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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解構與建構平等對話

　　盧梭提出的另一個挑戰性問題，是文明解構與文明建構的關系問題。

　　盧梭之出現，使人們意識到，歷史進步是由文明的正值增長與文明的負值效應兩條對抗線交織而成。前一條線導向人類樂觀的建設性行為，后一條線導向人類悲觀的批判性行為甚或是破壞性行為。前者維護既成的文明結構，只同意添磚加瓦，不同意根本改造，并堅信隨著文明的正值增長，文明內部即使存在有一開始盲目進入而造成的起點弊端，也會隨著后補改進而逐漸消失。后者則懷疑已然狀態的第一層基面出于非理性的盲目，文明一起步就意味著這些盲目因素的歷史化、擴大化過程，因此，他們拼命抗住伏爾泰進步時鐘上的指針，要求拆卸這一時鐘表面后面的機芯，而不是改變表面上的刻度。也就是說，他們要求從文明的根部而不是從文明的現狀來批判，并在這種批判中將文明解構后再來一個重新建構。（此處出現理性與非理性的吊詭：伏爾泰哲學表面上是理性的，然而他對歷史的宿命論態度，表明他骨子里具有懷疑論的非理性傾向；盧梭以非理性的面目出現，但他對文明起源的審視態度，證明他具有強烈的理性化傾向。故而我始終拒絕用理性與非理性的分析框架來劃分伏爾泰與盧梭，一如我始終拒絕用保守與激進的分析框架來劃分這兩者的政治主張。當然，這種拒絕并不排除在具體問題上使用理性與非理性的概念。我想，馬克斯·韋伯之所以使用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的分析框架，而不使用現成的理性與非理性的對分法，凝集著他在方法論上的良苦用心。這種良苦用心對后人的啟迪意義，就在于像韋伯這樣的思想家，當他們構思一種分析框架時，首先避開了什么，而不是首先創造了什么？）

　　盧梭出現以前，未必沒有文明解構者及其解構事件。如歷史上的奴隸起義、農民起義、早期雇傭工人起義，都有過“焚書”舉功。只不過他們是盲目的、不自覺的“文明解構者”。盧梭出現以后，從兩個方面結束了這種狀態，或延伸了這種狀態。一是文明解構從盲目走向自覺，第一次擁有理論根據；二是文明解構從底層群眾擴及到知識分子，一部分知識分子從后院放火，參加院外解構隊伍，如１７９３年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如１９６８年從法國起源然后席卷歐美大學校園的“五月風暴”。這種文明建構與文明解構的沖突貫穿于整個文明史，使人類文明進步始終處于一種兩極張力的緊張狀態，并由此獲得動力，在兩極之間搖擺前進。歷史上絕大多數思想家都屬于文明建構的行列，只有極少數思想家在當時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提出文明解構的主張。這兩種思想家對文明進步扮演著不同的功能角色，前者如蜜蜂，忙于采花釀蜜；后者如蚯蚓，拱松文明的根部土壤。兩者功能都不可缺少，但也不可相互取代。一般說來，前者務實，重視操作，容易流于保守；后者高遠，重視理想，容易出現凌空蹈虛的失誤。文明解構從思想進入實踐，這樣的歷史時期并不多見。但是一旦進入，那將是整個社會逸出常規的非常，運動。為了對抗常規運動的巨大慣性，它有可能冒險打開潘多拉的盒子，打開那個被常規禁忌封存著的危險能源——底層社會騷動不安的反叛激情，造成大眾參預的猛烈局面。這時候，或在這之前，如果這個社會的精英文化能夠及時吸納、整合下層參預能量，政治制度能夠吸納、整合社會參與沖動，那么，這個社會或能爭取到一段長時間的改革期，從容吸收、消解文明解構的爆炸性能量，化對抗為對話，化危機為機會，建立起解構與建構的文化性對話，社會性交流。文明結構本身也能渡過這段危險時期，進入逐步完善的自我改進機制。反之，則一發而不可收拾，改革變成革命，文化性對話變成政治性全面對抗，最后觸發一場文明結構的全面解構，如１７９３年巴黎街頭出現的轟轟烈烈的局面，那就難免出現江河橫溢，人或為魚鱉的重大悲劇。在這一方面，法國啟蒙運動的吸收能力和法國政治制度的整合功能，不盡人意，都未起到應起的作用，留下了深重的教訓。在這個意義上說，法國革命之所以爆發，爆發后突破社會革命、政治革命的特定界限，進入革“革命”的命的激進化、全盤化的白熱階段，確實不能完全歸咎于盧梭思想和羅伯斯庇爾個人，或歸咎于雅各賓專政單一方面。

　　法國革命未能建立起文明解構與文明建構的平等對話，雙方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革命后，經過幾代人的自然淘汰，社會分裂和情緒沖動逐漸平息，法國人開始正視大革命的起因和遺訓，并將這種研究成果用于社會對話的制度建設，才出現了長期穩定的和平局面。當然，文明解構與文明結構的沖突依然存在，柏格森、薩特、加繆乃至今天還活著的德里達，他們對文明結構提出的當頭棒喝，兜底質問，不知要比盧梭當年深刻多少倍，強烈多少倍。但是，兩者的關系由于建立了平等對話，卻從惡性對抗進入了良性互補。文明建構與文明解構之間的千年阻隔被打通后，前者能夠不斷聽到來自后者的呼喊，隨時修正文明增長造成的負面效應；后者獲得合法化、社會化身份，也就遵守與前者和平對話的社會法則，從武器的批判轉向批判的武器，再也用不著訴諸暴動，訴諸極端行動。到這個時候，法國人才可以松一口長氣，放心地說一聲：“我們終于結束了法國革命，馬拉、丹東、羅伯斯庇爾即使起而復生，也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從惡性對抗到良性互補，盧梭提出的問題，法國人用了將近兩個世紀的時間才找到了解決這一問題的合適途徑，終于在二者之間建立了平等對話的社會機制。這一歷史過程及其教訓，值得其它地區、其它國家的人民念之思之。

朱學勤 2013-08-20 15:3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