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國共紛爭 14毛澤東與美帝

簡體傳統

　　“美中兩大國”聯手共榮，并對世界事務發生影響。這類前景，是毛澤東當年在夢里都在想的——可惜他早死了二十幾年，這美夢只能在他“隔代又隔代的繼任”手里實現了。當然如果他不死，或曰精神不死，美中關系今天究竟會是什么樣也還難說。
　　生活在共產黨治下的普通中國人，在八十年代之前，幾乎沒有通過自己的感受認識美國和美國政府的余地。從1948年一連數篇聲色具厲的“新華社發言人”（其實就是毛澤東本人）文章（《丟掉幻想準備斗爭》、《別了司徒雷登》）起，美國政府（或稱“華爾街大老板”）就已經被釘在了“中國人民的死敵”的地位上。
　　事情果真如此么？又為什么會是如此呢？
　　中國的共產主義者一貫以強硬的反帝姿態著稱。這一姿態在抗日戰爭期間更成了全民一致的立場。珍珠港事件后，國人見到的多是政府方面與盟軍的交好；至于中共，百姓們的感覺，似乎小日本剛給打跑，大規模的反美浪潮已經在其地下黨的策動下成功展開，然后就是一連串的斥罵：“山姆大叔”、“紙老虎”……不一而足。似乎是，老共老美由于政治理念與政治制度的相異，一向積不相能、勢同水火。毛澤東則站在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的立場上，對其口誅筆伐。
　　但事實并非如此。
　　在毛澤東成了共產黨領袖之后，曾經有交過兩名美國朋友：斯諾與斯特朗（他們是傳達他的聲音的記者，屬于“美國人民”）；那么，在七十年代初基辛格潛入北京之前，他與美國政府方面的人有沒有過火氣不是那么大的交往呢？
　　有過，那是在1944年。
　　那年夏天，史迪威事件還沒有發生，赫爾利大使也還沒有到任，盟國希望盡快結束戰爭，美軍第一次派了一個軍事觀察組到延安。毛澤東于是平生第一次有機會與觀察組中一名年輕的外交官、史迪威將軍參謀部的顧問謝偉思（John S. Service）正式長談。
　　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當時距日本無條件投降還有一年。雖然毛與謝都不可能知道原子彈的投放會產生那樣速決的效果，但對法西斯必敗、盟國必勝，都已看作不爭的事實。于是，勝利之后中國會是一個什么格局，美國在這一格局中將起到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已經成為毛澤東考慮的頭號問題。
　　在我們閱讀謝偉思當年就他與毛澤東數次會晤而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時，簡直不敢相信，毛這位“寧折不彎”的革命家曾有過如此明智靈活的姿態；更為可驚的是，如果今天中國地下民運也有自己的一方根據地，外加一批因下崗、受氣而聚集到他們身邊的工農隊伍的話，毛主席當年的這番言辭，是可以原封不動地為他們所用的。
　　由于是第一次與美國官方人士接觸，毛“担心（對方）對中國問題不感興趣”，特別想弄清“美國的對華政策究竟怎樣”，具體說，“美國是否真正關心民主？關心世界前途？關心（一黨專制的）中國政府（指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所具有的合法性”。他對謝偉思說，“蔣介石處于必須聽命于美國的境地”，“對付他的唯一辦法就是強硬到底”，“對待蔣，只能根據你們自己的條件和他講友好。他必定會屈服于持續的、強大的和統一的壓力。不要放松你們的目的，要不斷敲打他”——這姿態、這語氣，與當前中國流亡民運領袖們的談話簡直如出一轍。
　　毛澤東當時最關心的，是美國究竟怎么看待自己，“共產黨是不是積極抗日？是不是爭取民主？美國有沒有可能支持中共？”，并“歷數國民黨政權的腐敗與不得人心”，質問“難道美國將繼續承認并支持一個只能與過去北洋政府相比的、無能而又的不到人民支持的政府嗎？”當謝偉思解釋“背著被承認的政府，進行支持反對黨的活動不可取”，還會觸到“干涉另一個國家內部事務的敏感問題”時，毛認為，“促進中國人民的真正利益，這不是干涉。它將受到廣大中國人民群眾的歡迎，因為他們要求民主。”
　　最后，談話落到當時最迫切的問題——蔣介石對解放區的進攻。這名后來以“最具民族氣節”而著稱于世的領袖“担心，一但日本投降，蔣介石就會打進來，問（美國）能否在延安設領事館；如果不行，美軍觀察組能否不撤離。”。
　　毛澤東所取的這一向“帝國主義”靠拢的姿態，在當時，并不像后來江青彈鋼琴、鄧小平戴牛仔帽、江澤民唱《我的心肝兒肉（My Tender Love）》那么具有順應政治大氣候的瀟灑。為取得全黨諒解，“偉大領袖”一面親自動筆為《解放日報》社論定調：《歡迎美國軍事觀察組的戰友們》；一面發出一份題為《關于外事工作》的黨內文件，展望將來與美國進行軍事、政治、文化、宗教、經濟上的全面合作——因為與后來所唱調子的絕然不同，這份文件至今未見在中國公開宣揚；甚至不惜在一段時間將延安對外英文廣播稿中Chinese Communist Party改為kong chan tang這種不懂中文的人完全不知所云的稱謂。
　　謝偉思當時就看出，這一明白無誤的靠拢美國傾向是出于“十分現實的種種原因”，而當后來的現實沒有按照毛澤東的期望發展的時候，以上姿態霎時間云消霧散，換成了對蘇聯的“一面倒”，再后來就是韓戰越戰、“頭號敵人”不離口，直到三十年后在護士的攙扶下與尼克松會面。
　　在中美關系經過半個世紀的曲折后再度有望納入正軌的時刻，回過頭來看看毛澤東當時的言行，看一名政客對“原則”的玩弄，從而研究一下意識形態沖突與現實利益考慮如何此起彼伏，或許不失為一件有意思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