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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傳說與族群分合 

    正如世界別處的人類社會，中國文化傳統中有許多傳說與神話，傳頌著古代英雄的事跡，其中有些人物竟成為超凡的神人。在古代，這些神話及傳說，常與歷史混淆，必須經過清理，才能窺見隱伏的歷史事跡。 

    中國人耳熟能詳的傳說，舉其重要的項目有：盤古開天辟地、女媧造人補天、神農開始農業、有巢氏造居室、黃帝創制度、五帝遞嬗、堯舜禹舉賢禪讓……種種故事。這些傳說其實來自不同的來源，卻在逐步走向大一統的過程中，不同族群的故事糅合一起，編織為共同的傳說系統——這也是構建集體記憶時，人類社會常見的情形。

    盤古創世與印度傳說有關 

    以盤古創世的傳說為例，今天民族學的研究，已知它是中國南方族群的故事，和印度傳說有相當密切的關系，因為漢代以前未有盤古傳說的記載。

    女媧造人及補天的故事，在中國古代文獻中，較早出現，似乎最早也是屬于江漢地區的楚文化。而伏羲與女媧，兄妹相偶，尤其以兩蛇交尾的形象作為象征，在漢代十分常見，也可能是屬于南方文化兄妹交配傳說的類型。但是女媧補天及共工氏撞倒天柱不周山的傳說，既與天地開創的故事有關，又與洪水故事有關，內容相當復雜，牽涉的人物共工氏，又有相當古老的北方背景，是以女媧故事本身有不同的成分，而且來源也是多元的。

    黃帝故事包含不同的主題

    黃帝故事是中國傳說系統中的一個重要成分。至今中國人大都奉黃帝為華夏民族的共同始祖。然而，黃帝故事的系列，包含許多不同的主題，例如：黃帝與蚩尤及炎帝戰爭的故事；黃帝制定種種文物制度的“文化英雄”形象；黃帝為五帝之首，為各代王室共同祖先的身份。黃帝既是一個人，但軒轅氏又是一個朝代；而他的對手炎帝、神農氏也儼然是歷世久長的一個朝代。凡此種種復雜的性質，顯示黃帝傳說的系列，來源不只一個，組合的方式也不只一個。更遑論，黃帝是人間的君主，有君臨天下及開啟文明的偉業；他同時也是神祇，有差遣神鬼、呼風喚雨的超凡力量（例如在與蚩尤的戰斗中，差遣了能降雨的應龍和能止雨的旱魃）。

    炎帝蚩尤

    正因為黃帝傳說的本質如此復雜，清理傳說，尋找可能的歷史現象，殊非易事。黃帝傳說，以其有關的“遺跡”言，中國北方由東往西，幾乎處處有之，真尋到其原生地區恐非易事。但是，我們至少有一些可以注視的線索：黃帝的部眾，據《史記·五帝本紀》記載是遷徙不定，以師兵為營衛；軒轅一名，與車輛有關；而炎帝是放火燒山（所謂烈山氏），號為“神農”的族群領袖。這兩大對手的抗爭，可能即是牧人與農夫之間的斗爭。黃帝傳說中，涿鹿與阪泉兩次重要的戰役戰場，都在今日河北的北部，處于農牧交疊的地帶。在歷史時期，農牧進退，也即在這一線上推移，是則炎、黃兩部，均在河北地區。

    黃帝的另一敵人蚩尤，在中國傳說系統中，列于反派人物。但是，晚到漢代，山東地區的神祇，八神將之一的兵主，儼然即是蚩尤！如果以此劃分，結合最早黍粟農業遺址在磁山、裴李崗，以及接續紅山文化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廣布于河北地區，于是考古學家郭大順即主張炎、黃的接觸與對抗，反映仰韶文化與紅山文化的長期競爭，而勝利者黃帝一系，移入農業地區，也一變其師兵營衛的生活，改為種植五谷的農業了。同時，如果蚩尤在山東地區，長為兵主戰神，則這一股力量，是否即代表山東半島大汶口文化的族群？他們在河北地區失敗了，可是后世山東地區的“夷”眾，到周代仍是與華夏對抗共存的龐大族群。

    少皞鳥官有集體記憶的真實性

    傳說的五帝系統中，有太皞、少皞兩氏，春秋時代的郯國，仍自承是少皞的后裔。據郯子自承其祖先以鳥名官，亦即以鳥名作為不同職司人員的官銜（《左傳·昭公十七年》）。這種古老的傳說，在歷史時代難以造作，當有其集體記憶的真實性。奉太皞為祖先的春秋諸國（如任、宿、須句）均在濟水流域。太皞、少皞都指陳日光照耀的高天，而大汶口文化遺址陶器上的陶文，有日在山上的一個景象──

    此陶文是否即是“昊”或“皞”字？如果以此推演，則炎、黃與蚩尤的三角競爭，毋寧正是仰韶、紅山、大汶口三個北方文化之間的沖突與接觸，而最后組織為“五帝”的傳說系統。至于轉化為前后相承的三個朝代，是否又是一種融合的方式？

    帝嚳與顓頊

    帝嚳與顓頊是五帝中比較次要的人物。《禮記·祭法》中，虞、殷、周三代都祀奉帝嚳。他的功績，據說是能序星辰。在古代，天文知識與農業有關，也與宗教信仰有關，帝嚳這樣一位君主，大約是以宗教功能取得顯赫的位置。《山海經》的帝俊，生育日月，可能即是帝嚳的另一名稱。所謂生育日月，也可以解釋為設計歷法，又是宗教與天文知識的結合。《山海經》不在北方學術傳統之內，其中頗多怪異之說，似與長江流域的江漢文化族群頗有淵源。

    顓頊，號為“高陽氏”，屈原引他為祖先，則與祝融八姓有關。祝融八姓，分散在淮河流域，地處南北之間，可能是若干族群的聯盟。春秋以后，其中羋姓在今日湖北，結合當地“百蠻”，創立楚國，于江漢地區蔚為大國，其勢力可以抗衡中原的華夏諸國。《禮記·祭法》稱道顓頊的功績是能修明黃帝“正名百物，明民共財”的事業，是以他與黃帝傳說也有關系。顓頊又曾令重黎分司天地，將神界與人界一分為二，這一功業，大約是象征神職人員勢力退潮，世俗行政力量上升；另一方面，有了專業神職，消除家家可以担任巫師的浮濫，又未嘗不能當作是神職地位更為崇高。總之，顓頊的身份應也有相當的神圣性。后世所謂楚文化，其中神祇的名字與職守，由《楚辭》看來，頗與北方的傳統不同。楚之為楚，是在春秋時代始有之；然而楚文化不能僅由祝融八姓族群創建，江漢土著文化（所謂百蠻）也當占有相當成分。顓頊與巫覡（或薩滿）的關聯，究竟祖源何來？頗不易知。但是，五帝系統是東周才逐漸建立，或因楚人在南方興起，這一融合各地傳統的系列，不得不將顓頊納入五帝之中。

    其他傳說人物

    《禮記·祭法》列舉古代許多傳說的大人物，以為都有資格列入祀典。這一群人物中，創造農業的農神有神農與后稷二人；治水的水神有鯀、禹父子及商人祖先冥三人，似乎農業與水利的事業，在不同文化各有其紀念的英雄。共工氏，在神話中是怒觸不周山，造成天地傾斜的反派角色，正與蚩尤一樣，通常被排斥于北方主流文化的英雄譜外。可是，《禮記·祭法》還是提到共工氏，稱他既是九州島的霸主，也是后土的父親。后土是地神，號稱為“社”，其地位與能序星辰的神職相當。是以，共工一系的顯赫位置，當也因某一古代族群的文化記憶，而后能進入這一傳說系統。

    古代中國的傳說，頭緒紛繁，不同文獻各有異說，其不能一致的主要原因，自然由于古代大小文化圈，各有其獨特的傳說，在融合的不同過程與不同階段，即編織為不同的版本。本節不能列舉各種傳說，只能擷取幾個顯赫的傳說人物，說明他們由不同文化的英雄，終于匯集于同一神統，以顯多元疊合的現象。本節不能將考古學上的文化圈完全與傳說的淵源密合，則是因為資料不足，不能強作解人。

復雜社會的出現

    復雜社會的條件與特質

    前面幾節討論了聚落的形成與擴大，也討論了新石器文化的區系與文化圈的出現。村落的社會更為擴大，即是超過單一村落的聚落群；另一方面，文化圈的形成也當導致相當地區內人民進而產生文化認同，由此即可凝聚為一個具有共同意識的社群。以上兩項發展，遂是構建復雜社會的條件。

    在距今5000年左右，以現有的考古數據說，這種復雜社會，呈現下列一些特質：

    ●有相當數量的財富積累，足以維持有訓練的工藝人才，制作禮儀性的貴重物品。

    ●有具備禮儀性建筑物的禮儀中心出現。禮儀中心也可能有層級的差異。

    ●有一些人物擁有較別人為多的財富與權威，社群之內遂有層級的分化。這種層級分化，各地可以有不同的形成過程。

    ●社會復雜化到達一定程度時，為了執行管理功能，即會出現權力的層級化，也就是社會體走向政治體，終于形成國家的組織。

    ●聚落之間的層級化，會出現中心聚落。中心聚落人口眾多，財富集中，是權貴居住的地方，也可能兼具貿易中心、禮儀中心……多種功能，這就是城市，亦即蘇秉琦所謂的“古城”。城市也可能有防衛設施，例如城墻、壕溝……

    ●為了禮儀與管理功能，會有專業人員担任這些工作；他們掌握了一定的知識，也可能發展了文字或其他類似的符號──這就是文明的象征。

    大汶口墓反映了墓主的權威與財富

    中國新石器時代，在不同地區，常有遺址呈現前述若干現象之一二，例如山東泰安大汶口十號墓，隨葬物品多而精致。在同一遺址，似乎集中了大汶口文化社群中的少數有權有勢的人物。這些墓葬的隨葬物品，包括玉鉞、象牙梳、蒙鼓的鱷魚皮、細致的白陶……或則是遠距離外地的產物，或則是手工精美的藝術品及禮儀性器物，反映了墓主的權威與財富。由此顯見，大汶口可能正是當時一個中心聚落所在，其領袖取精用弘，才有實力收集大量的珍貴物品，并且有以此殉葬的余力。

    大地灣遺址顯示中心聚落的氣概

    甘肅秦安大地灣乙址的大型居住遺址，更能顯示一個中心聚落的氣概。這一遺址以北邊山坡上的大型房址（901號）為中心，南向扇形布局，又分為若干小區，每個小區都有較大型的房屋與小屋遺址。901號建筑遺址，由前堂、后室與東西廂房構成。前堂寬16米，深8米，面積近130平方米，前有門垛及臺階，前堂中央有直徑2.5米以上的火塘，地面是類似混凝土的地面，壓實磨光。前堂南、北壁各有8根列柱，火塘后側左右，各有一個直徑約90厘米的粗大圓形柱洞，全堂的宏偉壯觀可知。前堂加后室及東西廂房，面積超過290平方米，房址前方有130平方米地坪，列有兩排柱洞，每排六個，又有六個青石板排列在柱洞前方。901號房址南面，有許多大小房屋，每一小區以一座較大房址為區內中心。這些房屋，都是坐南向北，面對901號房址。小區內較大房屋，可以405號建筑遺址為例。405號房址寬13.8米，深11.2米，面積150平方米，室內也有火塘、頂梁大柱與扶墻列柱。405號房址之西，有一座小型房址，面積只有27.5平方米，但內部規格也是火塘、頂梁柱、扶墻柱，一應俱全，只是具體而微，規格縮水了。

    大地灣乙址的大型居住遺址，有三個層級，可能是一個相當于“首都”的禮儀中心或權力中心。每一個小型房屋，可能由第三級首領使用，405號中型房屋由第二級首領使用，901號大型房屋是第一級首領召集各級首領聚會之所，前面十二個柱洞及六塊石板，也許即是豎立旗幟之用。那些火塘，當是獻祭犧牲的火坑。這一“首都”之下，當有同樣三層的人群結構，統轄同族的各級村落或社群。

    紅山文化諸遺址是宗教與禮儀功能首領的權力體現

    分布在內蒙古東南部、遼寧西部和河北北部的紅山文化，至今出土多處大型遺址群，年代至少距今5000年前。位于遼寧凌源、建平兩縣市交界處的牛河梁遺址，于數十平方公里的范圍內，分布了積石冢群、石砌祭壇、金字塔、女神廟和山臺……構成一個氣勢宏偉的禮儀中心。女神廟中有泥塑的女神像，大小不等，大的神像殘塊如手臂、腿和耳、鼻的體積，分別是真人手臂、腿和耳、鼻的兩倍和三倍大。有一個相當完整的女神頭像，正好與真人頭部同大，面部涂彩，以圓形玉片為眼珠，表情甚為逼真。女神像是豐滿的孕婦，當是代表生殖力。從殘片分布推想，女神廟中有不同體積的神像，分別為真人大小、真人兩倍、真人三倍三等規格，排列有序，而最大的神像位在主室的中心部位，應是廟中主神。如果神界的等級，反映人間的現實，則人間的權力結構，也可能已是層級化了。

    此外，喀左東山嘴的紅山文化遺址，早在20世紀70年代，即出土石砌建筑群址及包括一件約為真人三分之一大的女神殘像，和兩件小型裸體孕婦陶塑像在內大小不一的陶塑人像群。東山嘴遺址，也是有祭壇及墓葬的禮儀中心，只是規模不如牛河梁遺址群。這兩處之間，相距數十里，當是兩個等級不同的禮儀中心。紅山文化遺址分布于大凌河流域，為數不少，北越西拉木倫河，南到渤海，東到遼河，西到灤河上游，而牛河梁的位置，相當適中，并且河谷道路四出，堪為中心。

    紅山文化的積石冢主要分布在大凌河及其支流的各流域，多建于山岡之巔，因而有些學者視之為“陵墓”或“山陵”，稱積石冢群為“陵區”。紅山文化遺址，普遍出土有玉雕品，包括熊龍、豬龍、鷹隼、烏龜、勾云形器、雙獸首三聯環器等等，質地佳，手工精。牛河梁出土諸件，尤屬精美，非有巨大財富，不能生產如此精品。陵墓、神廟與祭壇、山臺、金字塔配套，似乎積石冢的墓主，是附葬于禮儀中心，而不是以陵墓為主附設禮儀建筑。因此，這些顯赫人物，大致是宗教與禮儀功能的首領。考古學家郭大順以為這一社會已是國家形態的政治實體，是有道理的推論。這一政治實體的權力基礎，不在政治權威，也不在軍事權威，似乎在禮儀功能。女神廟既占主要地位，則這一禮儀中心的首領，可能是奉祀生殖母神的祭司或巫師一類人物。

    良渚文化的首領兼具宗教領袖與軍事領袖的身份

    在東南地區，得名自浙江余杭良渚的良渚文化，時代相當于距今5300到4000年左右。良渚文化遺址主要分布在長江口、錢塘江口，及太湖圍繞的三角地帶，外圍遠達長江以北的江蘇新沂花廳。良渚文化遺址在余杭良渚、瓶窯、安溪三鎮轄區間的谷地中，分布最為密集，在30多平方公里的范圍內，已發現100多處遺址，大型遺址一個緊挨一個，形成了“良渚遺址群”。其中有一個巨大的人工營建遺址──莫角山遺址，其上有夯筑的基址，基址上有宏大的木構建筑遺跡；在莫角山遺址的東南部還發現有大面積燎火的火坑。莫角山遺址位在良渚遺址群的中央，不少大型的土臺祭壇墓圍繞四周。因此，良渚遺址群可能即是良渚文化社會的中心，而莫角山遺址，又是中心的中心。

    大型的良渚土墩墓，皆是填土堆積的小山，以上海青浦福泉山遺址為例，這一金字塔型的大土墩，東西長94米，南北寬84米，估計先民在原有高地上堆筑的土方體積為25920立方米，土方取自附近一個大水塘──或者可說，取土的地方，掏空成為一個大水塘！

    這些墓葬遺址，出土了不少玉石制件：琮、璧、璜、管、鉞……動輒數以千計。玉器中，尤以琮為最具特色。反山12號墓出土的一件大玉琮，重達6.5公斤，四面刻有8個神人獸面紋，每一個圖案，在高不及3厘米，寬不到4厘米的微小空間，微雕神人騎獸的圖形，同樣的圖案也出現于同一墓葬的一件玉鉞。良渚考古專家王明達以為，良渚玉琮上常見的獸面紋，實際上是簡化了的神人騎獸紋。這一圖案，據考古學者張光直的意見，是巫師騎神陟降的通天達地象征。良渚墓葬中，男性墓主常有玉鉞隨葬，鉞是武器，象征軍事權威。良渚的首領，擁有琮、鉞，是則兼具宗教領袖與軍事領袖的身份。

    余杭瑤山是一座小山，山上堆砌一座祭壇。祭壇是一層一層臺階形堆筑，壇頂有五色土鋪設，內層是6至7米見方的紅土臺，外面是寬約3米的礫石層，面積近400平方米。祭壇南側布列有12座墓葬，墓主男女各半，男性均有玉鉞隨葬。離此不遠的匯觀山遺址，有1座祭壇及4座大墓，祭壇面積1600平方米，而形制與瑤山祭壇相似。從瑤山與匯觀山的祭壇與墓葬看來，墓葬后筑，打破了祭壇的地層，似乎都是以墓葬隨附于有祭壇的人工土山。祭壇在山頂，大約是登山祭天之用。

    莫角山遺址是一個大型的人造土臺，東西長約670米，南北寬約450米，總面積超過30萬平方米。這一大面積人工堆積的土臺，上面還有大莫角山、小莫角山、龜山等土墩。這三座土墩之間，是一面積超過2萬平方米的夯土建筑基址，其上分布有排成兩列的大型柱洞。在莫角山大土臺的東南邊緣處，則堆積有大量燎火的紅燒土。這遺址顯然是一個作為禮儀中心的復雜建筑群基址，以這一土臺遺址為中心，四周30余平方公里內，密集分布有數十處良渚文化的土墩墓，其位置都是正南正北方向，形狀是方形或長方形。莫角山遺址四角附近，各有一處重要的土墩墓地或出土禮器的遺址，凡此結構當是有意的布局。

    遠在常州的寺墩遺址，面積達90萬平方米，整體以河道圍繞為正方形，由內向外，依序為：以高達20多米、平面呈圓形的祭壇為中心，祭壇由方形的內河道圍繞；內河道之外，環繞著一圈地勢較低、亦由人工堆筑的貴族墓葬區；貴族墓區之外，是地勢更低的平地，是居住建筑遺存區。以祭壇為中心的十字形河道連通內、外兩重護河，也把貴族墓地和居住建筑區劃分為四個象限。這是一個規矩井然的布局，由中而外，高度逐級下降，內外三階，四角四象限，層次分明，河道既有防護功能，又有溝通功能。看來，寺墩遺址也是一個禮儀中心。

    良渚文化的許多遺址，反映多層級的秩序，是以地域為層級的多層秩序：余杭良渚附近是中心的中心，寺墩遺址是外圍一個地方性的中心，上海福泉山等處土墩遺址則是規模又次一級的中心。同時，反山、瑤山一類大型土墩附有的大型墓葬或墓葬群，為禮儀中心的一部分，出土的隨葬品種類多，數量豐，質量高。一些土墩墓，也是大墓，規模及隨葬品的質量，等級即差一層，而一般良渚文化小墓，形制卑小，隨葬品大致只有陶器，沒有玉制品，則又差了一等。這是不同中心之間的層級。

    因此，良渚文化的社會，似是一個相當層級化的復雜社會，其擁有的財富及組織能力，均非同小可。這一社會的領導權可能是在兼有宗教與軍事權力的人物手中。良渚文化擴展范圍，遠達長江以北，花廳遺址兼有良渚文化與大汶口文化的遺存，而以良渚文化為主，大汶口文化為從；其中意義，可能是良渚文化北上，征服了大汶口文化在該區的人群。如果這一推測成立，則良渚文化的社會實體，似已是以武力為基礎的國家形態了。

    5000年前的人類社會已是十分復雜

    從上述秦安大地灣仰韶文化、大凌河流域紅山文化，及江南良渚文化三例言之，5000年前，這些地區的社群，都已發展為控御廣大地區，能動員大量人力，掌握不少財富的多層級復雜社會。從1萬年前人類掌握生產食物的能力，形成定居聚落，經過5000年的發展，人類社會既聚合，也分化，已是十分復雜了。

古代文化與兩河古代文化發展的比較

    兩河流域古代文化是人類幾個古代主要文化之一。本章前節討論農業起源及定居聚落，也是取自兩河考古學首次提出的農業革命與聚落形成兩個觀念。古代中國的農業是北方的粟黍稷（小米）與南方的稻作農業；兩河地區的農業是麥類耕作（包括大麥、小麥、黑麥與燕麥）。這三種農業，作物不同，耕種的方式不同，都是獨立發展，彼此沒有文化傳播的親緣關系。單從這一點著眼，即有比較討論的意義了。不過，中國地區廣袤，兩河地區只是今日伊拉克的核心部分，面積至多相當于中國幾個大文化圈之一（例如山東的大汶口文化圈）。為此，中國地區內部文化的互相影響，即是相當復雜的過程。兩河地區也有內部諸區間的起伏與互動，規模終究有限；然而，兩河地區文化與周邊文化，尤其與埃及文化的關系，卻是一個廣大區域的多元互動。

    兩河地區的農業早于中國最早的農業文化，至少有一兩千年

    兩河地區的農業發展，啟軔早于目前中國考古學可知的最早農業文化。兩河地區有幼發拉底河與底格里斯河平行東流，下游是兩條河流的沖積平原。數十年前，一般理論每認為大河流域是文明發源地，即以兩河、黃河、尼羅河、印度河作為這些古代文明的搖籃。兩河地區發展農業的過程，卻是從大河河谷的外圍開始馴化食糧作物，農業的起源不是在肥腴的河谷沖積平原。

    近年考古工作者發掘了土耳其東南部的賽米（HallanCemi）遺址。這個古聚落遺址坐落在托羅斯（Taurus）山麓，底格里斯河上游的一條小支流旁。這里的古居民還不知道種植農作物，但遺址中出土了大量年齡不滿1歲的雄豬，說明養豬是他們賴以存活的生業。賽米遺址的碳-14測定年代是距今10400-10000年間，是迄今為止人類生產食物的最早紀錄。大約距今１萬年前，兩河東北邊緣札格洛斯山（Zagros）山麓的沙尼達爾（ZawiChemiShanidar）遺址，也有馴養家畜（羊類）的跡象。距今9000年前，種植作物及畜養山羊，已屬常見，而獵取及采集活動，也還是主要的生活方式。七八千年前，札格洛斯山山麓已處處都有農業村落，其中一個重要的耶莫（Jarmo）遺址，除種麥的農業之外，養殖家豬也已出現。兩河流域西北，今日土耳其安那托利亞山區的恰塔爾休干（CatalHuyuk）遺址，及西面海東地區，今日以色列與巴勒斯坦的耶利哥（Jericho）遺址，都是初期農業的村落；在這些遺址，有些甚至還沒有陶器。考古數據也顯示，與這些初期農業遺址同時，距今七八千年前，還是有許多采獵為生的社群，在這些地帶活動。

    札格洛斯山山麓，今日還有不少麥類植物的野生遠親散布各地。正是從這些麥類親屬群中，兩河流域的古代人類選取可以栽培的品種，嘗試馴養為食用作物。最早馴養的品種，可能是“黑麥”（secalecereale），后來又嘗試馴養“單粒小麥”（einkorn）、“二粒小麥”（emmer）、二棱及六棱大麥，和今日所謂的“面包小麥”（breadwheat）及豆科作物。在這一地區，人類也馴養了山羊、綿羊、狗、豬，安那托利亞高地在距今8000年前，已有馴養的牛類。凡此生活資源，不但是兩河文明發展的基礎所寄，也由此四向傳播，使歐洲、北非洲及波斯灣以東的西亞，各處人類先后發展了生產食物及定居的文化。

    中國栽培粟黍稷和水稻，兩河流域栽培麥類作物，各自發生“農業革命”

    兩河流域栽培作物的農業與馴養家畜的歷史，比目前中國考古學上最古老的農業遺存，早了至少1000年，甚至2000年。但是，東亞栽培作物，迥然不同于兩河的作物，兩者之間應是各自獨立發生了“農業革命”。中國北方的粟黍稷栽培遺址是在太行山麓的磁山與裴李崗，不在低平的渤海灣沿岸沖積平原。中國北方山區，普遍可以找到粟黍稷的遠親。這一現象，與兩河馴養與栽培麥類作物，如出一轍。小米的種類甚多：黍、稷、粟、粱……陸續成為主要的品種；同時，這些種類始終并存，迄于今日。至于麥類，除了少數品種，不同的麥類也至今共存。中國南方的稻作遺址，最早可能是湖南道縣的玉蟾巖，該遺址位于湖南南部的山間盆地中，不在兩湖的平原上。中國境內的野生水稻，由云南到廣東的河湖沼澤，均可見到。粳稻是從秈稻育養的栽培作物，今日秈稻、粳稻兩種水稻，都是東亞的主要食物。凡此現象，西亞、東亞的發展模式，幾乎一致。

    農業起源于山地，不在大河的沖積平原，后續的文明發展則是在河谷平原出現。距今5000年前，兩河下游的沖積平原上，已有許多農業聚落。麥類生長需要相當水分，扎格洛斯山腳坡度不大，有雨水濕潤，麥類可以成長；沖積平原土質松軟，地下水充沛，于麥類更為適宜。人類育種，尋求高產品種，而這些優良品種，例如所謂“面包小麥”（今日食用的品種），尤其需要吸取水分。于是，馴養麥類，肇始于扎格洛斯山坡地及地中海海東地區，而農業擴張、出現許多定居的農業聚落，卻是在兩河中游與下游的沿岸。

    距今四五千年前，兩河流域出現大型復雜社會

    這些聚落，出現于各處，尤其南部的兩河下游沖積平原，分布最為密集。距今5000多年前，在幼發拉底河的下游，而又遠離河口沼澤地帶，歐貝德（Ubaid）文化揭開了人類城市經濟的序幕。這一轉變，經過一段演化過程。大約先是在許多毗鄰村落中，出現了一個中心村落，逐漸以此為核心，發展為聚落群。聚落群能聚集資源與人力，合作改善生活條件。兩河沖積平原，地勢低平，全為土質，不見巖石，新石器文化生活必需品的石料，必須求之他處。沖積平原上，多灌木而少大樹，生活所需的木材，也必須取于兩河上游及山地。另一方面，沖積平原地勢低平，常有泛濫；地下水多咸鹵，不宜于稼穡。人們必須建構水利設施，引導河水灌溉，排除苦鹵。長程貿易與水利工程，都不是一個村落的力量可以做到，于是超越村落層級的聚落群，遂應運而出現。在歐貝德文化的基礎上，南部出現了許多城市，吾爾（Ur）、艾力都（Eridu）、烏魯克（Uruk），都是其中最為重要的城市。

    城市有城墻保衛居民，有市集供貿易活動。更為重要者，在城市生活中，出現了一群專業人員，他們掌握對農業生產有用的天文歷算知識；他們也發展出對貿易及測量有用的計算數量工具；他們組織了崇拜星辰日月及自然力量的信仰，以此解釋各種自然現象與規律，并以此作為上述各項知識的根本。這些專業人員，以宗教信仰為支撐，成為分派工作與資源的小區領袖，亦即以神廟祭司的身份，掌握了城市的統治權。凡此，都指向一個歷史現象：兩河地區的人，在距今四五千年前，組織為若干相當大型的復雜社會，多元、有層級，也有分工。

    兩河地區的發展模式與紅山、良渚諸文化的發展情形相同

    兩河地區發展的模式，竟與中國新石器時代紅山、良渚與仰韶諸文化發展的情形相同，都驗證了農業革命與復雜社會兩大命題。當然，從中國考古學可見的數據顯示，中國境內的古代人類，經歷了兩次平行的發展，北方與南方分別出現。同時，我們還須注意：北方農業肇始于太行山下，而紅山的復雜社會則是燕山遼河的個案；南方的農業開端于湖南的山間盆地，而良渚的復雜社會，則是江南的例證。農業與復雜社會兩個階段的發展，在時間與空間，都有脫節。如何處理這一難題？大約還須有更多的考古資料出現，才可能證實或修正目前的知識及解釋。**中國文化的黎明**

    （公元前16世紀—公元前3世紀）

    中國文化終于涌現了。由商到周，華夏文明體系逐漸明朗成形。更重要的是，中國文明思想體系，亦即北方的儒家與長江流域的道家，兩者相互交流影響，形成中國型思想的核心。許多有關人生意義與終極關懷的概念，在此有了明確的界定。進入青銅時代

    青銅與車的使用，在中國文化圈里引發過十分重大且深遠的變化。兩者之間，青銅的出現較為有跡可尋；中國地區何時開始用車，在考古學上尚未能找到確切的時間。但是，這兩項重要發明的信息進入中國地區，很可能是同時發生的，而且可能都是經過中亞與內亞草原上的交通路線，間接傳遞進入的。

    人類最早使用銅制品是在今土耳其的恰約尼遺址發現的

    青銅是銅與錫或鉛的合金。純銅質地較軟，錫、鉛更軟，三者的熔點都低，很易熔化，混合成為合金后，質地相當堅硬，足以鑄造為各種器用。人類最早使用銅制品的考古遺存，當是在今日土耳其的恰約尼（CayonuTepesi）遺址，位置在幼發拉底河上游的一條小支流旁，安那托利亞山地邊緣。這些銅制品是用銅礦石直接打制的銅針、別針、銅錐及銅珠。此地與今日蘊藏豐富的銅產地相去不遠，有此發現也是合理的。位于安那托利亞的哈拉夫文化（Halaf），是銅石并用的文化，興盛2000年之久，然后文化中心才轉移到兩河地區。哈拉夫文化的時代，農業發達，依靠灌溉給水，成串的村落構成復雜社會并有神廟建筑。這一個從公元前第六千年紀到第五千年紀的文化，能生產器壁甚薄、經過高溫焙燒的精美彩陶。哈拉夫文化衰落后，文化中心移入兩河地區，繼之而起的如歐貝德文化（Ubaid，公元前4300—前3500）及烏魯克文化（Uruk，公元前3500—前3100），其銅制器用已是常見。再下面一個千年紀，則是青銅文化了。凡此文化，都已有城市為中心的復雜社會組織，有了專業的工匠與祭師，也有了相當專業的武裝人員。從原始的銅制品進展到青銅鑄造的器用，在西亞經歷了不下兩千年之久，直到公元前第三個千年紀，才是青銅文化的時代。

    馬家窯時期的青銅刀是中國最早的青銅器

    從甘肅東鄉林家馬家窯期地層中，曾出土一件使用陶范鑄造的青銅小刀。馬家窯期的時代當在公元前3100—前2700年，所以這件青銅刀可能是中國地區最早的青銅器。但是，中國地區較古老而且較普遍的銅制品遺存，當是在齊家文化的武威皇娘娘臺，永靖大河莊、秦魏家等遺址發現的銅制刀、鑿、錐、斧、鉆頭。近來在廣河齊家坪還出土了中國地區最古老的銅鏡。齊家文化的時代，經過碳-14測定為公元前2050±155年至1915±155年之間，亦即公元前第三千年紀過渡到第二千年紀之際。這些銅制品，大多是冷鍛的紅銅，銅鏡卻是冶鑄的青銅，正呈現青銅文化初期的混合現象。齊家文化的銅器時代，至少晚于西亞兩河流域青銅文化有整整一個千年紀。齊家文化所在的地區，正是中亞交通路線的東邊盡頭。

    中國北方，由西往東，四壩文化、朱開溝文化、夏家店之下層，這一連串位在北疆的文化，都有銅刀、銅制裝飾品出土，其間有相當的一致性，時代大都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紀早、中期。從地理位置來看，它們可以說連成一條青銅進入中國的通道。中國內地的河南與山東龍山文化遺址，也有十余處出土了相當原始的銅制品。河南登封王城崗的龍山文化遺址出土一件錫鉛青銅鑄件，是銅鍛的殘片，時代是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紀的前半段。

    中國的青銅工藝由西方傳入

    究竟中國地區的古代文明自行發展了青銅？還是青銅工藝的知識由西亞傳入中國？由上述時、空兩個條件來看，解答的線索隱約可見。中國新石器時代的銅制品，原始銅制品與青銅鑄件各地均有出現，以其分布情形看，西部的銅制品早于東部。由此，我們也許可以推測，中國地區的青銅工藝，當由西路傳入，但傳播過程中，中國地區的工匠可能并未得到鑄造合金的完整知識，于是各地還是從打造原始銅件開始，摸索尋求青銅工藝的技術。中國新石器文化制陶的工藝技術相當成熟，能夠掌握火候，高溫焙制陶器。從制陶工藝發展鑄銅技術，有了掌握高溫及制造陶模兩項條件，鑄造青銅的工藝，即不難有迅速的進展了。商代的青銅鑄件，種類多、數量大、水平高。從龍山文化晚期到商代，時間不過數百年，青銅工藝的進步速度，相當可觀！青銅文化與國家政權有關

    青銅鑄品，作為小型的鋒利工具，切割的功能勝于石器、骨器。但是，青銅質脆易斷，用于大型破土的農具與砍伐樹木的斧斤，并不十分有用。因此，使用青銅工具，未必能提高生產水平。用青銅制作武器，卻能提高殺傷力。這一特征，也許可以解釋幾個青銅文化的現象：出現了專業的戰士、復雜的社群，以及資源集中、資源分配不均……等現象。凡此，都因為銅料難得，鑄銅技術又不是人人能夠掌握，以致只有少數人壟斷這一有效的武器，從而以此劫持社群，形成資源的集中及社群的分化。中國傳統所謂“三代”，正是國家形成及發展的時期，其與青銅文化的出現，有一定的相關性。

    車是外來事物

    車出現于中國地區的時間，至今還難定言。考古證據所見，商代車輛的形制，基本上與西亞、埃及和印度的兩輪馬車類似。在中國地區，至今未見原始形態的車輛，也未見車型演化的過程。凡此可以推知，車是外來事物。用車的知識與鑄造青銅合金制品的知識同時傳入中國，是頗為合理的推測──車之用于戰爭與青銅武器的使用，兩者都與廣袤草原上武裝族群的移動有關。戰爭能帶來族群之間文化的交流及資源的交換。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紀的中期，西亞、南亞、東歐、北非的族群移動十分頻繁：希克索人侵入埃及，赫底人在西亞建國，希臘半島有族群的交替，印度次大陸也有一波又一波的亞利安人移入。這些族群移動，都伴隨著戰車的傳播。

    中國雖地處東亞，但中亞是開放的地形，中國承受這些族群移動的影響，遂有了用車的知識；又配合自己已經發展到相當水平的制陶工藝，也迅速發展了有中國特色的青銅文化。接受外來信息的刺激，在自己固有技術上，激發創造性的轉化，是人類歷史上常見之事。公元前第二千年紀，中國地區發生的許多變化，正是這一現象的例證。古代文化核心的商文化

    中國傳統歷史上夏、商、周三代，代表中國文化的核心。中國文化的中原意識，也經這一核心觀念衍生。不過，夏代的歷史，至今只有傳說，未見確切可靠的考古證據。中國考古學界將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當作夏文化的所在，也只是從傳說中夏代的地望，配合這一遺址有大型公眾禮儀性的建筑，遂以為這里相當于夏代的王國都城。其實考古數據本身并沒有直接的證據，證明這一青銅時代初期的城市即是夏都。

    商代的遺址，則自從1928年發掘安陽殷墟以來，不僅有建筑與墓葬遺存，也有大量商代甲骨卜辭的當代文獻資料，證實了傳統歷史有關殷商的記載。因此，本節以殷商王國及其文化的形成代表中國文化核心的發展。

    商文化分為先商、早商及晚商三個時代

    由傳統歷史記載來估計，商王國從公元前17世紀建國，到公元前11世紀結束，享國五六百年之久。今日考古資料，將商文化分為先商、早商及晚商三個時代。先商文化的分布地區，較早的類型在今日河北的太行山東麓，以及河南的黃河以北衛輝一帶。這些文化遺址，毗鄰一向被認為是夏代的二里頭文化分布地區，但兩者的文化特色又有顯著的差異。早商文化時期的遺址，則是在今日鄭州地區，其文化特色與二里頭文化相當接近。由此推測，相當于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先商文化，在接受了二里頭文化的影響之后，開始發展為早商文化代表的強大勢力。

    早商文化的主要部分，以二里崗遺址為代表形態，分布地區十分廣闊，遍及河南全省、山東的大部分、山西南部、陜西中部、河北西南部，以及安徽西北部，涵蓋后世所謂“中原”的華北地區。北部的早商文化，以河北城臺西遺址為代表，北及拒馬河，南至邢臺；南部早商文化以湖北黃陂盤龍城遺址為代表，分布于長江以北，湖北中部與東部；至于江西新干大洋洲遺址的商文化，地方色彩濃厚，只能作為商文化的影響所及；西部早商文化，遠及陜西的扶風與岐山。這一地域廣大的分布形態，說明了早商文化的強勁，其發展當與商王國的政治與軍事力量，有相當關系。

    有關晚商文化的主要材料出自安陽的殷墟遺址，年代為公元前13世紀到前11世紀，延綿二百余年，亦即盤庚遷殷以后的殷商歷史。晚商考古工作偏重河南地區，以致不能呈現較為廣闊的分布形態。但是，將近20萬片卜辭所見的數據，顯示商王國政權所及，足以伸展到上述早商文化分布的領域——亦即后世所謂的“中原”地區。

    卜辭是殷商文化的時代性特色

    殷商文化的時代性特色，一是有了當代文字的記錄——卜辭，二是從卜辭中顯見商王國政權的演化過程。文字與王權的出現，是中國文化發展的里程碑，也是從史前文化進入歷史時代的分界線。

    成熟的文字優勢，使商文化成為中國古代文化主流

    中國文字的源頭，早于殷商時代。河南舞陽賈湖、陜西西安姜寨及大汶口文化等新石器文化遺址出土的龜甲和陶器上，都有刻劃的符號。這些符號的意義不明，然而都不是裝飾性的圖案。大汶口的陶文，有些已是復合的符號，頗似中文部首的意味。大汶口陶文中有幾個符號，例如日在山上形象，日形與山形，俱已抽象化，似乎是約定俗成的筆畫。這一個符號，在相距數百里的遺址出土的陶器上都有出現，而且形象一致。此一現象，也許意味符號已有文字的功能。

    殷墟卜辭的文字，已離開圖像。例如，鳥獸象形字，都已簡化為反映某一動物的特征，而且都是側面直立的形象。中國文字有象形、形聲、指事、會意、假借、轉注六項造字原則，大都已見于卜辭文字。卜辭句法，反映其文法已有一致的規律，而且不是自由口語，因此商代卜辭已是相當成熟的文字。商代青銅器上銘刻的文字，具有禮儀性，遂較卜辭為復雜；其中象形字的形象皆近寫實，但也不是圖畫。凡此可見，商代文字有其前身，只是商代使用的文字，不僅成熟，而且與后世中文文字之間的演變譜系，可以步步還原。近來考古發現的先秦文字，除了戰國楚地文字稍有差異，至今未見另一不同的文字系統。殷商掌握了當時唯一成熟的文字系統，以此優勢，則商文化自然成為古代中國文化的主流。

    居于領導地位的政治體，足以發揮文化核心的作用

    從殷墟卜辭所記載種種活動重建商王國的政治組織，反映了晚商二百余年的演變方向。商王的王權，本來可能與占卜主持人的教權相輔，但200年來王權不僅壓倒了教權，而且商王取得了“下帝”的位置，以與“上帝”相稱。商王國的統治機制，有幾個圈子：大邑商、畿內商王親族與王后的封地、王國的領土、服從的諸侯、四周的方國。從商王東巡的旅程看，商代末期，東方諸侯形同屬地；遠方的方國，有敵對的鬼方、土方……也有已接受商人優勢地位的國邦。商王國的政府，由“小臣”之屬的家臣系統，逐步發展演變為有五個部門的統治機器。商王使者的地位，相當于以鳳鳥為上天的使者，可以領兵，建立四方的治權。商王墓葬中隨葬的人殉，即祭祀時以人為犧牲，反映王權權威之高。商王資源之豐裕，宮室、器用之精美，均可由墓葬的諸種器皿與建筑顯見。這樣一個強大的政治體，在當時的中國地區，無疑居于領導地位，亦足以發揮文化核心的作用。

    商王國神祇主體具有普世性格

    新石器時代的商王國，是個以族群為基礎的復雜社會體，有地方與親緣的局限，并無普世性格。商王國的神祇主體，主要以宗神與山岳、河流崇拜的地方守護神構成，這是因為商王國的政治勢力遠及四方，在吸納從屬族群及方國時，商人不能不同時接受這些從屬族群的神祇。商王祭祀系統，由卜辭可見，有新舊兩派，此起彼伏，舊派的祭祀對象是譜系嚴整的先公先王祖妣；新派則雜收諸神，包括各種自然神及大人物（例如大巫），至于祖先神，反而更為收縮，致祭時只祭祀大宗及五世以上的先妣。新派出現，已在晚商后期，其時代與商王國的擴張相近。這一現象，可能意味商人擺脫了地方及族群的局限性，開始走向普世文化的方向。

    晚商二百余年，只是商人歷史的后半段，從殷墟考古及卜辭數據為依據，我們可以知道：商王國在新石器時代古國“萬邦”之中脫穎而出，商文化成為中國地區的文化核心。文化核心既已形成，即不難逐步收納凝聚各種地方文化，發展為后日中國文化的龐大體系。

許倬云 2014-07-14 07:59: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