 　　李立三執行莫斯科的命令，如果是勝利了，那就是史達林的成就 。現在是失敗了，就是李立三的罪惡。於是這年九月，中共的黨乃轉 入米夫（Ｐａｖｅｌ　Ｍｉｆ）所領導的留俄的國際派之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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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節　從城市暴動到農村暴動
　　民國十六年，中共「八七會議」的指導者紐曼，亦名紐堡，乃是 蘇俄的暴動專家。中共當時的南昌暴動、汕頭暴動和廣州暴動，都是 採用他俄共暴動的理論和方法來實施的。十七年以後，紐堡的「武裝 暴動」（Ａ．Ｎｅｕｂｅｒｇ，　Ｔｈｅ　Ａｒｍｅｄ　Ｕｐｒｉｓ ｉｎｇ）乃成為中共的城市暴動和農村暴動的教程。從我政府所搜獲 的共匪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於各地組織「行動委員會」煽動 群眾、實行武裝暴動之「通告」和「命令」，完全是依據這個教程為 其組織與行動的準則。
　　當時共匪對於城市，組織「赤色工會」為工人的基本組織。一方 面在總工會之下，組織各種產業「同盟罷工行動委員會」，發動總同 盟的政治罷工；另一方面，組織赤色先鋒隊，使其黨員受軍事訓練， 準備武裝暴動。對於農村，仿效蘇俄的貧農團（Ｋｏｍｂｙｅｄ）， [60] 組織農民委員會，奪取當地團隊武裝，以武裝其匪黨農民隊伍，實行 「農民協會專政」。然後由其所謂「工農軍事委員會」糾合城市與農 村的武裝暴力，組織「工農革命軍」，來「爭取數省或一省的首先勝 利」。
　　但是共匪學會了俄國式的武裝暴動方法之外，還採取了中國舊時 流寇式的暴動方法。據共匪自己的軍事訓練教材「中國紅軍發展小史 」，說明民國十六年間共軍流寇化的起源，是這樣的﹕
　　「井崗山是湘贛邊區的羅霄山脈。山區原有兩股土匪，一個叫王 　　佐，一個叫王文才。毛澤東同志的紅軍到了這裏，不能不和他們 　　講統一戰線。」
　　此後共匪所謂「紅軍」的任務，就是殺人、放火、勒贖、籌款， 和煽惑群眾。而其政治綱領就是「殺地主，分田地，武裝群眾，建立 蘇維埃政權」。
　　最初在「李立三路線」之下，共匪還是相信「以城市領導農村」 的原則，而其在農村中所製造的武裝暴力，仍以奪取大都市為其最後 目標。這個時期，俄共的暴動方式還是佔著優勢。到了十九年九月「 立三路線」被清算之後，那「以農村包圍城市」的觀念，在中共匪徒 中，就漸次抬頭，而流寇式的方法，乃亦成為中共暴動的主要路線了 。
[61] 　　不過中國農村是以家族為其基本組織之自治團體。同姓的家族以 血統為其紐帶，異姓的家族以婚姻互相聯繫，即使地主與佃農之間， 世代相處，亦是守望相助，有其濃厚的感情。因之中共匪徒要在我們 這和平的農村中，製造鬥爭，發起暴動，若單是宣傳煽動的一套方法 ，乃是不能發生效力的，所以他們要特別採取打家、劫舍、綁票、撕 票，與洗村、裹脅的流寇方式。他們在鄉村中更要利用地痞流氓來做 他的工具，使他們屠洗地主富農，殺害兒童，蹂躪婦女，逼迫受刑者 自掘墳坑來活埋自己，以及實施其灌水、灸火、輪姦、剖腹等等殘忍 的暴行。就是這樣，他們在群眾中造成了恐怖的環境，而其在地主與 佃農間，更製造其仇恨的心理。並在他們放火焚燒地主富農的家宅時 ，一面引起貧民的搶劫，製造貧富間的鬥爭；同時一面又延燒貧民的 家宅，強逼他們離鄉別井，跟著其匪軍，一同走上流寇之路。
　　尤其是他們要在農村家庭間，煽起其家人骨肉之間的鬥爭，使他 的黨團在群眾中得以發展組織，而確立其控制。所以對其青年兩性生 活的放蕩，特別鼓勵；所謂打倒廉恥、撲滅道德的口號，更是共匪誘 惑他們破壞家庭，毀滅倫理，而甘受匪黨役使的唯一方法。
　　於是匪軍每當侵入一個鄉鎮之時，他們就肆行其燒殺劫掠，煽動 其清算鬥爭，到了他從這一鄉鎮撤退之時，當地的壯丁被其裹脅以去 ，而殘存的老弱婦孺，仍受其地下組織的控制和監視，不敢與國軍交 [62] 談，更不敢與國軍合作。
　　特別是其共匪所盤據的地區，他對於民眾的控制與消息的封鎖， 乃是以原始的野蠻手段和現代的科學方法，混合使用，來發揮其暴行 的效用。至於他們所使用的方法，總要使其受刑者求生不得，求死不 能，而發生心理的變態和生理的畸形，為惟一的手段。他們這樣的刑 具，據當時各地民眾向我政府所控訴的，乃有七十二種之多。
　　今日我亦不忍詳舉這種惡毒穢褻，殘無人道，慘不忍聞的刑具名 稱及使用的殘酷方法。這是他們自民國十六年以來，其在各省匪區製 造暴動，以及今日大陸上，在各鄉鎮中控制民眾的情景，自始至終， 還是有加無已的在那裏實施。我們在這一點上，認為中共匪徒對民眾 殘忍控制及其暴虐的手段，比之於俄共不祇是毫無遜色，而且可說是 青出於藍，變本加厲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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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四節　九一八以後之剿匪安內
　　國民政府於十九年十二月和二十年五月，兩次集中兵力，圍剿湘 贛山區的匪軍，都沒有得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七月至十月，第 三次圍剿正在順利進行的時候，無端的九一八事變發生於瀋陽。於是 [63] 國民政府一方面，不得不抽調剿匪的部隊北上佈防；另一方面，共黨 及其同路人利用日本侵略我東北的機會，在北平、上海、南京各地煽 動學生，集合首都，假借「請願」的名義，對國民政府毀謗侮蔑，無 所不至。同時更在中央與地方之間，挑撥離間，造成「非蔣下野，無 法對日」的局勢，使我不能不於當年十二月下野。於是共黨匪軍重新 得到了發展的機會。
　　此後中共匪軍的活動，就是對準這日本軍閥的侵華行為，著著進 展，無異是其雙方對國民政府，內外夾擊，互相策應。
　　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一二八」淞滬之戰，共匪乘機擴 大了湘贛粵閩的「蘇區」，就在瑞金成立他所謂「蘇維埃臨時中央政 府」，並且開闢了豫鄂皖區、鄂中區、鄂西區與鄂南區，相互聯繫， 包圍武漢。其擾亂範圍遍及於湘贛浙閩鄂皖豫七省，總計面積至二十 萬方里以上，社會騷動，人民驚惶，燎原之火，有不可收拾之勢。這 時候朝野人士看清了國家面臨此兩個戰爭，為了挽救這嚴重的危機， 又一致要求我復職，繼續承擔國難。我乃於淞滬停戰之後，宣布攘外 必先安內的政策。隨即於六月十八日，在牯嶺召開豫鄂皖湘贛五省清 剿會議，確定第四次圍剿計畫，決定先從肅清豫鄂皖三省匪軍著手。 [64] 十一月，國民革命軍擊潰了豫鄂皖邊區，徐向前匪部西竄川北。同時 鄂西洪湖賀龍匪部亦敗竄鶴峰。但是正在國民革命軍決勝的關頭，而 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一月，日軍又侵入了榆關；三月，長城之戰 繼起。國民政府又不能不抽調大軍北上增援。於是第四次圍剿計畫又 中途停止而遂告挫折。
　　到了長城之役停戰以後，我即於當年十月，復在南昌召集剿匪會 議，訂定第五次剿匪計畫，對江西匪區，採「三分軍事，七分政治」 的方針，一面禁運物資，封鎖其經濟，建築碉堡，截斷其交通；一面 開拓公路，步步為營，節節進剿。正當剿匪著著勝利的時候，共匪乃 策動十九路軍陳銘樞和李濟琛等的叛變，在福州組織所謂「人民政府 」。但是事變不到一月，迅歸平定，剿匪工作沒有受到多大影響。至 二十三年（一九三四年）夏季，而湘贛鄂豫皖五省匪區乃束小至贛南 山岳地帶，其面積不過四千方里，與二十一年相較，幾乎是五十與一 之比。
　　及至二十三年十月，其贛南的所謂蘇區，外受國民革命軍的壓迫 和封鎖，步步縮緊其包圍圈，而其內部的農業集體化又造成農業生產 的衰落，和農業人口的減退。到了最後，就只有流竄與崩潰的一條路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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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1-3-5.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五節　匪軍的西竄
　　當民國二十一年，一二八淞滬戰爭時期，共匪奉行其共產國際命 令，作成決議，認定革命高潮已經來到，企圖進攻長江中部的大城市 。但是這種軍事冒險主義究竟能否成功，俄共與中共內部屢起爭執。 莫斯科派羅明納茲再度來到中國，視察匪區。羅明納茲回俄後的報告 ，認為中共的蘇維埃路線必歸失敗，主張中共放棄瑞金，西走四川， 作長期鬥爭的打算。史達林對他的建議沒有採納。到了二十三年，在 我國民革命軍圍剿之下，八個游擊區完全瓦解，殘餘匪軍不能不化整 為零，突圍流竄。於是莫斯科共產國際過去在其六次大會指使中共的 武裝暴動、蘇維埃組織、「土地改革」、對中國整個的赤化計畫，至 此乃告一結束。
　　徐向前部竄入川北，企圖入陝，我國民革命軍迎頭截擊，並由軍 事委員會參謀團聯絡川中各軍，督率會剿，匪部乃逃向川西。毛澤東 部亦由贛南竄到貴州，企圖偷襲貴陽不成之後，潛渡大渡河，與徐向 前部會合於懋功松潘一帶，兩路殘匪在毛兒蓋會議中又告分裂。徐向 前部南下川西。朱德轉入雲南。毛澤東彭德懷率部北上，展轉流竄， 轉入陝北，投靠當地土共劉子丹與高岡的老巢。其所殘餘部隊共計不 過五千之數，在軍事上實已不成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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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1-3-6.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六節　共匪投降及其政治攻勢
　　民國十八年蘇俄侵略者的滿州里事變，與二十年日本軍閥的九一 八事變，明白指出了一個事實，就是我中華民國的獨立自由，要從日 俄兩個鄰國夾攻之中，打開一條血路前進。中東路事件雖以「地方事 件」而暫告解決，但是共匪在莫斯科指使之下，以武裝暴動策應日閥 的侵略行為，仍然是這兩面夾攻的變形。因此國民政府決定「安內攘 外」的政策，先剿共匪，再謀抗日。這一決策的堅持不變，就是第五 次圍剿成功的根本因素。
　　朱毛匪軍對於國民革命軍的圍剿政策，到了最後只有分股流竄。 他到了軍事已走到絕境的時候，乃假借「國共合作，抗日救國」的口 號，求作政治的解圍。
　　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七月至八月之間，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 在莫斯科開會。季米特洛夫（Ｇｅｏｒｇｉ　Ｄｉｍｉｔｒｏｖ）在 大會上提出「統一戰線」的報告，對於中國主張成立「廣泛的抗日反 帝統一戰線」。這當然是史達林的決策，也當然成為大會的決議。中 共此後的工作，就是依據這一決議，在史達林指使之下，執行其「統 一戰線」與中立主義的新戰略了。
　　這時候，朱毛匪軍轉徙川黔，渺無出路。八月一日，他們從毛兒 [67] 蓋發出宣言，提出「抗日人民統一戰線」，要求組織其所謂「全國人 民聯合國防政府」。
　　二十五年二月，朱毛為了解救陝北的糧荒，派劉子丹部，偽稱「 紅軍抗日的先鋒」，渡河侵入晉西產糧地帶。但匪軍在同蒲路被國軍 擊敗，劉子丹就殲。朱毛至此自知無力再作軍事冒險，便不能不向國 府乞降，要求「停戰議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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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七節　共匪的中立戰術
　　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有所謂「上海抗日救國大同盟」，發表「 九一八」四週年宣言，以中立的姿態，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的口號。這種中立團體在共產國際操縱之下，迅速普遍的在全國各大 城市青年學生和一般知識分子中間成立和發展。
　　就華北來說，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各大學教授和學生為了 反對日軍在華北設立「冀察自治區」，遊行示威。這本是愛國運動， 卻被共黨及其同路人利用，來執行其中立戰術。單在北平天津和華北 各省，就有所謂「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北方人民救國大同盟」 、「平津學生救國聯合會」、「平津文化界救國會」三十個以上的團 體，出版各種報刊，千篇一律，為共匪國際指使的「人民陣線」作宣 傳活動，平津華北如此，上海等城市也是同樣的不能例外。 [68]
　　「人民陣線」受共匪指使，更在各地展開政客式的活動，挑撥地 方軍與中央軍的感情，唆使地方軍，在「抗日不剿共」，和「中國人 不打中國人」的口號之下，對政府與匪軍，採取中立路線，來破壞政 府剿匪安內的政策。
　　「人民陣線」的作用是孤立國民政府與中央軍，讓共匪得以生存 和發展，重整武裝，準備下一次的叛亂進攻；而其所標榜的主張卻是 「抗日救國」，更顯然是企圖引起中國抗日全面戰爭，使共匪在抗戰 陣營的背後，擴大武裝，乘機坐大，達到其顛覆政府，控制中國的目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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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八節　中俄復交與中國的國際環境-外交上的兩面作戰
　　五次圍剿的勝利，使國民政府解除了軍事上兩面作戰的危機。此 後擺在國民政府面前的，就是對日與對俄外交上的兩面作戰。
　　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軍閥在我東北製造偽「滿洲國」，接著又 製造內蒙自治，製造冀東特區，並且製造冀察的特殊化，我在民國二 十三年之秋，發表一本「敵乎？友乎？」的小冊，對日本提出警告。 其中說明日本軍閥如不徹底覺悟悔改，停止其對華侵略，則中日兩國 [69] 鬥爭的結果，就是同歸於盡，並且一再明白的說﹕「日本必能明悉， 窺伺於中國國民黨之後者，為何種勢力？此種勢力之抬頭，與東亞將 生如何之影響？」但是日本軍閥並不能接受我的警告，仍然繼續施用 壓力，企圖孤立中國，以遂行其軍事的侵略。到了民國二十五年（一 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日本少壯軍人在東京發動政變，威脅其天 皇及政府。廣田內閣成立之後，把他們侵華的計畫，綜合為「善鄰友 好、共同防共與經濟合作」的三原則，向國民政府提出交涉。當時的 情勢是很明白的，我們拒絕他的原則，就是戰爭；我們接受他的要求 就是滅亡。這是我們對日外交的一面。
　　九一八之後，莫斯科即不斷的向我政府表示，希望中俄兩國復交 。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顏惠慶與李特維諾夫在日 內瓦公佈中俄復交。但此後中蘇關係沒有進步，並且蘇俄侵犯我中華 民國主權的行為繼續發生。二十四年三月，蘇俄不顧我國抗議，出賣 中東鐵路於偽滿洲國。這對於日本侵略政策，當然是一種鼓勵。到了 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春季，日本提出了廣田三原則，我認為對蘇 交涉應該積極進行。我外交部長張群屢次與蘇俄駐華大使鮑格莫洛夫 會談，覓取中蘇共同維護東西和平的途徑。但是到了三月十二日，俄 蒙互助協定是公佈了。鮑格莫洛夫企圖阻止我國民政府的抗議，竟到 [70] 外交部肆其咆哮，且以宣佈秘密談話相要挾。我政府對於他這一無賴 的插曲，置諸不理，仍於四月五日，向蘇俄提出嚴重抗議。
　　這時候蘇俄的對外活動是兩重的。他的政府外交部竭力緩和國際 間對他的防範，故他對外進行著「和平外交」。而他的國際共產黨部 卻在「反法西斯主義」的口號之下，對西方各國進行著反戰運動和顛 覆工作。他的遠東政策也就是這兩重的作法。他的政府對中日衝突表 現一種中立的姿態，並且對日本力謀妥協；他的共黨對中國則通過其 所謂「抗日救國大同盟」的各種團體，要求政府停止剿共，一致抗日 ，同時發起「聯俄」運動。這是我們對俄關係的一面。
　　然而當時環繞中國的國際形勢，並不是單純的日俄兩國的鬥爭。 具體的說﹕日本要求我們與他「共同防共」，並不是要求中日兩國共 同對付蘇俄。共匪及其外圍團體的聯俄運動，也不是要求中俄兩國聯 合對付日本。日俄兩國對我中國，有一相同的企圖，就是要迫使我們 中國脫離西方，尤其對美關係，而陷入孤立地位，只有聽任他們的宰 割。日俄兩國固然各有其獨佔中國的野心，但是他們為了共同對付西 方尤其是美國，亦可以瓜分中國為條件，而互謀妥協。所以當時如果 我們國民政府接受日本的廣田三原則，使中國成為日本的附庸，又或 [71] 於抗戰發生以後，接受德國的調停，與日本停戰議和，則日本究竟是 北進，還是南進，乃不可得而知。如果我們國民政府為了抗日而聯俄 ，使中國重蹈十五年廣州的覆轍，則莫斯科究竟是為了獨佔中國而對 日作戰，還是挾持中國，採取中立路線‧而促使日本南進，亦是不可 得而知的。總之，當時我們中國無論是降日，或是投俄，而其最後受 禍者總是西方國家。如果這樣，那末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歷史，是將要 改變一個寫法了。
　　當時我們政府乃撇開這兩條危害國家生存，並破壞世界和平的道 路，而最後的決心，認為中國的外交方針，應當在國際聯盟組織之中 ，促進民主國家的合作，並在這一方針之下，促進中蘇的關係。二十 五年十月，我特派蔣廷黻繼顏惠慶為駐蘇大使，指示他「只要是在平 等的基礎上，對蘇交涉可以積極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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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九節　中蘇互不侵犯協定的訂立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侵佔蘆溝橋事變發生。 中蘇的談判更是加緊進行。八月二十一日，中蘇兩國簽訂了互不侵犯 協定。其主要的條款就是﹕
　　　　「兩締約國重行鄭重聲明﹕兩方斥責以戰爭為解決國際糾紛 [72] 　　之方法，並否認在兩國相互關係間，以戰爭為施行國家政策之工 　　具。並依照此項諾言，兩方約定不得單獨或聯合其他一國或多數 　　國家，對於彼此為任何侵略。」（第一條）
　　　　「倘兩締約國之一方，受一個或數個第三國侵略時，彼締約 　　國約定在衝突全部期間內，對於該第三國，不得直接或間接予以 　　任何協助，並不得為任何行動或簽訂任何協定，致該侵略國施行 　　不利於受侵略之締約國。」（第二條）
　　我中華民國是受侵略國。我國此後與日本的「衝突全部期間」是 八年，中蘇協定應該是這八年之內，兩國和平共存的準則。我們且看 協定訂立後，莫斯科對於這個協定，實行到如何程度，並且看他這八 年期間的作為，及其所發生的事實與結果，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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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節　西安事變
　　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著手對蘇交涉，一面亦 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我對於中共問題所持的方針，是中共武裝必先 解除，而後對他的黨的問題纔可作為政治問題，以政治方法來解決。 民國二十三年底，五次圍剿初告成功，中央即指派陳立夫擔當這一政 治任務。
[73] 　　民國二十年，中共特務工作領導人顧順章向我政府自首，因而共 匪在京滬的所有機關和組織，先後被我們完全撲滅。他們的所謂「中 央委員會」亦整個瓦解，而不得不移至贛南匪區，重新組織。到了二 十四年的秋季，陳立夫向我報告，周恩來在香港與我駐香港負責人曾 養甫，經由友人介紹見面，希望我政府指派代表與他們進行商談，而 且他們只要求從速停戰，一致抗日，並無其他條件。周恩來又於九月 一日致函陳果夫及立夫，申明中共要求停戰抗日的立場。
　　二十五年五月五日，中共發出「停戰議和」通電。隨即由周恩來 代表中共，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到上海與張沖會商。當時我得到這 個報告，對於潘漢年代表共產國際一節甚為懷疑。但據立夫考驗後， 知道潘持有他與共產國際通電的密碼，及其來往電報無誤。我認為此 事真偽虛實，對本案不甚重要，故亦未再追問。潘漢年乃即到南京與 陳立夫談判。政府對中共所提的條件為下列四點﹕
　　一、遵奉三民主義；
　　二、服從蔣委員長指揮；
　　三、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
[74] 　　四、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
　　經過了長時間的談判，最後他們終於接受這四項原則。一切條件 大抵都達到協議，只待我回京後作最後之核示。
　　在這同一時期，共黨在各省亦開始發動其「和平」宣傳攻勢，而 以陝西為其第一目標，並對張學良與楊虎城積極勾結。而且張學良所 部的東北軍中，發現其「抗日不剿共」的宣傳品，並有張楊皆與共黨 已發生直接關係的情報，所以他們在西安竭力掩護共黨分子及其外衛 組織的活動，於是「第三黨」與「救國會」公開作反動宣傳，亦毫無 顧忌。這一事態的發展，如不設法防止，勢將演成叛亂。我乃親往西 安坐鎮，並準備在年終召集一般將領開會，宣佈中央對剿共與抗日的 方針，說明共黨和平攻勢，及其所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口號的 作用所在，使之不為共黨煽惑。就在這個時候，即十二月十二日，我 在西安忽被張學良和楊虎城以暴力劫持。我當時就斷定這是張楊二逆 受共匪欺詐，甘心被其利用，不惜予國家以致命的一擊。所以張學良 前來見我時，我就簡單明瞭的訓斥他說﹕「無論其為個人利害，或國 家安危，只有立即徹悟痛悔，送我會京，勿再自投魔鬼共匪的陷阱， 及今悔悟，尚未為晚。」他在這樣情勢之下，就不敢提出其所預定的 八項條件，只說內容複雜，沒有如我所說的那樣簡單，反要求我先行 [75] 息怒，容他盡言。我就斥止他，不許其提任何政治有關的事。直至第 三日，他纔含糊其詞，半勸半求說出他們所共同議決的八項條件，並 說只要我應允簽一個字，他就立刻親自送我回京。（註）我乃對他說 ，無論你說得任何動聽的請求，在你西安劫持威脅之下，絕無商討餘 地。但是我也知道，即使張等有悔悟之意，而其主謀之共匪，必認為 千載一時的良機，也就是他匪黨的一個生死關頭，非迫我接受他的條 件，即必制我的死命。我在此時，只有下定捨生取義的決心，對叛徒 始終拒絕與他們商談任何政治條件。國民政府亦不理張楊的荒謬要求 ，立即下命討伐。
　　二十二日，蔣夫人突然來到西安，我見面第一句話告訴他說﹕「 十日來叛徒每日用各種手段，只要求我在其條件上簽字，就可以送我 回京。你來共患難，是為公而非為私，一切須以國家為重。如有叛徒 以任何條件，託為轉勸，必嚴厲拒絕。我們寧死，亦不可答應。」 蔣夫人此行下了決心，他回答我道，他重視我的人格，甚於我的生命 ，他決不勸我有違背素志的行為，他只願與我同生死。過了三天，到 了聖誕節二十五日下午，我們終於無條件脫險回京。
　　但是這件震動世界的事變之真相，到了事後纔得完全明瞭。此事 最出人意料之外的一點，就是其主動者，實為張學良的本身，而首先 提出此一劫持主張者則為楊虎城。且其事前，並未與共黨就此事有任 [76] 何商量。不過當時張學良與共黨直接的接觸，已有半年之久，故共黨 與張之關係，亦自到了相當程度，又因為他們在西安勾搭，恐易被我 中央發覺，故張與共黨的秘密接洽，乃在陝北的延安舉行（當時延安 守軍還是張的所部）。
　　我記得當時有一位報館主筆，亦是我們辛亥前的革命老同志張季 鸞，來華清池見我，談及陝北共黨勾結東北軍的不穩消息，他認為這 恐是共產黨使用反間的一種手段，須加注意。我就對他說﹕「你是陝 北人，關於你家鄉問題，自必格外關切，請問你們在延安的記者，最 近有什麼重要消息麼？」他說，謠言很多，但是他不相信這些無稽之 談。其他就吞吐其辭，欲說復止，他只說這些謊言，不要說他，自然 會止息的。我乃自動的問他說，「你所謂謠言，是否亦聽到了張漢卿 與共產黨在延安面商擁護中央，一致抗日的消息麼？」他忽現驚駭之 色，但是他很直率的答道﹕「是的」。接著他又說，他不相信這個消 息會是真的，他且對我分析的說﹕如其他們是真是擁護中央，一致抗 日的話，那張漢卿必會坦率的報告中央，決不會越過了中央，與共黨 私自勾結。所以他認為這個謠言，至少亦是共黨的反間陰謀作用，然 而最近謠言太多，亦不能不小心防範。我聽到他這番話，更覺此事嚴 重了。他乃又繼續的談下去說﹕目前倒是另有一種情勢，不能不特別 注意的。就是西安社會上瀰漫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空氣。他 [77] 此次來西安視察已有十日，感覺這個問題嚴重，比其他一切問題更為 緊要。他就問我對於這個「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意見如何？我對 他說﹕「一致抗日，是中央一貫的政策，而且亦是去年江西剿共完成 以後，既定的方針。但是大家應知共黨的用意，其目的並不在「一致 抗日」，而是以「停止剿共」為其唯一目的，而其所謂「一致抗日」 ，不過是其過渡的手段而已。所以今日吾人不能不加以研究的，就是 如何乃可使共黨真能一致抗日的問題。你們報館主筆，應該將這個意 思徹底闡明給一般社會了解。」他說可否將你的意思，先告訴他在西 安的一般朋友呢？我答道﹕「當然是可以的，而且我亦就要在本月中 旬召開高級將領會議，來討論這個問題。」後來西安事變發生時候， 大公報在西安上空所散發勸告張楊與東北軍的傳單，其大意就是當時 我在華清池與張季鸞談話的要領。這是在西安事變約一星期以前的事 。現在回憶，更增感慨。
　　至於其在事變以前，對張楊作反動宣傳，進行策反工作的，亦並 不是共黨，而是其共黨的外圍組織，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所謂「第三 黨」與「救國會」以及所謂「學生聯合會」等中立份子。可是這些中 立份子，確實不是共產黨員，而共產黨亦不要他們加入其組織，取得 黨籍，只要他們採取中立態度，或以第三黨名義發言就夠了。正因為 [78] 他們不是共產黨，所以都能夠明目張膽的在西安散播謠諑，煽惑軍民 ，並對張學良及其部下，竭力施展其包圍挑撥的伎倆，發動其攻心戰 術，時時予張以不斷的刺激，最後張學良卒以其「剿共」與「抗日」 的矛盾心理弱點，竟被他們攻心戰術所突破。但張學良並不承認他被 共黨所煽動，而其初意，是他抗日復仇的心切，乃想利用共黨力量來 一致抗日。從張學良自述其事變以前的經過，分析他被共匪誘惑生效 的原因，並不是共黨有什麼真正伎倆，而其根本還是在我們內部有了 矛盾，自己心理發生動搖，所以他共黨才得乘機而入，針對我們的矛 盾與弱點，來盡量擴大為其利用而已。他又自述其從二十餘歲起，單 當方面軍任務以後，參加內戰，已是不少，乃用他自身過去的經歷， 來判斷其利用共黨抗日的看法。例如于學忠原係與他敵對作戰的，但 由他收編以後，乃成為他忠實的部下；宋哲元亦是同他對戰很久的敵 人，後來和談後，就成為他的良友；而且他自己對我中央國民革命軍 亦曾對抗作戰的敵人，但一旦為了國家的統一，歸向中央，他本人就 是很忠誠的服從中央，完成了統一。因之，他認為與共匪停戰以後， 亦必如過去各種內戰情形一樣，他總覺得共黨亦是中國人，今日在某 一問題上，雖已成為敵人，但明日在某一目標下，亦儘可為良友。他 且說這種錯誤心理，不只其一人如此，恐怕過去好些將領，犯了這個 錯誤的人，亦不在少數。他又接下去說，當時對共黨實無深刻的研究 [79] ，只認他們所說「停戰抗日」是出於一片愛國的誠意，那裏知道對共 黨根本上認識已錯，自然亦就擬於不倫，所以其他一切推斷，亦就大 錯特錯了。
　　最後據張學良又自述其在事變期間的心境，最初發生事變之後二 日內，與我數次談話所得的結果，及見我的態度與決心，無法轉移， 自知其預定的計畫已無實現希望，其內部亦發生問題，並不如其在事 前所想像那樣容易；而當時特別增加他刺激的，就是他接到南京下令 討伐的電報，更覺情勢險惡，已成為不可收拾之局。乃於第三日纔決 心派機接共黨代表來西安，商討合作，參加他們所謂東北軍、西北軍 （楊虎成）與共產軍三位一體的軍事委員會。至此西安事變乃就完全 變了質，而其中共本身的統一戰線工作，與其外圍組織的中立主義活 動，互相策應，乃構成其所謂「一面聯合，一面鬥爭」的作戰方式， 來達到其對張楊所預期的目的。

（註）張楊通電所提的八項條件，就是
　　　（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 　　　（二）停止一切內戰； 　　　（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救國會領袖； 　　　（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五）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自由； 　　　（六）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七）確實遵行　孫總理遺囑；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這八項條件顯然就是當時共匪及其同路人的政治口號。其實質 　　　的意義就是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剿共軍事，放任共黨及其外圍團 　　　體的活動，採取聯俄容共政策，召開所謂黨派會議，改組國民 　　　政府為聯合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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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1-3-11.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一節　中共問題的解決-「共赴國難宣言」
　　二十六年二月，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著手收編共軍；其關於黨與 政治的問題，由周恩來到南京續行商談，仍以四項原則為根據。二月 十日，中共中央委員會根據商談的結果，致電本黨三中全會，提出如 下的四項原則﹕
　　（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 　　　　　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揮；
　　（三）在特區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沒受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 　　　　　共同綱領。
本黨三中全會於二月二十一日通過「根絕赤禍案」，針對共黨的四項 原則，決定四點原則如下﹕
　　（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制，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 　　　　　斷無一國家，許可主義絕不相容之軍隊同時並存者。故須 　　　　　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他假借名義之武力；
　　（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之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 [81] 　　　　　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 　　　　　蘇維埃政府」及其他破壞統一之一切組織；
　　（三）赤化宣傳與以救國救民為職志之三民主義，絕不相容，與 　　　　　我國人民生命與社會生活，亦極端相背。故須根本停止其 　　　　　赤化宣傳；
　　（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之利益為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 　　　　　種種之對立階級，而使之相殺相讎，故必出於奪取民眾與 　　　　　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為之蕩析，故須 　　　　　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
　　全面抗戰開始之後，中共中央於九月二十二日發表共赴國難宣言 ，向國民政府提出四項諾言如下﹕
　　（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 　　　　　底實現而奮鬥；
　　（二）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 　　　　　暴動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三）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 　　　　　統一；
　　（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 　　　　　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
[82] 我為了中共「共赴國難宣言」，於二十三日發表談話，其要旨如左﹕
　　　　「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 　　。其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與紅軍 　　，皆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而其宣稱願為實現三民主義 　　而奮鬥，更足證明中國今日只有一個努力之方向。」
　　　　「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 　　要。吾人惟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諸點，更望其在禦侮 　　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 　　，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
我發表這個談話，當時實在相信共黨是有悔禍歸誠、共同禦侮的誠意 。而且我討伐匪軍的宗旨，一向認為中共黨徒是中國人，終必愛中國 。只要政府加以相當制裁，不難使其就範聽命；只要他放棄武裝暴動 ，自可與其他政黨一樣通力合作，為革命救國來努力。所以自十九年 剿匪開始，直到二十五年為止，我對共黨的方針始終是剿撫兼施的。 我認為共黨這次共赴國難的宣言，就是我們政府精誠感召的實效。當 時一般愛國有識的人士，都相信這是政府政策的成功，也就是民族抗 戰勝利的朕兆。
[83] 　　不料共黨此後的行動，完全與他的諾言相反。這固然是我自信太 過，卒至重大的挫敗，亦可證明共產黨徒畢竟是共產黨徒。他們決沒 有所謂祖國愛與民族感。他共產黨徒不僅是不愛國，而且是蓄意賣國 ，甚至為了他共產主義祖國蘇俄，即使亡國滅種，亦所不惜。這一事 實的嚴重教訓，雖對於我個人是一種無比的恥辱，而對於今日自由世 界反共鬥爭，卻不無貢獻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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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2.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二節　國府改編投誠的共軍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二十六年八月二十二日發佈收編投誠的共 軍命令如下﹕任命朱德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彭德懷為副總 指揮；共轄三個師，其兵額是二萬人。軍事委員會並指定第八路軍列 入第二戰鬥序列，歸閻長官錫山指揮，開赴晉北作戰。
　　陝甘寧邊區政府由林祖涵與張國燾分任正副主席。
　　此後又收編葉挺項英的江南各地共軍，成立新編第四軍，以葉項 為正副師長，共轄四個支隊，其兵額是一萬餘人，列入第三戰鬥序列 ，歸顧長官祝同指揮。
　　以上所述本黨的「根絕赤禍案」，中共的四項諾言，以及共軍編 [84] 入國民革命軍，就是抗戰時期國共「和平共存」的根據。現在我們就 拿這些根據，來檢討此後共黨在和平共存的背後，他是怎樣發展和轉 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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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3.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三節　國民參政會議與抗戰建國綱領
　　二十六年七月，長期抗戰決策之初，中央召開牯嶺茶話會，實即 為國內各黨派及無黨派人士的集會。抗日戰事既已開始，中央復邀約 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中國共產黨，以及文化界領袖，成立國防 參議會，為政府的咨詢機關。二十七年七月六日，設立國民參政會， 由各黨派、各民族、各職業、各地域的代表人士組織之。其第一次大 會即通過抗戰建國綱領。
　　這一綱領確定了三民主義為救國建國最高指導原則。
　　這一綱領確定了最高統率的統一領導權。
　　這一綱領確定了以獨立自主的精神，支持國際和平機構，促進國 　　　　　　際合作之外交方針。
　　這一綱領確定了戰時民主制度和戰時政治經濟文化各項設施的原 　　　　　　則。
　　這一綱領確定了培養國民道德，維護中國文化的方針。
　　這一綱領更是各黨派和平共存的最高根據。
[85] 　　國民參政會可以說是抗戰時期的議會。每當開會時期，政府提出 軍事政治報告；如有重大事件發生，政府亦隨時提出報告，徵詢大會 的意見，並取得大會的支持。國民參政會的建議案雖是供政府採擇或 參考，但其重大的決議案，是由政府制定法律，公布實施。
　　一般人常以為國際共產黨反對議會政治，中共也不是例外。實際 上，在這抗戰期間，中共所堅持的戰略原則及其最後目的，雖為「召 開黨派會議，組織聯合政府」，但是他亦與其他政黨一樣，仍然指派 代表來參加國民參政會。我們看得出此後八年中間，四屆國民參政會 裏，共黨的議會戰術是這樣的﹕
　　（一）把國民參政會當做宣傳講臺，使一般國民相信共黨是堅決 　　　　　抗日的，共軍是勇敢作戰的
　　（二）聯合各黨派無黨派一部分參政員，以中立的姿態，在共黨 　　　　　對政府作鬥爭，及共軍與國軍衝突時，轉嫁其責任於政府 　　　　　；
　　（三）在他的宣傳不能發生效果，或一般參政員不予以支持時， 　　　　　共黨即拒絕出席，或中途退席，來破壞或阻礙大會的進行 　　　　　。
　　但是國民參政會仍然得到一般國民的信任。抗戰建國綱領更是全 [86] 國國民在抗戰中團結一致，共同奮鬥的準繩。
　　我國民政府對於這個會議始終是尊重的，對於這個綱領始終是信 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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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4.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四節　抗戰初期毛澤東的姿態
　　二十六年之秋，朱德率領第八路軍從陝北出發時，毛澤東向其部 隊講話，其要點如下﹕
　　（一）「中日戰爭是中共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的決策，是七分 　　　　　發展，二分應付（對國民政府），一分抗日。」
　　（二）「這一決策，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來實施﹕ 　　　　　第一階段，與國民黨妥協，以求生存發展； 　　　　　第二階段，與國民黨取得力量平衡，而與之相持； 　　　　　第三階段，深入華中各地，建立華中根據地，向國民黨反 　　　　　攻。」
　　這年十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抗戰前途及中共的路線」 的決議，又確定其工作方針如下﹕
[87] 　　（一）「擴大並加強統一戰線，將組織與活動，由秘密變為公開 　　　　　，由局部變為全面，為黨（即共黨）取得合法的平等競爭 　　　　　的地位。」
　　（二）「在中國政治上的決定力是武力。要在抗戰過程中，儘量 　　　　　擴大黨的武裝力量，以為將來爭取政權的基礎。」
　　這就是中共在抗戰過程中的路線。此後八年之間，他的行動，當 然是跟著這一路線。但是他還有一個更高的指導者，那就是俄共的首 領史達林。而且蘇俄的利益始終是高於中共本身的利益，更可由他今 後的行動，得到確切的證明。
　　二十六年（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正是布魯捨爾九國公約會議開 會的時期。史達林對我中華民國駐莫斯科大使館參事張沖破例接見時 ，表示﹕「中國現在抗戰甚力，且有卓越成績。若中國不利時，蘇聯 可以向日開戰。」
　　二十七年，日德義三國締結同盟已具體化。莫斯科對於我們中國 對日抗戰，認為可解其東顧之憂。莫斯科這時對中國抗戰的長期化的 希望，更是迫切。在南京撤守之後，日軍企圖進攻武漢之時，蘇俄與 中國的密切友誼，及其對抗戰的援助，都是基於他這一希望。而中共 對政府的態度不過是其中反映之一。六月十日，史達林來函對中國抗 [88] 戰的必勝，表示其「堅決信念」。九月間，中共所謂「中央六次全會 」在延安開會。周恩來不待會畢，即攜毛澤東函到武漢來見我。其中 說道﹕
　　　　「此次敝黨中央六次全會，一致認為抗戰形勢有漸次進入新 　　階段之趨勢。此階段之特點，將是一方面更加困難，然又一方面 　　必更加進步，而其任務在於團結全民，鞏固與擴大抗日陣線，堅 　　持持久戰爭，動員新生力量，克服困難，準備反攻。」
　　　　「同人認為此時期中之統一團結，比任何時期為重要。唯有 　　各黨各派及全國人民克盡最善之努力，在先生領導之下，嚴防與 　　擊破敵人之破壞陰謀，清洗國人之悲觀情緒，提高民族覺悟及勝 　　利信心，並施行新階段中必要的戰時政策，方能達到停止敵之進 　　攻，準備我之反攻之目的。」
　　　　「此時此際，國共兩黨休戚與共，亦即長期戰爭與長期團結 　　之重要關節，澤東堅決相信國共兩黨之長期團結，必能支持長期 　　戰爭，敵雖兇頑，終必失敗。而我四萬萬五千萬人之中華民族， 　　終必能於長期的艱苦奮鬥中，克服困難，準備力量，實行反攻， 　　驅除頑寇，而使自己雄立於東亞。此物此志，知先生必有同心也 　　。」
　　毛澤東這封親筆手書的措詞，開口是「兩黨之長期合作」，閉口 [89] 是「中華民族統一團結」，完全不是共黨素來的口吻，反使我發生疑 慮。而且他所謂「長期合作」，另有其實質的要求。周恩來這時向我 們本黨建議四點﹕（一）是停止兩黨的鬥爭；（二）是共產黨員可以 加入國民黨，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形良好，再全部加入； （三）是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組織，其全體份子一律加入三民主義青年 團；（四）以上參加者均保持其共產黨籍。於是我知道這是中共企圖 第二次大規模滲透本黨的陰謀。我們依據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間的慘 痛經驗，是不再上當的了。然而我仍然相信中共面對著民族抗戰所激 發的民族精神和國家意識，以及全體民眾心理與輿情壓迫之下，他自 不能不信守其諾言，在國民政府領導之下，為抗戰來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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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五節　史達林的轉變
　　英國首相張伯倫和法國內閣總理達拉第，為了安撫希特勒，而舉 行慕尼黑會議。這個會議助長了納粹德國的氣燄，歐洲局勢已臨到爆 炸的邊緣。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三月十日，史達林突然在俄共第 十八次黨大會發表演說，指出「一個新的帝國主義戰爭已經進到第二 年，這個戰爭從上海到直布羅陀，捲入了五億人民。」他強調蘇俄今 後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保衛自己的安全；並且說蘇俄為了和平而努 力與一切國家保持和平，與鄰邦建立親切的友誼。這一演說就是史達 [90] 林從「統一戰線」轉變為「保衛祖國」的信號。
　　史達林這一演說，顯然鼓勵了納粹主義的侵略行為。三月十四日 ，希特勒分裂捷克，接著就把捷克整個併吞了。史達林此後與德國秘 密交涉，同時仍然公開與英法談判。我們國民政府當然希望蘇俄與英 法的談判成功，來阻止歐洲的烽火。這時立法院院長孫科在莫斯科， 於六月十六日與蘇俄訂立商約，他向史達林轉達我的一封信。我在這 封信裏對英蘇合作寄予希望。七月九日史達林的回信，其中有如下的 語句﹕
　　　　「我們與歐洲諸國的談判，如果這談判可得圓滿的結果-- 　　並非不可能--那就會成為一個重要的步驟，使愛好和平的國家 　　在遠東也可以聯合起來。現在時機已到，使這種集團可以成功。 　　」
　　這一段話的意思是含混的。他所謂「與歐洲諸國談判」與「愛好 和平國家的聯合」，可以解釋為英美法蘇的聯合，這是我們所希望的 一種聯合。但是他這句話也可以解釋為德日義蘇的聯合，那就是日本 軍閥與德國納粹所希望的了。
　　史達林這時還不希望我們發生過大的懷疑，他另外增加一段說道 ﹕
　　　　「因為兩年戰爭，使日本失去平衡，他已開始慌張，不深加 [91] 　　考慮的忽然攻英，忽然攻蘇以及外蒙共和國。這實際已是日本力 　　量在衰弱的徵候，日本此種行動將使大家一致對付他。蘇聯已給 　　日本以應得的反擊，英美是在等待適當的時機加害日本。我們不 　　懷疑日本在很短的將來，會得到中國的一個一百倍的打擊。」
　　他這段話，從表面上看，是對我們抗戰表示好感，並且標榜其俄 日在我們東北諾孟罕衝突的戰役，來證明蘇俄亦從事反日鬥爭。但是 他提到日本攻擊「蘇聯和外蒙共和國」，這裏面就伏著一個蘇日談判 的根源，並且牴觸我中華民國對外蒙的主權。
　　八月二十三日，史達林竟公開與希特勒訂立蘇德互助協定，促成 了歐洲戰爭。到了三十年四月他又與日本訂立了蘇日中立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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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6.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六節　中共的轉變--第一次商談
　　國際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是在「反法西斯主義」的口號之下 進行的。此時，他們的「社會主義祖國」蘇俄，竟一轉而與納粹主義 的德國訂立互助協定，促使其對西方民主國家作戰。於是國際的共產 黨不僅停止其反法西斯主義運動，並且要在「反帝國主義戰爭」的口 號之下，與納粹法西斯主義的間諜組織，互相策應，來破壞西方國家 [92] 備戰和作戰的工作。中共此時亦跟隨莫斯科而採取如下的步驟﹕
　　（一）在外交上，中共公然贊揚蘇德協定是蘇俄外交政策的勝利 　　　　　。九月一日，毛澤東在新華日報發表談話，以為「這個協 　　　　　定打破了張伯倫、達拉第等國際反動資產階級挑動蘇德戰 　　　　　爭的陰謀，打破了義、德、日反共集團對於蘇俄的包圍， 　　　　　鞏固了蘇德兩國的和平，保障了蘇俄社會主義建設更加進 　　　　　步。」到了歐戰爆發之後，中共更公開指斥其為帝國主義 　　　　　戰爭。九月十四日，毛澤東在延安演講「第二次帝國主義 　　　　　戰爭」，明白指出「不論是德、義、日，不論是英、美、 　　　　　法，一切直接間接參加戰爭的帝國主義國家，只有一個反 　　　　　革命的目的，掠奪人民的目的，帝國主義的目的。」他所 　　　　　提出的政治主張，就是「反對帝國主義戰爭，組織革命戰 　　　　　爭」。所以中共在這個時期，公開反對美英「帝國主義」 　　　　　，攻擊我們國民政府與美英合作的政策，而重新發起其聯 　　　　　俄運動，並企圖將抗日的民族戰爭，轉變為其所謂「革命 　　　　　戰爭」即內戰。
　　（二）在軍事行動上，中共的「七分發展」，乃更趨於表面化， 　　　　　而在其實質上，就是莫斯科所指使的國際反戰運動的一個 　　　　　支流。同時，毛澤東更企圖從此實現他在抗戰初期所預定 　　　　　的「三階段論」之第三階段計畫。（註）
[93] 　　二十六年九月，中共指使第十八集團軍（第八路軍改名）進入山 西。此後即自由行動，最先建立晉冀察軍區及晉冀豫軍區，並繼續進 入冀魯豫平原，更到處圍攻地方團隊及中央抗日游擊部隊，將其收編 ，以擴充其實力。並進入冀中的呂正操部，在博野一帶圍攻中央的抗 日民軍張蔭梧部。進入冀魯邊區的邢仁甫部，在鹽山襲擊中央的第五 十三游擊支部，殺害其司令孫仲文。劉伯誠徐向前部在冀中魯西收繳 團隊槍枝，攻擊河北山東省政府，使其不能行使職權。
　　二十八年三月以後，中共的態度更是惡化。他組織了陝甘寧邊區 ，成立特區政府，又在鎮原寧縣一帶策畫暴動。其「山東縱隊」進入 蘇北，肆行暴動。其在山西之十八集團軍更成立「五臺晉冀察綏邊區 政府」，又在晉南煽動韓鈞部隊叛變。
　　二十八年六月十日，我召見周恩來葉劍英，規誡共軍，應信守諾 言，服從政府命令，執行國家法令，解決各地的糾紛。二十九年一月 ，參謀總長何應欽對共軍參謀長葉劍英提示﹕中共違令擴充之部隊及 軍區應加糾正。但共黨的要求是十八集團軍的兵額擴充為三軍九師； 其「陝甘寧邊區」不僅保持，且再加擴展。商談乃陷於停頓。
　　此後河北方面，中央所指派的鹿鍾麟部及朱懷冰部，為共軍所迫 [94] ，不得不退出河北省境。山西方面，晉西北之趙承綬部，河東之王靖 國部，均為共軍所襲擊，全省局勢更趨混亂。山東方面，魯西之孫良 誠高樹勳各部亦為共軍所迫，退至黃河以北。共軍更從魯西向豫東皖 北伸展，企圖與江南向北移動的新四軍打成一氣。
　　二十九年七月十六日，統率部為消弭各地的衝突，作成提示案， 由何總長應欽與周恩來葉劍英商談同意，交周恩來於二十四日到陝北 交朱德彭德懷等遵行。我統率部同時命令各部隊避免與第十八集團軍 及新四軍衝突。提示案之要點如下﹕
　　（一）劃定陝甘寧邊區範圍（此時准其包括十八縣），改稱為「 　　　　　陝北行政區」，暫隸行政院，但歸陝西省政府指導；
　　（二）劃定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作戰地境。將冀察戰區取消， 　　　　　其冀察兩省及魯省黃河以北，併入第二戰區，仍以閻錫山 　　　　　為戰區司令長官，以朱德為副司令長官，秉承軍事委員會 　　　　　命令，指揮作戰；
　　（三）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於奉令後一個月內，全部開到前條 　　　　　規定地區之內；
　　（四）第十八集團軍准編為三軍六個師，三個補充團，另再增兩 　　　　　個補充團。新四軍准編為兩個師。
（註）參看本章第十四節，第八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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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1-3-17.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七節　新四軍事件
　　各地軍隊對於統率部的避免衝突令，雖一體服從，但十八集團軍 對於提示並不遵守。這年（二十九年）八月，魯西共軍向魯南進攻山 東省政府所在地之魯村。省府主席沈鴻烈為避免衝突，撤出魯村。同 時新四軍又乘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在江北正與日軍激戰之時，他乃 渡江襲擊江蘇省政府作戰基地之如皋泰興一帶，韓德勤的部隊受了重 大損害，但為避免衝突，撤至東臺。新四軍繼續進攻，復陷東臺。
　　統率部鑒於共軍在魯蘇各地造成的嚴重局勢，乃於十月十九日， 由何總長以皓電重新佈達這個提示案，限新四軍於十一月底以前，開 赴提示案指定的黃河以北作戰境內作戰。十二月九日，我自己對朱德 彭德懷葉挺項英下令，將黃河以南的十八集團軍，於十二月三十日以 前，移至黃河以北；長江以南的新四軍，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移 至江北，並於翌年一月三十日以前移至黃河以北。
　　新四軍抗不遵令北移，且企圖進兵掌握京滬杭三角地帶。三十年 一月五日，竟圍攻中央的第四十師於三溪。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 乃下令制裁，自一月六日至十四日，將叛軍解散。一月十七日軍事委 員會下令取消新四軍番號，並將葉挺拿獲，交軍法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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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1-3-18.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八節　蘇日中立協定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三月，日本外務大臣松岡洋右於訪德之後 ，訪問莫斯科。蘇俄外交部次長於三月二十七日對我駐俄大使說﹕「 史達林接見松岡，是純禮帽問題。」四月十一日，駐華之俄大使潘友 新對我政府說﹕「蘇聯不為自己而犧牲友邦的利益，蘇聯政府對松岡 是照例招待。」但是蘇日中立協定竟於其隔日--四月十三日公佈了 。
　　這一協定，日本承認所謂「蒙古人民共和國」，蘇俄亦承認所謂 「滿洲國」，不僅妨害中華民國領土主權，而且是更進一步粉碎了「 解決中俄懸案大綱」與中蘇互不侵犯的協定。我們只要看他共產集團 的首腦部--莫斯科破壞國際條約到了這個地步，而其中共對於他的 一切諾言是怎樣的翻悔，也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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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9. 第一篇　　第三章 第十九節　德俄戰爭與中共的態度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俄德戰爭爆發，迫使史達林再轉變 。在史達林轉變時，毛澤東也就隨著轉變。中共此後對於國民政府， 保持著一段平穩的態度。
　　三十一年八月，德軍深入蘇俄的高加索，進逼伏爾加河。九月， [97] 德軍直迫史達林格勒城，由十月到十一月，俄軍與德軍就在城裏逐屋 作戰。十月十三日，毛澤東派林彪到西安來見我。林彪陳述意見，極 力表示中共擁護抗戰建國，及其「精誠合作，永遠團結」的誠意。他 對我陳述有如下的要點﹕
　　　　「毛澤東一再告學生，今後兩黨應『彼此接近，彼此打成一 　　片』，以求現在能『精誠合作』，更求將來『永遠團結』。此種 　　口號已成為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見之於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 　　為政治上全黨一致遵從之行動，誰也不能動搖。」
　　　　「中共雖信奉共產主義，但決不能照恩格斯馬克斯列寧與史 　　達林之具體辦法，依樣實行。彼等所主張與實行者，決不能依樣 　　行之於中國。」
　　　　「即如　孫總理在三民主義中所指示革命救國之方略，與中 　　央對於抗戰建國所決定之方針，凡此規定，中共均無異意。」
　　　　「目前因為彼此作風各異，一時尚難強同。吾人唯依三民主 　　義與抗戰建國綱領努力，期無違國民之公意，而共趨團結抗戰與 　　統一建國之鵠的，此則中共所盼於　委座領導之下，奠立穩固基 　　礎以底於最後成功者。」
　　毛澤東這一態度仍然是莫斯科對華政策的反映。也就是這年十月 [98] ，潘友新回俄述職。他返任時，攜來史達林十二月十一日函。史達林 和平共存的表示，顯然就是毛澤東和平共存的意見的藍本。這封信的 要點如下﹕
　　　　「中蘇兩國人民的友誼，在艱苦嘗試過程中，處處表現。將 　　來必能堅而且篤，久而不渝。」
　　　　「在戰爭完全勝利之後，此種友誼，必能奠定兩國人民合作 　　之基礎，樹立全世界永久之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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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0.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節　蘇俄侵略外蒙及其併吞我中華民國領土外蒙一部之唐努烏 梁海。
　　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六月，蘇俄乘德蘇戰爭的時機，併吞 我中華民國領土外蒙一部之唐努烏梁海。本節略述蘇俄侵略我外蒙古 的經過，及其併吞唐努烏梁海的步驟。
　　民國八年七月十五日，加拉罕發表宣言，明白表示蘇俄放棄其在 蒙古的特權。但是民國十年，西伯利亞俄軍即藉口追擊白黨，侵入外 蒙。這年七月，俄軍進入庫倫，即由俄共所製造的「蒙古人民革命黨 」設立其所謂「蒙古人民革命政府」。
　　民國十年八月，西伯利亞俄軍侵佔我外蒙所屬一部之唐努烏梁海 [99] 。蘇俄政府即製造其「土文獨立國」，並公布其俄式「憲法」，乃成 為蘇俄的第一個附庸。
　　民國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解決中俄懸案大綱」成立，其第五 條規定「蘇聯政府承認外蒙古為中華民國領土之一部，並尊重在該領 土內中國之主權。」蘇俄政府並承諾兩國將來商定有關蘇俄由外蒙古 撤退其駐軍的問題。
　　但是這年七月，莫斯科即指使其外蒙古傀儡組織，召開其蘇維埃 式的「人民代表大會」，公布其俄式「憲法」，改稱「蒙古人民共和 國」，將「解決中俄懸案大綱」的條款，一筆抹煞。於是外蒙古乃成 為蘇俄的第二個附庸。
　　民國三十年六月二十日，德軍侵入蘇俄。土文傀儡組織召開其蘇 維埃式的「呼魯丹」大會，宣布其參加蘇俄對德的戰爭。到了同年八 月十七日，蘇俄就指使土文傀儡向莫斯科「請願」，併入蘇俄領土。 十月十三日，莫斯科「最高蘇維埃」批准其為蘇俄的一個自治區。於 是唐努烏梁海乃從蘇俄的一個附庸變為蘇俄赤色版圖的一個自治區。 這一轉變，也就是此後蘇俄處理他所有一切附庸的歷史先例。（註）
（註）蘇俄一面控制外蒙，一面又分割唐努烏梁海，併為其一州，實 　　　為帝俄侵略外蒙之故智。辛亥革命時期，帝俄策動哲布尊丹巴 　　　呼圖克圖宣佈成立所謂「大蒙古帝國」。民國元年（一九一二 [100] 　　　年）十一月三日，帝俄公布其所謂「俄蒙協約」，並要求其駐 　　　華大使要求中國承認其協約有效。民國二年十一月，北京政府 　　　與帝俄訂立「中俄協定」，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的宗主權，中 　　　國承認外蒙的自治權。民國四年六月，北京政府又與俄蒙簽訂 　　　「中俄蒙條約」，規定外蒙為中國領土，中俄不干涉其自治， 　　　而實際上，帝俄已在外蒙取得其獨佔貿易與建設鐵路的特權。 　　　同時復將唐努烏梁海，與外蒙古分離，而納入帝俄的版圖，直 　　　接由帝俄政府管理，稱為唐努土文。民國六年，俄國革命爆發 　　　。外蒙古及唐努烏梁海乃依其人民的志願，重回中華民國懷抱 　　　。但蘇俄仍襲取帝俄的傳統手段，捲土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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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1.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一節　新疆歸向中央
　　蘇俄併吞我國領土唐努烏梁海的翌年，新疆脫離蘇俄的控制，而 歸向我中央政府。
　　在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盤據東北，窺伺冀察的時期，也 正是蘇俄侵入新疆，操縱行政，掠奪資源的時期。民國二十二年（一 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蘇俄策動新疆政變，以盛世才為督辦。蘇俄 對新疆的軍事侵略和政治的控制，可以說是步步加緊。
　　二十三年一月馬仲英部隊圍攻迪化，蘇俄派遣紅軍進入新疆，助 [101] 盛攻馬，這就是他對新疆的初步軍事控制。到了二十七年（一九三八 年）蘇俄以防止日本侵略為藉口，派遣正規軍「紅軍第八團」進駐哈 密。於是蘇俄對新疆的軍事控制計畫，及其隔絕中央與封鎖新疆的計 畫，完全實現了。
　　蘇俄對新疆的侵略，是軍事與經濟並進的。二十四年（一九三五 年），蘇俄假借「蘇新貿易公司」名義，與盛世才訂立五百萬金盧布 借款合同，中國政府事前交涉制止，未獲效果。二十七年，蘇俄引誘 盛世才赴莫斯科，加入共產黨。此後蘇俄對新控制更為加強。全省各 機關密布蘇俄人員。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十一月，蘇俄乘德蘇協 定之後，歐戰方殷之際，特派密使到迪化，迫令盛世才簽訂「租借新 疆錫礦條約」，託詞開採錫礦，將新疆全省隨地設置鐵路、公路、電 話、電台，及測量、探礦、建築、居住，與駐紮武裝守衛等權，一律 歸於蘇俄，其期限為五十年。此無異是蘇俄併吞全新野心的一個鐵證 。
　　前面（註）說到毛澤東殘部，於二十四年八月，從川北向西北流 竄，他的目的地就是新疆。他企圖從新疆取得蘇俄的支援。後來因為 他在陝甘邊境被我國民革命軍中途阻截，纔轉往陝北，依附劉子丹和 高岡的土共。
　　新疆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久已列為行省之一。新疆又是亞洲 [102] 心臟部的戰略基地，只有完全隸屬於我中華民國主權之下，纔有貢獻 於亞洲與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我國民政府雖在這抗戰期間，全付力量 都用到對日作戰，而對於我大西北領土主權行政的完整，仍盡力保持 ，決不許蘇俄肆行其侵略，也不容中共打通其國際路線，與蘇俄打成 一片，來改變整個亞洲的形勢，構成世界和平的威脅。
　　自三十年上半年起，蘇俄對新疆壓迫愈甚，盛世才受到切身的威 脅。三十一年四月間，蘇俄在新疆的領事及特工人員共同製造政變， 企圖推翻盛世才，來建立其蘇維埃傀儡政權。我在是年八月間，巡視 西北陝甘寧青各省，並派蔣夫人同朱少良將軍飛往新疆省會之迪化， 慰問當地軍民，乃與盛世才商決保全國家領土主權，與還政於中央問 題。於是盛世才乃乘德俄戰爭正在激烈進行的時候，即接受中央命令 ，完全輸誠了。此時蘇俄聞訊，立派其外交次長趕赴迪化，要求盛世 才履行其在一九三四年向蘇俄所作的在新疆施行共產主義之諾言，並 以此相要挾，未得結果，悵然而返。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一月， 中央所委派之軍政各機關主管長官入新到任，於是新疆之收復工作， 大體就緒，乃由我中央要求蘇俄將其駐哈密之紅軍第八團，及在迪化 郊外頭屯河飛機裝備廠之駐軍及其他機關，一律撤退，勿再妨害我行 政與主權之完整。三十二年四月，蘇方乃始承允撤退。六月中央軍進 [103] 駐哈密。此正蘇俄宣告第三國際解散的時候，也是蘇俄正向世界反侵 略國家強作笑貌的時候。
　　但是史達林手段是毒辣的。他知道新疆局勢已不可挽回，乃令蘇 俄大使潘友新於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向我政府遞一 個節略，指責盛世才對俄的措施為「非法的及仇視的行為」，另外他 把「盛蘇密約」交給我政府。他的用意是很明白的。他要破壞中央對 盛世才的信任，同時製造盛世才對中央的疑懼。但是這個密約，盛世 才在決定歸順中央的時候，已經全部報告了，所以他這種反間計不曾 得手，徒然顯出他自己邪惡的無賴手段而已。
　　自中央收復新疆以後，莫斯科立刻策動蘇俄與新疆阿爾太山區域 的哈薩克遊牧民族，發生邊界上的武裝衝突，來尋找他侵略的藉口。 到了三十三年八月間，蘇俄留在迪化的特工人員，又發動其挑撥反間 的慣技，從事活躍，幾釀政變。但是中央立即採取寬大政策，公正處 理，旋即平定；並調盛世才到中央服務，將新疆軍政事權直接聽命中 央，納入常軌。就在那年的十一月，蘇俄認為其在迪化，已無隙可乘 ，乃只有利用其潛伏在伊犁之俄諜及共產分子，給以大量軍械，突襲 伊寧城市，成立偽「東土耳其斯坦共和國」，嗣後並攻陷我飛機場軍 事據點。三十四年迪化蘇俄總領事館人員，又用其「和平共存」的姿 態和方法，促使伊犁叛黨對新疆省府要求和平解決。省府為謀取暫時 的平定，乃允其叛黨首領，加入省府，任為副主席。在中央以為此一 [104] 寬大之處置，可以化除當地反側的心理，惟莫斯科侵略主義者的陰謀 ，自有其一貫的步驟。及至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中原戰局不利之 際，這一「聯合政府」中所收容的分子，遂首先策動叛變，推翻中央 所任命之省政府主席--維吾爾族的麥斯武德。我們必須指出﹕這第 一個俄共所倡導的小型「聯合政府」，即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他們 在其附庸國家所設聯合政府之典型。
（註）本章第五節，第五十六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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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二節　太平洋戰爭的爆發--美英在華特權的撤銷
　　三十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襲擊珍珠港，同時進攻 菲律賓、香港及新加坡。太平洋戰爭的爆發，造成了中美英並肩作戰 的形勢，也註定了日本侵略主義失敗的命運。
　　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我中華民國與美、英、蘇等 二十六個國家，在華盛頓簽訂共同宣言，重申大西洋憲章的原則，並 表示共同作戰，爭取最後勝利的決心。我們認為這一共同宣言簽訂之 後，全世界只有一個戰爭，一個同盟和一個前途。而我們中華民國的 任務不僅是與同盟國共同「解決日本事件」，並且要與同盟國共同建 立世界永久和平。
[105] 　　這年十月九日，美、英兩國政府分別向我國駐美英的大使館表示 ，兩國政府為了加強其對中國盟友的友誼與合作，決定放棄其在中國 的治外法權及有關特權，並將於最近期內，向我國提出新的草案。次 日為我中華民國國慶日，美、英兩國政府復同時就此一決定發表聲明 。
　　我在戰時首都重慶各界慶祝國慶紀念大會上，宣佈這個消息，並 且說明﹕「我國百年來所受各國不平等條約的束縛，至此已可根本解 除，　國父『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遺囑，亦完全實現。我全國同胞從 今日起，應格外奮勉，自強自立，人人要做一個真正獨立自由的國民 ，始能建立一個真正獨立自由的國家，期無愧為同盟國的一員。」這 時我全國國民，加強了抗戰必勝的信心，更激起了建國必成的熱望。
　　但是莫斯科對中國的政策卻是因此全面更改。在太平洋戰爭未爆 發以前，俄共希望中國長期抗戰，阻止日本的北進。中共更要在長期 抗戰過程中，發展他的武力，擴大他的地盤，達到他分裂中國和征服 中國的目的。及至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國參加華盛頓同盟宣言以後， 史達林就要打算怎樣破壞中國抗戰勝利的成果，阻止我們獨立統一而 強大的中華民國的復興。毛澤東也就要替莫斯科這一全面轉變作準備 。而其首先的一著，要使美英兩國政府宣佈其撤銷在華特權的重大步 驟，不影響中國國民，使其發生任何親西方的傾向。莫斯科及其國際 [106] 共產黨都知道，一九一九年蘇俄政府宣佈其撤銷在華特權，引起中國 國民對俄的好感，乃成為中共組織建立與發展的契機。而美英兩國在 中國抗戰艱苦的時期，作此重大的宣佈，這在俄共對我們中國正在進 行及將要進行的野心企圖，不祇是對其政治陰謀上的一大阻力，而亦 對於其歷來虛偽宣傳上一大諷刺。所以俄共與中共從此集中其全力， 要在國際間，破壞我們國民政府的地位及其信譽；並在中國國民中間 ，破壞我西方盟友對我國的友誼，與平等新約的重大影響。而其最顯 著的一點，就是他們對美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內，及其在各國使節中間 ，多方揚言中國政府已與日本秘密進行單獨停戰交涉的反宣傳。此其 目的，全在影響美國使其對我政府斷絕援助，促成我抗戰軍事早日崩 潰，以達到其顛覆政府之陰謀。
　　但是中國全體國民都珍視盟國美英這一歷史性的友好行動，而且 竭誠擁護政府抗戰到底的國策，對於他們這些反宣傳，都認為是謊謬 怪誕，更知其用心叵測，故在社會上並沒有發生絲毫影響。不過國際 共黨及其同路人的惡意宣傳，卻指摘這一平等新約的行動，是英美「 對中國統治階級的安撫政策」，是「為了阻止國民政府向日本投降」 ，並且是「為了增高國民政府的威望，幫助他戰後對於全國的控制」 。這一派的國際共黨同路人的論調，可以愛卜斯坦所著「中國未完的 革命」一書，作為他們的代表。（註）這當然是對於我們國民政府有 [107] 意的毀謗，同時也是對我們盟國歪曲的誣蔑。
　　三十二年一月十一日，中美與中英平等新約公佈。我全國各界人 士熱烈討論戰後建設的各種問題。我政府確立戰後第一期經濟建設方 針。我更提出戰後十年建設計畫，要求全國國民集中其意志與力量， 爭取抗戰的勝利，並準備抗戰勝利之後，善用獨立自由的地位，歡迎 國際資本與技術的合作，建設中國為統一民主的現代國家。這一要求 ，得到全國國民一致的支持，卻受到國際共黨惡毒的攻擊。當然，我 們如能在抗戰勝利之後，以獨立完整的主權，本於平等互惠的原則， 與西方盟友合作，來開發我國家豐富的資源，提高我國民生活的水準 ，建設中華民國為現代的民主國家，分擔世界和平的責任，自是我們 全國國民所企及的。這一計畫卻是莫斯科及其侵華工具中共黨徒所不 能容忍，而必須加以阻擾和破壞的。
（註）愛卜斯坦所著「中國未完的革命」一書對於盟國撤廢其在華特 　　　權之誣蔑，乃有露骨的敘述。 　　　（Ｉｓｒａｅｌ　Ｅｐｓｔｅｉｎ，　 　　　　Ｔｈｅ　Ｕｎｆｉｉｎｉｓｈｅｄ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ｐｐ．３４１－３４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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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三節　第二次商談
　　三十一年十二月之末，俄軍驅德軍於史達林格勒之外。三十二年 [108] （一九四三年）二月一日，俄軍開始肅清高加索區的德軍。就在這個 時候，中共的態度又轉強橫。江蘇山東的共軍乃重新起而襲擊各地的 中央抗日部隊。
　　其在長江北岸新四軍殘部，復乘我江蘇省政府主席韓德勤率部與 日軍正在激戰之際，他們就在我江北作戰基地之漣水，襲擊中央軍的 預備隊一一二師。同時十八集團軍亦在山東方面襲擊中央所指派的于 學忠部隊。
　　而其周恩來林彪在三月二十八日晉謁何總長時，亦提出四項新的 要求，即（一）共黨取得合法地位；（二）其軍隊希望編為四軍十二 師；（三）其陝北邊區改為行政區，其他各區另行改組；（四）黃河 以南各軍開入中央指定之作戰區域，請俟戰後。何總長重申二十九年 皓電提示的原則。周恩來表示其對原則業已接受，但對開拔的時間與 軍隊的數量，要求重新商談。
　　這次商談，周林顯然沒有解決問題的誠意，因而沒有得到具體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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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4.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四節　中共全面轉變的準備--整風運動
　　三十一年二月一日，毛澤東在延安發起整風運動。這整風運動乃 是中共準備全面叛變的基本工作。在這抗戰期間，民族意識發展到最 高潮。中共要背叛國家，要破壞抗戰，要反抗我們領導抗戰的國民政 [109] 府，必須從他每一個黨徒的思想中，毀滅其民族性；為了毀滅民族性 ，必須毀滅民族道德和民族感情，因而更須毀滅民族道德和感情的根 源之人性。中共的整風運動，在其所謂整頓學風、黨風和文風，清算 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形勢主義的「自我批評」和檢討之下，對於民 族思想與自由思想，痛下攻擊，而其對於黨徒的最後要求，就是「以 階級性克復民族性」，乃至「以階級性代替人性」。在整風運動中， 王實味說了一句話﹕「史達林偉大，只是缺乏人性。」他就受了嚴厲 的檢討，最後是失蹤了。這「以階級性代替人性」就是中共的整風運 動的第一個宗旨。
　　中共這次的整風開會，參加的幹部前後總計三萬人。自三十一年 二月毛澤東的「整頓三風報告」，至三十二年五月延安文藝座談會， 中間還舉行了四個月的「高級幹部會議」，得到了一個結論，就是「 毛澤東主義」和「毛澤東的一元領導」。這建立「毛澤東的一元領導 」，就是整風運動的第二個宗旨。
　　蘇俄布爾雪維克以其自己的模型，來製造各國共產黨。所謂「毛 澤東主義」就是史達林主義的中國版，「毛澤東的一元領導」也就是 史達林個人獨裁的中國型。自史達林格勒之戰以後，史達林更加徹底 使馬克斯主義俄羅斯化。他把一九一七年革命廢棄了的帝俄時代一些 [110] 偶像重新標榜起來。例如彼得大帝、古圖佐夫（Ｋｕｔｕｚｏｖ）、 沙伏洛夫（Ｓｕｖｏｒｏｖ）、米寧（Ｍｉｎｉｎ）、波玆哈斯基 （Ｐｏｚｈａｒｓｋｙ），這些俄羅斯民族戰爭的人物，至此都成為 民族英雄，而史達林亦儼然自比於彼得大帝，於是共產主義也就成為 大斯拉夫主義的外衣。中共為什麼要克服人性和民族性？為什麼要建 立「毛澤東主義」和「毛澤東的一元領導」？這顯然出自史達林的指 使，要共黨把權力集中於毛澤東一人之手，好叫他翻雲覆雨，賣國害 民，不僅要將現在四億五千萬人民供俄共侵略奴役之用，並使我中華 民族滅絕人性，世世充當他大斯拉夫的奴隸牛馬，而不復自覺其為黃 帝子孫。這就是他整風運動的真正意義及其實質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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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5.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五節　共產國際的「解散」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二日，莫斯科宣佈解散共產國 際，使全世界為之震動。我亦信以為這是俄共對美國精誠合作的表現 ，而決不是偽裝的姿態。因為我相信，如果像共產國際這樣各國共黨 的司令台，並且是他們共同信仰的中心，而史達林竟將其撤銷，這還 不是真實的而是偽裝的話，那就是他對世界的信用要完全破產，此後 就沒有人再能相信他俄共一切所作所為了。所以我當時曾對羅斯福總 統說﹕「這是你美國外交在這第二次大戰中最大的勝利。」 [111]
　　不料史達林解散共產國際，在表面上，是針對著德日義三國反共 盟約，而促進世界反軸心的民主戰線之團結。但在實際上，這仍然是 史達林的政治戰術與宣傳手法，也就是他在史達林格勒之戰得到勝利 之後，對世界施展其國際陰謀的張本。因為共產國際既已「解散」之 後，各國共黨在莫斯科的戰略計畫的指使之下，肆行其陰謀暴行，而 莫斯科就可不負任何政治責任了。
　　自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通過其統一戰線 的決議以後，共產國際系統之下的勞工國際、青年國際以及婦女國際 這一類的組織，逐漸改變為區域組織並改變其名稱，以便利其在外衛 群眾中發展。直至此時，共產國際本身亦轉入地下工作，而向世界宣 佈其解散，完全是史達林當時運用其「統一戰線」策略的一個政治戰 術與宣傳的手法。
　　在俄共的世界戰略計畫之中，我們中國仍然是他的第一個目標。 他為了開始對這一目標進行攻擊，首先就要隱蔽莫斯科與中共的直接 隸屬關係。於是延安的整風運動，提出了「馬克斯主義中國化」的口 號，指出「毛澤東思想」，認為他就是「中國的馬克斯主義」。這一 著亦是為共產國際的「解散」作準備。所以中共的整風運動是從三十 [112] 一年二月到三十二年五月為止，而共產國際也就在這年五月宣佈「解 散」了。
　　自此時起，在國際共黨及其同路人的宣傳上，中共不再是一般共 產黨，不再是蘇俄的工具，而是中國農民的「民主黨派」和「土地改 革者」。自此時起，莫斯科與延安就開始對我國民政府毫無忌憚的作 猛烈的政治攻擊。
　　美國共產黨這時亦改名為「共產主義政治協會」，以掩蔽其蘇俄 間諜的本質。但莫斯科賦予美共及其同路人的主要任務，就是在美國 輿論和政府中，直接破壞中華民國政府的信譽，與中美兩國的友好關 係；間接為中共宣傳其抗戰努力，實力強大，和「土地改革」與「新 民主主義」，描寫陝北匪區的「民主自由」和「康樂進步」，幾乎是 烏拖邦的理想實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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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6.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六節　羅果夫通訊--「兩個」中國之說的由來
　　三十二年八月八日，莫斯科出版的「戰爭與工人階級雜誌」發表 塔斯社中國分社社長羅果夫（Ｖｌａｄｉｍｉｒ　Ｒｏｇｏｖ）批評 中國政府的長篇通訊，詆毀我政府裏面有「綏靖主義者、失敗主義者 及投降派所進行的陰謀活動」，阻止軍事改革和工業建設，削弱戰鬥 力。並且說「他們挑撥各種衝突與事變，一直到武裝衝突，極力想破 壞國民黨與共產黨的軍事合作，煽動迫害與消滅八路軍與新四軍的行 [113] 動」。他在通訊中明白指出中國將發生「內戰」，導致美國朝野誤信 中國國民黨內，真有一班製造內戰的「頑固派」。這就是俄共的塔斯 社積極為中共全面轉變時作宣傳的準備。於是美共的機關報「工人日 報」及其他二三報紙轉載羅果夫的通訊。中共的通訊社「新華社」更 引用這篇通訊，說是「同盟國家的輿論，猛烈攻擊重慶當局的倒行逆 施」。
　　太平洋學會這年七月十四日出版的「遠東研究」，刊載畢生 （Ｔ．Ａ．　Ｂｉｓｓｏｎ）「中國在聯合作戰中的地位」，更提出 「兩個中國」的論調，指中共匪區是「民主的中國」，中華民國是「 封建的中國」。今日國際社會中所流行的「兩個中國」的論調，也就 是這十三年前的美共及其同路人的舊調重彈。
　　自此以後，國際共產黨努力在美國輿論及其對華外交上打擊中華 民國與國民政府的信譽。一切「貪污」、「無能」、「反動」、「獨 裁」的名詞，反覆積累，加於我中華民國國家、政府和我個人，其目 的全在破壞中美兩國的關係，使中國陷於孤立，並乘國民政府對日抗 戰最艱苦的階段，使抗戰歸於流產，其政權由中共取而代之。這就是 莫斯科在中俄「和平共存」中唯一的企圖，而至此亦就暴露其真相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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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1-3-27.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七節　日蘇瓜分中國的藍圖和兩個戰爭合流的徵象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國革命之後，列寧乘德軍的神秘棚車，穿過德 軍的前哨，回到俄國，策畫政變。「十月革命」初告成功，列寧立即 發佈兩道命令，一道是土地歸於農民；一道是對德表示和議。這一種 利用失敗主義來取得政權的陰謀故智，中共於民國三十二年整風運動 結束之後，即企圖其在中國照樣實施。
　　遠在民國二十六年八月，淞滬戰爭爆發之後，蘇俄駐上海的總領 事館由虹口遷到法租界。二十八年八月，蘇德協定激起了歐洲戰爭， 俄總領事館又由法租界遷回日軍軍事區虹口的原有館址。此後日本軍 部特務機關與俄領館之間，聯繫日密，亦並不因蘇德戰爭而有所間斷 。其實當時南京汪偽政權之成立，乃是受到蘇俄的鼓勵。因為俄總領 事透過日軍特務機關，表示莫斯科對汪偽組織，將於適當時間予以承 認。
　　日本與蘇俄秘密諒解的基礎，就是兩國瓜分中國領土的計畫。二 十八年（一九三九年）九月，歐戰爆發。日本參謀本部駐在上海的特 務機關，立即與汪兆銘積極進行其「組府」的談判。日方所提的「日 支新關係調整要綱」，說明了日本軍閥與俄共分割中國的全盤企圖。 他們在北方以東北偽滿洲國為其大陸政策的根據地，而割取其所謂「 [115] 蒙疆自治區域」及「華北緊密協力地帶」，包括山西、河北與山東各 省；對華中以吳越平原為根據地，沿長江而上，直達宜昌；在華南， 以臺灣與海南島為其海洋政策的根據地，而以福建廣東為其外緣。至 於外蒙、新疆、西藏，以及潼關以西之大西北區域，則承認其為蘇俄 的勢力範圍。這就是日本所提出而為蘇方所諒解的條件。當時我獲得 這個情報，並不為奇。我相信蘇俄之志，決不在此，日本軍閥出此一 著，徒見其幼稚而已。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一月，「日支新關係 調整要綱」的秘密文件在香港披露出來，而日蘇瓜分中國的陰謀乃大 白於天下。三十年四月的「日蘇中立協定」不過是這個野心計畫的一 角。上海蘇俄總領事對汪偽組織的支持，更是不成問題了。
　　三十二年底，湘西及鄂西之戰，三十三年平漢路南端之戰，中共 將我國國軍的軍事部署與作戰計畫，透過日軍特務機關交給日軍。中 共企圖誘導日軍深入中國抗戰大後方之華西，使共軍得以乘機突破國 軍的封鎖線，向西北擴張其地盤，並且再進一步，與日軍夾擊我川黔 抗戰根據地。所以國際共產黨攻擊國民政府的全面宣傳攻勢，其幕後 還有全面軍事攻勢，著著進行。
　　在中共與日軍呼應的時候，蘇俄亦與日軍侵華戰事相呼應。三十 [116] 三年三月，日軍對華發動大規模的軍事攻勢，從平漢路蔓延粵漢路。 其時陝北共軍集中兵力，企圖乘此時機，侵入甘肅，打通延安與蘇俄 的交通路線。蘇俄駐迪化的總領事館也就在這一年內，策動新疆一聯 串的事變。（註）
　　這是中俄及國共「和平共存」中的一個真相的暴露，也就是日本 對華直接而公開的戰爭，與蘇俄對華間接而無形的戰爭，這兩個戰爭 合流的一個事實及其內容。
（註）本章第二十一節，第一零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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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8.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八節　第三次商談
　　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蘇俄對德軍的夏季攻勢，恢復了俄境以 內的失地三分之二。德國的最後失敗已見端倪。史達林對戰後世界的 全盤計畫，也就從這個時候開始確立。他拒絕參加開羅會議。他於這 年十二月，懷抱著整套陰謀，到德黑蘭與美英首長舉行會議。在歐洲 方面，他擊敗了邱吉爾所主張的巴爾幹開闢第二戰場的提議，促成盟 國在法國登陸的計畫。這是史達林世界戰略第一回合的勝利，注定了 戰後東德淪亡的命運。
　　三十三年一月，俄軍解了列寧格勒之圍。二月至三月，俄軍收復 [117] 了畿夫，從德尼卜河向德尼斯特河前進，並擊退了克里米亞的德軍。 在這個時期，中共對我國民政府的全面政治鬥爭，當然也更進一步的 積極展開了。
　　三十三年西安商談，中共的要求，愈談愈高，最後更完全變質。 從這一談判過程中，可以看出他們全面政治鬥爭的動向。
　　中共代表林祖涵於五月四日至八日與政府代表王世杰等會談中， 提出十七條，其內容還是與過去兩次要求，相差不遠。關於軍事問題 ，中共要求四軍十二師之數，於戰後轉移至指定的防地。關於邊區， 要求改為行政區，隸屬行政院，不受陝西省政府指導。關與黨的問題 ，要求政府予中共以合法地位，釋放「政治犯」。此外則首次提出「 撤除陝甘寧邊區軍事封鎖」。
　　到了六月四日，林祖涵忽提出其中共所提「關於解決目前若干急 切問題的意見」十二條，乃將歷次商談的內容，幾乎完全推翻。
　　他提出的條件如下﹕
　　一、關於共軍數目，改變要求五個軍十六個師的番號；
　　二、關於陝甘寧邊區，改組行政區，改變為要求政府「承認陝甘 　　　　寧邊區及華北根據地民選抗日政府為合法的地方政府，並承 　　　　認其為抗戰所需要的各項設施」。
[118] 　　三、關於移防問題，改為「中共軍隊防地，抗戰期間維持現狀， 　　　　抗戰結束後，另行商訂」。
　　中共關於邊區問題，新提出如下要求﹕
　　一、「同盟國援助中國之武器彈藥、藥品，應請政府公平分配於 　　　　中國各軍，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應獲得其應得之一份」；
　　二、「請政府飭令軍政機關取消對於陝甘寧邊區及各抗日根據地 　　　　的軍事封鎖與經濟封鎖」。
　　此次更提出「關於全國政治」的條件如下﹕
　　一、請政府實行民主政治，保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及人身自由；
　　二、請政府開放黨禁，承認中共及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釋放愛 　　　　國政治犯；
　　三、請政府允許實行名副其實的人民地方自治。
　　這次商談，因中共的要求一次一次的改變，其所提條件一次比一 次苛刻，當然得不到何種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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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9.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二十九節　史迪威事件-中共對魏德邁將軍的排斥
[119] 　　我對這次中共所提要求之中，要特別說明的，就是中共關於盟國 軍援的分配及邊區封鎖之解除兩點。這兩點就是史迪威事件的癥結。
　　史迪威將軍到中國工作，在緬北作戰，我時時感懷他的勞績，對 於他平時的各種建議，亦無不信任有加。但是他在中緬戰場的時期， 正是美共及其同路人宣傳中共是「土地改革者」和「愛國民主黨派」 ，同時誣蔑我個人是頑固和反動法西斯的時期。他也是受了這種宣傳 的影響之一人。他誤信中共部隊可以服從他的指揮。他向我要求把國 軍和共軍同等裝備起來，將共軍開出邊區作戰，同時也將晉、陝兩省 被共軍牽制而防備其叛亂的國軍，開出作戰。可惜他對於共黨的陰謀 毫無了解。他不知道過去中共在莫斯科指使之下，破壞中國國民革命 的事實。他也沒有預想共軍得到裝備，開出「邊區」之後，將取何種 手段來破壞抗戰，顛覆政府。史迪威將軍後來對我的爭執，完全是共 黨及其同路人所一手造成的。中美兩國軍隊在中緬戰場上的合作，幾 乎因此而完全破壞。
　　我自己覺得我對史迪威將軍最大的遺憾，就是在他來華服務之初 ，不管他對我所說的話，信與不信，我應該把俄共對中國革命與抗戰 的陰謀及其目的，以及經過事實，明白告訴他，使他事前能夠了解和 預防。但是我以為自己與他初次共事，互信的關係並未完全建立，所 [120] 以沒有向他切實說明。惟有這一點，也許可以說是我的一個錯誤。這 一不幸的事，直到今日仍使我為之痛心。
　　三十三年十月，魏德邁將軍（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ｌｂｅｒｔ Ｃ．　Ｗｅｄｅｍｅｙｅｒ）繼史迪威任中國戰區美軍司令官兼任中 國戰區統帥部參謀長。魏德邁將軍來華就職之後，純粹盡心於軍事的 反攻，而中共問題則由赫爾利大使接洽和處理。
　　但是魏德邁將軍對於中共問題，仍然繼續研究其實情，把握其焦 點之所在，並且赫爾利大使就其對共商談所得的經驗，和史迪威將軍 在華任職的經過事實，予以分析，作為佐證。所以魏德邁將軍深切了 解中共的陰謀，而毫未受其任何宣傳於包圍的影響，他與赫爾利大使 二人，在華任職期間，對我中國軍政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合作無間， 而其成績更是優越顯著了。
　　三十四年五月，魏德邁將軍為了策畫全面的反攻，巡視華北，遍 歷陝西綏遠的前線。他途徑延安，卻拒絕了中共的邀請，沒有在延安 下機訪問朱毛。因為共黨最恨的是了解他的陰謀詭計的人，魏德邁將 軍就是了解共黨真相的一人。於是中共對他懷恨在心，而國際共黨及 其同路人也就毀謗他，反對他在華任職。
[121] 　　所以三十五年之初，正是美國在中國調解國共，統編共軍的時期 ，而魏德邁將軍亦就不得不調任離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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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0.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節　　中共的軍費和政治資本
　　　　　　（一）軍費轉作政治活動
　　中共及其國際「同志們」指責國民政府歧視十八集團軍，不按照 他擴充的兵員給予待遇，並且不給以國軍同等的待遇。實際上，國民 政府所核准為第十八集團軍，其所編成的三軍六個師及五個補充團， 即是依照國軍同等的待遇，按期發給軍費的。但是中共從國民政府所 領取的軍費，並沒有用到他的軍隊，卻在就地津貼其外衛團體和文化 機構，用作破壞國家統一，分裂抗戰陣營的組織、宣傳、滲透與顛覆 工作的政治作戰經費。如重慶新華日報，各地的生活書店，以及群眾 雜誌、解放周刊，延安的抗日大學、陝北公學等，都是由我國民政府 發給他十八集團軍的軍費來支用的。而其各地共軍的糧餉，乃是他非 法向其「特區」和「邊區」民眾，以及就地用土改鬥爭與製販嗎啡等 各種稅捐徵發而來的。
　　　　　　（二）走私為其經費來源
[122] 　　中共的政治作戰經費第二來源，是日軍佔領區與自由區之間的走 私貿易。抗戰期間，國民政府封鎖日軍佔領區，中共卻由五條路線走 私。
　　第一條路線是由包頭經綏德入陝北，再由陝北往隴東寧夏。如綏 德的「抗敵商店」與延安的「光華商店」，就是買賣日貨的總機關；
　　第二條路線是陝北邊區沿黃河的渡口，凡是十八集團軍駐防的渡 口，都有日貨運入河西，向陝西的中部及陝南傾銷；
　　第三條路線是從濟南向西，到豫北與晉南；
　　第四條路線是從蕪湖向西，到皖西與鄂贛一帶；
　　第五條路線是從蚌埠向西，到皖北及豫西一帶。
　　中共走私貿易所籌得的利潤，就地使用其為對自由區作宣傳戰、 組織戰和顛覆工作的經費。
　　　　　　（三）推銷鴉片與私發偽鈔
　　中共走私之中，破壞國民政府禁令，危害國民健康的一種貿易， 就是推銷鴉片。鴉片的來源有二﹕
[123] 　　第一是從日軍佔領區特別是熱河等產煙地區，經十八集團軍駐守 的道路與渡口，向自由地區傾銷，中共收取過境稅，每兩鴉片要繳納 法幣八元。
　　第二是中共在陝甘寧特區之內，指使農民種植罌粟。至成熟時， 中共派人收取煙土。依土地的肥脊，或與農戶三七分，或與農戶四六 分。其農民保留的三成或四成，仍由中共定價收購。
　　中共由其「特區」向自由區運銷鴉片的路線有二﹕一條是由特區 運至宜川韓城；一條是由「特區」運至耀縣柳林。
　　鴉片傾銷所得的法幣，一部分作他「特區」擅自私發偽鈔的準備 金；一部分就地擴充其對自由區滲透顛覆與組織宣傳的經費。
　　上述的事實，可以說明中共指責國民政府對其十八集團軍不發軍 費以及剋扣軍費，乃是他完全偽造的謊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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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一節　第四次商談
　　中共對國民政府的全面政治鬥爭，從第三次商談以後，更加積極 展開，而其分化中美合作的工作，亦無所不至。三十三年十一月初， 中共不斷的邀約美國特使赫爾利將軍親赴延安，商談要務。赫爾利將 [124] 軍乃於七日，偕林祖涵飛往延安。十日赫爾利將軍偕周恩來飛回重慶 ，攜有毛澤東與赫爾利共同簽署的「協定」。這一協定顯示了什麼是 中共的政治條件﹕
　　一、中國政府、中國國民黨，及中國共產黨一致合作，以期統一 　　　　所有中國軍隊，迅速擊潰日本，並建設中國。
　　二、改組現在之國民政府為聯合國民政府，包括所有抗日黨派代 　　　　表及無黨派之政治團體代表，立即宣佈一新民主政策，規定 　　　　軍事政治經濟及文化事業之改革，並使其發生實效。軍事委 　　　　員會應同時改組為聯合軍事委員會，由所有抗日軍隊之代表 　　　　組織之。
　　三、聯合國民政府擁護　孫總理之主義，建立一民治民有民享政 　　　　府，實施各項政策，以資促成進步及民主，樹立正義及信仰 　　　　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集會結社自由，向政府訴願權 　　　　、保障身體自由權、居住權，並使無恐懼之自由，不虞匱乏 　　　　之自由，兩種權利，實行有效。
　　四、聯合國民政府及聯合軍事委員會承認所有抗日軍隊，此項軍 　　　　隊應遵守並執行其命令。
[125] 　　五、聯合國民政府承認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及一切抗日團體 　　　　之合法地位。
　　這一「協定」草案，在表面上看起來，都是「民主」、「自由」 、「和平」、「進步」等民主國家人士所最愛聽的名詞，並且把「新 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等西方國家所感覺其為冠冕唐皇的字句， 亦全盤托了出來，而要求其訂為條款。當然這在表面上看起來，不失 為國共和平合作的一個很進步的方案，但是實際上就是他莫斯科此後 滅亡東歐各國的公式之中的基本戰術。我們今天是在波蘭被賣和捷克 政變之後，自然已經熟悉「新民主主義」和「聯合政府」作用之所在 ，但是民國三十三年（一九四四年）毛澤東向國民政府提出這個要求 ，我們還沒有看見他統制東歐的這一個公式，我們只是拿民國十三年 到十六年國共合作的歷史所得到的教訓來處理。我決定對這個協定中 「聯合政府」一點，拒絕同意之外，其他各項儘可一一商談。但是周 恩來回延安後，致函赫爾利將軍，謂中共中央對所商各條都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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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二節　第五次商談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一月下旬，中共又派周恩來到重慶。這 次商談，完全是他一種政治的宣傳攻勢，其所提出的口號就是「聯合 政府」。其所擺出的面貌亦愈變猙獰。而他在此次宣傳攻勢之中，不 [126] 但公然詆毀政府，而且公然誣蔑赫爾利大使。因為赫爾利大使曾經聲 明﹕「美國不以武器支助中國擁有武力之政黨」，所以他到了最後亦 成為中共攻擊的對象。
　　這樣情形之下，第五次商談，自然無法得到結果，至五月遂告停 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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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三節　憲政實施的決定
　　我們中國國民黨秉承　國父孫先生的遺教，國民革命的目的，對 外求國家的獨立平等，對內為建設民主政治，實行民生主義。本黨的 訓政，乃是從軍政到憲政的過渡階段。如果沒有對日抗戰的發生，早 在民國二十六年，國民大會即已召開，民主憲法早已實施。當抗戰之 初，本黨第五屆全國代表大會臨時會議舉行於武漢，發表宣言，預期 抗戰勝利之後，立即召開國民大會，制頒憲法。
　　在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之間，抗戰雖極艱苦，而勝利已經在望。 我戰時首都重慶對戰後建設計畫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中共惟恐我國民 政府獲致勝利的果實，所以他在此時破壞抗戰、顛覆政府的陰謀，更 是無所不用其極。當時我為了完成民主政治，準備戰後建設，決定提 早實施憲政。三十四年三月一日，我對憲政實施協進會演說，宣佈政 [127] 府準備於這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結束訓政，製頒憲法。七 月七日，國民參政會開會，討論召開國民大會的議案。但是中共對於 這一決定民主政治進行步驟的會議，反而拒絕出席，並且另籌召開其 所謂「解放區人民代表會議」，企圖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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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四節　中蘇談判中之共黨企圖
　　三十四年（一九四五年）二月，美英蘇的雅爾達會議中，史達林 又取得了第二回合幾乎可以說是全面的勝利。關於波蘭問題、德國佔 領問題，以及聯合國憲章上的否決權問題，都是史達林佔了優勢。特 別是我中華民國在外蒙的主權與東北的主權行政完整，竟成為蘇俄參 加對日戰爭的犧牲品。同時，史達林對我中華民國的整個陰謀策畫之 中，美共及其同路人在美國的任務，是繼續擴大其「反華倒蔣」的宣 傳活動；同時中共及其外衛黨派在中國的任務，是政治顛覆和軍事變 亂。此後的事實都是確切的證明。
　　這年六月，正是中蘇談判互助同盟條約的時候，陝北的共匪煽動 淳化保安團隊，佔據縣城，與當地國軍衝突。同時浙東、浙西與綏南 、綏北等地匪軍到處襲擊國軍。美共及其同路人乃乘機大肆宣傳，反 誣蔑國民政府「發動內戰」，要求美國政府停止以軍火援華。美共與 [128] 中共執行史達林所賦予的任務，這還不過是一個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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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5. 第一篇　　　第三章 第三十五節　第二個時期的結局
　　以上所述，就是民國二十六年至三十四年抗戰時期，中俄兩國及 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和平共存」的發展，及其所得的結局。他們在 全面抗戰之前，中共對我政府輸誠求和時所表現的馴服態度與卑恭的 笑臉，以及其在抗戰初期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所提出的四項諾言， 毛澤東所謂「永遠團結，精誠合作，徹底統一」等謊話，到了抗戰末 期，乃就轉變為其全面的武裝叛亂與顛覆國家的張本。這時候，中共 何嘗不想蹈襲一九一七年俄共以失敗主義顛覆其臨時政府的故智，來 奪取我國家的政權。但是我全國國民的精神力和意志力，始終是集中 的。國民政府對於戰局的控制，始終是穩固的。而且我國民革命軍對 於共軍的防範，始終未稍鬆懈，再加以抗戰勝利之提早來臨，未曾給 予中共以顛覆政府的機會。但是莫斯科帝國主義者對於我中華民國從 外部征服與從內部顛覆的整個計畫，到了抗戰初告結束之際，便全面 展開了。

蔣中正 2013-08-16 15: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