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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出版實踐活動的產生與發展已經歷了漫長的歲月，在實踐中人們對出版活動的規律性也從未停止過探索，但以形成較為系統的知識體系為標志的出版學的建立與發展，則還處于較稚嫩的階段。國外學者研究出版學，至今不過40余年的歷史。起步較早的日本，1956年成立出版科學研究所，1969年成立出版學會，從1970年開始出版學術雜志《出版研究》；國際性的出版學術組織迄今還未問世。中國則到20世紀80年代初期才有組織地開展出版學及其分支學科的研究。1983年4月，武漢大學率先在我國高校成立了第一個出版類專業——圖書發行管理學專業。1985年3月，中國出版發行科學研究所成立。這一時期，《中國出版》、《出版發行研究》、《編輯學刊》、《編輯之友》、《圖書發行研究》、《出版廣場》、《出版天地》、《出版廣角》等一批學術期刊相繼問世。從90年代中期開始，我國的出版學研究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以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中國編輯學會、中國圖書商報等機構帶頭組織的全國性出版理論研討會十分活躍，《出版科學》、《出版經濟》、《編輯學報》、《電子出版》等一批高質量出版學術刊物的創辦使出版科研園地大為拓展，大批學術專著及出版研究文集的出版使此期間出版研究呈現出碩果累累的景象。無疑，上述出版學理論研究的種種發展，將使人們對出版實踐的認識更為豐富，也會使出版學理論體系的建立不斷完善。
　　作為出版學知識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出版學基礎理論研究，也隨著出版研究的整體發展越來越引起國內外出版界人士的廣泛關注。中外學者對出版學基礎理論的探索，主要集中在五個方面。下面分別對其進行簡要描述與評價。
　　 1 對出版概念內涵的理解與研究
　　什么叫出版？這是出版學研究中首先要接觸的問題。對出版活動內涵的理解不同，對出版學知識體系構架的認識也就不同。因此，中外出版界都很重視對出版內涵的研究，并形成了不同的認識。
　　日本學者認為：“采用印刷術及其他機械的或化學的方法，對文稿、圖畫、照片等著作品進行復制，將其整理成各種出版物的形態，向大眾頒布的一系列行為，統稱為出版。”（注：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編輯實用百科全書.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4.7;150;161）英國學者認為，出版是指“向公眾提供用抄寫、印刷或其他任何方法復制的書籍、地圖、版畫、照片、歌篇或其他作品”（注：林穗芳.明確出版概念，加強出版學研究.出版發行研究，1990(6):14;23;15;20）。美國學者認為：“出版——公眾可獲的，以印刷物或電子媒介為形式的出版物的準備和印刷、制作的過程。”（注：彭建炎.出版學概論.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8）1971年出版的《世界版權公約》等6條給出版所下的定義是：“可供閱讀或者通過視覺可以感知的作品，以有形的形式加以復制，并把復制品向公眾傳播的行為。”（注：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編輯實用百科全書.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4.7;150;161）韓國學者認為：出版是“以散布或發售為目的把文稿、文書或圖畫、樂譜之類印刷出來，使問世、刊行”（注：林穗芳.明確出版概念，加強出版學研究.出版發行研究，1990(6):14;23;15;20）。
　　各國學者給出版所下的定義盡管在文字上稍有差別，但對出版活動本質特征的描述卻十分接近。各國學者都認為出版活動的內涵由以下內容構成：①出版是將已有的作品形成為出版物的過程；②原始作品必須經過一個大量復制的過程，使其形成一定的載體形式，成為出版物；③通過一定方式使公眾獲得這些出版物，也是出版活動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與國外學者對出版活動內涵認識較為一致的情況相比，國內出版界對出版活動內涵的認識則有著較明顯的差異。現將國內學者對出版內涵的幾種代表性觀點陳述如下：①“凡將文字、圖畫或其他符號印刷到紙上，或把它們印成為圖書報刊的工作，都稱為出版。”（注：趙曉恩.出版詞典.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1.3;104～105）②“把著作物編印成為圖書報刊的工作。”（注：辭海編委會.辭海（縮印本）.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0;1094）③“把書刊、圖畫等編印出來。”（注：漢語大字典編委會.漢語大字典.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1998.5）④“出版是指出版機構根據一定的方針和計劃，選擇、整理人類的思維成果和資料，通過出版生產賦予它們一定的物質形態，然后向社會傳播。”（注：闕道隆、實用編輯學.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85）⑤出版是“指將作品編輯加工后，經過復制向公眾發行”（注：國務院.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實施條例.1991.6）。⑥“所謂出版，就是選擇、整理著作物，通過一定生產方式將其復制在特定載體上，并以出版物的形態向社會傳播的一系列行為。”（注：彭建炎.出版學概論.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9）⑦“通過出版生產的手段，把著作物編印成圖書、期刊、雜志等印刷品，經過發行渠道，把這些精神產品推向社會，供應讀者，即為出版。”（注：嚴成榮，桑百安.圖書發行詞典.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2.12）⑧出版即“社會上各種作品，包括文稿、圖片、信息、音響、錄像制品等等原件，匯集到出版機構以后，經過審定、選擇、編輯和加工，使用一定的物質載體，復制成各種形式的出版物，通過流通渠道傳播到全社會”（注：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編輯實用百科全書.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4.7;150;161）。
　　國內對出版活動內涵認識的諸種觀點，大體可分為兩大類型：一類觀點認為出版活動主要是出版物的印刷工作，上述①②③種意見都屬于此種類型。這類在我國出版界長期占主流地位的傳統觀點，是在我國出版發行實踐活動長期按計劃分工模式運作的條件下形成的，它將發行活動排斥于出版之外，缺乏出版內涵中最關鍵部分——出版目的的描述。很顯然，這類觀點對出版內涵的表述是不完整的。另一類觀點吸納了國外出版界對出版內涵認識中的合理部分，并結合我國出版業非常重視編輯工作的特點，對出版活動內涵進行了較全面的描述，這些表述已與國際出版界對出版活動內涵的認識逐步接近。林穗芳在為《編輯實用百科全書》所撰寫的有關詞條中，提出了將作品轉化為出版物要具備的四個條件：①經過編輯，具有適于閱讀或吸取的內容；②具有一定的物質形式；③經過復制；④向公眾發行，如出售、出租等（注：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編輯實用百科全書.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4.7;150;161）。這可以看成是第二類觀點對出版活動內涵理解的代表性描述。
　　綜合國內外專家對出版活動內涵認識的各種趨同化意見，我們認為出版活動的內涵，應由以下基本特征構成。
　　(1)出版是對已有的作品進行深層次開發的社會活動。出版不是對原始信息進行開發，而是對現成的作品進行開發。接受原始信息，將其歸納成知識，形成知識產品的任務，已由作者完成，或者說已主要由作者完成，已有作品的形成過程屬于作者勞動過程，不歸屬于出版活動。作家創作、畫家寫生、音樂家譜曲等，都不能算出版，就是這個道理。
　　(2)出版是對原作品進行編輯加工，使其具有適合讀者消費的出版物內容的過程。出版過程雖不是知識信息的主要形成過程，卻是一個對知識信息體系進行選擇的過程，這種選擇是按照適合讀者消費的要求進行的，并且，還要按照同樣的要求對所選定的作品里的知識信息進行整理、補充、完善，也就是通過編輯工作對原作品進行編輯加工。紙質貨幣不是出版物，紙幣的印制不是出版活動，就是因為沒有對原作品進行編輯加工，從而缺少供讀者消費的知識信息內容的緣故。
　　(3)出版是對加工好的已有作品進行大量復制，使其具有能供讀者消費的一定載體形式的過程。無論采用何種方式對作品進行復制，都是使加工好的知識信息具有能供讀者消費的載體形式的過程。只有經過大量復制，作品中所含的知識信息才能被眾多的讀者接受。檔案工作也需要對原作品（文件）進行編纂、整理，使分散的材料能編輯成一卷一卷的案卷，但檔案工作不是出版，因為沒有大量復制的過程。在商品社會，作品大量復制過程也是出版物的商品生產過程。
　　(4)出版包括將出版物公之于眾的過程。通過各種方式將大量復制的原作品廣泛向讀者傳播，也是出版活動的重要內涵。從西方對“出版”這一詞匯的演變來看，法語Publier和英語Publish均源自拉丁語Publiare，而拉丁語Publicare的本義卻是“公之于眾”。可見，在賦予“出版”的眾多涵義中，“公之于眾”的涵義更有著特殊的地位。
　　綜合上述四個特征，筆者用如下定義對出版活動的內涵試加描述：所謂出版，就是將知識信息產品經過加工后，以商品生產的形式大量復制在一定的物質載體上，并使其廣泛傳播的過程。
　　 2 對出版活動的功能研究
　　出版活動對文化知識的傳播積累，對社會經濟的繁榮與發展，以及對社會秩序的穩定、信息的溝通、人際間的交往，等等，都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出版活動所具有的功能，使其在推動人類社會文明的前進與發展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通過探討出版活動的基本功能以揭示出版活動的社會意義，也就構成了出版學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
　　眾多中外學者對出版功能從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側面進行了探討。我們從政治功能、經濟功能、文化功能、社會功能四個方面進行綜述。
　　 2.1 政治功能
　　學者們大都認為，出版活動的政治功能主要表現在思想教育與輿論導向上。巢峰在《出版物的特殊性》一文中指出：“出版物是宣傳思想的有力武器，任何階級、學派、團體、宗教，無不利用這一武器來宣傳自己的思想。”（注：巢峰.出版物的特殊性.出版工作.1984(1)）宋木文也認為：“出版是人類精神活動的重要傳播媒介，科學的進步、思想文化的積累離不開出版。……特別是報刊和圖書對于政治宣傳、思想教育的巨大作用尤其不可忽視。”（注：宋木文.在全國整頓壓縮報刊和出版社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新聞出版報，1989-09-20）此外，通過對出版物作用的描述來提示出版活動的思想教育功能的論述還有很多。
　　闕道隆則從編輯的角度對出版功能進行了闡述。在《編輯學理論綱要》一文中，闕道隆提到了編輯活動的兩大政治功能，“第一項重大政治功能是維護現存政治制度、政治權力的合法性，或者為建立新的政治制度、政治權力制造輿論。……編輯活動的第二項重大政治功能，是推動社會的民主和法制建設的進程，對權力機關進行輿論監督。”（注：闕道隆.編輯學理論綱要（下）.出版科學，2001(4):9）他同時指出，這兩大政治功能的發揮，是通過書籍報刊的傳播來實現的。可見，闕道隆提到的兩大政治功能，是整個出版活動所具有的政治功能。
　　英國學者斯坦利·昂溫則從出版自由的角度探討出版活動的思想教育功能。他指出：“要使新思想和不受歡迎的意見得到仔細而又徹底的鑒定，除了出版之外，還有更好的辦法嗎？破壞性思想的敵人，不是鎮壓，而是公之于眾；真理不必害怕陽光，謬誤在陽光下會枯萎。”因此他主張：“出版工作要向準備跟隨先驅人物走新路的人提供遠為激動人心的奇異經歷，應熱心幫助人們克服麻木不仁、無知和偏見，尤其要幫助人們關懷真理的發展。”（注：斯坦利·昂溫著.出版概論.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88）
　　筆者從傳播學的角度對出版活動政治功能的另一方面——輿論導向進行理論分析，認為出版物作為一種重要的傳播媒介，能夠從五個方面影響受傳者，也即廣大讀者的立場、觀點和行為：一是可以為受傳者提供支持固有立場、觀點和行為的有關情況，從而增強受傳者的固有觀念；二是在爭議不大且沒有外部因素干擾的問題上，重復傳播內容能直接改變受傳者的行為；三是只要善于把一種新觀點同受傳者的原有價值觀和需要聯系起來，就可以使受傳者在不改變原有立場的情況下接受新觀點；四是為受傳者提供證明他基于某些需要和固有觀念而采取行為的正確性的材料，支持受傳者業已采取的行動；五是提供與受傳者固有觀念相聯系的新情況，對受傳者的思想注意力起一種引導作用（注：羅紫初.圖書發行學概論（第二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2）。
　　 2.2 文化功能
　　在眾多論述出版文化功能的文章中，普遍提到的出版文化功能包括文化選擇功能、文化生產功能、文化傳播功能、文化積累功能。
　　文化選擇功能，是通過出版活動中的編輯工作環節來履行的。不論是對出版物的選題，還是對某一部作品進行的具體編輯加工，都是一種去劣存優的文化選擇過程。正如向新陽在其《編輯學概論》一書中所論述的：“對個體精神產品進行鑒別選擇的過程，是一個存優去劣的過程。存優，就是賦予個體的精神產品以‘一種獨立的生命’，使之成為社會的精神財富；去劣，就是否定個體精神產品的存在的合理性，最大限度地堵塞其傳播渠道。存優去劣既是編輯勞動的目的和原則，也是它的作用與功效”。（注：向新陽.編輯學概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81）闕道隆則將出版文化選擇功能表述為編輯活動的優化功能。他認為：“信息在傳播前需經過編輯選擇并協助作者修改和加工，使其從內容到形式更加完善，適于復制傳播。這就是編輯活動的優化功能。”（注：闕道隆等.書籍編輯學概論.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90）
　　文化生產功能，是出版物生產的性質所決定的。正如彭建炎所說：“出版其實就是一種文化承載物的生產，它是作者文化創造的繼續，編輯對著作（書稿）的選擇、整理、審讀、加工等都是一種文化創造活動，不僅如此，出版生產的產品——出版物中還融進了質的變化。”（注：彭建炎.出版學概論.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63）出版活動的文化生產功能不僅表現為自身直接參與文化創造活動，而且表現為出版能為其他文化創造活動如科技、文學、藝術，以及服飾、建筑等物質文化的發展提供條件。所以，一個國家的出版業發達狀況，可以作為衡量一國文化發展水平的標志，正如埃斯卡所說：“對書籍總數的統計，再加上進口數和重復數，確實可以表明一個國家精神生活的豐富多彩，可以使我們（十分近似地）估計出這個國家的作家人數及生產能力。”（注：埃斯卡.文學社會學.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文化傳播功能，是通過出版活動中的批量生產及出版物的廣泛傳播過程來實現的。批量生產為出版物的流通創造條件，而流通則直接使蘊含于出版物中的知識信息得到廣泛的傳播。余秋雨在一篇談都市文化的文章中，用生動的事例對出版的文化傳播功能作了有力的詮釋。他說：“在新文化運動的進程中，北京曾發生了著名的白話文與文言文的激烈爭論。然而，所謂‘白話文戰勝文言文’的最終標志是什么？僅僅是白話文在論點中居于上風嗎？情形遠非如此。胡適等在北京提出白話文學原則后，上海的商務印書館等產業機構投入運作，以白話文印刷的教科書通過商業渠道進入到中國的窮鄉僻壤。中國的各個中小學開始采用白話文教科書，新的一代文化人以商務印書館印制的課本接受啟蒙。從這個意義上說，白話文乃至整個新文化運動才真正在中國社會確立了根基。這個事實無疑揭示出現代文化取得實質性勝利的基本途徑，即文化上的理論思辨成果須通過一定的商業手段轉化為商品，強有力地滲透到社會整體的各個細胞中。”（注：余秋雨.讀者參考叢書（第18集）.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12～13）日本知名出版家中平千三郎指出：“我們這樣斷言，在光、影、音響交織成的世界中，書永遠是智慧的傳播者。我們可以認為：書承担著開發科學技術，記錄并傳授給后人的重任。”（注：中平千三郎.出版千凡錄.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7）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官員昌德拉·奈爾在其所著的《圖書出版業務》一書中認為：“出版商可以比作一根導管，作者富有創造性的想象力和知識通過這根導管流向社會。”（注：昌德拉·奈爾.圖書出版業務.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1994.3;8）高偉則從知識的縱向傳播方面闡述了出版的文化傳播功能。他說：“人類積累的精神財富，只有通過一定中介，被編緝、印刷，制作成了物質載體形態的產品——圖書、期刊、報紙以及電子音像出版物，才能成為全社會共同的精神財富。這個中介，便是出版。它把人類文化物化在一定的載體上，使成果跨越時空的界限，一代一代地傳播下去。”（注：高偉.傳播先進文化，承載人類文明.出版工作，2001(3)）
　　文化積累功能，是通過出版物為舊文化的保存與新文化的增長創造條件來實現的。在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上，出版物的產生、印刷術的發明、出版技術的改進以及圖書流通的發展，都對舊文化的保存和新文化的增長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正如邵益文所說：“圖書留下了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每一個腳印，它記錄了人類認識的總和，積累了無所不包的人類認識的成果，它是有史以來一切民族偉大智慧的結晶。”（注：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全國首屆出版科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26）向新陽也認為：“文化積累，尤其是以紙張為物質載體，以活字印刷為手段而進行的精神文化積累，日新月異，導致一個又一個新的社會思潮的誕生和科學技術的創造，促使最近幾個世紀文化發展突飛猛進、空前繁榮。這一切，是離不開編輯出版的。”（注：向新陽.編輯學概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85）
　　出版活動正是通過其文化選擇、文化生產、文化傳播及文化積累等功能的發揮，才對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社會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2.3 經濟功能
　　許多學者對出版活動的經濟功能也從多方面進行了探討。卿家康認為，出版活動可以從五個方面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①出版活動是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的重要環節；②出版活動能促進勞動力再生產的發展；③出版活動促進社會經濟管理水平的提高；④出版活動促使科學技術轉化為現實生產力；⑤出版活動直接創造產值，成為社會經濟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注：馬費成等.’96信息資源與社會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6.688～691）。
　　梁寶柱則側重從科技成果應用的角度來認識出版活動的經濟功能。他指出：“圖書作為科學技術知識的載體，是最有效的傳播、保存、積累和推廣、應用科學技術知識或成果的工具。任何一項新的科學發明、發現、推廣與應用，一般都要通過書籍、圖表、報刊等出版物進行信息傳遞、普及傳播。出版經濟越發達，越能加快科技成果的推廣和應用，促進社會生產力不斷提高，加速國民經濟的繁榮。”（注：梁寶柱.出版經濟學導論.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1）
　　1980年初，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曾邀請50位知名專家在該組織的領導下專門研究書刊印刷和出版業對經濟、教育、科學、文化的影響，經過3年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結論：一國的書刊印刷業水平，是該國經濟、科學、教育、文化發展水平的標志；印刷業的發展與國民經濟的發展之間有很高的相關關系（其相關系數為0.9）；印刷業的發展對國民經濟的發展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印刷業是以較小的投入換取巨大的社會價值的產業（注：吳江江.中國出版業的發展與經濟政策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筆者在自己所著的《出版發行學基礎》一書中，將出版活動的經濟功能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產值構成功能，出版活動能向社會提供出版物或出售版權，直接創造產值，構成國民經濟總產值的重要部分；二是經濟促進功能，出版活動能傳播知識，提高勞動素質，促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三是經濟服務功能，出版活動能傳遞信息，為經濟決策與管理提供信息服務（注：羅紫初.出版發行學基礎.太原：山西經濟出版社，2000.9;80～82）。
　　 2.4 社會功能
　　這里所指的社會功能，僅能出版活動對社會環境產生的功用。眾多學者對此所作的探討，大多集中在社會交流、社會教育、消遣娛樂三個方面。
　　出版活動的社會交流功能，主要表現為出版物作為一種重要的信息媒介，能在社會成員之間進行廣泛的信息交流與溝通。正如吳江江等所說：“各行各業，從生產到生活都離不開出版提供的信息：生產需要從出版物中獲取商情，從而保證產銷的正常運行；出版物在指導人們的消費行為中也發揮著重要作用。”（注：吳江江.中國出版業的發展與經濟政策研究.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美國出版家小赫伯特·史密斯·貝利則將出版的社會交流功能詮釋為“匹配”。他指出：“出版社一邊是作者，另一邊是讀者，出版社則是作者與讀者的匹配裝置。……出版社的關鍵問題是使讀者與作者或至少與特定的圖書相匹配。當然，它同時也將作者與讀者相匹配。”（注：小赫伯特·史密斯·貝利.圖書出版的科學與藝術.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11;58）
　　出版活動的教育功能，彭建炎在其所著的《出版學概論》一書中從三個方面進行了論述：“首先，出版物所具有的教育價值及其對智力發展的影響對于那些沒有機會接受良好教育權利的人來說，起到了等同于學校的作用；其次，正規或非正規的學校教育同樣需要出版活動的參與，出版活動為學校提供三大教育支柱之一的教材；再次，出版活動在現代社會的普遍存在，標志著對人的品格來說出現了一種新的具有教育意味的環境。”（注：彭建炎.出版學概論.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66）
　　出版活動的娛樂功能，恩格斯早在《德國民間故事》一書中就作了很好的解釋：“民間故事書的使命是使農民在繁重的勞動之余，傍晚疲憊地回到家里時消遣解悶，振奮精神，得到慰藉，使他忘卻勞累，把他那塊貧瘠的田地變成芳香馥郁的花園。……使他意識到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權利和自己的自由，激發起他的勇氣并喚起他對祖國的熱愛。”（注：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鄭士德在其所著的《圖書發行學概論》一書中也特別強調了出版活動的娛樂功能，他說：“娛樂是人們不可缺少的一種精神需求。許多人閱讀文學藝術圖書的一個重要動機，就是要從圖書內容中得到娛樂、消遣和休息。文學藝術圖書可以寓教于樂。生活在廣大農村和邊遠地區的讀者、文化生活比較枯燥，在緊張的勞動之余，讀讀文藝小說、故事，可以獲得愉悅和娛樂，消除疲勞。”（注：鄭士德.圖書發行學概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5）
　　 3 對出版學研究對象的探討
　　對出版學研究對象的認識，是出版學基礎理論研究中的一個核心問題，不少國內外出版學理論探索者對此闡述了自己的看法。其觀點大體上可分為以下幾類。
　　(1)規律說。持此類觀點的學者，將出版學的研究對象確定為出版領域的有關規律，但究竟以何種規律作為出版學的研究對象，各位學者又有著不同的看法。孫權松、林人等認為：“出版學是研究出版工作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出版工作包括編輯出版、印刷、發行以及出版物資供應、出版管理等各項工作，出版學就是在對這些工作進行綜合研究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注：孫樹松，林人.中國現代編輯學辭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1.2）許力以則認為：“出版學是研究了解與掌握出版規律的科學，是研究出版歷史及其對社會所發生作用的科學。”（注：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出版科研論文選粹.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梁寶柱也認為：“出版學是研究整個人類出版活動的產生、發展及其理論與實踐的科學。”（注：梁寶柱.出版經濟學導論.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1）許力以和梁寶柱不僅主張要對全部出版工作過程的規律進行探討，而且還要對出版事業發展規律進行探討，其研究對象的涵義較孫權松等學者的主張更寬泛。與此相比，高斯、洪帆則僅僅將出版全過程中的物質生產階段的規律作為研究對象。他們認為：“出版學研究編輯后續工序中的規律和本質。”（注：高斯，洪帆.圖書編輯學概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9.9）其研究對象的涵義則更為狹窄了。
　　(2)矛盾說。持此類觀點的學者，根據毛澤東同志的論斷：“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因此，對于某一現象的領域所持有的某一種矛盾的研究，就構成某一門科學的對象”（注：毛澤東.毛澤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試圖從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矛盾性上來確定出版學的研究對象。然而對于什么是出版領域的特有矛盾，各位學者卻有著不同的理解。彭建炎主張：“出版物的生產和流通的矛盾是出版領域特有的矛盾，是出版學的研究對象。”（注：彭建炎.出版學概論.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68）林岳生則認為：“出版發行領域的特有矛盾，是出版發行活動的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矛盾。”（注：林岳生.圖書發行學研究對象的研究.圖書發行研究，1992(3)）
　　(3)文化現象說。持此類觀點的學者，認為出版學的研究不應局限于出版發行領域，而應將社會科學文化現象作為研究對象。持此類觀點者，當以日本學者清水英夫為代表。他認為：“出版學是把出版作為社會文化現象科學地進行調查研究的學問。與作為傳播學的新聞學有類似性，但研究對象不一定以作為大眾媒介的出版為限。在與出版有關的研究領域，從來就有書志學、書籍學、圖書館學、讀書學、印刷學，要把它們加以綜合，并借助鄰近的學科就出版的功能、過程、效果等問題從歷史和現實的角度加以闡明。”（注：平凡社.大百科事典第7卷.日本：平凡社，1985）許力以也指出：“出版業是科學文化的縮影。從一個國家的圖書出版水平，可以看出這個國家科學文化的水平。為了發展我國的出版事業，提高我國科學文化水平，必須從理論上研究出版。我們要把出版作為科學加以探索。促進社會主義出版事業和科學文化事業更快地向前發展。”（注：許力以.努力提高出版科研水平.出版與發行，1987(7)）許力以這段話的意思也是主張出版學研究要將社會科學文化發展納入其研究范疇。
　　(4)出版要素及其關系說。持此類觀點的人認為，出版發行活動是由各種具體要素構成的，要掌握出版發行活動的規律就要對各種出版要素及其相互關系進行研究。林穗芳是持此觀點的代表。他在《明確“出版”概念，加強出版科學研究》一文中指出：“出版學的研究對象包含3個主要成分：①讀者（閱聽人）——出版工作的服務對象和出發點，他們既是閱讀出版物的社會主體，又是作者、出版者和出版物施加影響的社會客體；②出版物——出版者用以為讀者服務的主要產品；③出版業——實現出版物編輯、制作和傳播過程的人員和組織。”因此，他給出版學下的定義是：“研究讀者、出版物、出版業及其相互關系以揭示出版的規律和社會作用的綜合性社會科學。”（注：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全國首屆出版科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101;106）楊斌、鐘義信也是持這一觀點的學者，他們把出版物具有物質和意識性的思想因子和形式因子加以概括、抽象，得出一個“出版＠①”的概念，并主張：“出版＠①可以被確立為出版科學的對象。”（注：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全國首屆出版科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101;106）在這里，出版＠①作為出版活動的一個要素，主要是指出版物的內容與形式及其相互關系。“出版＠①作為出版過程中的核心要素，在出版系統中起著支配作用，決定著出版系統的性質和發展方向。”（注：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全國首屆出版科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選集.重慶：重慶出版社，1987.101;106）葉再生在其所著的《編輯出版學概論》一書中也提出：“出版學的研究對象是書刊出版的技術、經濟、版式工藝，以及書刊出版過程中各環節、各工序間相互關系的內在聯系和規律。”（注：葉再生.編輯出版學概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1;4;1;5）
　　(5)出版活動說。持此種觀點的學者主張出版學的研究對象是具體的出版活動，包括出版活動的歷史、出版活動的組織以及出版活動對社會的影響等。如《編輯實用百科全書》認為：“出版學是一個新開拓的學術領域，它的研究對象，除了實體（圖書）的出版活動之外，還涉及數千年之久的圖書出版發行歷程，圖書出版形態在各種不同條件下的演變，以及出版作為一種規模性的事業對全社會產生的影響。”（注：中國出版科學研究所.編輯實用百科全書.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4.7;150;161）
　　在上述關于出版學研究對象的五類觀點中，持規律說者將出版學的研究對象確定為出版領域的有關規律，我們認為這是將研究目的誤認為研究對象。探討出版活動的各種規律，是出版學研究的目的，而不是出版學研究的對象；持文化現象說者將出版學的研究對象概括得過于寬泛，沒有將出版學的本質特征揭示出來。將文化現象作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實在太多，況且，出版也并非是一種純粹的文化現象；持出版要素及其關系說者以及持出版活動說者都是將出版學的具體研究內容看成是出版學的研究對象，對出版學研究的描述過于具體且不是很準確。因此，我們贊成從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本質，也即從特殊的矛盾性上來確定出版學研究對象的主張。然而，我們卻不贊成彭建炎和林岳生的意見。出版物的生產和流通，作為出版活動的兩個主要環節，在大多數情況下是不矛盾的，并且，出版物的產、銷矛盾還要受供求市場的制約，充其量也只是供求矛盾的一部分，所以，將出版物的生產和流通的矛盾當成出版學的研究對象，其理由是不充分的。出版發行活動中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矛盾，實際上在任何領域都存在，而且，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矛盾在出版發行領域并不具有普遍性，通過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矛盾的研究是很難達到掌握出版發行活動基本規律的目的的。所以，出版發行中的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矛盾，也不應成為出版學的研究對象。
　　我們認為，出版學的研究對象應是出版物的商品供求矛盾。這是因為：其一，出版物的商品供求矛盾是出版領域的主要矛盾，它影響并制約著出版領域其他矛盾的存在與發展，如出版物的生產與流通的矛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矛盾，以及生產過程中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的矛盾、流通過程中批發與零售的矛盾，等等，都是由出版物商品供求矛盾的存在與發展決定的；其二，出版物商品供求矛盾是出版領域特有的矛盾，出版物的特性決定出版物的商品供求矛盾與其他商品領域的商品供求矛盾相比，具有突出的文化知識特性，它反映了文化知識的供應與社會對文化知識日益增長的需求之間的矛盾；與圖書館、文化館工作領域存在的文化知識供求矛盾相比，又具有突出的商品性，它是圍繞出版物商品價值的實現產生的矛盾。正是由于出版物商品供求矛盾所具有的這種兩重性，才使出版工作具有兩重性：它既是一種文化工作，又是一種經濟工作。
　　 4 對出版學學科體系的研究
　　對出版學學科體系的研究，也是出版學基礎理論研究的重要內容，不少學者都對此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值得一提的觀點有如下幾類。
　　一是宋原放提出的三層次理論。宋原放在1985年發表的《關于出版學的研究對象和任務》一文中，將出版學的理論體系劃分為三個大的層次：第一層次是基礎理論和基本出版知識，包括出版學概論、出版管理學、出版經濟學、中國出版史等；第二層次是應用理論和部門出版知識，包括編輯學、印刷學、圖書銷售學、編輯印刷發行史、版本學、目錄學及其他分支學科等；第三層次是應用出版業務和技術知識，包括書刊編輯業務、校對業務、印刷技術、出版業經營管理、編輯修養等。
　　二是彭建炎提出的三學科理論。彭建炎在其所著的《出版學概論》一書中將出版學的學科體系分為三類學科：①理論出版學，包括出版學概論、出版學方法、出版未來學、出版比較學、出版史、出版學史等；②業務、技術出版學，包括出版編輯學、出版復制學、出版物發行學、讀者學、出版評論學、出版經濟學、出版管理學、出版系統論、出版法學、出版社會學、出版現代化等；③應用出版學，包括書籍出版學、報紙出版學、音像出版學、縮微出版學、軟件出版學、盲文出版學、民族出版學等（注：彭建炎.出版學概論.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73）。
　　三是趙文裕、章榮華兩人提出的三層次理論。他們在《關于出版科學研究的理論思考》一文中提出出版學理論體系包括：基礎科學、應用科學、生產科學三個層次。基礎科學是一般基礎理論，如出版科學概論、中國出版史、外國出版史、出版管理學、出版經濟學等；應用科學指與生產有關的各門專業理論，如編輯學、圖書發行學、書籍裝幀藝術等；生產科學是比較專門的具體的知識，如實用編輯學、校對業務、版式設計知識、印刷技術等（注：趙文裕、章榮華.關于出版科學研究的理論思考）。
　　四是葉再生提出的樹狀結構理論。葉再生在其所著的《編輯出版學概論》一書中，將編輯出版學的學科體系描述成一個樹狀結構，并用下列樹狀結構圖對此進行了具體描述（見下圖）（注：葉再生.編輯出版學概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1;4;1;5）。
　　附圖
　　編輯出版學樹狀結構圖
　　五是趙斌等主張目前不要急于構筑出版學學科體系的觀點。趙斌在《出版學、邏輯學的研究已在中國起步》一文中提出：“出版學、編輯學是一個學科群，其內部至少應有一般與特殊、宏觀與微觀的區別。這種討論對于確定今后的研究方向是一個必要的準備。但在具體的研究還很少的情況下，這種討論過多，卻是反映了一種過分的構筑體系的熱心，有悖于‘先有分析，才能綜合’的學術發展道路，總體上說免不了有點空泛。有識之士已提出，應盡快地把重心移到深入具體的研究方面去，而不是沉溺于體系的討論。”（注：趙斌、李明.出版學、編輯學的研究已在中國起步.出版發行研究，1990(3):10～11）
　　坦率地講，在上述諸家觀點中，我們最不同意的是趙斌等的“目前不要急于構建出版學學科體系”的看法。正如前面所說，出版學在我國起步較晚，其理論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一門學科的確立，除了要具備其他條件之外，具有一個獨立而完整的學科知識體系更是其必備條件之一。通過構建出版學學科體系的研究，不僅能對出版理論探討起一種導向作用，對廣大出版科學研究工作者的科研活動起一種動員與鼓舞作用，而且能擴大出版學的社會影響，為出版學在我國科學百花園中占領一席之地創造條件。所以，目前我國出版學研究中的主要問題不是“沉溺于體系的討論”，而是對學科體系的討論重視不夠，研究學科體系的文章還太少，由此形成了出版學研究缺乏強有力的組織與指導。當然，理論必須與實踐相結合，這是我們從事出版科學研究必須遵循的原則，但當前我國出版科研中大量出現的就事論事、缺乏深刻的理論思辨的所謂研究，對實踐的指導作用卻實在令人懷疑。因此，我們認為應抓緊出版學科體系構建的研究，盡快拿出一個出版學研究的總設計圖來，然后再集中力量加強各分支學科的建設，使出版學理論探討從經驗的簡單總結歸納上升到對各類規律的理性思考的層次上來。
　　宋原放、彭建炎以及趙文裕和章榮華等學者按三個部分來構建出版學學科體系的探索是非常有價值的。將他們各自提出的出版學學科體系加以對照，我們可以發現這三個體系的構建思路大體相同，其基本特點都是把出版學的研究內容劃分為理論、應用、技術三大塊，并且按三個部分構建分支學科。但在各門分支學科的具體歸屬上這三個體系卻有著較大差異，如宋原放將編輯學、印刷學、圖書銷售學歸為應用理論類，而彭建炎則將這些分支學科歸為技術類，趙文裕、章榮華則將這些學科分別置于應用科學類與生產科學（類似技術）類。這也說明這三個體系在學科劃分上還有不科學的地方。除此之外，筆者以為，將出版學體系按理論、應用、技術三大塊劃分，會給一些分支學科研究范圍的確定造成困難。如宋原放提出的體系中第一層次的中國出版史，第二層次的編輯學、印刷學、編輯印刷發行史，第三層次的編輯業務、印刷技術、編輯修養等分支學科，在研究內容上很難明確。這樣，各分支學科之間研究內容的交叉重復就很難避免。彭建炎及趙文裕、章榮華提出的體系中也存在同樣的問題。
　　葉再生按樹狀結構所設計的出版體系，包含了12門二級學科與26門三級學科，看起來似乎很完整，但我們認為存在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①二級學科的安排缺乏邏輯性，其劃分依據與各學科之間的關系都顯得混亂；②二級學科與三級學科劃分的標準不明確，如將報紙編輯學列為二級學科，將雜志編輯學列為圖書編輯學下的三級學科；③一些重要的研究內容，如圖書市場管理、出版信息、出版隊伍建設、銷售網點與批發市場的建設等，沒有列入學科體系之中。可見，這個學科體系也是不很科學的。
　　為此，筆者提出一個按五個板塊構建出版學學科體系的方案。我們認為，出版學的知識體系應由以下五類分支學科構成，每一門分支學科都從一個特定的角度或特定的方面對出版學的研究對象——出版物的商品供求矛盾的發展變化進行研究，五門分支學科的研究成果共同形成對出版活動規律的整體認識。這五類分支學科，一是探討出版活動基本原理與一般規律的學科，如出版學概論、出版美學、出版經濟學、出版文化學、出版社會學、比較出版學、出版史等；二是研究出版物生產流通過程的學科，如編輯學、發行學、出版物制作學、市場營銷學、儲運學、書評學等；三是研究出版活動構成要素的學科，如圖書學、出版企業管理學、出版信息學、讀者學等；四是研究出版活動環境的學科，如出版物市場學、出版法學、出版宏觀管理學；五是研究出版活動組織技術與方法的學科，如出版財務學、出版統計學、出版業計算機應用、出版物分類與編目、出版網絡技術等。
　　 5 對出版學學科性質及其與其他學科關系的理解
　　探討出版學的學科性質，必然要涉及到出版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因此，我們將有關學者對這兩個問題所進行的研究綜合起來敘述。
　　出版學究竟是一門什么性質的學科，目前有三種意見：一是認為出版學是一門交叉學科，如葉再生在其《編輯出版學概論》一書中提出“編輯出版學是一門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互滲透、相互結合的交叉科學”（注：葉再生.編輯出版學概論.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1;4;1;5）；二是認為出版學是一門綜合性社會科學，如林穗芳在《明確“出版”概念，加強出版學研究》一文中指出的：“考慮到出版作為一種社會文化現象涉及許多領域，出版學的研究對象包含多種成分，每種成分的結構又極其復雜，需要運用各種學科的理論和方法從不同的角度進行綜合研究。筆者傾向于把狹義的出版學（以書刊為主體，不包括報紙）看作思想、科學、文化傳播領域的自成體系的綜合性社會科學”（注：林穗芳.明確出版概念，加強出版學研究.出版發行研究，1990(6):14;23;15;20）；三是認為出版學是一門綜合性科學，如彭建炎在《出版學概論》一書中指出的“出版學是一門既屬于社會科學范圍，又屬于技術科學和應用科學范圍的學科，是社會科學、技術科學和應用科學相互滲透、相互交叉、整體結合而成的一門綜合性學科。”（注：彭建炎.出版學概論.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82）
　　上述三種意見對出版學學科性質的理解都不是太準確。科學是反映自然、社會、思維等客觀規律的分科的知識體系，其中研究自然界各種事物和現象的科學是自然科學，而研究社會現象的科學則是社會科學。也就是說，科學領域的學科劃分，是以其研究對象的屬性決定的。出版學的研究對象是圖書商品供求矛盾，是一種社會現象。圖書出版活動，是應人類社會的需要而產生的，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產生了文字，出現了書籍，出版活動才得以產生；同時，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人們對出版物的需求也不斷發展，促使出版業的經營者在滿足這些不斷增長的需求中使出版活動也不斷獲得發展。圖書供求矛盾的運動，與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狀況緊密相關。出版學要通過對圖書商品供求矛盾的探討把握出版活動的規律，從而指導出版實踐向科學化方向發展。所以說，出版學應該是一門應用性的社會科學學科。
　　對出版學與其他學科關系的認識，分為兩種情況：一是出版學的相關學科；二是出版學與部分分支學科的關系。
　　關于出版學的相關學科，許多學者也有著不同的認識。彭建炎同志把出版學的相關學科分為三類：一是出版學的基礎學科，主要有哲學、信息科學、經濟學、傳播學、情報學、文化學、社會學等；二是出版學的工具和方法學科，如印刷學、聲學、光學、電子技術、縮微技術、計算機科學、數學、統計學、會計學、管理學等；三是出版學的交叉學科，如心理學、出版史、出版法規、校對、裝幀，等等（注：彭建炎.出版學概論.長春：吉林大學出版社，1992.85～86）。
　　我們認為，彭建炎按三類關系來理解出版學的相關學科的認識是很有意義的，但具體學科的舉例則過于寬泛，對一些學科與出版學的關系理解還不十分準確，如印刷學、出版史似應劃為出版學的分支學科，而不應成為出版學的工具學科與交叉學科等。因此，我們提出如下方案：出版學的基礎學科主要有傳播學、文化學、經濟學；內容交叉學科則主要有新聞學、圖書情報學，等等。
　　關于出版學與其分支學科的關系，一般地講很容易明確。然而，在我國的出版理論研究中，事實上對出版學與某些分支學科關系的認識仍存在著不同的看法。特別是對出版學與編輯學的關系，以及出版學與出版經濟學關系的認識上，其觀點分歧則尤為明顯。
　　各位學者對出版學與編輯學關系的認識，可大體上分為四種類型。一是認為編輯學是出版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如前面提到的宋原放與彭建炎在其所構建的出版學學科體系中，都將編輯學列為出版學的分支學科。二是認為編輯學是出版學的相關學科。如高斯、洪帆在其主編的《圖書編輯學概論》中就提出“出版學是編輯學的相關學科”。闕道隆等在其著作《書籍編輯學概論》中并列了書籍編輯學的6門相關學科，出版學即其中一門（注：闕道隆等.書籍編輯學概論.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17～19）。三是認為編輯學的研究范圍比出版學要廣，編輯學涵蓋了出版學。在目前研究編輯學的學者中，持此種觀點者占有相當大的比例。他們認為：編輯學探討編輯工作規律，而編輯工作不僅包括出版編輯，還包括其他如新聞編輯、錄音錄像編輯、電影電視編輯，甚至藝術體操、武術、舞蹈也需要編輯；在出版工作中，編輯工作是核心，編輯工作要帶動其他工作的開展；編輯是全部工作中歷史最悠久的工作，是編輯工作帶動了出版工作的產生與發展，因此，出版學是編輯學的一部分。四是認為編輯學與出版學不存在包容與涵蓋之類的關系。如向新陽在其《編輯學概論》一書中提出：“由于科學文化的迅速發展，現代信息傳播不再全部是為了出版（如電臺廣播稿）。從這種意義上講，編輯與出版之間不存在包容與被包容、涵蓋與被涵蓋的關系；也正是從這種意義上講，可以把編輯學看做是文化學的一個分支，它為文化學的研究提供具體的可靠的文化參數。”（注：向新陽.編輯學概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18～19）
　　上述四類觀點中，后三類觀點是建立在兩個認識誤區之上的。這兩個認識上的誤區，一是在出版社處于單純生產時代所形成的編輯中心論；二是認為出版有廣義與狹義之分，而出版學中的“出版”僅是狹義的出版，實際上是將出版僅僅理解為印刷管理工作。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出版社已開始從單純生產型向生產經營型轉軌，市場在出版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的強化，使出版過程中直接與市場聯接的其他工作環節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如果對此認識不足，顯然不符合發展中的實際情況。至于出版工作有廣義與狹義之分的主張，本文第一部分“對出版活動內涵的理解”中已進行了分析，在此不贅述。因此，我們贊同第一種觀點，即：編輯學是出版學的一個分支學科，編輯學與出版學的關系，是部分與整體的關系。
　　各位學者對出版學與出版經濟學關系的認識，大體有兩種類型。一是認為出版經濟學是出版學的一門分支學科，是出版學學科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前述幾位學者所構建的出版學學科體系中都將出版經濟學視為分支學科列入。二是認為出版經濟學是由出版學與經濟學相結合形成的一門邊緣學科，如梁寶柱同志在其所著的《出版經濟學導論》中提出：“出版經濟學是一門邊緣科學，既屬于出版科學體系，又屬于經濟科學體系，在這兩個方面的科學體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注：梁寶柱.出版經濟學導論.北京：中國書籍出版社，1991）李明也認為：“出版經濟學是一門邊緣學科，它是出版學與經濟學的結合。”（注：趙斌、李明.出版學、編輯學的研究已在中國起步.出版發行研究，1990(3):10～11）本人贊同第一種觀點，不同意第二種觀點。我們認為，出版經濟學主要是從經濟的角度來研究出版活動，探討出版活動的經濟過程與經濟規律；出版活動受一系列的規律約束，經濟規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出版活動的過程既是一個經濟過程，又是一個文化知識的選擇、整理、生產、傳播的過程；出版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與內容，都是出版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況且，出版經濟學只是運用經濟學的原理與方法來研究出版規律的一門學科，在出版經濟學里，經濟學知識是作為研究出版規律的一種工具而存在的。因此，出版經濟學不應屬于那種“在原有學科領域之間的交接點上產生的”邊緣學科，而應屬于以探討圖書商品供求矛盾為其研究對象的出版學的分支學科。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片加素
出版科學：出版科學年評（第一卷）（1980-2000）武漢4～11,17Z1出版工作羅紫初20022002本文從出版概念，出版活動的功能，出版研究對象，學科體系，學科性質及其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五個方面，對迄今為止出版學基礎理論研究成果中的各種認識進行歸納整理與對比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對這五個問題的看法。出版/出版學/基礎理論/研究狀況/綜述羅紫初 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 作者：出版科學：出版科學年評（第一卷）（1980-2000）武漢4～11,17Z1出版工作羅紫初20022002本文從出版概念，出版活動的功能，出版研究對象，學科體系，學科性質及其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五個方面，對迄今為止出版學基礎理論研究成果中的各種認識進行歸納整理與對比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對這五個問題的看法。出版/出版學/基礎理論/研究狀況/綜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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