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國共紛爭 11 洛川會議

簡體傳統

　　11 洛川會議
　　聽眾朋友可能都知道1959年的廬山會議。但是，不知道有沒有人記得，在那年的7月17日，在與周小舟等五個人談話時，毛澤東說過的那句話。當時，毛剛剛收到彭德懷的《萬言書》，他相當不平靜地講起二十多年前的往事，也就是1937年8月發生在陜北的那檔子事——史書上記載的洛川會議。毛忿忿地提起彭德懷的“歷史賬”。他說：在中共性命交關的歷史時刻，彭德懷所領導的“華北軍分會，不同意中央的游擊戰方針”。毛的用意，是要讓周小舟他們知道，彭在歷史上是反過自己的，不要站到這人一邊。
　　在中共黨內，誰都知道，“老彭是老毛的人”。洛川會議上的“彭反毛”，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936年的“西安事變”，開始了中國全面抗戰的局面——國民黨不可再打共產黨，而是和共產黨一起打日本。這一局面，不僅使共產黨免去遭國軍軍事圍剿之苦，政治上也完全站穩了。但這“戰”究竟怎么抗法，怎么才能使得共產黨既得一個愛國好名聲，又不至于把自己千辛萬苦保存下來的一點點力量在戰場上拼掉？共產黨將領們的意見，就相當不一致了。
　　當時，延安向“蔣委員長”呈報抗戰力量四萬八千人，其實實際作戰部隊不過三萬人，而南京方面只承認兩萬。那時正值“七七事變”剛剛發生，政府一再催促，命令軍隊從速改編、開赴前線，接受閻錫山指揮。作為中共代表，周恩來也一次次從南京來電，代為催促。
　　雖然到了1959年，堅持有話就直說的張聞天也被打入“彭德懷集團”，但在1937年，這位當時的總書記，與毛澤東的意見是一致的，也認為應當立足于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后，自己坐收“抗日成果”。于是，對于政府的“電令”，總以種種借口推托。
　　但形勢不等人。到“八一三”上海戰事爆發，已經無法再拖。怎么辦？大家都記得毛澤東那時候有兩頂軍帽：八路軍的一頂；紅軍的一頂，那頂有著紅五星的灰帽子卻是無論如何舍不得丟下的。雖然口口聲聲“擁護蔣委員長”，八路軍三個師的指揮權，也是絕不能輕易交出的。他提議將各地將領召回，舉行黨的會議，確定軍隊開赴前線的對策。地點就選在紅軍指揮部所在地洛川縣南90里的一個村莊——此時是1937年8月22日。
　　這是一次為期四天、僅有22人出席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中共歷史上并不像對遵義會議那樣大力鼓吹。今天之所以將它翻檢出來細細審視，實在因為我們中國再度面臨國共兩大黨談判合作的局面，不得不將過去被雙方或掩蓋、或改寫的史實一一剝出，分清是非曲直，作為今后的借鑒。類似這樣的剝離工作，恐怕是免不掉的。比方說，我們大家都熟悉周恩來在1950年代初所說過的那段話。當時，他為了幫同推動毛澤東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極為誠懇地談到“革命如何選擇了”“在重大歷史關頭總是正確的”毛澤東。當時無論在國內還是國際都已經具有非常高的聲望的周總理，在說這一段話時，不知有沒有將洛川會議包括進去。因為，我們今天已經知道，不但在這次會議之前的數年，他曾以上峰的地位，一次次“修理”毛澤東；在長征后的這個洛川會議上，作為“長征軍事三人組”成員之一的周，最后失掉了他“軍事家”的地位。
　　1937年的洛川會議，是以張聞天的報告開場的。由于為人的清正和后來所遭受的磨難，張聞天今天已被奉為偉大的“革命家”、“理論家”等等。惟獨這份報告，不見收入他的文集，不知編者認為無關緊要，還是有意為賢者諱。
　　在他的形勢報告里，不乏對于蔣介石在過去的十年如何仇視共黨、如何背信棄義的指斥；以及“自己同志”在近期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的評說——這都是我們在日后的史書里讀過無數遍的。有趣的是他最后提出的一個的議案。他建議，在這樣的局面下，中國共產黨應該學列寧，學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候聰明絕頂的“一箭雙雕”：讓侵略者與統治者兩敗俱傷的策略。具體到中國么，就是坐看蔣介石與日本帝國主義廝殺，最后勝利歸人民。
　　毛澤東接著發言，支持張聞天見解，提出“實際策略”；強調一定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堅持游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面沖突，繞到日軍的后方去打游擊”，通過這樣的辦法“擴充八路軍的實力，并在敵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游擊根據地”。至于政府方面一再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雖然不可以完全不理會，但要“維持絕對獨立自主，完全按照中共中央軍委的指示行事。南京的任何命令，都要先報告延安聽候處置。凡不利于八路軍的，要以各種借口予以推托。”
　　但那時不是1966，也不是1959，在全面抗戰剛剛爆發的當口，到會的22個人，多不同意這兩位領袖的意見。特別是周恩來，他當時不但依舊是最高“軍事三人組”成員之一，更是共產黨派到南京、處理種種與政府合作事宜的代表。和五十年代以后對毛澤東唯唯諾諾、奉若神明不同，周恩來當時明白表示：既然已經合作，并同意了接受改編，就不可以公開違抗命令；也不可專打避實就虛的游擊戰。有利時可打規模較大的運動戰——即使因此而蒙受損失，也是值得的，因為在人民面前證明了我們努力抗戰。即使在黨內，毛澤東“偉大戰略家高瞻遠矚”的意圖也只能意會，如果大家在會上公開擺道理，對“自保中求發展而自保第一”派顯然不利。毛于是建議休會三天。在這三天一里，周恩來被請到一旁“休息”，毛則堅守崗位，親自對帶兵打仗的將領們苦勸——想來，彭德懷就是在那時候發表他“與中央不同”的意見的。工作做通之后，正式發布了很看得過去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和《關于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定》，共產黨的軍隊接受改編。
　　會后，新當選的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親自安排八路軍的三個師循不同路線先后開往前線。他當時最担心的是周恩來（他這回當選為軍委副主席），担心他按自己的意思有所動作；以及將領們一不小心去充當抗日英雄。還好大家黨性都很強，直到11月9日太原失守，三個師都穩在游擊狀態。
　　周恩來沒有返回南京——以洛川會議的精神，他是無法回去面對的——他去了山西。丟下一句話：“去前線看看，幫八路軍干部辦點外交”，實際一呆三個月。對此，毛很不滿意，一再催他，周只借故不動，還在9月底主持策劃了平型關大捷。這場簡直成了日后共產黨抗日金字招牌的“大捷”也不能讓意志堅定的毛改主意。他當時的評價是“以后要避免這種犧牲重大的戰斗”，并正式向周恩來、劉少奇發出《整個華北工作應以游擊戰爭為唯一方向》的指示。
　　在后世共產黨人對毛澤東的頌揚中，有一條“在危機的時刻挽救了黨”。正是洛川會議策略，使共產黨的軍隊在八年抗戰期間，從三萬人發展到了近一百萬，使得毛澤東的理想：“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中國拿下來”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