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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德作為一個好東西，在直觀上給人們留下好印象，單憑這一點似乎就可以使倡導美德成為無人敢于質疑的事業。然而，人類多疑、審慎、超越直覺的本性告訴我們，越是對美好動聽的名詞，越是要責問其實質內容，須循其名責其實。
　　在古希臘，城邦政治生活的首要特征是美德。美德的重要性來自公共利益的重要性。在古代城邦里，美德就是熱愛國家，獻身國家，這種熱愛要求人們不斷把公共的利益置于個人利益之上。把舍己為公、獻身國家當作至高的美德來要求所有的社會成員并不是古代共和政體中專有的事情。事實上，在所有的古代社會中都有類似的"美德"要求。在中國，三綱五常、三從四德，五講四美不都曾是以道德規范形式出現的最高政治律令嗎？用“忠君”與（或）“愛國"來概括這種古典美德也許是最恰當不過的了。
　　在對古典美德和現代美德的優劣作出判斷之前，我們不妨對這兩種美德作一番簡單的對照與比較。
　　古典的美德是依附的美德，以義務為本位的美德，使自己生命的價值和利益服從于他人和國家需要的“他”性（otherness-oriented）美德。要維持社會的正常生活，政府有效運轉，公益得到保護，個人就必須克服自身的私心，制裁個人的私欲，把私（己）奉獻給公（共），這樣才能使自己才能成為美德的化身。
　　現代美德是以自由和權利為本位的美德，是“自”（self）字開頭的美德，格外強調個人對自己負有的不可讓渡的責任，注重個人的自尊、自愛、自強、自立（力）、自治（自律）。
　　古典美德的最高境界是要人們恪守“螺絲釘精神”，卡爾·波普稱之為“齒輪精神”。這樣，美德倫理學自然而然地變成了美德政治學：每個公民生命的目的就是為國效力，為公獻身，在國家機器上克盡“螺絲釘”和“齒輪”的角色所賦予的職責。
　　美國已故總統肯尼迪有一句名言高度而準確地概括了這種“螺絲釘”美德：不要問國家為你做了什么，而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么？這里國家與個人是主仆關系，公民不是自由人，國家則凌駕于個人之上，兩者之間就變成了單向的依附關系。國家由屬于人民變成高于人民。可它既然不能為百姓做點什么，那么要它的目的是什么？這樣的國家豈不是個怪物。
　　按照現代美德觀，一個好的體制具有適當的制度化機制，既能滿足、又能控制那些造就這一體制的自私的人們，而壞的體制則無法做到這一點。
　　古典美德的一個主要魅力在于它提倡的是一種英雄的美德觀。但這種英雄美德的展現需要奴隸與征服來襯托。
　　古典美德還是一種基于特權的美德。它認為一些人的生命價值高于另一些人，所以它要求一部分人以奉獻為生命的目的。現代美德是基于人人身分與權利平等的美德，它認為人與人在生命價值上是平等的，生命的目的不是讓自己充當另一些人實現生命價值的工具。
　　古典美德是一種高調的理想主義的美德，它秉持意圖倫理和積極的政治觀，認為人活著的目的和一切政治活動的目標就是追求那個在天國中才有的至善。現代美德是低調的現實主義美德，它秉持責任倫理和消極的政治觀。
　　古典美德賦予國家以巨大的道德權威和道德使命，把美德當作是治人的重要工具。這樣，政治權威支撐道德權威，道德權威來自政治權威。現代美德觀把美德主要當作自治的工具，要求法律、政治與道德必須分離，只有這樣的政治才是美德的政治。
　　現代美德觀對公益與私利的關系有自己的看法：公益只能是私利的和諧組合，脫離了私利便無公益。國家只是公民的集合，除公民的個人利益，國家自己沒有特殊的利益。公共利益的最高境界就是為實現個人利益提供最有益的環境，只有追求這種公共利益的政府才可能有廣泛的民眾基礎，從而也就保證了對公益的關心。所以，公共利益要求限制政府權力的作用和范圍。
　　古典美德之所以讓位于現代美德，部分是因為這種古典美德不過是政治操縱與專制的面具，是打著平均主義旗號的、反平等的精英主義意識形態的一部分。以至善論為依托的美德在自由主義看來正是惡德的最大根源。它不公正，不公地對待人與人，它容忍人對人的奴役，卻不寬容不同的思想與信仰；它不公地對待公與私，它要求人們去私奉公。相反，現代美德反對平均，卻主張對每一個人給予同等的尊重；它拋棄了至善論的美德觀，尊重每個人的正當自利和同等的自由，尊重每個人的財產權和信仰自由。現代美德觀雖然承認個人利益的極端重要性，而且不以美德為其思想和實踐的立足點，并且對美德能永遠戰勝自利持強烈的懷疑主義態度，但這并不意味著它排除了美德，相反它更有效地鼓勵了美德，為美德的光大提供了更堅實的基礎。
　　讀過《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的讀者們一定記得，卡爾·波普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歷史決定論美德觀與二十世紀極權主義運動的內在邏輯聯系，并對這種美德觀作的證偽工作。
　　古典美德在二十世紀中已得到最為徹底的檢驗。其結論是，一個僅靠古典美德支撐的時代注定是專制、蒙昧、野蠻的黑暗時代。

劉軍寧 2013-08-19 10:3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