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自負》第三章　市場的進化：貿易和文明

簡體傳統

第三章　市場的進化：貿易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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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滾滾財源之外，它還會帶來什么有價值的東西？

　　　　　　　　　　　　　　　　　　　　　　　　　　——薩繆爾·巴特勒

　　有商業的地方，便有美德。

　　　　　　　　　　　　　　　　　　　　　　　　　　——孟德斯鳩

　　秩序向未知領域擴展

　　前面說明了產生擴展秩序的某些條件，以及這種秩序為何既形成又需要分立的財產、自由和公正，我們現在可以更加細致地考察另一些已經有所暗示的問題，尤其是貿易的發展以及與此相關的專業分工，以找出某些更為深入的關系。這些發展也對擴展秩序的成長大有貢獻，但是在當時，甚至在數百年之后，即使那些最了不起的科學家和哲學家，對此也沒有多少理解；當然也沒有哪個人曾特意做出這樣的安排。
　　我們所討論的那些時代、環境和過程，都籠罩在時間的迷霧之中，對其細節無法做出言之鑿鑿的證實。某些專業分工和交換行為，在完全被成員的一致意見所支配的早期小社會里可能就已出現。原始人追蹤動物的遷徙路線，當他們遇到另一些人或群體，有可能出現一些微不足道的貿易。關于很久之前的貿易，雖然有著令人信服的考古學證據，但這種事不但十分罕見，而且易于讓人產生誤解。利用貿易而得到的基本生活資料，大多數都被消費掉了，沒有留下任何痕跡，而那些讓其所有人愛不釋手，不惜放棄必需品而得到的稀奇物品，往往意味著他們會留為己用，因此也更為耐久。裝飾品、武器和工具為我們提供了主要的證據，我們根據當地沒有可以用來制造它們的自然資源，只能推斷要想獲得這些東西就必須依靠貿易。考古學也不太可能發現人們從很遠的地方得到的鹽，不過鹽的生產者通過賣鹽而得到的回報的確時有發現。但是，使貿易日益成為維系古代社會生存不可缺少的制度的，并不是奢侈的欲望，而是生活必需品。
　　無論交換的是什么東西，貿易肯定出現得極早。遠距離的貿易，以及交易商不知其來源的那些物品的貿易，肯定比相距遙遠的群體之間現在能夠發現的任何其他交往更為古老。現代考古學證實，貿易要早于農業或其他正常的生產活動（利基，1981：212）。在歐洲，甚至存在著至少3萬年以前舊石器時代遠距離貿易的證據（赫斯科維茨，1948，1960）。在8000年前，安納托利亞的加泰土丘和巴勒斯坦的杰里科，甚至在陶器和金屬交易出現之前，就已成為黑海和紅海之間的貿易中心。這兩個地方也提供了“人口驟然增加”的早期例證，人們常常把這說成是農業革命。后來，“在公元前7000年的后期就存在著水路和陸路網絡，把米洛斯島的黑曜巖運往小亞細亞和希臘內陸（見柴爾德，1936／1981一書中S．格林的導言；另見倫弗魯，1973：29；1972：297-307）。“有證據表明，甚至在公元前3200年以前，就有廣泛的貿易網把俾路支（位于西巴基斯坦）和西亞各地聯系在一起。”（柴爾德，1936／1981：19）我們還知道，王朝時代以前埃及的生計有著可靠的貿易基礎（皮爾納，1934）。
　　日常貿易在荷馬時代的重要性，可由《奧德賽》（I，180-184）中的故事加以說明。雅典娜裝扮成船長，載著一船用于交換銅器的鐵，去和忒勒瑪科斯會面。據考古學證據，使后來的古典文明得以迅速發展的貿易大擴張，也是出現在幾乎沒有歷史文獻可資利用的時期，即在從公元前750年到550年這200年里。大約在同一時間，貿易擴張似乎也使希臘和腓尼基貿易中心的人口有了迅速增加。這些中心在建立殖民地上相互激烈競爭，使古典時代初期重要文化中心的生活，變得完全依靠日常的市場過程。
　　這些早期年代存在著貿易，就像它對擴展秩序的作用一樣，是無可辯駁的。不過很難說這個市場過程的建立會一帆風順，它肯定伴以早期部落社會的根本瓦解。甚至在那些已經承認分立的財產的地方，需要有另外一些以往沒有聽說過的行為方式，才會使群體傾向于同意它的成員取走該群體擁有的必要物品讓陌生人使用（甚至交易者本人也只是部分地理解這樣做的目的，更不用說當地的民眾了）——若是沒有這種交易，這些物品本來一直是供當地人共同使用的。例如，建立了各希臘城邦的船主，把裝滿油和紅酒的陶罐運往黑海、埃及和西西里以交換谷物，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是把自己的鄰人十分需要的貨物拿去給了那些他們的鄰人素不相識的人。小團體中的成員若是同意這種做法，他們必須先放棄自己的成見，開始從一個新的角度理解世界——一個小團體的重要性大為減少的世界。正像皮戈特在《古代歐洲》中所說，“探險者和采礦者，商人和經紀人，船運和商隊組織，承諾和協議，對遠方外邦人及其習俗的看法——所有這一切都涉及到社會理解的擴大，這是進入青銅時代的技術進步所必需的”（皮戈特，1965：72）。這位作者還談到了公元前2000年青銅時代中期的情況：“海路、河運和陸路網絡賦予當時的青銅業許多國際性，我們發現從歐洲的一端到另一端，各種技術和風格有著廣泛的分布。”（同上，118）
　　是什么樣的行為方式提供了這些新的起點，不但導致了對世界的新見解，甚至導致了風格、技術和觀念的某種“國際化”（這個詞當然有時代錯置之嫌）呢？其中至少包括善待遠客、防衛能力和安全的通道（見下面一節）。原始部落界定模糊的領土，甚至在早期，很可能由于個人按照這些行為方式建立起的貿易交往而相互重疊。這種個人交往可以形成一條連續不斷的關系鏈，正是在這個鏈條上，數量雖小但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得以傳播到很遠的地方。這使固定職業，以及由此產生的專業化，在許多新的地區成為可能，并最終導致了人口密度的增加。一種連鎖反應出現了：更大的人口密度導致了專業化機會或勞動分工的發現，由此引起了人口和人均收入的進一步增加，這又使人口的繼續增加成為可能。如此往復不已。
　　　
貿易使世界居住密度的增加成為可能
　　對這種由新的聚居地和貿易所啟動的“連鎖反應”，可以做些更為細致的研究。有些動物只能適應特殊的、十分有限的環境“生態龕”，離開它便難以生存，而人類和老鼠等少數其他動物，卻能夠適應地球上幾乎任何地方。很難把這僅僅歸因于個體的適應能力。只有少數較為狹小的地區，能夠為狩獵者和采集者的小團體提供哪怕是最原始的使用工具的定居性群體所需要的一切，如果他們耕種土地，自然物產就更為不足。沒有另一些地方的同胞的支持，大多數人都會發現，他們打算居住的地方不是不適合居住，就是只能讓很少的人定居。
　　確實存在的那些相對而言能夠自給自足的生態龕，不管是在什么地區，很可能早已被永久占領并且抵制外人的入侵。即使是生活在那里的人也會逐漸知道，附近的地方雖然沒有提供他們所需要的全部東西，卻提供了大多數東西，那兒可能缺少一些他們只偶爾需要的基本物品：燧石、弓弦、固定刀柄的木膠、制革材料，等等。在確信這些需要可以通過不定期返回自己的家鄉得到滿足之后，他們會離開自己的群體去占領其中一些相鄰的地方，甚至是他們所居住的陸地上一些更遠的人口稀少的新領土。這些早期的人口遷移和必需品轉移的重要性，不能只從數量角度來衡量。如果不存在進口的可能性，即使這些物品在某個地方的當前消費品中只占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早期的定居者莫說繁衍人口，連維持自己的生存也是不可能的。
　　只要仍然住在家鄉的人還認識已經遷出的人，他們回去補充必需品便不會遇到什么麻煩。然而，用不了幾代人的時間，這些原居民群體的后代便會互不相識；仍然住在原來更有自給能力的地方的人，經常會以不同的方式保護自己和自己的物產。為了獲準進入原來的領地，以便取得某些只有那里出產的特殊物品，出于表達和平愿望的目的，也為了勾起當地居民的欲望，他們必須帶一些禮物。要想讓禮物有最佳效果，它們最好不是那些當地隨時可以提供的滿足日常需要的東西，而應當是一些讓人心動的、不同尋常的新式裝飾品或美味佳肴。這種交往的一方所提供的物品，事實上經常是些“奢侈品”，這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但很難說交換的物品對于另一方來說不是必需品。
　　最初，涉及禮物交換的經常性交往，很可能是在家族之間發展起來的，他們承担著相互款待的義務，而這又與通婚習俗有著復雜的關系。從這種家族成員和親戚之間送禮的做法，到更加非個人化的東道主或“介紹人”——他們遵照禮俗充當來訪者的保人，并允許他們停留足夠長的時間以得到他們所需要的東西——制度的出現，再到按照由稀缺程度決定的比例交換具體物品的做法，這個轉變過程無疑是十分緩慢的。但是因為認識到仍可視為劃算的最小值，以及不再值得交換的最大值，由此使具體的物品逐漸形成了特定的價格。另一件不可避免的事情是，傳統的等值物必須不斷適應變化了的條件。
　　我們從早期希臘史中的確可以發現重要的賓客制度（institu-tion of the xenos），它使身處異邦的個人得到通行權和人身保護。當然，貿易在很大程度上肯定是作為一種個人關系發展起來的，即使軍事貴族會把這種貿易偽裝成好像不過是個人之間互贈禮物。不但已經很富有的人能夠款待另一些地區特殊家族的成員，而且這種關系提供了一些使群體的重要需求得到滿足的渠道，因而能使人們變得富裕。忒勒瑪科斯曾向皮洛斯和斯巴達的一位訪客打聽他那個“周游四方的父親奧德賽”的消息（《奧德賽》第三幕），這個訪客很可能就是利用自己的財富登上王位的商人。
　　毫無疑問，這種與外邦人發生有利交往的機會的擴大，也會使已經發生的與原始小群體中那種休戚與共、目標一致和集體主義的決裂得到進一步強化。確實，有些個人從小群體的控制和應盡義務中解脫出來了，他們不僅開始定居在另一些群體中，并且為同另一些群體成員建立關系網絡——一個因為有不計其數的接力者和分叉過程而最終遍布全球的網絡——打下了基礎。即使這些個人既不知道也沒有這種意圖，他們卻能夠為建立一個更為復雜、更為廣泛的秩序做出自己的一份貢獻，這種秩序遠遠超出了無論是他們本人還是他們同代人的視野。
　　為了創造這樣一種秩序，這些個人必須能夠把信息用于只有他們自己知道的目的。沒有某些行為方式上的有利條件，譬如和遠方的群體共同遵守的賓客制度，他們是不會這樣做的。這些行為方式必須是共同的，而遵守這些行為方式的個人的具體知識和目標可以各不相同，并且能夠以特殊的信息為基礎。這反過來又會激勵個人的首創精神。
　　由于只有個人，而不是他的群體，能夠獲準和平地進入外邦人的領地，因此他獲得了自己的同胞所不具備的知識。貿易不能建立在集體知識上，只能建立在獨特的個人知識上。要想使這種個人的創造力得到利用，只有越來越多地承認分立的財產。船主和其他商人是受他們的個人收益所左右，但是用不了多久，由于他們是通過貿易而不是生產去追求財富，由此給家鄉不斷增加的人口帶來的財富和生計，就只能依靠他們在發現新機會上不斷創新來加以維持了。
　　為了不使以上所言引起誤解，必須記住，人們為何接受任何具體的新習俗或新發明，只是件次要的事情。更為重要的是，使一種習慣或發明得到維系，需要兩個明確的前提。首先，必須存在著能夠使某些行為方式代代相傳的條件，而這些行為方式的好處未必已經得到人們的理解或贊賞。其二，保留這些習慣的群體必須是取得了明確的優勢，使他們能夠比另一些群體更為迅速地擴張，并最終勝過（或同化）那些不具備類似習慣的群體。

　　貿易比國家更古老

　　人類最終能夠像現在這樣稠密地占據地球的大部分地區，甚至能夠在幾乎生產不出任何必需品的地方維持眾多的人口，這是因為人類就像一個自我伸展的龐大機體，學會了擴展到最遙遠的角落，從每個地方汲取整體所需要的不同養分。當然，即使在南極洲，不需要多久也能使數千名礦工掙到豐足的生活資料。在一個來自太空的觀察者看來，這種表面不斷發生變化的遍布全球的現象，很可能像是一個有機體成長的過程。然而并非如此：它是由不再率性而為，而是遵循著傳統習慣和規則的個人所成就的。
　　這些生意人和東道主，對于他們所服務的具體需要所知甚少（就像他們的先輩對此也所知甚少一樣）。他們也不需要這種知識。許多這樣的需要當然要過很久才會出現，因而人們甚至無法預測它們的一般特征。
　　對經濟史的了解越多，就越會發現，一個高度組織化的國家的建立構成了早期文明發展的頂峰這種想法是錯誤的。由于我們對有組織的政府的所作所為的了解，必然大大多于個人之間自發的合作所成就的事情，因此歷史說明嚴重夸大了政府的作用。這種由于事物——例如那些文獻和遺跡——的性質使然而形成的騙局，可以拿下面的故事（但愿它不足為訓）為例：考古學家根據有關具體價格的最早記錄是刻在一根石柱上這個事實，便斷定價格總是由政府制定的。這還不是最糟糕的，一部廣為人知的著作認為，由于在巴比倫城的發掘中沒有發現適當的空地，因此那里還不存在集市——炎熱的氣候下，這種市場怎么會在露天里舉行！
　　與其說政府會促進遠距離的貿易，不如說它經常阻礙這種貿易。為經商的個人提供了更大獨立性和安全的政府，是這種商業帶來的信息和人口的受益者。但是，當政府發現自己的人民日益依賴某些基本食物和原料的進口時，它們本身經常會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竭力保障這種供應。例如，有些早期政府當從個人貿易中第一次了解到存在著一些必要資源之后，就會試圖用有組織的軍事或殖民遠征取得這種資源。雅典人并不是最早，當然更不是最后一批做這種事的人。但是因此便像一些現代作者那樣（波拉尼，1945，1977）得出如下結論卻是很荒謬的：在雅典最為繁榮發達的時期，它的貿易是“受到管理的”，受著政府簽訂的條約的約束并且是以固定價格進行的。
　　實際情況似乎是，強大的政府對自發的改進一再造成破壞，使文化的進化過程半途夭折。這可拿東羅馬帝國的拜占庭政府為例（羅斯托夫采夫，1930；伊諾第，1948）。中國的歷史也提供了政府試圖推行完美的秩序，使創新變為不可能的許多事例（李約瑟，1954）。這個國家在技術和科學方面大大領先于歐洲，僅舉一例：12世紀它在浦江一側便有十座油井在生產，政府的控制權所導致的，肯定是它后來的停滯不前，而不是它早期的進步。使極為先進的中國文明落在歐洲后面的，是它的政府限制甚嚴，因而沒有為新的發展留下空間，而歐洲，正如前一章所說，它在中世紀異乎尋常的擴張，很可能應當歸功于政治上的無政府狀態（貝什勒，1975：77）。

　　哲學家的盲目性

　　希臘的主要商業中心，尤其是雅典和后來的科林斯，政府專門制定的政策并沒有為它們帶來多少財富，并且幾乎沒有人理解這種繁榮的真正原因。完全不理解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發達市場秩序的亞里士多德，或可作為這方面一個最好的例子。雖然人們有時說他是第一個經濟學家，但是他當作“經濟”（oikonomia）加以討論的事情，完全是家政管理，或至多是農莊之類的個人產業。對于從市場上獲利的努力，即他所說的“生財之道”（study of chrematistika），他只是一味加以詛咒。盡管當時雅典人的生計依靠同遠方的谷物貿易，他的理想秩序仍然是一種自給自足（autarkos）的秩序。他雖然也被人稱為生物學家，但是他對任何復雜結構最關鍵的兩個方面，即進化和秩序的自我形成，沒有絲毫察覺。正如恩斯特·邁爾所言（1982：306）：“宇宙能夠從最初的混沌中發展出來，或更高級的有機體能夠從較低級的有機體進化而來，這種觀念是和亞里士多德的思想格格不入的。再說一遍，亞里士多德反對任何進化。”他好像沒有注意到“自然”（或“physis”）的意思就是要描述成長的過程（見補論A），他似乎也不熟悉前蘇格拉底哲學家就已知道的自我形成秩序中的某些區別，例如自發成長的kosmos和早期思想家稱為taxis的那種特意安排的秩序（譬如軍隊中的秩序）之間的不同（哈耶克，1973：37）。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一切人類活動的秩序都是taxis，即由某個秩序井然的頭腦對個人行為專門加以組織的結果。我們前面（見第一章）已經知道，他振振有辭地聲稱，只有在一個小到足以使人人能夠聽到發令者聲音的地方，一個目力所及的地方，才能建立起秩序（《政治學》，1326a，1327a）。他宣布，“人數過于龐大，便無法井然有序地參與”（1326a）。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只有現存人口中已知的需求，為經濟努力提供了天然的或正當的理由。他認為，人類乃至自然，一直就是以它們現在這個樣子存在著。這種靜態的觀點沒有為進化論留下立足之地，甚至使他不能問一下現存的制度是從何而來。他好像從來沒有想到，大多數現存的人類共同體，尤其他那些人數眾多的同胞雅典人，若是他們的祖先一直限于滿足自己已知的當前需要，他們就根本不可能出現。通過遵守抽象規則去適應不可預見的變化，這種一旦成功便會導致人口增加和常規形成的試驗過程，對他來說也很陌生。因此亞里士多德也為倫理學制定了的普遍的研究模式，在這種模式支配下，察覺不到歷史提供的這些規則作用的線索，也不會想到從經濟學的觀點分析一下這種作用，因為理論家很容易忘掉答案就包含在這個規則的問題之中。
　　在亞里士多德的頭腦里，只有目的在于把好處留給別人的行為，才是可以從道德上加以贊成的行為，僅僅著眼于個人收益的行為肯定是惡劣的行為。商業上的考慮可能不會影響大多數人的日常活動，但這絕不意味著從更長遠的角度說，他們的生活不取決于使他們能夠買到基本物品的貿易的正常進行。亞里士多德把為獲益而從事的生產斥為違反自然，而這種生產在他之前很久，就已經成為大大超出另一些人的已知需求的擴展秩序的基礎。
　　我們現在知道，在人類活動結構的進化過程中，獲利的可能起著一種信號作用，它指導人們做出能讓他們的工作更有成效的選擇；通常，只有那些更有利可圖的事情才能養活更多的人，因為它的產出大于消耗。至少亞里士多德之前的一些希臘人，對此已很有體會。在公元前5世紀——這當然早于亞里士多德——第一位真正偉大的史學家在著手寫作伯羅奔尼薩戰爭史時，便開始思考早期的人們“如果既無商業，又無陸地或海上的交通自由，除了滿足自己的生活之需外不再耕作更多的土地，那么他們絕無可能超越游牧生活的水平”，因此“既不會建立巨大的城市，也不會成就任何其他偉業”（修昔底德，I，1，2）。然而亞里士多德卻忽視了這種見解。
　　如果雅典人遵照亞里士多德的建議——對經濟學和進化茫然無知的建議，他們的城邦很快就會退化成村莊，因為他關于人類形成秩序的觀點，把他帶向一種只適用于靜止狀態的倫理學。然而他的學說卻支配了此后兩千年的哲學和宗教思想，盡管事實上這些思想大多數是在一個高度動態的、迅速擴展的秩序中出現的。
　　亞里士多德對微觀秩序中道德規范的系統闡述所產生的影響，因為托馬斯·阿奎那在13世紀采納了亞里士多德的教導而更形嚴重，后來這導致了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實際上被宣布為羅馬天主教會的正統學說。中世紀和近代早期的教會反對商業的態度，把利息指責為高利貸，以及它有關公正價格的說教和對利潤的蔑視態度，都是徹頭徹尾的亞里士多德主義。
　　當然，到了18世紀，亞里士多德在這方面（就像在其他事務上一樣）的影響開始減退。大衛·休謨發現，市場可以讓人們“為別人提供服務，這無需他懷有真誠的善意”（1739／1886：Ⅱ，289），甚至不需要他認識那個人；或使人們的行動“有利于公眾，雖然他并沒有那樣的打算”（1739／1886：Ⅱ，296），凡此皆由于一種秩序，在這種秩序下，“即使是壞人，為公益服務也符合他的利益”。因為有了這種見解，自行組織的結構觀開始降臨人間，從此以后它成為我們理解所有這類復雜秩序的基礎，而過去它們就像是一些奇跡，只有人類所了解的自己頭腦的一個超人版本，才能使其產生。如今人們逐漸理解了市場是怎樣使每個人在規定的限制之內，把他的個人知識用于自己的個人目標，即使他對自己在其中活動的秩序所知甚少。
　　雖然有了這項偉大的進展，當然也是因為完全忽視了這項進展，一種依然滲透著亞里士多德思想的觀點，一種天真幼稚的、泛靈論的世界觀，開始主宰了社會理論，成為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