軌道外的思考者：朱學勤

李永樂（上海特派員） (2003-07-13)

　　北京好比是個啞鈴，中間小，兩頭大。大院北京和胡同北京很大，但市民北京很小；上海則是個橄欖型，兩頭小，中間大，中間是市民社會。

——朱學勤

　　文人在野，技術官僚在朝

　　（提問）在那篇文章里，您為什么提出讓理想主義在野，現實主義在朝？ 

　　朱學勤：在90年代改革以前，中國政治操作層面的人大部分是學文科出身的，文人進入政治層面，把詩意的浪漫的要求帶進政治操作，做得最輝煌的，可能就是毛澤東。 

　　毛澤東在位時的政治格局，可以從各方面去反省，一是當文人化的政治家權重一時的時候，這種文學性的政治思維到底是弊大于利還是利大于弊，我的看法是弊大于利。二是文人型的政治思維不能一口抹殺，包括今天講到法國的時候，我處處留神，盡管批判法國，但是文人型的政治思維天然有理想主義的趨向，那么它的位置應該在哪里呢？我思來想后，無論是總結法國革命的教訓，還是總結中國文化革命的教訓，我覺得最好是文人在野，技術官僚在朝，或者是現實主義在朝，理想主義在野。這個態勢可能是比較健康的。這一次轉折真是天翻地覆。 

　　中國幾千年都是詩人當縣官，當州牧，當宰相，沒有技術官僚去當縣長，當州牧，當刺史。黃仁宇講中國歷史大問題之一，就是始終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他沒有點出為什么不能在數目字上管理的一個官吏機構的原因，就是中國基本上是文人組成的官吏集團，是詩人管理國家。 

　　仔細看中國的傳統，有很多讓我們吃驚的地方，吃驚之一，這么一個龐然大國，幾千年來是詩人統治的。那些縣官，偶爾小民呼冤，他才上堂理事，大量時間在底下吃酒吟詩吟對做畫，確實有很多問題，古代就有人批評，近代更難以施行一種科學性的管理，到了毛澤東那兒，幾乎是大爆發。 

　　90年代技術官僚來掌握政治操作社會管理，是中國官吏史上一個史無前例的結構變動。退到一個對自己不習慣的立場上想，我愿意接受這個結構變動的合理性，它避免了中國政治生活當中的文學性色彩。理想之源，實際上是批判之源，應該處于在野位置，毛澤東如果是一個在野的社會批判家，是何等情形？他絕對比馬爾庫塞做的漂亮得多！ 

　　（摘錄自《書齋里的革命·狐貍當道與刺猬得勢》）

　　坐落于上海市北郊的錦秋花園，是滬上較早開發的群落型小區，就在上海大學的附近，打從市區驅車前往，要花約三刻鐘的時間。 

　　抵達朱學勤教授的府第，剛好是午后三時。從大門邊的小窗望進去，目光穿越大廳通向的小花園，朱學勤正在給花兒澆水。

　　他穿著短褲和短袖上衣，怡然自得于個人的空間，“沉浸歷史，發掘回憶”是他的專業，可一身古銅膚色的朱學勤，無論是外表還是內在，皆浮現實實在在的生活印記。 

　　注意他的作品的人一定會同意，朱學勤不是單純的歷史學者，他沒有一頭鉆進五千年的文化窄胡同而拔不出來，相反地，他博古通今，洞察時局，經常發出很有見地的獨立言論。 

　　與當今習慣在“主旋律”下思考問題，服從一個共同框架而發表見解的一些中國知識分子比較，朱學勤從另一個高度和層次，進行高度思考的痕跡，相對而言是突出而明顯的，他甚至直言時政，提出政治改革的意見，心靈自由地站在軌道外，進行獨立的思考和創作。 

　　最好政治模式： 

　　左派在野，右派在朝

　　1999年出版的《思想史上的失蹤者》一書，他在“兩種反思、兩種路徑和兩種知識分子”的對談中，提出“最好是左派在野，右派在朝；浪漫主義在野，現實主義在朝；社會抗議在野，技術操作在朝”的政見。 

　　他認為毛澤東的“浪漫政治”，與官僚結構的歷史傳統也有聯系，科舉取士長期以來產生的是詩人政治家，這些詩人官吏，長處是吟詩作畫，老百姓擊鼓喊冤才上堂，理政斷案變成業余行為，這種官吏是不正常的。 

　　因而，朱學勤和政治學者一樣，也談論政治體制的改革，議論權力運作的體制性變革。他認為政改一定要推上議事日程，并且要在國家制度層面上，以憲法成文的形式，規定言論自由、新聞出版自由，使民間人文知識分子有“合法的反對權”，處在合法反對位置上。 

　　人文知識分子不斷發出批評乃至抗議，這些不同意見的壓力和處于權力崗位上的技術官僚，取向會有中和，中和的結果，才是社會健康的狀態。這兩者的關系，應該通過政治體制改革，用法制形式規定下來，因為“不批評，鴉雀無聲是危險的！” 

　　雖然中國的政治氣候，已經逐步走向民主化，言路較過去廣闊和暢通，但朱學勤的政見，如果不能算是越軌，至少也是屬于大膽和超前的。朱學勤的侃侃而談，較之部分小心翼翼的官員和學者，形成極為強烈的對比。 

　　可亂“言”但不能暢“論”

　　問他如何看待今天中國的言路，是否達到“暢所欲言”的境地，朱學勤停頓了片刻，才回答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可以亂“言”，但不能暢“論”，言論自由的進程在緩慢地進行。 

　　他說，“作為一個要求改革開放的人，我希望改革開放是有序的，而不是混亂的，是理性的，而不是暴力的，是漸進的，而不是突變的，這樣就是對老百姓有利。我們以百姓蒼生為念，希望中國改革開放走的是這樣一條路子，而不應該圖自己觀念上的滿足，性格上的痛快”。 

　　所以，即使是暢所欲言，朱學勤也希望改革的路子是理性、漸進、和平，這是一種慢，這種慢是健康的、是必須的。但另一種慢是來自官員的保守，體制的臃腫，對于這種慢，朱學勤則持批評的態度。 

　　從另一個角度看，朱學勤認為現在的官員，不是意識形態原教旨主義者，他們都是務實的技術官僚，考慮問題是把實際功效放在第一位，不是以意識形態為首要。 

　　“用中國老百姓的話來說，他們是明白人，不是糊涂人。所以你和他私下交流，會覺得差距非常小，他們在操盤的時候，有一些慢是合理的，是他們的局限性，更正確地說，不是個人的局限性，而是體制的局限性。” 

　　兩個條約造就不同城市面貌

　　此次受邀參加名城論壇，朱學勤選擇上海與北京的雙城記，作為發言主題。他希望這樣的講演，能夠觸及時弊，不要總是在一些比較玄妙，但也是脫離實際的文化概念上兜圈子。 

　　朱學勤的雙城記，通過歷史與現實的結合，將北京和上海，濃縮在一百年的流程與變化中，梳理出這兩座特大城市的性格脈絡。

　　1900年北京出現義和團事件，就是狹隘的排外主義的狂潮，然后，和滿清政府最反動、最腐朽的慈禧集團集合在一起，發生了權亂，這樣才會引出后來八國聯軍侵略中國，辛丑條約，這樣一個災難。與此同時，上海的反應模式截然不一樣。 

　　這一年上海有個重要的歷史事件，針對北京的中央政府對世界各列強宣戰，縱容義和團進入北京。上海選擇的是和各國締結和平條約，這就是東南互保條約。 

　　一個是義和團開始，一個是東南互保開始。這兩個城市后來就走向完全不同的歷史性格。 

　　東南互保和義和團宣告的這兩個城市的近代性格的誕生。到了百年以后的1999年恰好也發生類似的事件，由于科索沃危機，北約導彈轟炸中國大使館，北京出現排外狂潮，很多高鼻子、藍眼睛的外國人，出租車都不敢坐了，在短暫的幾天內，社會生活出現一些讓人担憂的失控跡象。 

　　上海恰恰相反，當時的市長徐匡迪，到浦東拜訪各跨國集團的總裁，安慰他們，希望他們不要離開，然后說，上海是跨國集團、國際資本最好的投資場所，我們會穩定上海，讓你們的投資、生產、營銷，保證有個安定的市場環境。 

　　他說，“我的講演會來探究這一百年內，這兩個城市為什么會有不同的反應。這些性格不同，對以后兩個城市的命運昭示了一些什么？” 

　　朱學勤把北京好比是個啞鈴，中間小，兩頭大。大院北京和胡同北京很大，但市民北京很小；上海則是個橄欖型，兩頭小，中間大，中間是市民社會。朱學勤在論壇上，也會對這兩個城市今后的發展，提出本身的看法。 

　　此次早報名城邀請的主講人，都是敢說敢言的名士，對于其他三位，朱學勤都心儀和期待著。他和龍應臺算是老朋友，龍應臺那次來上海，在《文匯報》談關于地方城市性格的問題。朱學勤認為龍應臺的看法“很有意思，性格也比較強烈。” 

　　對于香港的陶杰，朱學勤也“一直想見一下這位朋友”，因為他聽很多朋友提起陶杰，講過他的專欄文章非常有特色，是香港的一個怪杰，朱學勤也是喜歡看專欄文章、寫專欄文章，所以他想交這樣的一個朋友。我國的城市規劃專家劉太格，朱學勤也聽說過，知道他是一位“搞建筑的專家”。 

　　名城論壇四張名嘴的火花撞擊，會產生怎樣的思潮洪流？答案就在7月20日的約會，一場豐盛的文化大餐，期待各界的細細品嘗和鑒賞。

　　

　　　　　　　　　　　　　　　另一種記憶

　　我的朋友經不住我的固執，兩次到這里，都要驅車開到對面去仔細地看一看。對面確實游客稀少，但紀念性雕塑一樣多，一樣巍峨聳立，也有幾百門銅炮一字排開的炮兵陣地。與北方一樣，南方人也是分各州、各縣、各個小鎮，尋找到他們當年子弟的永息之地，塑像立碑，刻上他們的團隊番號、上校姓名、戰死者名單。在所有的建筑中，果然以李將軍的雕塑最為壯觀。這一次他在這里就不是山體上的浮雕了，而是升一級，是一尊立馬平川揮刀前進的全身銅像。那銅頭怒馬足有二層樓高，李將軍就站在那么高的位置，抽出他那把西點軍校贈予的指揮刀，指向我們剛剛過來的北軍陣地，回頭向他的南軍陣地發出"fire! fire!"的開火命令，威風凜凜，不可一世！令人沮喪的是，在李將軍坐騎的鐵蹄下，我又看到了一面在書齋里的革命。 

　　南方經常看到的那種藍叉白星旗幟，很小，卻很鮮艷，就插在北方的雪地里，說不清是謙遜還是驕傲地飄揚著。從那面旗幟的鮮艷程度，我判斷那個插旗的南方人不會早于三天前，剛剛離開這里。 

　　我終于憋不住了。就在南軍的炮兵陣地上，對我的朋友發出一連串的問題： 

　　這是美國歷史上最為重大的歷史事件，為什么會有不同的記憶版本？ 

　　究竟是北方對，南方錯，還是相反，是南方對，北方錯？ 

　　美國的歷史如何撰寫？難道一團亂麻，不置是非？ 

　　我的那兩個朋友雖然是小販，但畢竟寫過《近距離看美國》、《總統是靠不住的》，最近又有一本《我也有一個夢想》。他們平靜地回答： 

　　這是美國歷史上最為重大的歷史事件，但是為什么不能有不同的記憶版本？ 

　　誰有權力來制定記憶版本？是政府嗎？政府沒有這個權力，它沒有教育部，因此也沒有統一的教科書。是歷史學家嗎？他們可以各抒己見，但是同樣沒有權力規定一個統一的記憶版本。 

　　誰是誰非也許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誰都可以擁有自己的記憶版本。這才是南方之所以始終不同意北方的記憶，卻再也沒有沖動要第二次從北方分裂出去的關鍵的原因。 

　　我啞口無言。不幸的是，我恰好是那種以歷史學為職業的人。此前我在中國教過6年中學、12年大學，都是教那門叫作"History"的勞什子。直到這一刻，我才明白為什么把“歷史”叫作“他者的故事”(History)，這樣的說法雖然繞口，也許更符合“歷史”的本來意義。 

　　（摘錄自《書齋里的革命·訪美五題》） 

　　《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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