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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集中營、瘋人院或宗教裁判所：電影《戈雅之靈》
   
　　捷克的米洛斯·福爾曼，波蘭的基耶夫洛夫斯基，還有誰呢，社會主義國家獻給全世界幾個屈指可數的電影大師。在遙遠的“布拉格之春”，身為“捷克新浪潮”代表人物的福爾曼，見勢不妙，隨著坦克的轟鳴逃往美國。
　　福爾曼的多數電影，構成了一個卡夫卡式的世界場景。他一生經歷了三個世界。第一個是奧斯威辛集中營，他的猶太人父親，和新教徒母親死在那里。第二個是社會主義的布拉格，用他捷克時代的最后一部電影名，那是一場多么浩大而冗長的《消防隊員的舞會》。第三個是沙漠中的好萊塢。1975年，他拍出電影史上最卡夫卡的一部經典《飛越瘋人院》，囊括了奧斯卡5項大獎。社會主義說，你看福爾曼后悔了吧，他去的其實是一個“瘋人院”。資本主義說，為福爾曼感謝上帝吧，他終于從一個“瘋人院”里逃了出來。
　　幾十年過去了，這個老家伙從不解釋他的瘋人院到底姓社姓資。但我一直認為，福爾曼的夢想，是要把那三個世界拍成同一個世界。這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呢，一間“集中營”加一間“瘋人院”。然后在2006年，福爾曼這部自稱縈繞他心間50年之久的電影中，給出了他關于世界的第三個意象，一間“宗教裁判所”。
　　福爾曼根據西班牙畫家戈雅的幾幅名畫，《裸體哈瑪》、《宗教裁判所》和《5月3日的槍殺》，杜撰出一個寓言。這三幅畫也是三個世界，電影想說的，就是少女哈瑪所代表的那個世界，怎樣被后兩個世界糟蹋。一個是天主教的世界，一個是大革命的世界。但在福爾曼看來，后兩個其實就是一個。
　　1792年的洛倫佐神父，是臭名昭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法官。洛倫佐逮捕了少女哈瑪，哈瑪的家族由猶太人改宗天主教。根據“密從”的舉報，哈瑪在一家餐館拒絕吃豬肉，宗教法庭指控她仍秘密信奉猶太教。洛倫佐在獄中使用滑輪刑（這是宗教法庭的六種體刑之一），對赤裸的哈瑪進行逼供，甚至強奸了她。哈瑪的父親透過皇家畫師戈雅邀請洛倫佐過府。席間，戈雅說，“在肉體折磨之下，我會承認一切荒謬的指控，哪怕指控我是一只非洲大猩猩”。洛倫佐傲慢的說，如果一個人沒有罪，上帝會保守他經受折磨。凡承認的一定是有罪的。這話激怒了主人。哈瑪的父兄們翻臉、關門，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對洛倫佐進行私刑逼供。終于迫使他在一份自白書上簽字，“我承認，其實我是一只非洲大猩猩，故意潛伏在教會中”。
　　所有關于逼供信的故事，這是我所見最精彩的篇章。哈瑪的父親將自白書提交國王，洛倫佐被迫逃亡。隨后法國大革命爆發。就像舞臺更換場景，世界也換了他的形象代言人。十幾年后，拿破侖入侵西班牙，洛倫佐錦衣回鄉，搖身變作人民法庭的檢控官。他說，盧梭和伏爾泰已取代了耶穌和使徒。革命者砸毀教會，開槍打死作彌撒的神父。洛倫佐口若懸河地宣判紅衣主教死刑。但真實的生活里，獄中的哈瑪為他誕下的孩子卻淪為妓女。自由、人權的信念，足以使洛倫佐轉變為一個革命家，卻不能使他轉變為一個好男人。就像我所見的，高呼民主自由的人，回到家里一樣打老婆。世界的更迭，并不能挽回哈瑪母女被洛倫佐繼續遺棄的命運。
　　法軍潰敗后，洛倫佐被捕，被紅衣主教判為背教者。移交世俗法庭，處以絞刑。幾位曾與洛倫佐共事，在革命中受他折磨的神父，舉著十字架，苦苦哀求他的懺悔。但洛倫佐走過兩個世界，或者說他的心剛硬到一個地步，如今只求一死。或者說他的心軟弱到一個地步，已不相信宇宙間還有赦罪的可能。因此他甚至失去了再次背棄的勇氣。永恒已不可求，但生命中仍有不可承受之輕。于是他推開十字架，帶著絕望死在那個時代。死在一種歷史主義給他的命名和捆綁當中。于是連他的死，都是一根稻草。連死亡，都成了大革命的偶像。
　　這部以戈雅為名的電影，只是借用了他畫中的世界。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長期被公眾視為黑暗中世紀的象征，就像巴士底獄被視為黑暗君主制的象征一樣。福爾曼也借此表達他對這個世界的理解。一個少女哈瑪可以安然居住的世界，到底在哪里？福爾曼說，既不在天主教的世界里，也不在革命者的世界里。因為這兩個世界中的男人，都有一個相同的名字叫偽君子。于是，戈雅的畫筆，和一個藝術家對少女的熱愛，連同最后，精神分裂的哈瑪跟在運送洛倫佐尸體的馬車后面，失聰的戈雅也遠遠跟著她，他已聽不見這個世界，就把它忘在后面。這一幕成了導演寄托希望的尾聲。美，如何在歷史中成為可能。大概這就是《戈雅之靈》這個片名的意味。這個意味以一種疲軟的力量指向審美。福爾曼已75歲了，他失去了拍攝《莫扎特》時的激情，對未來卻依然沒有答案。
　　在歷史學家那里，中世紀乃至宗教裁判所的黑暗，卻是一個被偏見和無知過分扭曲的神話。當然，宗教裁判所從來不是慈愛和寬容的象征，教士們曾經濫用訴訟程序，制造了公眾中的恐懼。宗教法庭對他們的敵人（早期的猶太人和后期的新教徒）既缺乏愛，也缺乏寬恕，并縱容了世俗君王的火刑柱。天主教會和世界一樣，長期陷在以暴力對付靈魂的錯誤中，留下了罪惡的污點。但在另一方面，歷史學家Madden仍然認為，“事實上，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拯救了無數無辜的人，那些人本可能成為世俗領主或暴民統治的犧牲品”。如在巫術大恐慌時期，凡沒有宗教裁判所的地方，世俗法庭上燒死了成千上萬的女巫。而在有宗教裁判所的地方，被燒死的女巫與公眾被誤導的印象相比，少得令人詫異。
　　1998年，梵蒂岡曾向教會外的歷史學家開放宗教法庭幾百年間浩如煙海的檔案。研究表明，逼供并不常見，即使以“最黑暗”的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為例，300年間他們一共審訊了15萬人，罪名成立移交政府的只有3000人，被政府執行死刑的不到1％。歐洲任何一個世俗法庭，或中國史上的任何法庭，都不可能想象這個比例。教會法學者指出，與世俗法律相比，宗教裁判最大的特征，就是始終把愛和赦免看作審判的根本精神。教會法是西方憲政制度的一個重要淵源。從創始宗教裁判所的英諾森三世開始，天主教涌現出一大批“法學家教宗”。一個宗教法官除神學訓練外，通常要在大學拿到法學博士。早期的第一批宗教法官，常受到死亡威脅，更有數人遇刺。他們中的大多數都以謹慎的良知審理案件，并非中國人想象中的趨炎附勢、泯滅天良的來俊臣。在整個中世紀，宗教法庭的法治化程度，都遠高于同時期的世俗法庭。英諾森三世開創的訴訟程序，后來逐漸被世俗法庭接納，迄今仍然是大陸法系司法程序的基礎。
　　然而，在大革命所代表的那個世界場景中，中世紀卻被不負責任的啟蒙主義者妖魔化了。啟蒙運動和文學家們聯手把它打扮成一個最丑陋的巫婆。甚至包括這部21世紀的電影，仍然是這種對歷史的無知和妖魔化敘述的繼續。事實上，布魯諾不是因為宣揚日心說，而是宣揚一種巫術、星象學、太陽神崇拜的混合學說而被為異端的。事實上，伽利略從來就沒有受過拷打、戴手銬或刺瞎雙眼，也沒有被長期關押過。事實上，一直都有許多刑事罪犯，故意作出褻瀆言行，好使自己的案子脫離領主的裁判權，被移交到宗教法庭。在那里他們更可能得到一個相對公正和寬容的判決，不然也可以被關在條件較好的監獄里。
　　聽起來顯得荒誕。但人民和藝術家需要的，從來都不是事實，他們只要一個關于世界的象征。就算被人民攻占的巴士底獄，只關了7個犯人，其中一個精神病人，兩個拖欠債務。但巴士底獄永遠都是神話中的巴士底獄。盡管在大革命之前的50年中，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移交政府被處死的人，只有8個。但宗教裁判所也永遠都是神話中的宗教裁判所。
　　就是那個理性主義的國家神話。去年，我曾和巴黎法官高等學院的院長，討論天主教與國家的關系。與通常認為“革命是反宗教的”相反，他說，法國起源于大革命對宗教的模仿。人民相信國家，就像之前相信教會。無神論者模仿天主教建立了國家，因此天主教與法國的國家神圣性密不可分，人民不會接受一種國家與真理無關的學說。我們的公務員類似天主教的神父，是真理的象征。不像美國，國家與真理無關。他們的公務員類似新教的牧師，對會眾沒有太大的權柄。我們的法律也更接近于康德的絕對精神，所以很遺憾，法國人不太可能接受美國式的違憲審查。
　　我愿把這一獨特的見解，看作對洛倫佐故事的一個注解。洛倫佐活在二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中，但他卻在兩個世界之間蹉跎，將罪人的道貌岸然，一直持續到斷頭臺上。連我們這些活在邪情私欲和肉體軟弱中的人啊，什么樣的時代才可以使我們剛強？但福爾曼說，不，歷史不是一種信仰，時代不能拯救罪人，就像舞臺不能拯救一個花旦。洛倫佐和哈瑪，共同構成了這世界的悲劇。就像獄卒和囚犯，共同構成了國家的悲劇。一個時代的偉大，不是看洛倫佐變成了什么人，而是看美麗的哈瑪過得怎么樣。
　　洛倫佐的悲劇，是在一個魔鬼驅逐上帝的時代，卑微的人守不住他的位置。我們何嘗幸免呢，時代性取代了救贖的可能。每一代人都被撕裂，被迫接受歷史的車輪對我們全部激情的定義。洛倫佐帶著又高又尖的帽子受審的一幕，是對戈雅畫中場景的精心復原，也是對未來世代的預言。年齡大的中國觀眾就會說，原來真是的，連我們斗地主的高帽子也是拿來主義。
　　
　　
2007-5-12，痛風不止。

王怡 2013-08-23 16:4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