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自由第三章論個性為人類福祉的因素之一

簡體傳統

第三章論個性為人類福祉的因素之一
   人類應當有自由去形成意見并且無保留地發表意見，這所以成為必要的理由，已見前章所論；這個自由若得不到承認，或者若無人不顧禁令而加以力主，那么在人的智性方面并從而也在人的德性方面便有毀滅性的后果，這也已見前章所述；現在，作為第二步，我們要再考查一下上述那些理由是否也同樣要求著人們應當有自由去依照其意見而行動，也就是說將其意見在生活中付諸實踐，只要風險和危難是僅在他們自己身上就不應遭到同人們無論物質的或者道德的阻礙。這句話中的但書部分當然是必不可少的。沒有人會硬說行動應當象意見一樣自由。相反，即使是意見，當發表意見的情況足以使意見的發表成為指向某種禍害的積極煽動時，也要失去其特權的，譬如有個意見說糧商是使窮人遭受饑餓的人，或者說私有財產是一種掠奪，它們如果僅僅是通過報紙在流傳，那是不應遭到妨害的，但如果是對著一大群麕聚在糧商門前的憤激的群眾以口頭方式宣講或者以標語方式宣傳，那就可加以懲罚而不失為正當。不論何種行動，若無可以釋為正當的原由而貽害于他人，都可以借人們不諒的情操或者在必要時還可以借人們的積極干涉來予以控制，在一些比較重要的情事上更是絕對必需這樣。個人的自由必須約制在這樣一個界限上，就是必須不使自己成為他人的妨礙。但是如果他戒免了在涉及他人的事情上有礙于他人，而僅僅在涉及自己的事情上依照自己的意向和判斷而行動，那么，凡是足以說明意見應有自由的理由，也同樣足以證明他應當得到允許在其自己的犧牲之下將其意見付諸實踐而不遭到妨害。前章所講的一些原則，如：人類不是不可能錯誤的；人類的真理大部分只是半真理；意見的統一，除非是對立諸意見經過最充分和最自由的較量的結果，是無可取的，而意見的分歧，在人類還未達到遠比今天更能認識真理的一切方面之前，也并非壞事而倒是好事——所有這些原則都可以適用于人們行動的方式，并不亞于可以適用于人們的意見。既然說當人類尚未臻完善時不同意見的存在是沒有用處，同樣在生活方面也可以說：生活應當有多種不同的試驗；對于各式各樣的性格只要對他人沒有損害應當給以自由發展的余地；不同生活方式的價值應當予以實踐的證明，只要有人認為宜于一試。總之，在并非主要涉及他人的事情上，個性應當維持自己的權利，這是可取的。凡在不以本人自己的性格卻以他人的傳統或習俗為行為的準則的地方那里就缺少著人類幸而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所缺少的這個因素同時也是個人進步和社會進步中一個頗為主要的因素。
    在主張這條原則時必將遭遇的最大困難，不在人們須領會要用什么手段去達到一個已經認定的目的，而在人們一般對于這個目的本身漠不關心。假若大家都已感到個性的自由發展乃是福祉的首要要素之一；假若大家都已感到這不止是和所稱文明、教化、教育、文化等一切東西并列的一個因素，而且自身又是所有那些東西的一個必要部分和必要條件；那么，自由就不會有被低估的危險，而要調整個人自由與社會控制二者之間的界限也就不會呈現特別的困難，但是為患之處就在，一般的想法卻很少見到個人自動性這個東西具有什么內在價值，值得為其自身之故而予以注意。大多數的人既滿足于人類現有的那些辦法（因為正是這大多數人把它們做成現在那樣），便不能領會為什么那些辦法對每人說來還不夠好；更甚的是，在多數道德改革家和社會改革家的心目中，自動性并不成為他們理想的一部分，反倒在嫉恨的眼光之下被看作一種麻煩的或者還是叛逆性的障礙物，妨礙著對于他們自己所斷為對人類最好的辦法的普通接受。甚至對于象罕波爾特（Wilhelm Von Humboldt）這樣一位杰出的學者兼政治家作為一篇論文主題來講的一個教義，也只有很少數出自德國的人領會到它的意義——那大旨是說：“人的目的，或說由永恒不易的理性詔諭所指令而非由模糊短暫的欲望所提示的目的，乃是要使其各種能力得到最高度和最調和的發展而達成一個完整而一貫的整體”；因此，“每人所應不斷努力以赴特別是志在影響同人的人所應永遠注祖的目標，乃是能力和發展的個人性”；而這便需要有兩個東西，是“自由和境地的多樣化”；這二者一結合就發生出“個人的活力和繁復的分歧”，而這些東西又自相結成“首創性”。
    但是，盡管人們很少習聞象罕波爾特所講的那種教義，并且還會因聽說個性有那樣崇高價值而感到詫異，可是我們必須想到，這問題還只是程度之別。沒有人會抱有這樣一個觀念，認為人們行為中的美德只是彼此照抄。沒有人會主張說，人們在其生活方式中和僅關自身的行為中不應當有自己的判斷或自己的個性的任何一點痕跡。另一方面，若硬說人之為人行事應當好象在他們出世以前世界中乃一無所知那樣，應當好象經驗至今還毫未表明某種生存方式或行為方式比他種較為可取那樣，那是荒謬的。沒有人否認人在年青時就應受到這樣的教育和訓練，讓他知道并受益于人類經驗業經確定的結果。但是要知道，作為一個人，到了能力已臻成熟的時候，要按照他自己的辦法去運用和解釋經驗，這是人的特權，也是人的正當的條件。記錄下來的經驗中有哪一部分可以恰當地適用于他自己的情況和性格，這要由他本人去找出。他人的傳統和習俗，在某種程度上，乃是表明他們的經驗教過他們什么東西的證驗；而證驗是可以例推的，因而就要求他來遵從。但是問題在于：第一點，他們的經驗也許太狹窄；或者也許他們沒有把它解釋得對。第二點，他們對經驗的解釋也許對了，可是卻不適合于他。否俗是為合乎否俗的情況和合乎習俗的性格而造成的，而他的情況或性格也許不合乎習俗。第三點，即使習俗既是好習俗而又適合于他，但如果他是僅僅因系習俗而遵從習俗，那并不會對他有所教育，也不會使他的作為人類專有秉賦的任何屬性有所發展。人類的官能如覺知力、判斷力、辨別感、智力活動、甚至道德取舍等等，只有在進行選擇中才會得到運用。而凡因系習俗就照著辦事的人則不作任何選擇。因而他無論在辨別或者要求最好的東西方面就都得不到實習。智力的和道德的能力也和肌肉的能力一樣，是只有經過使用才會得到進展的。而一個人做一件事若是只因他人做了那件事，那正和相信一個東西只因他人相信了那個東西一樣，他的官能便不會被運用。因此，如果說，若是一個意見的根據對于本人自己的理性說來還不足以當結論而他卻采納了那個意見，這不但不能加強他的理性反倒會減弱他的理性；那么，同樣也可以說，若是導出一項行動的東西并非在本人情感上和性格上吻合無間的東西（在和喜好或他人的權利無干的時候），這也只會使他的情感和性格趨于怠惰和遲純，而不會使它們變得活躍而富有精力。
    凡是聽憑世界或者他自己所屬的一部分世界代替自己選定生活方案的人，除需要一個人猿般的模仿力外便不需要任何其他能力。可是要由自己選定生活方案的人就要使用他的一切能力了。他必須使用觀察力去看，使用推論力和判斷力去預測，使用活動力去搜集為作決定之用的各項材料，然后使用思辨力去作出決定，而在作出決定之后還必須使用毅力和自制力去堅持自己的考慮周詳的決定。他需要和運用那些屬性，是隨著其行為當中按照自己的判斷和情感來決定的部分之增大而與之恰正相應的。可能，一點沒有那些東西，他也會被引上某種好的道路而避開有害的途徑。但是作為一個人類，他的相對價值又是怎樣呢，真正重要之點不僅在于人們做了什么，還在于做了這事的是什么樣子的人。在人的工作當中，在人類正當地使用其生命以求其完善化和美化的工作當中，居于第一重要地位的無疑是人本身，試假想有一批人形的自動機械，把房子蓋起來了，把谷物種出來了，把仗打了，把案件審問了，甚至把教堂也建立起來而且連祈禱文都念過了；設使有這種情況，我們若要把一些男男女女——盡管他們現在是居住在比較文明的一部分世界之中而無疑只是自然界能夠和將要產生的餓莩的標本——換成這樣的機器人，那還有一項可觀的損失。人性不是一架機器，不能按照一個模型鑄造出來，又開動它毫厘不爽地去做替它規定好了的工作；它毋寧象一棵樹，需要生長并且從各方面發展起來，需要按照那使它成為活東西的內在力量的趨向生長和發展起來。
    大家或許會承認這一點，人運用其理解力是可取的；對于習俗，要作有頭腦的遵循，或者甚至偶作有頭腦的分歧。這也比盲目的和單純機械般的附從較好一些。總之，說到我們的理解力應當是我們自己的，這在某種程度上能得到人們的認可。但是若說我們的欲望和沖動同樣也應當是我們自己的，若說保有我們自己的帶有任何力量的沖動絕非什么危機和陷阱，這在人們聽來就不那樣愿意認可了。可是欲望和沖動確是一個完善人類的構成部分，與信賴和約束居于同等地位。所謂強烈的沖動具有危險性，只在它沒有恰當地得到平衡的時候，就是說，只在一組目的和意向已發展成為力量而另一些應當與之并立的東西卻還微弱而不活躍的時候。人們之做出惡劣的行動，不是因為他們的欲望強，而是因為他們的良心弱。而欲望強與良心弱這二者之間也沒有自然的聯系。自然的聯系是另一種樣子。說某一個人比另一個人欲望和情感較為強烈和較為多樣，意思只是說他具有較多的人性原料，因而就或許有能力做較多的禍害，但也確定有能力做較多的好事。所謂強烈的沖動不過是精力的另一名稱。精力當然可以被導向壞的用途；但是一個富有精力的人性也永比一個無精神無感覺的人性可以做出較多的好事。凡是最富于自然情感的人也永遠是可以培養出最強烈的有教養的情感的人。使得個人沖動生動有力的是一種強度的感受力，而這也正是最熱烈的嗜愛美德和最嚴肅的自我節制所由產生的源泉。只有通過對于這些東西的培育，社會才算既盡其義務又保其利益；而不是因為不知怎樣制作英雄就連制作英雄的材料也排棄掉。一個人，其欲望和沖動是他自己的——這些是他自己的本性經過他自己的教養加以發展和校改的表現——就稱為具有一個性格。一個人，其欲望和沖動不是他自己的，就沒有性格，正如一架蒸汽機之沒有性格。一個人的沖動如果除了是自己的之外還加上是強烈的，并且又在一個強烈的意志管制之下，那么他就算有一個富有精力的性格。凡認為對欲望和沖動的個人性不應加以鼓勵使之展開的人，必認為社會不需要強有力的人性，必認為社會中若含有不少富有性格的人并不見得較好，必認為精力方面的一般的高度水平也是無足取的。
    在早先的某種社會狀態下，欲望和沖動等力量可能是而且確曾是過遠地超越在當時社會所保有的訓練和控制它們的力量的前頭了。曾有一個時期，自動性和個人性的成分是過多了，社會的原則對它進行了艱苦的斗爭。當時的困難是在導使身心俱強的人們服從一些要他們控制沖動的規則，為要克服這個困難，法律和紀律（象教皇們對皇帝們的斗爭）就確定一種駕于個人整體的權力，要求控制他的全部生活以便控制他的性格——那性格是當時社會還不曾找到任何其他足夠的手段未加以束縛的。但是現在，社會已經相當戰勝個性了；現在威脅著人性的危險并不是個人的沖動和擇取失于過多，而是失于不足，從前的情況是，有些在位置上或者在個人秉賦上的強者，其過激情緒已成慣于違法抗命的狀態，因而需要嚴加枷鎖以使其鋒芒可及的人們還能享有點滴的安全保障，可是自此以來，事情已經大變了，在我們的時代里，從社會的最高級到最低級，每個人都象生活在一個有敵意的目光的可怕的檢查之下。不僅在涉及他人的事情上，就是在僅關自己的事情上，一個人或者一個家庭之間也從來不對自己問一問：我擇取什么？什么合于我的性格和氣質？或者，什么能讓我身上最好和最崇高的東西得到公平的發揮的機會，使它生長并茂盛起來？他們對自己所問的是：什么合于我的地位？和我位置相同經濟情況相同的人們通常做的是什么，或者（還要更糟），位置和情況都勝于我的人們通常做的是什么？我的意思還不是說，他們在合乎習俗的與合乎自己意向的兩種事情相比之下，舍后者而取前者。他們還不是這樣；他們根本是除了趨向合乎習俗的事情外便別無任何意向。如此說來，是心靈本身屈伏在枷鎖之下了。甚至在玩樂的事情上，他們首先想到的也是投眾合時；他們歡喜在人群之中；他們止是在一般常做的事情之中行其選揮。趣味上的獨特性，行為上的怪僻性，是和犯罪一樣要竭力避免的。這樣下去，由于他們不許隨循其本性，結果就沒有本性可以隨循。他們的人類性能枯萎了：他們已無能力再有任何強烈的愿望和生來的快樂，一般也沒有是各人自生自長、本屬各人自己的意見和情感。這樣的人性的情況是可取呢，還是不可取呢？
    在嘉爾文學派的理論上，這是可取的。照那個學說講，人的一項大罪行乃是自我意志。人類力所能及的一切善行都可包括在服從二字之中。你沒有選擇；你必須這樣做，沒有別的：“凡不是義務的就是罪惡”。因為人性根本是壞的，所以任何人除非滅盡本性就無所謂贖罪。在抱持這種人生論的人說來，壓毀人類任何官能、能力和感受力等不算是罪惡：除開向上帝意志投降的能力而外，人本不需要能力；人之使用其官能，除旨在更有效地執行那個假想意志外若還有任何其他目的，那還不如沒有官能好。這就是嘉爾文主義的理論。有許多不自認為嘉爾文主義者的人也主張這個理論，不過采取一種溫和的形式。所謂溫和之處，乃在對于所斷言的上帝意志予以較少禁欲性的解釋；力言上帝的意志也要讓人類饜足他們的一些意向；不過當然不是要照他們自己所擇取的樣子，而是要遵循服從的途徑，也就是說，要遵循由權威指定給他們的途徑。情事的必要條件既是如此，所以對于所有的人都是同樣的。
    在類此的狡詐形式之下，目前對于這種狹窄的人生論以及它所獎助的那類捏瘦和抽緊了的人類性格頗有一種強烈的趨向。有許多人無疑是真誠地認為，這樣收小和銼短了的人類本是造物者設計要他們如此的；正如有許多人想，樹木剃了平頭或者剪作動物形狀之后要比自然所給的本來面目好看得多。但是，假如有任何一部分宗教相信人是由一個善的存在造出來的，那么，與此信條更稱一致的想法就該相信，這位存在之賦予人類以一切官能乃是要讓它們受到培養，可以舒展，而不是要讓它們盡被鏟除，概歸消滅；還該相信，這位存在是歡喜他所創造的人類步步接近于體現在他們身上的理想概念，是歡喜他們的領會能力、行動能力、以至享受能力的每一增長的，另有一類不同于嘉爾文主義的關于人類優異性的想法，認為人類之受得其秉性自非只為遭受否定而系別具目的。“異教的自我主張”正和“基督教的自我否定”一樣，同為人類價值的因素之一。還有一種希臘型的自我發展的理想，柏拉圖的和基督教的自我管制的理想與它交織起來，但并沒有取而代之。我以為，做一個的翰諾克斯（John Knox）比做一個阿爾西必蒂（Alcibiades）要好一些，而做一個帕呂克里斯（Pericles）則比二者都要更好；當然，這個帕呂克里斯，假如我們在這些日子里曾有過這個人的話，也不會是沒有約翰諾克斯所有的一切好處的。
    人類要成為思考中高貴而美麗的對象，不能靠著把自身中一切個人性的東西都磨成一律，而要靠在他人權利和利益所許的限度之內把它培養起來和發揚出來。由于這工作還一半牽連著做這工作的人的性格，所以借著這同一過程人類生活也就變得豐富、多樣、令人有生氣、能供給高超思想和高尚情感以更豐足的養料、還加強著那條把每個人和本民族聯結在一起的紐帶，因為這過程把一個民族也變得大大地更加值得個人來做它的成員。相應于每人個性的發展，每人也變得對于自己更有價值，因而對于他人也能夠更有價值。他在自己的存在上有了更沒程度的生命的充實；而當單位中有了更多的生命時，由單位組成的群體中自然也有了更多的生命。當然，為著防止人性的較強標本侵蝕他人的權利，必要數量的壓制還不能免去：但是，即使從人類發展的觀點來看，也是所得足以厚償所失的。個人因被阻遏不得饜足其損害他人的意向而失去的發展手段，主要都以他人的發展為代價而得回了。并且，甚至就他本人來說，正因約束了他本性中自私性部分的發展才使其社會性部分可能有更好的發展，得失之間也是足以充分相抵的。一個人為他人之故而受制于正義的嚴格規律，這正足以發展他的以他人的利益為自己的目標的情感和能力。但是如果在并不影響他人利益的事情上只為他人不高興而受到束縛，這便不能發展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倒只能發展性格中那種不會伸展自己去反抗束縛的力量。人若妥協于此，就使得全部本性遲純模棱起來。要想給每人本性任何公平的發展機會，最主要的事是容許不同的人過不同的生活。在任何時代里，只看這一項獨立自由運用到怎樣程度，就相應地可以知道那個時代怎樣值得為后代所注視。就是專制制度也不算產生了它的最壞結果，只要人的個性在它下面還存在一天；反之，凡是壓毀人的個性的都是專制，不論管它叫什么名字，也不論它自稱是執行上帝的意志或者自稱是執行人們的命令。
    前文已說明個性與發展乃是一回事，已說明只有培養個性才產生出或者才能產生出發展得很好的人類，我在這里就可這樣來結束這個論證了：關于人類事務的情況，已說到它把人類自身帶到更近于他們所能做到的最好的東西，難道還有比這個更多或更好的事可說嗎？說到對于好事的妨礙，難道還有比阻礙這事更壞的事可說嗎？這些考慮無疑還不足以說服那些最需要說服的人們；還有必要進一步說明發展了的人對于尚未發展的人還有某些用處，這就是要對那些不要自由也不想受自由之惠的人們指出，如果他們容許他人利用自由而不予阻礙，他們也會在某些不難理解的方式下得到報酬的。
    第一點，我想提示一下，他們可能從發展了的人們學到些東西。任何人也不會否認，首創性乃是人類事務中一個有價值的因素。永遠需要有些人不但發現新的真理，不但指出過去的真理在什么時候已不是真理，而且還在人類生活中開創一些新的做法，并做出更開明的行為和更好的趣味與感會的例子。誰只要還不相信這世界在一切辦法和做法上已臻盡善盡美，誰就不能很好地反駁這一點。誠然，這種惠益并非每人都能同樣做得出來：在與整個人類相比之下，只有少數的人其生活試驗如經他人采納，可能會在行之有素的做法上算是一點什么改進。但是這些少數人好比是地上的鹽，沒有他們，人類生活就會變成一池死水。還不僅是靠他們來倡導前所未有的好事物，就是要保持已有事物中的生命，也要指靠他們。如果沒有新的事物要做，人類智慧豈非就再不必要了嗎？一仍舊貫專做陳事的人所以會忘掉為何要做它們，并且做起來又只象牛而不象人，這豈不是一個理由嗎？在最好的信條和最好的做法中，向機械性退化的趨勢只嫌太大了；除非有一連串的人以其不斷產生的首創性阻止那些信條和做法的根據變成僅是傳襲的，這樣死的東西就不能抵抗任何真正活的東西的最小一點震撼，那就沒有理由說文明為什么不會象在拜占庭帝國（Byzantine Empire）那樣消亡下去了，誠然，有天才的人乃是而且大概永是很小的少數；但是為了要有他們，卻必需保持能讓他們生長的土壤，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氣里自由地呼吸。有天才的人，在字義的命定下就是比任何人有較多個性的，唯其如此，也就比任何他人都更不能適應社會為了省去其成員形成個人性格之麻煩而準備下的那些少數模子而不感到有傷害的壓束。假如他們因怯懦而同意被迫納入那些模子之一，聽在其在壓力下不能擴展的一切個人部分不擴展，那么社會也不會因有他們的天才而變好多少了。如果他們的性格強，打碎了身上的枷鎖，他們就變成社會要壓為凡庸而未成功的一個標志，社會就要以嚴正警告的意味指斥為“野人”、“怪物”以及諸如此類的稱號，很象有人會埋怨尼加拉（Niagara）河，怪它不象荷蘭的運河那樣束于兩岸之間而平靜地流去。
    我這樣強調地堅持天才的重要性，堅持讓它在思想上和實踐上都得自由舒展的必要性，我深知在理論上沒有人會否認這個立場，但是我也深知在實際上卻是幾乎每個人都對它漠不關心的。人們想，天才若能使人作出一首動人的好詩或者畫出一幅好畫，那確是很好的東西。但是一說到它的真義，一說到思想上和行動上的首創性，雖然沒有一個人明說那不是什么可贊美的東西，可是幾乎每個人心里都想，沒有它，我們也能干得很好。不幸的是，這一點是太自然而無足怪了。首創性這個東西，是無首創性的心靈所不能感到其用處的，他們不能看到它會為他們做些什么——他們怎能看到呢？假如他們能看到它會為他們做些什么，它也不成其為首創性了。首創性得為他們服務的第一件事，乃是把他們的眼睛打開；這件事一經充分做到之后，他們便有機會使自己成為有首創性的人了。同時，人們都要記住，沒有一件事不是有某一個人第一個做出來的；人們還要記住，現有的一切美好事物都是首創性所結的果實；既然如此，那么就請大家都以足夠的謙虛來相信，這里還剩有一些事情要由首創性去完成；還請大家也以足夠的謙虛來確告自己，自己愈少意識到缺乏首創性就愈多需要首創性。
    說句清醒的真話，不論對于實在的或設想的精神優異性怎樣宣稱崇敬甚至實際予以崇敬，現在遍世界中事物的一般趨勢是把平凡性造成人類間占上風的勢力。在古代歷史里，在中世紀間，以及以逐漸減弱的程度在由封建社會到當前時代的漫長過渡中，個人自身就是一個勢力；如果他具有宏大的才智或者據有崇高的社會地位，他就更是一個可觀的勢力。到現在，個人卻消失在人群之中了。在政治中，若還說什么公眾意見現在統治著世界，那幾乎是多余的廢話了。唯一實稱其名的勢力，只是群眾的勢力，或者是作為表達群眾傾向或群眾本能的機關的政府的勢力。這了點，在私人生活方面的道德關系及社會關系中和在公眾事務中是一樣真實的。有些人，其意見假公眾意見之名以行，卻并非總是同一類的公眾：在美國，他們所謂公眾只是全體白人；在英國，主要是中等階級。但他們卻永是一群，也就是說，永是集體的平凡的人們。還有更怪的怪事，群眾現在并不從教會或國家的貴人那里，也不從公認的領袖那里或者書本當中，取得他們自己的意見。他們的思考乃是由一些和他們自己很相象的人代他們做的，那些人借一時的刺激，以報紙為工具，向他們發言或者以他們的名義發言。我并非埋怨這一切，我并不肯定說任何較好的事物，照一般的規律，可以和現在人心的這種低下狀態相容并立。但是那并不足以阻擋平凡性的統治之成為平凡的統治。從來沒有一個民主制或多數貴族制的政府，不論在它的政治行動方面或者在它所培育的意見、品質以及心靈情調方面，曾經升高或者能夠升高到平凡性之上，除非最高統治的多數人能讓自己接受具有較高天賦并受有較高教養的一個人或少數人的指導（在他們最好的時候總曾這樣做的）。凡一切聰明事物或高貴事物的發端總是也必是出自一些個人，并且最初總是也必是出自某一個個人。一般人的令譽和光榮就在他能跟隨那個發端；就在他能夠從內心對那些聰明和高貴的事物有所反應，并且睜著眼睛被引向它們，我絕非在鼓吹那種“英雄崇拜”，獎勵有天才的強者以強力抓住世界的統治，使世界不顧自身而唯他之命是聽。他所能要求的一切只是指出道路的自由。至于強迫他人走上那條道路的權力，那不僅與一切他人的自由和發展相矛盾，而且對這個強者自己說來也足以使他腐化。看來，在僅僅是一般群眾的意見到處都成為或者正在成為支配勢力的今天，對于這種傾向的一個平衡力量和矯正辦法，正要那些在思想方面立于較高境地的人們愈來愈多地發揮其斷然的個性。在這種環境中，那種突出的個人特別不應當受到嚇唬不去做，而應當受到鼓勵要去做出與群眾不同的行動。在別的時候，他們這樣做時，必須不但與群眾不同而且比群眾較好，才算有些益處。在今天這個時代里，只要僅僅是不屑茍同的一個例子，只要僅僅是拒絕向習俗屈膝，這本身就是一個貢獻。恰恰因為意見的暴虐已達到把怪僻性做成一個譴責對象的地步，所以為了突破這種暴虐，人們的怪僻才更為可取，凡性格力量豐足的時候和地方，怪僻性也就豐足；一個社會中怪僻性的數量，一般總是和那個社會中所含天才異秉、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氣的數量成正比的。今天敢于獨行怪僻的人如此之少，這正是這個時代主要危險的標志。
    前文講到要盡可能給予不合習俗的事物以最自由的發展余地，以便隨時可以看到其中有哪些事物宜于轉成習俗，這是很重要的。但是行動的獨立性以及對于習俗的蔑視之所以值得鼓勵，還不是只因為它們對于較好的行動方式以及更加值得一般采納的習俗能夠提供穎脫而出的機會；也不是說只有具有確定的精神優異性的人們才可以正當要求按照自己的道路過他們的生活。說一切人類存在都應當在某一種或少數幾種模型上構造出來，那是沒有理由的。一個人只要保有一些說得過去的數量的常識和經驗，他自記規劃其存在的方式總是最好的，不是因為這方式本身算最好，而是因為這是他自己的方式。人不象羊一樣；就是羊，也不是只只一樣而無從辨別的。一個人不能得到一件合身的外衣或一雙可腳的靴子，除非量了他的尺寸來定做，或者除非有滿滿一堆棧的貨色來供他挑選：難道說要給他一個合適的生活比要給他一件合適的外衣還容易些，或者說人們彼此之間在整個物質的和精神的構造上的相同比在腳形上的相同會多些嗎？只須僅僅說到人們具有多種歧異的嗜好，這一點就足夠成為所以不要試圖用一個模子來范鑄他們的理由了。而不同的人需要不同的發展其精神的條件；不同的人不能健康地生存于同一道德的空氣和氣候之中，正不亞于各種各樣的植物不能健康地生存于同一物質的空氣和氣候之中。同一些事物，對于這個人在培養其較高本性方面是助益，對于另一個人則成為障礙，同一種生活方式，對于這個人是一個健康的刺激，足以使其行動和享受的一切官能得到最適當的應用，對于另一個人則成為徒亂人意的負担，足以停歇或搗碎一切內心生活。人類中在快樂的來源上，在痛苦的感受性上，以及在不同物質的和道德的動作對于他們的作用上有如此多般的不同，所以人類除非在其生活方式方面也相應地有如此多般的歧異，他們就既不能獲得其公平的一份愉快，也不能在精神方面、道德方面和審美方面成長到他們本性能夠達到的體量。這樣看來，專就公眾情操來說，為什么寬容還應當僅僅施及那些由其為數眾多的依附者強要他人勉從的生活嗜好和生活方式呢？當然，沒有哪里（除非在某些僧院組織中）會完全不承認嗜好的分歧：譬如一個人對于或是劃船，或是抽煙，或是音樂，或是體操，或是下棋，或是打紙牌，或是研究什么東西等等都可以或愛好或不愛好而不受什么責難，這是因為愛好和不愛好這些事物的人都為數太多以致無法壓倒的原故。但是有些能被指控為為“盡人之所不為”或是不為“盡人之所為”的男人或女人——在女人則尤甚——仍然是眾所貶議的話題，其程度正象他或她犯了某種嚴重的道德過失一樣。人們需要擁有一個尊號，或者擁有品位（或他人對于品位的看法）上的某種標志，才能稍稍肆意于為所欲為而不致損及對自己的評價。對于稍稍肆意，我重復一句，因為不論何人若多有一點那種肆意，就要蒙受到比貶詞還厲害的危險——他們竟處于可能被判定有精神錯亂的行為而被奪去財產并交付給他們的親屬的危險境地呢。
    當前公眾意見的方向中有一個特點，特別適于使它對個性的任何顯著表現不能寬容。人類中的一般中材不僅在智力上是平庸的，就是在意向方面也很平庸：他們沒有足夠強烈的嗜好或愿望能使他們響往于做些什么不平常的事，因而他們也不能理解有那種嗜好或愿望的人，逕把那種人劃歸野性難馴和不知節制的一類，而那又是他們素所鄙視的。現在，在這個普遍的事實上面，我們只須再設想有一個旨在改進道德的強烈運動插進來，這顯然是我們所必須期待的。在這些日子里，這樣一個運動果然插進來了，已經實際在加重行為規則性、挫折行為過度性的道路上做出了很多效果。而同時外邊還有一種慈悲為懷的精神，為了實施這種精神，自然沒有比去改進我們同胞的道德和智慮這件事更能招徠它的了。正是這個時代的這些趨勢使得公眾比在以前多數時期中更加傾向于指定行為的普通規律，并力圖使每人都適合于被認可的標準。而這個標準，明言昭示也好，不言而喻也好，乃是要對任何事物都不存強烈的欲望。其性格的理想乃是要沒有任何顯著的性格；乃是要用壓束的辦法，象中國婦女裹腳那樣，斫喪人性中每一突出特立的部分，把在輪廓上顯有異徵的人都造成碌碌凡庸之輩。
    理想既常把可取的事物一半排除在外，現在的嘉獎標準又只產生對于那另一半的一個更次的模仿。這個嘉獎標準發揮作用的結果，在有力理性指導之下的宏大精力是沒有了，在良心意志有力控制之下的有力情感也沒有了；代之而來的卻是微弱的情感和微弱的精力，這當然就能保持表面上合于規律而沒有任何意志的或理性的力量。在任何宏大規模上富有精力的人物已經正在變成僅是因襲性的了，現在在這個國度里，除了生意而外，精力很少有什么出路，花費在那個上面的精力還可以說是很可觀的。這樣使用之余還剩下的一點精力，則是花費在某種日常愛好的事情上；這也許是一個有用的甚至慈善性的嗜好，但總只是一件事，而且一般還是一件不成大器的事。英國的偉大現在全在集體：以個人論則是渺小的，看來我們之能做什么偉大的事情只是靠我們能夠聯合的習慣；而這情況正是我們的道德的和宗教的慈善家們所感到完全滿足的。但是要知道，曾使英國成為過去的英國的卻不是這一流而是另一流的人們；而現在要阻止英國的衰落也還將需要這另一流的人呢。
    習俗的專制在任何地方對于人類的前進都是一個持久的障礙，因為它和那種企圖達到某種優于習俗的事物的趨向是處于不斷沖突之中的。那種要勝過習俗的趨向，根據各種情況，可以叫作自由精神，或者叫作前進精神或進步精神。進步精神并不總是等于自由精神，因為進步精神會企圖以進步之事強加于并不情愿的人民；而自由精神要抵抗這種企圖，也會與反對進步者局部地和暫時地聯合起來。但是進步的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還是自由。因為一有自由，有多少個人就可能有多少獨立的進步中心。但是前進的原則，不論是在愛好自由還是在愛好進步的哪一種形態之下，與習俗統治總是處于敵對地位，至少含有要從那個束縛下解放出來的意思。這二者之間的斗爭構成人類歷史中的主要矚目之點。正當說來，世界的大部分沒有歷史，因為習俗專制還是十足的。整個東方的情況就是這樣，在那里，一切事情都最后取斷于習俗；所謂公正的、對的，意思就是說符合于習俗；以習俗為論據，除非是沉醉于權力的暴君，就沒有人還會想到抗拒。而我們看到其結果了。那些國族必定是一度有過首創性的；他們也不是一出場就在一片富庶而有文化、又精于多種生活藝術的國土上，所有這一切乃是他們自己做出來的，而在當時也就成為世界上最偉大和最有勢力的國族，他們現在卻成了什么呢？他們現在卻成為另一些民族的臣民或依附者了——那另一些民族的情況是，當前者的祖先早已有了壯麗宮殿和雄偉廟宇的時候，他們的祖先還處于“蓽路襤褸，以啟山林”的階段，不過在那里，習俗對他們只施行了與自由和前進平分下來的部分統治。這樣看來，一族人民是會在一定長的時期里前進一段而隨后停止下來。在什么時候停止下來呢？在不復保有個性的時候。至于歐洲各國族，假如類似的變化會臨到他們，那不會是恰正相同的形態：這些國族所遭受習俗專制的威脅不會恰恰是靜止狀態。在這里，習俗專制所懸為厲禁的乃是獨異性，對于變易則并不防阻，只要是大家一齊變易，例如，我們都早已拋棄了我們祖先的固定服裝；每人還必須穿著得和他人一樣，但時樣則可以一年有一兩次交易。由此我們就可注意到，如有變易，也是為變易而變易，而不是出于什么美觀或方便的觀念；因為同一美觀或方便的觀念不會在同一時刻打動了全世界，而在另一個時刻又為全世界所同時一齊拋棄，但我們是既能前進又能變易的：我們在機械的東西方面不斷做出新的發明，并把它們保存到再有更好的發明取而代之：我們在政治方面、教育方面、甚至道德方面也急于有所改進，雖然在最后一點上我們所謂改進的觀念主要是勸說或強制他人要象我們自己一樣的好法。我們并不反對前進；相反，我們還諂諛自己說我們是前所未有的最前進的人民。我們所力戰以反對的乃是個性：假如我們已使我們自己成為大家都一樣的，我們會想那才是建了不世之奇功；可是我們忘記了，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不一樣，這才是最能吸引雙方注意的事情，使他們既注意到自己這一型的不完善，又注意到他人那一型的優越性，或者還注意到集合二者之優點而產生比二者都好的事物的可能性。我們要以中國為前車之鑒，那個國族乃是一個富有才能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也富有智慧的國族，因為他們遇有難得的好運，竟在早期就備有一套特別好的習俗，這在某種范圍內也就是一些即使最開明的歐洲人在一定限制下也必須尊稱為圣人和智者的人們所做出的事功。他們還有值得注視的一點，就是有一套極其精良的工具用以盡可能把他們所保有的最好智慧深印于群體中的每一心靈，并且保證凡是最能稱此智慧的人將得到有榮譽有權力的職位。毫無疑義，做到這個地步的人民已經發現了人類前進性的秘奧，必已保持自己穩穩站在世界運動的前列。可是相反，他們卻已變成靜止的了，他們幾千年來原封未動；而他們如果還會育所改進，那必定要依靠外國人。他們在我們英國慈善家連所正努力以赴的那個方面，即在使一族人民成為大家都一樣、叫大家都用同一格言同一規律來管制自己的思想和行為方面，已經達到出乎英國慈善家們的希望之外了；而結果卻是這樣。近代公眾意見的王朝實在等于中國那種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不過后者采取了有組織的形式而前者采取了無粗織的形式罷了。除非個性能夠成功地肯定自己，反對這個束縛，歐洲縱然有其高貴的過去的歷史以及所宣奉的基督教，也將趨于變成另一個中國。
    什么東西保住歐洲至今沒有步入這個命運呢？什么東西使得歐洲的國族大家庭沒有成為人類中靜止的一部分而成為進步的一部分呢？不是這些國族內的什么優異美德——那如果存在，也是作為結果而存在，而不是作為原因而存在的——而是他們性格上及教養上的顯著歧異。個人之間，階級之間，國族之間，都是彼此極不相象：他們闖出了各式各樣的多種蹊徑，條條通向某種有價值的東西；雖然行在不同蹊徑上的人們每個時期都曾彼此不相寬容，每人都想若能強使其余的人走上自己的道路才是再好不過的事，可是他們相互阻撓發展的努力很少有什么持久的成功，每人終于隨時忍愿接受了他人所提供的好處。照我判斷，歐洲之得有前進的和多面的發展，完全是受這個蹊徑繁多之賜。但是，它之保有這項惠益，也已開始是在一個減少得可觀的程度上了。它正朝著那種要使一切人都成為一樣的中國理想斷然前進。托克韋爾（M.de Tpcqueville)在其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中，曾評論到今天的法國人甚至比前一代的法國人是怎樣更加彼此相象了。我看若說到英國人，還可以在遠遠更大的程度上來作這同一評論。在前文所引罕波爾特的一段文字中，他指出了兩個東西，因其為要使人們彼此相異所必需，所以也就是人類發展所必要的條件，那就是：自由和境地的多樣化。這兩個條件中的第二個，在這個國度里正在逐日減少著。圍繞著不同階級和個人并范鑄其性格的各項情況日益趨于同化了。從前，不同的品位、不同的鄰居、不同的行業和職業，可以說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里；現在呢，則是在很大的程度上生活在相同的世界里。比較他說，他們現在讀相同的東西，聽相同的東西，看相同的東西，去相同的地方！所抱有的希望和恐懼是指向相同的對象的，享有相同的權利和自由，握有相同的主張那些東西的手段。還保存著的地位上的區別盡管還很大，若和已經消失的相比卻就不算什么了。而這種同化還在進行中。時代中的一切政治變化都在促進同化，因為所有這些變化都趨向把低的提高而把高的降低，教育的每一擴展都在促進同化，因為教育把人們置于共同的影響之下，并給予人們以通向一般事實和一般情操的總匯的手段，交通工具的改善也在促進同化，因為這使分處遠地的居民有了親身接觸，又引起一個易地移居的急流。商業和制造業的增加也都在促進同化，因為這把舒適環境的好處散布得更加廣泛，把野心奢望的一切目標甚至最高的目標都開放給普遍競爭，因而向上爬的欲望就不再只是一個特定階級的性格，而成為一切階級的性格。在促成人類普遍同化方面還有一個甚至比所有那些因素都更有力的動力，就是公眾意見在我國和其他自由國度里已在國家中確立了完全的優勢。當社會上各種不同的讓人們能夠據以筑堡自守而無視大眾意見的高地逐漸夷平，當實際的政治家們心中肯定地知道了公眾有一個意志而連抗拒公眾意志的觀念都愈來愈消失掉的時候，社會上對于不屑茍同的支持就再也沒有一點了，就是說，社會上那種由于自身反對數目優勢因而關心于保護與公眾意見和公眾趨向有所出入的意見和趨向的實質力量是再也沒有一點了。
    所有上述這些原因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大群與個性為敵的勢力，這勢力是如此之大，以致不易看出個性怎樣還能保住它的根據。個性要保住它的根據，將有愈來愈大的困難，除非我們能做到讓公眾中有頭腦的一部分感到個性的價值，讓他們看到有不同是有好處的，即使不是不同得更好，甚至在他們看來或許有些是不同得更壞。假如對個性的權利還要加以主張的話，現在正當那種強行同化還大有所缺而未完成之際，可正是時候了。凡對侵蝕要作任何抵抗，只有在較早階段才能成功。那個要使所有他人都象我們自己的要求乃是要靠飼養它的東西來生長的。如果抵抗要等到生活已經幾乎磨成一個一致的類型之后再來進行，那么一切岔出那個類型的生活就將終至被認為不敬神、不道德、甚至是怪異和違反本性的。人類在有過一段時間不習慣于看到歧異以后，很快就會變成連想也不能想到歧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