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千年中大舉動—科舉制的廢除及其部分社會後果

簡體傳統

*	本文是〈數千年中大舉動：廢科舉與鄉村中士與紳的疏離〉一文其中一節的縮略本，很希望能藉此聽到一些先期的指教。

　　百年前的清光緒三十一年（約1905），對中國而言真可以說是多事之秋。那一年發生了許多大事，有的當時就特別引人注意，如以中國為戰場的日俄戰爭，改變了世界對黃種人作戰能力的看法，也改變了東亞政治的權勢格局（而作為戰場主人的中國卻宣布了「局外中立」，更是世界歷史上少見的特例）；有的在當時許多人眼中可能不過是邊鄙小事，如同盟會的成立，後來才「認識到」實為轉變中國政治的重大契機，其在歷史言說中的作用復因「勝者王侯」的力量而進一步擴大。

　　同年發生的還有許多時人非常關注而後來的發展似不甚如人意的事，如北洋新陸軍據說耗銀百萬兩的首次實彈演習，固不免有人以為是勞民傷財過於浪費（早已成為近代史上腐敗誤國象徵的慈禧太后修頤和園，也不過挪用銀八百萬兩），但也讓許多人──特別是在華外國人──看到一個「尚武」中國的興起；如五大臣的出洋考察憲政，當時朝野均寄予厚望，後也成為史不絕書的要事，不過似乎成效不顯，致使後之史家敘此多帶遺憾惋惜，甚或潛受「敗者賊」向例的影響而視其為「欺騙」，多少輕忽了當事者基本誠懇的努力。

　　那一年的中國還發生了一件影響深遠的大事，就是實施至少千年以上的科舉制被廢除了。以前對科舉制尤其八股取士方式頗有微辭的嚴復在廢科舉的第二年說1：

甲午東方事起，以北洋精練而見敗於素所輕蔑之日本，於是天下愕眙，群起而求所以然之故，乃恍然於前此教育之無當，而集矢於數百年通用取士之經義。由是不及數年，而八股遂變為策論，詔天下遍立學堂。雖然，學堂立矣，辦之數年，又未見其效也，則嘩然謂科舉猶在，以此為梗。故策論之用，不及五年，而自唐末以來之制科又廢，意欲上之取人，下之進身，一切皆由學堂。不佞嘗謂，此事乃吾國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言其重要，直無異古者之廢封建、開阡陌。造因如此，結果何如，非吾黨淺學微識者所敢妄道。

一般戰敗多往軍事及其相關方面尋找原因，而那時的中國人卻因打敗仗而舉國恍然於教育之無當，非常能體現「教而後戰」的傳統思路，其背後隱伏的則是長期貫徹於中國的政必須教、由教及政的基本原則，亦即嚴復那篇題為〈論教育與國家之關係〉的文章所欲探討者。

　　這在當年基本是通識，張之洞在《勸學篇．序》裏就說：「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乙巳年袁世凱等六疆臣要求立停科舉的奏摺也說，「普之勝法、日之勝俄，識者皆歸其功於小學校教師。即其他文明之邦，強盛之源，亦孰不基於學校」。中國之所以「相形見絀者，則以科舉不停，學校不廣」，故士心不堅，民智不開，難以進化日新。欲補救時艱，必先停科舉以推廣學校2。這些封疆大吏的見解說明，嚴復關於眾皆以為戰爭取勝及國家強盛當歸功於學校的總結，大致不差。

　　那時舉國都帶有明顯的急迫情緒，六疆臣的會奏一則說「現在危迫情形更甚曩日」，再則說「強鄰環伺，詎能我待」，便非常能體現出這樣的心態。實際上，在二十世紀最初的幾年間，僅張之洞、袁世凱等人奏摺中關於改革科舉制所提出的辦法，幾乎是幾月一變，一變就躍進一大步；前摺所提議的措施尚未及實施，新的進一步建議已接踵而至。原擬用十年的時間逐步以學堂代科舉，而不過一年，便不能等待學堂制的成熟即一舉將科舉制徹底廢除了3。

　　如果從時人所論廢科舉→興學校→補救時艱→進化日新的逐步遞進關係看，科舉制至少在負面已得到相當的重視。然而，這一制度更是一項集文化、教育、政治、社會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institution），它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繫士人之耕讀，使整個社會處於一種循環的流動之中，在中國社會結構中起著重要的聯繫和中介作用。其廢除不啻給與其相關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約定俗成的習慣行為等都打上一個難以逆轉的句號，無疑是劃時代的。如果近代中國的確存在所謂「數千年未有的大變局」的話，則正如嚴復所說，科舉制的廢除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建制變動之一4。

　　嚴復已認識到這一變動和秦漢時的廢封建行郡縣和「車同軌」同樣重要，乃是「數千年中莫大之舉動」。當時朝野雖也存在反對廢科舉者以及相當數量的懷有疑慮者，但對於此舉的總體社會反應卻並不特別強烈，尤其是能夠影響所謂「輿論」的那部分「社會」並未表現出有力的讚譽和非議5。也許那時社會已興起一股以「起而行」取代「坐而言」的實幹風氣，故官紳均不遑空言而投身於辦新學堂的實際行動之中；但還有一種可能，即相當一部分士大夫已對朝廷失望，對其任何舉措皆淡漠處之。

　　魯迅即持後一看法，他曾說：「戊戌變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歲而有義和團之變，群乃知政府不足與圖治，頓有掊擊之意矣。」6這裏的「群」當然是指士大夫，因為一般的老百姓在義和團之時恰與清政府有一度的「合作」。清廷走向基層，從傳統的異端方面尋求力量和支持，多少提示著政府也接受中學之正統已不足以救亡的觀念，而在社會層面也不那麼依靠士人；反過來，對許多重視文野之辨的士人而言，啟用「子不語」的怪力亂神恐怕意味著朝廷之行為已類當年的洪、楊，一個明顯「失道」的朝廷自不足以救亡和振興中國7。

　　在中外競爭形勢危迫的情形下，朝廷與其主要支持者士人之間的互不信任恐怕是致命的。清廷不可恃的結論自然導致反滿革命的行為趨於「正當」，一些原來還希望政府能實行改革的士人開始轉向革命，章太炎就是個明顯的例證。更重要的是封疆大吏中出現了類似的傾向，庚子「東南互保」局面的出現，就是那些曾在清廷與太平天國之間選擇了前者的疆臣，後來卻在清廷與列強之間選擇了「中立」，而這些人中不少人恰又是廢科舉的積極推動者。

　　清廷啟用「神拳」是為了對付過於「跋扈」的外國，士人走向革命是因為清廷不能救亡，與「東南互保」一樣，多少都在針對外人在華存在（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這一近代新形勢。袁世凱等六疆臣的會奏明言，廢科舉也是對外國人有所交代8：

近數年來，各國盼我維新，勸我變法，每疑我拘牽舊習，譏我首鼠兩端。群懷不信之心，未改輕侮之意。轉瞬日俄和議一定，中國大局益危，斯時必有殊常之舉動，方足化群疑而消積侮。科舉夙為外人詬病，學堂最為新政大端，一旦毅然決然，舍其舊而新是謀，則風聲所樹，觀聽一傾，群且刮目相看，推誠相與。

　　日俄戰爭兩次出現在這一奏摺之中，說明這個與廢科舉大約同時的事件有力地刺激了許多中國人，推動或促進了一些人的改革要求。會奏試圖取信於外人，希望改變外人對中國的觀聽，以換得其「推誠相與」，與庚子年間的對外取向可謂截然相反，也提示出廢科舉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直接間接來自外國的影響和壓力。正如次年一份四川辦學綱要所說：中外「交通既久，幾於無事不與外人為緣」9。不過，外患的威脅和外部壓力雖大，廢科舉的主要動力應該還是來自內部。

　　……

註釋
1	嚴復：〈論教育與國家之關係〉（1906年），載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一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166。
2	本段與下段：袁世凱等：〈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摺〉（光緒三十一年八月初二），載《故宮文獻特刊第一集．袁世凱奏摺專輯》，第七冊（台北：故宮博物院，1970），頁1991-92。上奏者包括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盛京將軍趙爾巽、湖廣總督張之洞、署兩江總督周馥、署兩廣總督岑春及湖南巡撫端方。
3	參見王德昭：《清代科舉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236-45。
4	參見羅志田：〈中國文化體系之中的傳統中國政治統治〉，《戰略與管理》，1996年3期，頁45-51；〈科舉制的廢除與四民社會的解體──一個內地鄉紳眼中的近代社會變遷〉，《清華學報》（新竹），新第二十五卷第四期（1995年12月），頁137-60；〈清季科舉制改革的社會影響〉，《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4期，頁185-96。
5	在鄉間則不然，喜憂皆甚明顯，將國家和個人前途寄望於科舉制的山西舉人劉大鵬獲悉停科考的消息，即感「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屬空虛，無一可以垂之永久」；而同鄉的趨新者卻都「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舊制變更如此，其要天下之治，不日可望。』」參見劉大鵬著，喬志強標註：《退想齋日記》（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頁146、149。
6	魯迅：《中國小說史略》，載《魯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頁282。
7	參見羅志田：《裂變中的傳承：二十世紀前期的中國文化與學術》（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17-19。
8	袁世凱等：〈奏請立停科舉推廣學校摺〉，載《袁世凱奏摺專輯》，第七冊，頁1991。
9	〈四川奏定致用學堂辦法綱要〉，《北洋學報》，丙午年（1906）第二十冊，學界紀要，頁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