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學勤文匯 2004中國社會的沖突與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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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中國社會的沖突與和諧
朱學勤
  2004年9月19日,中共十六屆四中全會上,中國共產黨正式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的”的歷史目標,并且指出,那將是一個“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
  這是一個財富增長的時代。改革開放的25年,是社會財富高速增長的25年,也是社會利益日益多元化的25年。在財富積累過程中,由于對財富和資源的占有程度和占有渠道的不同,以及與此互為因果的地位和權力的不同,我們的社會,已由幾大階級,變遷為共處的若干階層和更多的群體。
  這是一個利益分化的時代。但是,如果分化超出了公平的底線,則將在各個階層和各個群體間制造出鴻溝和對立。這不僅有損社會公正,還將影響社會和諧,成為社會不穩定甚至動蕩的根源,使得所有人的利益得不到保障。社會利益必然分化,但社會共同體不能分裂。我們應該理性地看到:目前社會分化的本質,是改革開放以來,在整個社會財富整體增長的前提下,由于利益分配不平衡或不公平引發的利益分化,引致不同階層間和群體間的利益沖突。通過政策的調整和規則的重構,我們完全應該且能夠重新協調各方利益,預防分裂和沖突的發生,走向和諧。
  這是一個權利申張的時代。每一個階層,每一個群體,每一個個人,都有權力主張自己的權利。但是權利的申張,不應是恃強凌弱,不應是以暴易暴。只有在理性和法治的秩序中,才能實現互利和共贏。
  這是一個渴望和諧的時代。平衡財富分配,扶助弱勢群體,推動社會公平,構建和諧社會,是2004年輿論的中心議題。人民的意志升華為執政黨的主張,并在年末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被具體化為“維護群眾利益、促進社會公平、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在這種意義上,我們勿庸諱言,社會沖突在2004年已顯出苗頭。我們更希望,這一年成為中國走向和諧社會的新起點。(本刊記者/唐建光)
  以民為主是和諧之源
  2004年,中國恰好跨入人均產值800~1000美元大關,即進入利益分化、甚至利益沖突的多事之秋。社會發展進入了高風險區域,這是改革開放步步深入的標志,也將考驗我們這個民族是否有智慧化沖突為和諧
  這是改革開放第25個年頭,背負兩千年帝國傳統、擁有十三億人口的一個巨型社會,正在涉入現代化轉型的深水地帶。
  現代性產生穩定,現代化卻產生不穩定。社會學則說得更為具體:當發展中國家突破人均產值800~1000美元大關,即進入利益分化、甚至利益沖突的多事之秋。經濟統計告訴我們,2004年的中國恰好跨進了這一門檻。由此而言,這一年出現一連串社會沖突新聞 無論是全局性的信訪洪峰,還是中西部地區的群體事件,都不應該讓人意外:社會發展進入了高風險區域,這是改革開放步步深入的標志,也在考驗我們這個民族是否有智慧化沖突為和諧。
  兩千年封建傳統,一百五十年血火歷程,三十年“階級斗爭”,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沉淀有種種戾氣。西南小市街頭,僅因市井之徒一句狂言,即能點燃民眾憤怒,并迅速擴張為街頭暴力事件。所幸地方當局“柔性處理”,化解了這一突發事件。此一事件或可證明現代化確實帶來不穩定,而“柔性處理”則意味著政治文明的積累。循此方向,方能順利完成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變,以此為前提,也才能實現社會和諧的軟著陸。
  然而,時下并不是所有官員都能理解并接受什么是“柔性處理”。在另一些地區,官員為尋找不到民眾對話代表而發愁;一旦事件平息,則“槍打出頭鳥”,不抓人、不捕人就不足以平“官憤”。秋后算賬能得逞于一時一地,但在社會總效果上,則使民間積怨重歸沉默,沉默一旦爆發,最終犧牲的是當地社會的和諧。
  以往種種悲劇性事件說明,能夠破壞社會和諧的禍首,并不在這個社會的外部,而是社會內部部分官員對民眾根子上的不信任。要拒絕外部世界對中國的“妖魔化”,首先就應該反對這個來自內部的“自我妖魔化”:一有沖突,不能坦然視之,遵循法治軌道理性化解,而是視之為洪水猛獸,急欲打壓。
  改革開放進入第25個年頭,已經出現“開放”推動“改革”的深刻變化。今年是中國加入WTO第三年。各行各業都在清點入世以來的成績單,國外的評價似乎也令人滿意。但是不能忘記,在經濟運行“入世”的同時,社會生活的另一些方面也在“入世”。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是簽署了《政治權利與公民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這是政府誠信的最大所在。如果我們在落實公民權利方面,積累起與經濟入世一樣令人矚目的進步記錄,那么中國的市場經濟資格問題,也不必滿足于拉美、南亞這些國家相繼承認,應該獲得更為可喜的進展。
  改革開放進入第25個年頭,還出現了“民知”倒逼“民主”的生動局面。民眾知情權的步步擴大,必然帶來步步擴大的民主要求。知道,知道,以“知”為“道”,以不“知”為無“道”。一個不“知”無“道”的社會,是一個愚昧社會,愚昧一旦沉默,則深不可測:什么都不會發生,什么都有可能會發生。近些年推行“干部任前公示”、“公推公選”,以及最近報道宿遷三千干部向民眾不僅“述職”還要“述廉”的做法,都值得肯定。與此同時,還應該在更為廣闊的范圍擴大民眾的知情權。“重大事務要讓人民都知道”,這是現代和諧的根本保證。現代和諧與古代和諧的根本區別,就在于前者是以民主制度為基礎,而后者僅僅保持民眾沉默的外貌。在民智已開、民知初現的今天,以民主求和諧,則和諧存,以蒙昧之下的“和諧”抑民主,則和諧與民主皆亡。
  和諧并不是沒有利益分殊,而是知道利益分殊、卻能夠通過民主手段避免零和博弈。毋庸諱言,改革初期的萬眾一心,已經為今天的利益分殊、心態不一所取代。人們的分歧所在,并不在于誰要社會公正誰不要社會公正,而在于為什么會發生社會不公正,怎么樣才能克服社會不公正。
  我們認為,市場經濟不是原罪,恰恰相反,如果有原罪,原罪來自市場的背后:社會內部非經濟領域的權利不平等。是權利不平等扭曲中國的市場機制,是權利不平等造成中國的貪賄橫行,是權利不平等造成人人關心的三農問題。
  25年來,中國曾經錯失過多次能夠以比今天更小的代價處理這些問題的歷史機遇。即使如此,我們也不贊成某種不負責任的傾向,以暴易暴只能是以另一種不公正取代目前的不公正,重新開始又一輪歷史循環。我們也不贊成甘言飴人,以道德憐憫來滿足道德自戀。是權利的問題,就應該從權利配置來解決;是制度性問題,必須從制度層面來突破。我們目前尚能謹慎樂觀的原因在于,25年的改革開放雖有波折,但還在前行;而社會進步則獲得了自我慣性,甚至產生了自發創新的機制:如浙江出現集體工資談判,勞資互利;如怒江、虎跳峽大壩之爭,弱勢者身后出現了自發的NGO力量;而銀川出租車司機的罷工,也能以罕見的政府妥協而告終。
  這一年誰都在說“以人為本”,人們樂于接受。從去年的“公民維權”到今年的“以人為本”,并不是其他,而是“以民為主”:讓每一個農民、市民都發展為權利自足的公民;讓每一個公民都成為經濟運行的主體,文化活動的主角,還有政治參與的主人。(文/朱學勤 作者為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
  2004中國社會的沖突與和諧之二:新力量新權利
  這是一個權利的時代。每一個階層和群體都在申張自己的權利,試圖在當前和未來的社會中,爭得一個相對有利的位置。
  但是,每一群人爭取自己利益的目標和能力是不同的。對于相對弱勢的群體來說,他們渴望的是公平的財富分配和平等的權利分享,不致讓弱者更弱;而對于另一群人來說,他們要求的是與其日益增長的財富和地位相當的政治和社會權力,以使強者更強。
  在一個日益多元化的社會,任何正當的訴求和主張都是可以包容的。但是建立一個公正合理的規則,才能避免使這場權利之爭成為零和游戲,才能使各個階層實現共贏共榮,公平(但不是平均)分享社會進步的成果...
  2004中國社會的沖突與和諧之三:新機制新秩序
  在這個利益快速分化組合的年代,伴隨著新勢力或新利益集團的誕生,以及新形態矛盾和沖突的出現,人們亟需在日顯捉襟見肘之態的舊機制、舊平臺、舊框架之上確立新的利益協調和談判之道。這注定不會是一個一蹴而就的過程。可喜的是,當對過去一年來各種各樣的矛盾和沖突進行盤點的時候,我們發現在這些矛盾和沖突的消解過程中,正醞釀著產生協調利益的新機制、新平臺、新框架的巨大可能。
  浙江溫嶺的工資集體協商機制表明,“勞資雙方間的‘斗爭’可以逐步被以‘合作’為本質的勞資關系所代替”,而甘肅銀川出租車罷運事件的妥善解決,除了向人們展示這種矛盾沖突的可能妥協之道外,更表明重要的是要建立各方參與的談判機制,而不是由政府或強勢部門單方面制定規則。
  從協調利益的視角出發,“鐵本事件”也不僅僅是宏觀調控下的一局棋,而更多的是中央、地方和企業之間應該建立怎樣的行為邊界的問題。同樣,“郎顧”之爭也超越了個人恩怨乃至學術之爭本身。民眾偏頗但不乏樸素理性的質疑能夠在接下來的國企改制糾偏中得到體現,應該是這場大辯論最大的收獲。
  而圍繞北京“新交法”的博弈與妥協,也充分展示了聽證這一利益博弈新平臺的功用。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嘉禾事件”的解決和信訪制度的改革,向人們揭示了這樣的道理:在這個轉型的年代,一個“以人為本”的政府,在合理的制度框架內,在協調社會各階層、各集團矛盾方面,仍然有著較大的作為空間...
  2004中國社會的沖突與和諧之四:通向和諧社會之路
  人人都向往和諧的社會。然而,要建設和諧社會,既需要制度建設,也需要社會建設與精神建設。當然,最重要的是政府知道自己權力的界限,致力于推進法治與民主,同時為社會建設和精神建設留出寬松的空間。
  近年來,惡性暴力事件頻繁發生,馬加爵連環殺人案,楊新海連環殺人案,重慶銅梁縣巴川鎮洗馬村4社茶館爆炸案。最令人震駭的,則是接連發生的幼兒園和學校血案。此類事件以一種極端形態,間接地折射了我們所處的社會的精神狀態。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似乎也都常常找不到平和與寧靜的感覺,相反,緊張、焦慮、不安似乎已成常態。每個人都憤憤不平,每個人都不憚惡意地看待別人,把別人看成實現自己利益的工具。一種戾氣,一種怨恨之氣存在于我們的社會中。
  我們生活在一個財富在增長、但社會卻有失和睦、人們未必感到幸福的年代。我們能否及如何走出這種困境?...
 

朱學勤 2013-08-22 21: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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