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北歸》第四章流亡歲月炸彈落到梁家

簡體傳統

◎炸彈落到梁家

國難當頭，民族危急，流亡到長沙的知識分子同政府最高領袖一樣，從內心深處生發出一種悲憤交織的情愫，這種情愫又迅速鑄成哀兵必勝、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堅強信念，一種與國家民族同生死共患難的英雄主義氣概，于這個群體中迅速蔓延、升騰、撞擊開來。這種令人熱血翻滾，魂魄激蕩的情愫和氣概，梁思成、林徽因的女兒梁再冰幾十年后都記憶猶新：“那時，父親的許多老朋友們也來到了長沙，他們大多是清華和北大的教授，準備到昆明去籌辦西南聯大。我的三叔梁思永一家也來了。大家常到我們家來討論戰局和國內外形勢，晚間就在一起同聲高唱許多救亡歌曲。‘歌詠隊’中男女老少都有，父親總是‘樂隊指揮’。我們總是從‘起來，不愿做奴隸的人們！’這首歌唱起，一直唱到‘向前走，別后退，生死已到最后關頭！’那高昂的歌聲和那位指揮的嚴格要求的精神，至今仍像一簇不會熄滅的火焰，燃燒在我心中。”[7]
既然戰火已燃遍大江南北，國軍喪師失地，節節敗退，長沙自然不是世外桃源。上海淪陷后，日軍一面圍攻南京，一面派飛機沿長江一線對西部城市展開遠程轟炸，長沙即在被攻擊范圍之內。不久，梁思成一家即遭到了敵機炸彈的猛烈襲擊，災難來臨。
梁從誡回憶說，一天，忽然頭頂有飛機的聲音，大批日機首次突襲長沙。由于事先沒有警報，梁思成以為是所謂蘇聯援助中國的飛機到了，而這些飛機很可能是為保護人民大眾和流亡的知識分子特地在長沙上空守航，于是懷著一份感動跑到陽臺，手搭涼棚對空觀看。飛機從樓群上方掠過，機翼上有一個圓形的血色的鬼子徽記。剎那間，幾個小黑點從飛機的肚子里噴射而出，“嗖、嗖”地向火車站飛去，那顯然是被轟炸目標，而這座初次經受戰爭洗禮的城市竟沒有向市民發出任何警報。小黑點很快變成了頭尖腳圓的像小孩子一樣大的“亮晶晶的家伙”，梁思成這才意識到是什么，隨之車站周圍騰起了煙火。巨大的爆炸聲與升空的殘渣碎石，使他的身心猛地顫抖了一下，頭“嗡——”地一震，急轉身沖進屋里，一聲“炸彈，快跑！”尚未喊完，一枚“亮晶晶的家伙”就飛到眼前落地爆炸。隨著一團火球騰空而起，梁思成本能地抱起8歲的女兒梁再冰，屋中的妻子林徽因眼望窗外的火光驚愣片刻，順勢抱起了5歲的兒子梁從誡，攙扶著一直跟隨自己居住的母親向樓下奔去。就在這一瞬間，炸彈引爆后的巨大沖擊波將門窗“轟”地一聲震垮，木棍與玻璃碎片四處紛飛。
一家人連拉加拽，跌跌撞撞地奔到樓梯拐角，又有幾枚炸彈落到了院內。在“隆、隆”的爆炸聲中，院墻上的磚頭、石塊隨著騰起的火焰向外迸飛，林徽因抱著兒子當場被震下階梯滾落到院中，整個樓房開始軋軋亂響，門窗、隔扇、屋頂、天花板等木制裝飾物瞬間坍塌，劈頭蓋腦地砸向梁思成和懷中的女兒……。等梁氏一家沖出房門，來到火焰升騰，黑煙滾滾的大街時，日機再次實施俯沖，炸彈第三輪呼嘯而來，極度驚恐疲憊的梁思成、林徽因同時感到“一家人可能在劫難逃”了，遂相互摟在一起，把眼一閉，等著死神的召喚。出乎意料的是，落在眼前的那個“亮晶晶家伙”在地下打了幾個滾兒后不再吭聲——原來是個啞彈。蒼天有眼，命不該絕，梁氏一家僥幸死里逃生。
敵機飛走后，流亡長沙的教育、學術界同仁聽說梁思成家中被炸，結伴前去探望，據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石璋如回憶：“去到梁家，看見小樓的樓梯被炸毀了，還掛著東西，但是沒有樓梯上不去，很慘。家眷幸好躲到別的地方去了，沒有事情。另外一件慘事就是在路上發現不知從那里來的、還穿著絲襪的女人大腿斷肢，真的很慘。”[8]
當晚，梁家幾口無家可歸，梁思成那“合唱隊指揮”的職位自然也隨之消散。面對如此凄慘景況，清華大學教授張奚若把自己租來的兩間屋子讓出一間給梁家居住，張家五口則擠在另一個小房間里苦熬。第二天，梁思成找來幾人，把家中日用物品慢慢從泥土瓦礫中挖掘出來。據梁從誡說，當梁思成回到被炸塌的房前時，發現在一塊殘垣斷壁上，有一個人形的清晰血印。據目擊者稱，此人被炸彈的沖擊波平地拋起后，重重地摜在墻上，留下了這個鮮明的血色印記，墻上的人自然成為一塊模糊的肉餅。
梁從誡說的這一天，是1937年11月24日，轟炸起始時間大約是下午一點半。此次經過，除了官方的文件檔案有大略的記錄，隨校流亡到長沙的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吳宓在他的日記中作了較為詳細的披露。吳宓記載說：這一天是星期三，天氣晴朗，每年的這一天，自己便遭遇奇特重要的事情，今年特別加以注意，但“未卜其為何事也”。
上午十點，吳宓至明德學校，邀請好友姚家聞一同乘人力車至湘江碼頭，換乘渡船至湘江西岸，然后步行過湖南大學，登岳麓山，至著名的愛晚亭小坐。只見山谷中，綠樹參天，日光照灼，更以到處紅葉，實為美境。至黃興、蔡鍔墳廟而止。飲茶休息后，渡湘江，入城，由姚家聞請宴于李和盛牛肉館，并電邀胡徵夫人前來一同就餐。下午1：30分，幾人剛離餐桌，吳宓一直掛念在心的“奇特重要之遭遇”發生了。
吳宓日記敘述道，此時“日本飛機忽至，在東車站投炸彈，毀交通旅館（方舉行婚禮）。及中國銀行貨倉等，死二百馀人，傷者眾。此為長沙初次空襲。當時，遠聞轟擊之聲，樓壁微震，街眾奔喧。乃下樓步行而北。行至中山北路，別徵等，宓獨沿大街東行。警察禁止行動，而街中人民擁擠奔竄。宓依檐徐進。至湖南商藥局門口，被警察飭入局內。眾留該局久久，至警報解除，始得出。此時街中人更多，蓋群趨車站欲觀轟炸之實況，無殊看熱鬧者，道途擁塞。及宓抵圣經學院已4：00矣。宓當時雖為鎮靜，惟為K憂（是日K竟外出，還劉佩蘭妹款，亦被阻于街中。宓事后知而深責之。）自后，每遇空襲，宓輒虔禱上帝。略謂：‘宓亦畏死，然不敢惜死。如今日宓當死，惟上帝所命，宓安心就死，毫無怨悔。但愿上帝保佑K，使勿遇禍，使能生還至其母所，俾宓無負K母之托。”[9]
吳宓日記中的K，是吳在清華園的女學生兼戀愛對象，盧溝橋事變之后受聘北平圖書館，未及上班便隨吳宓南下，向遷往長沙的北平圖書館報到。面對敵人的轟炸，吳宓對既無社會生活經驗，又像亂世漂萍一樣稚嫩的K的担心勝過自己。按吳宓的說法，K之南下，是自己力勸的結果，吳必須担負起照料保護的責任，方對得起K本人和她的家人。吳宓認為自己“雖愛K，然以年齡懸殊，決不強求，只愿以至純潔之心護助之。惟上帝鑒我忠誠，降福于K母女二人”云云。
時年44歲的吳宓，自北平至長沙，再至昆明西南聯大，所愛戀追求的女人不只K一個，而是有十幾人之多，但拉拉扯扯一晃九年過去，吳氏過了知天命之年，不但無豐碩收獲，抱得幾個美人歸，連一根毛也沒有得到，徒令時人和后人扼腕——當然這都是后話，暫且不管，接著繼續看吳宓日記對敵機轟炸長沙的記述：
11月25日，“宓于正午12：00歸抵圣經學院，而毛應斗君仍堅欲請宓宴敘，遂同步至中山北路易宏發餐館，進西餐。甫食一湯一菜（時為1：30），警報忽響，飛機倏至。是日卻未投彈。宓靜坐餐室中，毛君甚惶懼，奔避館中前后各處。宓禱如前，且與餐客中之軍官（南京來者）談。3：00警報解除，乃偕毛君步歸。”
11月26日，“下午1：00偕毛玉昆乘人力車擬赴湘雅醫院，探Wattendorf華敦德病。中途，警報忽傳，市人奔竄，警察禁止，不聽。宓等乃舍車步行。至北大路，被阻。為警察擁入衡粹女學內，鍵戶，與諸避難者坐廳中，移時，警報解除。”
11月27日，星期六，陰，微雨。“上午11：00，警報傳來。宓時在圣經學院，乃隨眾至辦公樓地室中藏避，校中師生皆集于是。或新交故知，互道寒喧，又述情意。此地室中，乃如一交際會。宓憶《左傳》‘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宓惟憂念K。守和（南按：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表字，對K小姐也有一舉拿下的意向，吳宓對此甚為惱怒和焦慮）亦往來尋K。宓見慈（南按：吳宓曾愛戀之女生）等，獨不見K。飛機回翔空中。樓外院中草場，則平鋪一極大之美國旗。12：00警報解除。宓等出。‘大隧之外，其樂也泄泄’焉。”
敵機不斷前往長沙轟炸，且在一段時間內圍繞圣經學院周圍展開，顯然是有備而來，或為專門對付三校與中央研究院高級人員，于是便有“內部間諜引導日機”的說法傳出。
鑒于此情，臨時大學與中央研究院長沙管理委員會主持者，共同派員組織了一個巡邏隊，當警報發出后，眾人都奔赴圣經學院地下室躲避，巡邏隊人員則在地面巡查是否有間諜或漢奸躲在某個角落，或明或暗地發信號引導敵機。據史語所派出的巡邏隊員石璋如說，巡邏隊是一個高度危險的差事，弄不好就要挨炸彈炸，性命難保，但自己既年輕，也就不太在乎。每當警報響起，敵機來臨，石璋如與史語所的年輕研究人員劉燿就隨巡邏隊在街面和各個角落巡查。但幾次過后，并沒有發現間諜，大家心中不免有些泄氣。正在這個時候，一件事發生了。
有一天，警報大作，眾人紛紛向圣經學院地下室逃奔，巡查人員各就各位，以警惕的眼睛盯著逃難的人群與各處異樣情況。正在眾人擁擠奔竄、惶恐喧囂之時，只見一青年人懷中夾一紫紅色長物，無目的地在人群中亂竄，不時停下腳步東張西望，樣子十分可疑。巡邏隊隊長大聲喊道：“前邊持物之人必是間諜，快給我拿下！”話畢，幾名年輕隊員飛身沖向前去將持物的青年人撲倒在地。石璋如等眾巡邏隊員見狀，從各個方向奔來將青年人擒獲，反扭胳膊將其送入圣經學校一間房內關押起來。
待警報解除，巡邏隊員們急不可待地將青年人提出來審問。想不到青年人自稱姓劉名致平，是梁思成領導的營造學社中人，大大的良民，不是什么間諜，手中所執長物乃一未撐開的油紙傘。審問者詳細查看，確是一把普通的油紙傘，看不出暗藏發報機等特務們使用工具的跡象。經詳細審問才知，劉致平原是梁思成任教東北大學時的學生、后投奔梁、林夫婦到北平中國營造學社任法式部助理。當梁思成、林徽因一家南下后，劉致平也輾轉來到長沙投奔，因初來乍到，沒有跑警報的經驗，當警報響起，心中驚惶，順手抓起身邊一把油傘就向外狂奔。當跑到街上，又不知向那里躲避，遂不時停留東張西望引起注意，遂有巡邏隊員懷疑手中的油紙傘可能是發報的秘密工具，并當做間諜抓捕關押之事。情況弄明，巡邏隊找梁思成前來辨認，梁思成來后作了說明，將其保釋，事情也就算過去了。后來石璋如說：“劉是東北人，因為有這種事，使彼此熟識起來，才知道他也是很有成就的人。”[10]
敵機持續轟炸，整個長沙動蕩不安，每天面臨著不是家破就是人亡的威脅，梁思成、林徽因夫婦意識到在此很難做成什么事情，遂萌生了離開長沙前往昆明的念頭。按他們的設想，遠在中國大西南的昆明，離戰爭硝煙或許還有一段距離，既可以暫時避難，又可以靜下來做點學問，是個一舉兩得的理想處所，于是決心奔赴昆明。而這時的長沙臨時大學因校舍不敷使用，文學院改設在湖南南部衡山圣經學校分校，稱南岳分校。臨大校方要求30余名教職工和約200名學生盡快赴南岳上課。12月1日晚，吳宓及李賦寧、陳慈、張婉英、趙世燕等師生攜帶行李于寒風中冒雨趕往長沙火車站，欲乘過路火車赴南岳文學院。原定于當晚十一點鐘到達長沙的列車，直到次日凌晨五點還不見蹤影。據《吳宓日記》載：“中間兵車開過數列，傷兵滋鬧，且欲毆站長。此一夜，宓等疲憊已極，且威風凜冽，實不能耐。于是宓主張回歸圣經學院。”人員復歸本校后，擠在教室里待至天明，各自散去。
12月4日晚，清華大學政治系教授陳之邁與未婚妻黎憲初（南按：著名學者黎錦熙之女，也是吳宓愛慕追求的女人之一，想不到竟被陳之邁捷足先登。懊惱中的吳宓于衡山分校寫密信于黎憲初，揭露此前陳之邁一直與守寡的嫂子同居，且他的寡嫂聞陳氏婚變，欲前來鬧事云云，想把陳黎的婚事攪黃。想不到黎憲初接信，仍和陳之邁在長沙舉行了婚禮，搞得吳宓灰頭土臉。1949年，陳之邁攜黎憲初赴臺，先后出任“駐美公使”、“駐日大使”、“外交部”顧問等職，1978年病逝臺北），于瀟湘酒家宴請梁思成、林徽因夫婦，以及顧毓　、吳宓等教授，以示送別。時寒風凄厲，細雨連綿，盡管席間酒酣耳熱，但瞻念前途，總難掩心中的落寞與悲涼。宴會在溫情目光與“前途保重”的相互叮嚀聲中散去，各自心中備感凄楚。正如林徽因寫給好友費慰梅的信中所說：“我們已經決定離開此處到云南去。……我們的國家還沒有組織到可使我們對戰爭能夠有所效力的程度，以致至今我們還只是‘戰爭累贅’而已。既然如此，何不騰出地方，到更遠的角落里去呢？有朝一日連那地方也會被轟炸的，但眼下也沒有更好的地方可去了。……除了那些已經在這兒的人以外，每一個我們認識的人和他們的家人，各自星散，不知流落何方。”[11]
12月6日，吳宓等師生終于擠上火車向衡山南岳分校駛去。
兩天后的12月8日，在一個陰風陣陣，星光殘淡的黎明，梁思成、林徽因一家五口搭乘一輛超載的大巴車向蒼茫的西南邊陲重鎮——昆明奔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