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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闊天空扯亂談
　　還記得整整五十年以前，1950年的元旦，蘇聯《真理報》發表了一篇伊里亞?愛倫堡寫的回顧二十世紀開頭和瞻望二十世紀末葉的文章。愛倫堡在整個社會主義陣營都被認為是最有世界眼光的記者和作家，文章也確實寫得有魄力，有氣勢，不但使我們這些二十多歲的年輕人為之傾倒，也使許多老革命家贊嘆不已。現在找不到原文，內容已不能盡記，但是輪廓仍然十分清晰。他以一種照見一切的視角，從世紀初的世界各大帝國――德意志帝國、俄羅斯帝國、奧匈帝國、大英帝國的宮廷來看世界（當然沒有中國和美國，那是世紀初的歐洲人根本不放在眼里的）。照這些王公貴族看來，二十世紀的世界仍然是他們聯合統治的世界，彼此之間固然免不了磨擦斗爭和盛衰消長，那也是它們自己內部的事，別的人是動不得這些大人先生的毫發的。
　　然而不料十四年之后就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三年之后，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又出現了當時還被認為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注定要開辟“人類歷史新紀元”的無產階級專政的蘇聯。又過了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到二十世紀上半葉臨近結束的時候，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成功，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成立。這樣，在愛倫堡眼里，在二十世紀剩下的一半歲月里基本上就是無產階級（或者擴大一點是說勞動人民的）的政權從勝利走向勝利，從一國走向世界的歷史，形勢一清二楚，真可以說是“無待蓍龜矣！”
　　愛倫堡是一個世界級的大名士，連魯迅都稱引過他的話“一方面是莊嚴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與無恥”。其見識與交游之廣，在中國是沒有人可以比得上的；文章也真是文情并茂，旁征博引，揮灑自如。我們這些自以為研究國際問題的青年人根本不敢說向他學習的話，只有在心底暗想“什么時候才能寫得出像這樣的文章來呢！”
　　二十世紀終于結束了。愛倫堡的預言竟然沒有應驗，世界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幾乎誰都沒有料到蘇聯會在存在了七十四年而且取得了許多偉大的勝利與成就之后一朝瓦解。
　　這個事實，還有不少其他的事實，教會了我們：歷史是無法預言的。
　　但是，也不要怪愛倫堡。西方自古以來的哲學家都教導人：要是沒有一套概念的體系，就根本沒有辦法認識世界。這個看法，好像現在連東方人也認可了。
　　雖然我是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才出生的人，但是，三十年代就已經領略到世界共產黨人觀察分析世界的方法。這要歸功于我初中的級任老帥陳迅易先生（他是一個地下共產黨員）。是他把接著韜奮的《生活》周刊被封殺以后立即出版的《永生》周刊創刊號上由主編杜重遠寫的發刊辭油印了作為我們的教材。這篇文章的題目和詳細內容都已經忘掉了。但主題則印象清晰，宛然如昨。講的是世界已分為兩大營壘：一個是資本主義的營壘；另一個是社會主義的營壘。前者是黑暗的，沒落的；后者是光明的，欣欣向榮的。這個世界觀同十多年以后九國共產黨情報局1948年華沙會議上所作的分析完全一樣。我到現在也還不明白當時不過是一個進步人士的杜重遠怎么有這樣的洞察力能預見到后來統治共產黨“陣營”的這種世界觀，也弄不清楚當時的國民黨政府怎么能允許這樣的文章公開發表。陳先生又怎么有這么大的膽量敢把這樣的文章給我們當教材。不過，這都是后來的話，當時的我是懵懂到連這樣的問題都提不出來的。
　　這確實是我后來從事國際問題研究的啟蒙讀物。我至少知道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這兩個名詞。雖然后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更常用的分類法是法西斯國家和民主國家，但是這個印象已牢牢植入我心中，到冷戰開始時，心里早有準備而不覺得新奇了。這個理論的有效性，對我以及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大概一直維持了四十年，到毛澤東晚年別出心裁地提出“第三世界”與“三個世界的理論”才開始模糊。又過了十來年，到1989年底柏林墻被推倒，1991年蘇聯解體才隨之失效。
　　當然，很難說杜重遠的文章有多大的權威性，權威只能來自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家”，也就是“馬恩列斯”（那時候毛的權威還不突出）。現在的中國人，包括中國共產黨員在內，大概都已不記得每當黨開全國代表大會，總書記代表中央委員會做的報告的精神形成的世界觀，一定要從國際階級斗爭的總形勢講起。在這方面最權威的組織是蘇聯共產黨，個人最高權威就是斯大林。說起來我是后輩，對早年的蘇共代表大會實在談不上有什么知識，不過到1939年蘇共十八大的時候，政治上已經多少懂點事兒了、因此還有印象。那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作的報告大概堪稱典范，他分析在出現了美國經濟危機后的資本主義世界，已經陷入了所謂“總危機”，往死路上走了，而在完成了兩個五年計劃并且制定了新憲法的蘇聯則已經建成社會主義而開始向共產主義過渡了。這些話對我來說雖然也還是似懂非懂，然而已經足以引得我熱血沸騰而歡欣鼓舞了。
　　中國紅軍的長征結束以后，接著就是抗戰，中國共產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一直拖到1945年春天才召開。毛澤東的政治報告當然不可能（也不應該）像斯大林那樣全面，但是也還是從國際到國內，從形勢到任務，即便又過了十一年才召開的八大，以及后來的九大、十大、十一大的報告，總的框架也還是不能超出這個范圍。真正發生變化的是改革開放以后1982年的十二大。按照鄧小平的精神，胡耀邦作的報告不再分析國際形勢而只講“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內容只是講了中國對美蘇日等幾個大國的政策，其地位也被壓到國內問題之下而列為第五章。
　　估計很少人會注意到這個變化，但是其意義其實是相當重大的，它表明中國共產黨人用以觀察國際形勢的望遠鏡和顯微鏡已經換掉了。
　　現在的研究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的青年學者們開口閉口就是中國的“國家利益”或者“民族利益”如何如何。他們今天這樣說話完全是理直氣壯的，但是他們不知道的是，僅僅在二十年以前，在文化革命中以及以前談論國家利益，還是禁區，是不能容許的。那時候只能講“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只有“人類解放我解放”。上面說的轉變一直到1982年才發生，又過了幾年，大概到1985年以后，才有幾個老同志帶動幾個年輕的同志偷偷摸摸地，戰戰兢兢地把“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的概念，滲透到學術界、輿論界來。這個，我估計，現在大唱民族主義高調的青年學者可能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了。他們更不知道，在那以前，在1941年的蘇聯衛國戰爭以后，只有愛國主義才是正義的，而民族主義是反動的，是根本不許談的。
　　其實，上面所說的世界觀無非是一個意識形態的問題。在世人心目中，意識形態之爭是幾乎貫穿了二十世紀的最大的問題。取不同意識形態的人們對國際形勢的看法是大相徑庭的。敵對陣營方面的看法，我只知道除了自認為大獲全勝之外，還是紛爭不已。因為他們與我們不一樣，沒有一個統一的觀點，歷來就是各唱各的調。不過，如果要寫世界史的話，就不能不包括這些看法，或者熔鑄出超越這些看法的新看法。然而我見聞不廣，學力不足，即使海闊天空，也談不出什么條理來，只好殿之以“扯亂談”三字，無非自文其陋而已。
　　在意識形態淡化之后，還必須有分析國際形勢的工具或者世界觀來取而代之，這實在不是小問題。因為，即使本來用以觀察世界的世界觀失效了，沒有用了，但是，人的本性仍然要制造出一種新的世界觀來，因為這是一種“必需”，就像走夜路的人總是需要拿一盞燈籠或者拿一個手電筒一樣，否則就無法邁步。當然手電筒有能照一千尺的，也有只能照一百尺的，甚而只及腳下盈尺之地的，那就是所謂世界觀高明與否的不同。然而，與手電筒不一樣的是，這往往只有事后才能判明，這就是人對自己歷史發展的認識總體上的局限性與盲目性。
　　現在是處于世紀之交，同時又處于千年之交，對于一個人來說，這都是難得的機緣，因此頗有好事之徒，不但熱衷于回顧二十世紀，瞻望二十一世紀，而且熱衷于回顧與展望前后各一千年。然而，“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智則不足”，其結果正如高呼“吾皇萬歲，萬歲，萬萬歲”一樣，完全當不得真的。
　　對二十一世紀，可以肯定無疑地預測的，只有一句話，就是全球化的進程必然會繼續下去。如果一定還要多說一點什么，那么也只能再加一句：在世界范圍內，工業社會將完成向信息社會的轉變。
　　全球化也許可以說來自于人類的天性，或者出于人類的宿命。現在有人說，自從人類在地球上出現以來，全球化的進程就開始了。理由是：本來是同源共祖的人類，其活動能量必然是越來越大，它為尋求適于生存的土地而向各地分散之后，又必然會隨著活動能量的增大而相互交通，而重新匯合。這些話當然是不錯的，但是我還是要把全球化的起點定在1492年哥倫布之發現美洲。在那以后的五百年中，人類雖然處于全球化的過程中，卻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因此而是未被意識到的全球化時代。馬克思雖然看到了一些苗頭，但是也還沒有想到“全球化”這個詞兒。只有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全球化這個詞兒才開始流行，其標志就是羅馬俱樂部在1992年發表的報告：《第一次全球革命》，說人類正處于全球化的初級階段，上距哥倫布發現美洲正好五百年。
　　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的特點是國際關系的經濟化。這個趨勢其實在二十世紀下半期就已經很明顯了。雖然全世界處于冷戰狀態，雖然各種小戰爭不斷，但是畢竟沒有重開世界大戰。人們越來越懂得在發動一場戰爭之前，要做一番投入――產出或者成本――收益分析。二十世紀最大的兩個發動戰爭的國家――德國和日本開頭都想大占便宜，但是結果卻都是大蝕其本。更加發人深省的是，它們在無條件投降而被占領以后，一心發展經濟結果反而在國際上取得了從前沒有的利益和本來沒有的地位。世紀末想稱霸波斯灣的伊拉克，也因為侵略科威特而做了一場蝕本買賣。這是世界經濟生活大變化而形成的一條教訓，應該有長期性的效果。光從這一點說，世界和平的因素已經大大增加了。中國的鄧小平因此改變了毛澤東關于我們的時代是“戰爭與革命的時代”的馬列主義論斷，預言我們的時代至少到下一個世紀上半期將是一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
　　雖然如此，工業革命以來的全部經驗顯示，經濟的發展雖然會提高人們的生活水平，卻必然會造成貧富差距的拉大。這個過程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最新的情況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的人口只占世界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卻消費著世界總產品的百分之八十四。當今世界上最富有的二百名富豪的財產占全球人口總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一。其中頭三名的富豪的財產超過了世界四十八個最貧窮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之和。這種差距增大的趨勢繼續下去，要保持世界和平，維護社會安定是相當困難的。
　　問題還不僅如此，對于全球化所要“化”的各個對象而言，即使許多國家和個人都能分攤到一些好處，其利弊得失也是大不同的。因此到l999年底的西雅圖會議上，雖然一方面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幾乎是爭先恐后地搶著進入作為全球化的重要標志的世界貿易組織（WTO）；另外一方面，又有許多國家與團體堅決地反對全球化狂熱的示威游行使得這次會議什么決議也通不過，什么問題也解決不了。而站在反對一方的，又大異于過去標準的分類法――發達國家與不發達國家，而是犬牙交錯的各種利益團體與非政府組織（NGO）。甚至發達國家的工人也起來反對發展中國家廉價的勞動力搶走他們的飯碗。
　　更嚴重的是：全球化同時也是公害的全球化。自從工業革命以來，人的存活率有了極大的提高，這當然是好事，在二十世紀的一百年中，世界人口從十六億增加到六十億，其增量超過地球上自有人類幾百萬年所積存的總量幾近三倍，然而地球并沒有擴大，人類生活所需的資源并沒有增加，反而由于人類開發利用這些資源的能力越來越高強而處于瀕于枯竭或者嚴重污染的狀態。二十世紀一個世紀破壞人類生存的環境與消耗的資源就抵得上過去的百千萬年。時至今日，連人們生活不可或缺的空氣與水都成了大問題。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以羅馬俱樂部為代表的先覺之士，提出了“增長的極限”的警告，要人們記住“我們只有一個地球”。從那時以來，只有少數先進的國家在保護環境、維護生態方面取得了一些進步，如日本的水俁病由發生到克服，英國的泰晤士河由污濁到返清，也許提供了一個好的榜樣，但是對整個世界的大局來說，情況仍然在加速惡化。而大氣和水的污染，森林的砍伐，氣候的變暖，臭氧層的破壞，受害者是不分國界的。可以預言的是：在二十一世紀，可能由于各項國際條約的簽訂，由于人們環境意識的提高，由于各種環保技術的發明與推廣與環保政策的制定與實行，生態問題的全面解決也許會透露某種端倪，然而二十一世紀決不會是環境問題全面改善的一個世紀，情況還將繼續惡化，只不過可以希望為二十二世紀的全面改善提供各種條件，打下一個基礎而已。
　　當前全球環境惡化中最嚴重，最要命的問題是水資源的問題。在人類不過幾千年的文明史中，曾經屢次發生過干旱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消失的事例。但是問題的規模和嚴重都遠不足與今天的相比。
　　二十世紀已經出現過為爭奪石油而發動的戰爭，二十一世紀未見得不會因為爭奪水資源而發動戰爭。要知道，缺水比缺油要嚴重得多，對一個國家來說，缺水可是其人民生死存亡的問題。至于幾個小國爭奪水的戰爭是否會引起連鎖反應而觸發一場大戰，我們只能說：其概率是很大的，至少要比人類想出辦法來供應缺水的土地和人口以水的概率大。
　　中國的環保問題是十分嚴重的，就以我這個在二十世紀生活了四分之三的人來說，已經看到了許許多多青山綠水變為窮山惡水的事例，近年來，淮河與太湖的污染，黃河斷流和長江的黃河化更是觸目驚心。應該說中國人自古以來的環保意識就是不強的，這幾年，很有一些“大師”們想舉出一些圣經賢傳，證明中國人歷來就有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思想，可以為全人類特別是工業化了的西方人所師法，可惜他們搜索枯腸能拿得出來的證據，簡直不值一提。我的希望是，中國人今后少念一些“天人合一”的咒語，認真學習先進的環保技術和環保政策，也許有可能保住祖宗傳下來的這份基業，不致被我們這些不肖子孫“坐吃山空”。
　　按說，全球化最后應當能發展出一個“全球價值”來，這也是自古以來賢哲的理想。不過這大概也不是下個世紀可以實現的，二十一世紀頂多也只能搞出一個輪廓來罷了。保護環境，無疑會成為無可爭議的全球價值，問題只在于制度化的程度，深入人心的程度，切實有效的程度。另外，全球價值買際上早已經存在，不說人類早已“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自由、平等、博愛”這類比較抽象的概念，也不說當今世界上不少宗教家、哲學家正在努力建立的“全球倫理”，近幾個世紀各個國際組織所制定的各種公約或者“游戲規則”實際上已在規范著越來越多的人的行為。我們要的全球價值本來就是可以操作的，能為全體人類共同遵守的規范，希望能夠據以在世界范圍內實行民主與法治，由此可以消除一切大規模的沖突，維護世界的與地區的和平，改進人類的生存環境，促進人類的進步。
　　我們現在已經可以看到全球意識的萌芽，不僅在少數智者的預言中，而是在各國人民的現實生活中。不過，萌芽離成熟還十分遙遠。看來全球主義的實現只有全球意識與個人人權觀念的普遍結合以后才有可能。
　　亞洲價值論的天然缺陷，一是亞細亞本來是歐洲人對位于他們東方的這塊大陸的稱謂，自稱亞洲已不免有點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二是亞洲實在太大了，無論就傳統文化、宗教信仰、民族構成甚至種族差異而言至少要分成東亞、南亞、西亞三大塊，還很難包括也算屬于亞洲的西伯利亞和太平洋各群島在內，各大區域之間的共同點亦即親和力甚至比它們各自與西方之間的更小。只有專制主義與家族主義可能彼此相似，然而這卻特別不容易成為聯合的紐帶。
　　李光耀在提出亞洲價值的時候，是以儒家倫理作為號召的。他意識到儒家思想很難涵蓋全亞洲，因此明確提出亞洲價值的適用范圍僅限于東亞，甚至不包括東南亞，因為“東南亞文化已混雜了印度文化”。可是緊挨著新加坡的鄰國馬來西亞的穆斯林總理馬哈蒂爾卻也要充當亞洲價值的倡導者。而受儒家文化浸潤最深的韓國則對亞洲價值并不認同，前總統金泳三、現總統金大中都不但攻擊李光耀的亞洲價值為威權主義（亦即專制主義），而且揭橥全球價值，在政府施政中也竭力要向全球價值看齊，這都是可以使李光耀難堪的事，他只好對之視若無睹，置之不理。
　　照說，李光耀是生長在英國殖民地的人，從小到大受的是英國人的教育，對儒家的經典所知甚少，只有其統治方法大概是來自于從新加坡華人的文化傳統。直到八十年代，他才從中國在陸與臺灣以及美國聘請一些他認為的儒學專家到人口只有百萬的新加坡宏揚儒學。以后這股風又吹回到中國大陸。到二十一世紀，也許只有儒學發源地的中國才能產生為亞洲價值担綱舉旗的掌門人。
　　另外一個名氣不小的亞洲人，1998年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印度人阿馬蒂亞?森公然指斥李光耀的亞洲價值觀為“李氏假設”，而且認為它必然要消失于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民主的全球價值之中。這場爭論將如何繼續下去，還不能肯定。（補記：據2001年1月28日，美國《新聞周刊》網絡版報道：李光耀在前一天的一次會議上表示，儒家價值觀在信息時代已經過時。新加坡和香港在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方面表現最為出色，并不是因為亞洲價值觀，而是因英國殖民地的價值觀，特別是經濟透明度和法治。李光耀的改變立場，不知是否意味著全球化在深入發展。）
　　不過，歷史表明，各國、各民族之間，即使價值觀相同，也并不能免于沖突甚至戰爭。人類史上規模最大的兩次戰爭就開始于文化以至宗教傳統基本相同的歐洲國家之間，后來交戰雙方又各自把價值觀本來大不相同的國家擴大為自己的盟國。二次大戰以后，蘇聯與中國都宗奉馬列主義，互稱兄弟國家，價值觀可謂高度一致，五十年代中國人口頭常說的話就是“蘇聯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可是不過十年，雙方終于交惡，還打了一場邊界戰爭。這樣的例子實在是充滿了人類的全部歷史，舉不勝舉，已沒有舉證和論證的必要了。
　　亨廷頓在九十年代提出的文明沖突論，在中國是不被看好的，被認為是西方中心主義。其實他所作的是事實判斷而并非價值判斷。他說的恰恰是西方價值是獨一無二的而并沒有普遍意義。有批評他的人說文明的差異古已有之，并沒有什么新鮮，殊不知正因為古已有之所以自古以來沖突不斷，而其一大原因恰恰是因為文明有差異。亨廷頓之所以提出文明沖突論，正是因為在意識形態的對立消失以后，歷史更悠久，根子更深的文明差異浮現，有可能成為未來的紛爭的原因。九十年代的歷史實際上已證明了這一點，不過同時也證明了意識形態的分歧也沒有完全消失，還在醞釀著仇恨與對立而已。亨廷頓因為怕發表美國人現在十分忌諱的種族主義言論而沒有敢說出世界實際上還有種族的差異與抗爭。種族差異是人類發展過程中資格最老，因此也是根子最深的。而且種族差異的斷層與文明差異的斷層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亨廷頓的文明斷層說實際上還有這一層未便明說的深意。
　　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的實質是代表了對迄今為止主導著美國的白人將在2050年以后變為少數這一趨勢所懷的恐懼。實際上各國都有這種心懷恐懼的人。他們怕的是在民族與世界的范圍內，劣質人口日益增加的數量優勢反淘汰數量上相對越來越少的所謂優質人口。這種恐懼顯然帶有種族主義和文化歧視的傾向。有人已稱之為當今世界第一大問題。但是這個論點能否成立，仍待觀察。
　　在國際關系理論方面，我個人的希望只是：對“陰謀論”（Theoryofconspiracy）的應用能有所收斂，退回到陰謀確能起作用的范圍以內。人間事事處處都有陰謀，這點不必懷疑。但是把一種制度的沒落，一個思潮的興起，一個國家的滅亡，都看成只是幾個人“策劃于密室”的結果，就不但是“小題大做”，而且于人于己都只能造成更大的傷害。
　　三十年代上高中的時候，教世界史的老師蔣仲良先生一再叮囑我們“要認真領會兩個小小的島國――希臘和英國對人類文明的貢獻”。這話我記住了，但是直到五十年后我才覺得自己懂得了，而且認為與蔣先生的認識已差不多了，它們的貢獻其實就是科學和民主。只是到九十年代才發覺，這兩種文明的底蘊還有很大的潛能在慢慢發揮出來。
　　出現本來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它一旦為人所羨慕，所模仿，成為一種時髦，一種流行，一種趨勢，就帶有必然性了。全球化大大促進了這種必然性的規模與意義。比如都是這種示范效應的表現。在二十一世紀，大概全世界各國都會加速現代化，經濟加速市場化，政治加速民主化，這些都可以推測是必然的。但是學習的大方向雖然一致，各國的實際情況卻是千差萬別，各國內部都有強大的抵制的力量，至于歪嘴和尚念歪了經更是屢見不鮮的事，所以歷史還是無法預測。
　　二十世紀出現的又一個大轉變是分裂與戰爭向聯合與和平的大轉變。
　　在世紀上半期接連打了兩次大戰，彼此有著血海深仇的西歐各國竟然團結起來組成了歐洲共同體，正在朝“歐洲聯邦”前進。現在除了全球化以外。聯合和團結的呼聲遍及各大洲。北美洲美、加、墨三國可望在二十一世紀做到這一點。比較困難的是中、南美洲。雖然它們在文化上和種族上只有伊比利亞、印第安與黑非洲三個來源，經過五百年的磨合，三者之間的沖突已不如國家利益之間的差異大，現在也有聯合甚至統一的要求與組織――美洲國家組織和南方共同市場。但是．正如論者所說，拉美國家很容易達成一些表面的協議，如禁止毒品和普及教育之類的一般性承諾，而要實現真正的合作卻是很難很難，因此還不能保證能在二十一世紀實現歐洲式的聯合。現在，普遍的看法是地區聯合正是全球一體化的前提。
　　最不容易聯合的還是1955年以萬隆會議一聲驚雷震動世界的亞洲和非洲。亞洲是世界最大的大陸，面積占世界陸地百分之三十，人口占世界的百分之六十，幾乎是世界各大宗教與文化的發祥地，正是殊方異族，五花八門，彼此間的共同點與親和力還遠沒有發展成熟。現在只有一個APEC，雖然中國把它翻譯成為“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但是它在名義上和實際上都并不是一個組織，只是各國首腦每年開一次例會的論壇，離組織起來還遠著呢！
　　全球化的一個必然的結果是財富的大量增殖。增殖的財富理應為全體人類所共享，但是整個二十世紀的經驗卻證明了，要維持社會收入分配比較平均，只有以犧牲個人自由為代價，其結果是人類歷史上最黑暗的極權專制。要保證個人自由，確實可以形成空前的財富，因為人的精神的本質是自由，而自由表現為創造。但是，“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各個個人的自由發展又必然會拉大貧富的差距，無論是在一個社會內部各個個人之間，還是在世界范圍內各個國家之間，概莫能外。二十世紀固然遠談不上解決這個兩難的問題。但是在這方面已多少積累了一些經驗。看來在保證個人自由、積極發展生產力的前提下，利用增殖的財富，努力改善分配，首先是消滅絕對貧困，然后是縮小相對貧困。這點在西歐北美已經初步做到了。就全球而論，則貧富差距還在繼續增大。這個趨勢在二十一世紀還將繼續，頂多只能做到消除全球范圍內的絕對貧困，使最貧困的人生活也能有所改善而已。由自由以求得平等，可能是人類永恒的任務。
　　二十世紀的世界比過去到底有了哪些進步，《印度時報》在世紀末發表了三個人的見解：一個是美國的經濟史學家布拉德福德·德朗。他認為，由于科學和技術的進步，二十世紀使人民群眾的生活有了史無前例的提高。第二個是1998年得到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阿馬蒂亞·森。他認為二十世紀最偉大的事件是民主政體取得勝利而成為最受歡迎的政治模式。第三個是社會學者彼得·伯杰。他把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個人的自我實現更重于忠誠于任何團體的觀念，看作是二十世紀最大的成就。
　　從自古到今的歷史發展看，這些觀點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而且從理論上說也是互相支持的。可以合理地希望這種進步的趨勢會繼續下去。
　　人類的歷史到底有沒有進步？應當說還是有的，但是每進一步的同時卻又帶來了更大的問題。最明顯的就是：人的生活與健康的改善，大大增加了人口的數量，然而卻又造成了環境與資源的問題使人頭痛。這種情況實在很像章太炎主張的俱分進化論：一方面是人所認為的“善”在進化；另一方面則是人所認為的“惡”也在進化。照佛家的說法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當代西方人愛援引的希臘神話中西西弗斯的故事大概就是人類永遠不能逃脫的命運。
　　都說科學是第一生產力，是推動人類進步的第一動因。然而正是在二十世紀末，科學發生了可以將人類的命運推入不測的深淵的變數。
　　1998年新年，美國總統克林頓邀請當代世界一流學者到白宮作客，請他們談一談本學科與全世界在二十一世紀的前景。有愛因斯坦而后最大的物理學家之稱的斯蒂芬·霍金發言，認為人類天天都在進化。以我的知識，人類在一個世紀內的進化，在生理上是微不足道的，因此不能理解他到底要說明什么問題，但是二十世紀下半葉自然科學的一個特大進步是：從遺傳學發展到分子生物學，從發現遺傳基因到發明基因技術。2000年6月5日，美國總統克林頓宣布，美英法日中等國科學家已宣布繪制出人類基因組草圖，被認為是一個劃時代的事件。迄今為止，科學的發現與技術的發明都還只是方便人們的生活，延長人的雙手的勞動能力和大腦的思維能力而已。而從二十世紀末葉開始，科學的發現已探測到人體本身，技術的發明已能改造人體本身，其意義真是無法估量，其后果真是無法預測。
　　早十年，已經有人担心一旦基因被破譯以后，人類的自然進化可能中斷，迄今為止規范著人類的倫理道德標準可能崩潰，甚至人本身的定義都有可能失效的危險。現在，關于“生物炸彈”，“基因戰爭”的談論已經越來越多了。在一個因為人口越來越多而不勝負担的地球上，有什么能保證不再出現希特勒式的狂人以爭取“生存空間”和淘汰“劣等民族”為理由而發動一場大規模的種族滅絕的戰爭呢？
　　據現在研究基因的專家宣布，世界上任何兩個人基因的差別都不會超過0.1％。為什么這不到千分之一的差別能生發出人類如此深刻的對立與仇恨呢？
　　當代最著名的未來學家托夫勒，把人類文明史的發展分成農業文明、工業文明、信息文明三個時代，在今天的世界上同時生活著分屬于三種文明的國家或民族。這話聽起來不無道理。但是他又不加論證地發出一句光禿禿的預言：這三種文明之間也許會發生一場流血的戰爭。
　　這個前景是可以使人驚怖的。但是我們又有什么辦法能保證不讓這樣的悲劇或慘劇發生呢？另外，也不能忘記，至少到二十世紀為止，幾乎一切決定國際形勢走向的大變動都是由殘酷的戰爭決定的。甚至人類總體上的進步也大多與戰爭有關。二次大戰后德意日法西斯國家的民主化就是因為戰敗而被改造的結果。人類積存的總是實在太多了。除了人口問題、環境問題、價值問題、基因問題而外，還有移民問題、恐怖主義問題、國際犯罪問題、毒品問題、惡性傳染病問題、人口老齡化問題、主權與人權孰大的問題……還有隨時會出現的許許多多問題都可能由星星之火燃成燎原之勢。這些問題別說解決，即使要議論一遍也不是一篇文章所能做到的。
　　先師陳寅恪有言：“年內自審所知，實限于禹域以內，故謹守老氏損之又損之義，捐棄故技。凡塞表殊俗之史事，不敢復上下議論于其間。”整個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中，談得上博通古今中外的，陳先生實為第一人。他都如此說話，我的橫加議論，實屬僭妄已極。所以寫下這一點文字，只是因為機緣難得．在這世紀之交也許可以為百年后的孫輩留下一個佐證，讓他們知道百年前中國還有人這樣來回顧和預測世界歷史而已，至于招來的是傷感還是訕笑，就管不得哪么多了。
　　

李慎之 2013-08-22 14:3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