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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潛心佛學，于山河破碎間出佛入儒，漱溟先生上下求索東西文化，為往圣繼絕學，開新儒家之山；二十世紀初，望民生凋敝、風云變幻之中國，漱溟先生疾呼“吾曹不出，如蒼生何”，投袂而起，奔走于大地；悲天憫人，錚錚鐵骨，漱溟先生敢于為民請命，犯顏進諫，新中國成立后曾向毛主席討要“雅量”……

但凡談及中國之前途，無論海內外，直至今日，他都是繞不過去的大師。梁漱溟是上世紀極具傳奇色彩的一代學人，亦是中國近現代史的重要參與者與見證人。先生過世二十年有余，一部始自1932年、終于1981年，橫跨先生五十年生平的日記手稿經后人整理出版，成《梁漱溟日記》，這一份歷經劫難而保存下來的實錄與獨白，實乃新舊中國半世紀的國運縮影。

今天，梁漱溟之子梁培恕先生做客鳳凰網讀書會，講述他眼中的父親，且聽“中國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先生為蒼生起的傲然一生。

梁培恕：中國的知識分子曾經有過一個春天

中國的知識分子曾經有過一個春天，當然換個角度也可以說那時是國家的不幸。中國有一個軍閥混戰的時期，軍閥輪流跑來當政，一個人上臺，干幾年被推翻了，然后又換上另一個人。那時的北京或者叫北平有過一個形式上的中央政府，那時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春天。

民國5年，袁世凱當皇帝，當了五十幾天就死了。他死了以后，他的部下分成了各種派系，開始在北京搶奪政權，這樣一種環境下，直到北伐軍打倒軍閥，他們才結束了在北京輪流的你上我下。這一段時間里，知識分子得到一個機會，為他們自己的思想和學術發聲，這在別的國家比較少見。

我父親正好是一個非常關心國家和社會的人。按照他自己說的，他受梁啟超影響最大的時候，把梁啟超的著作擱在床上，有時候就當枕頭就這樣入睡，著迷到這個程度。但他當時并沒有受到梁啟超思想的約束，又有他自己的一套。不管怎樣，他的成長和這個時期大有關系，他說自己是一個按照自己的興味讀書的人，看什么書，總是心里先有問題，然后再去找書看，找書看的目的基本上不是充實自己的知識，而是要證實我想得對不對，這是他讀書的一個特點。這也可以看出來，他這個人的自主性比較大，看書是用來證實自己想得對不對。

他的第一階段，是對佛教產生興趣，要出家，但是后來沒有成功。沒有成功不是受到家里的阻攔，我的祖父一點都不攔他，想出家可以去。那是什么東西把他牽扯住了呢，是對中國問題的關心放心不下。他一方面想出家，一方面又記掛著社會上的很多問題，他說“我的感情和思想分成了兩半，這種日子不能過，在一兩年內我必須選擇其一”。最后他選擇了留在俗世間，不當和尚。大家不要以為他放棄了佛學，放棄了出家思想，他是把這個思想和情感轉移到關心具體的人類社會。他的最后一本書是《人心與人生》，闡釋了按照他一生的思考，人是一種什么物種，人應該怎樣。他把自己的一生從離開這個世界變為用終生的時間來認識人類社會，包括他自己。這個轉向和一般人的生活上有什么遭遇完全無關，這是他的一個特點。

在他還不到20歲時，他寫了《究元決疑論》。這篇文章在當時最著名的雜志《東方雜志》上登了，大家看了，都說寫得好，大家以為他對佛學或者哲學問題有很多的知識，把他看得比他實際情況要高。于是蔡元培當時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的時候，讓他去講印度哲學，我父親坦言沒有研究過印度哲學，就是看了一些佛書，對佛教有一點認識，但那只是印度哲學的一小部分。蔡元培說除了我父親以外沒有更合適的人選，可以讓我父親一面教，一面學。他就覺得蔡先生這個建議是不可推辭的，既然沒有要求現在就講得怎么樣，自己可以邊學邊講，他就接受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這個決定跟他一年多以后最終選擇了留在社會不當和尚也有關系。到了北京大學以后，他就進了知識分子的堆，知識分子之間容易有一種競爭，思想學術上的競爭。這種競爭是會激發人的，他開始了與知識分子之間的競爭、辯論。

舉個例子來看一看當時北京大學的自由度是如何的出人意料，剛才說了，他進去的時候是講印度哲學，后來只講了一年，到1918年他就在當時北京大學每日一期的校刊上，登了一個啟事，建議北京大學組織一個孔子研究會。外國人若是到中國來問孔子是怎么回事，當然要到北京大學來，但我們居然沒有一個研究的機構，這不行。這個行動說明他已經轉變了方向。過兩天他又在這個日刊上登了一個啟事，從那天起不講印度哲學了，講他對孔子的認識，課程改了，換內容了。改變講的內容也不需要通知校方，登一個啟事就改了，大家也都不覺得奇怪，愿意聽的就來。后來他又登一個啟事，如果有誰想要問佛法，也可以另外選一個時間，他在教室里等學生，星期五下午幾點到幾點，其他上課的時間就講孔子。可以想一下當時的北京大學有多自由。不只是他一個人這樣自由，普遍這樣，風氣和現在極不相同。當時胡適也是非常受大家景仰，影響很大，上課的時候，教室里裝不下，在禮堂里講。我父親和胡適都是在禮堂里講，不是在教室，據他記憶，胡適每一次講有三四百人聽，他也有二百多人聽。聽的人不一定是學生，任何一個人都可以去，包括五十幾歲的人，只要有興趣就可以去，門是開著的，隨便去。他們兩個人就這樣講了很長一段時間。

還有一個例子，當時的教育部長到美國去參觀了一次，回來之后跟我父親說，美國的小學生都是采取啟發性的教育，不是灌輸性的。我父親聽了之后非常振奮，這太好了，他立刻又登一個啟事，說他以后絕不妨礙別人思想發展，他現在發誓，這種事以后絕不干了。之后他又提議，哲學系是不是可以停止教授在課上授課，不要講，哲學這個問題是自己摸索的，以后哲學系的課就是大家互相啟發和討論，不講課了。這個提議可能是沒有通過，沒有下文，可能是沒有批準。他有一個學生，后來也是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教授，這個學生發了一個啟事，他說從現在起不參加考試了，考試沒有意思，教務長就回答了他的這個啟事，說不參加考試可以，但是畢業文憑就不好發了，因為作為學生沒有分數就無法知道水平，夠不夠及格呢，夠不夠畢業呢，還是得考慮這些問題。教務長就和學生通過發啟事的形式各抒己見，當時是多么自由啊。

當時的北京聚集了各種人，有講佛學的，講道家的，講外國學問的，給了大家很多機會，你自己想講，有人想聽，你就可以講，有人在自己家里，有人在同鄉會里，能容下幾個人的任何地方，都是講學的場所，誰愿意來誰就來。就是在這種環境底下，他認識了他的第一批朋友，這些人不一定都是做學問的，比如說李濟深，建國初期的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其實是軍人，也聽別人講佛學講孔子，他們兩個人就在這種講學的環境下認識了，兩個人越聊越投機，成了朋友，終生的朋友。我父親的好幾個終生的朋友都是在這種環境下認識的，這種講學沒有課程可說，你今天有空你就去聽，下次沒空就不去聽，完全不想再來了也可以。

這種環境給我父親后來的人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大家都知道他曾經倡導鄉村建設運動，他把這個運動叫做社會改造，有別于社會革命。這個運動其實就是從李濟深那里開始的。李濟深在北京當了幾年陸軍部的官，在這期間兩個人聽人講學時認識了，后來李濟深回到廣東成了軍長，慢慢就掌握了廣東的政權，我父親去北伐前夕，聽周圍的朋友就說廣東一派新氣象，就去了廣州。這個時候他萌生了從鄉村起來改造社會的念頭，既然李濟深現在在廣東掌權，他便問李濟深可不可以給他一點機會，讓他開始試著搞鄉建運動。李濟深同意了，在廣州市的文廟，那里房子很多，給他開一個訓練班，訓練他的第一批干部。這時的北方有幾個地方已經搞了某種程度的鄉村工作，我父親就和幾個朋友去這些地方學習。到北方參觀的結果，是寫了一本《北游紀略》，一共5個地方，有像閻錫山官辦的，也有像晏陽初這樣民辦的，有外國色彩的，也有比他更土的，5個地方他都看了，得到了一些印象，應該避免什么，應該偏重于什么，做了一個初步的結論。這個結論得到后卻遇到了變卦，李濟深被蔣介石搞掉了，蔣介石把李濟深騙到南京、軟禁起來，幾年內都無法離開。我父親辭掉了當時廣東的工作，回到北京來。不久有一批河南人搞了一個防止匪患的民間運動，當時匪患很厲害，這幾個人發動群眾自衛，越搞越大，就把好幾個縣的土匪都給擠跑了。這幾個縣非常感激這些人，于是乎好像形成了一種風氣，要搞農民自衛，想搞農民自衛，就去找把隊伍駐扎在河南的馮玉祥，馮玉祥一聽，說，“好，你們就辦一個村治學院吧”。當時韓復榘是馮玉祥的一個軍長，馮玉祥讓他當河南省的主席，所以形式上是河南省主席批準了建這個村治學院。但是第二年蔣介石又要消滅馮玉祥，馮玉祥跑了，村治學院又停辦了。而韓復榘倒戈到蔣介石這一方，他倒升了官了，他的隊伍從河南開到山東，蔣介石又讓他做山東省主席。大概第二年，村治學院的學生又自發去找韓復榘，感謝他當年給他們一個機會辦了村治學院，韓復榘一高興，說“那你們到山東來吧”，于是鄉村建設運動就這樣到了山東。這樣一個過程，以及包括前面簡單敘述的當時的求學、做事，都是環境所使然。這種軍閥割據，你說好不好啊，當然不好，割據混戰，事情在這兒不行，人們就到那兒去試一試，不能持久。

大家知道民國初期有一個總統曹錕，他給所有國會議員各五千塊錢賄賂，投票選他當總統，大家都知道他是靠賄選當的總統。曹總統完全是個大老粗，不認字。他同鄉親戚也跟著到了北京，成了有重大影響的人。這時有人就去跟他的親戚說，某人想去外國去瑞典當大使，看看行不行。這個人覺得自己跟曹錕關系不錯，就去說了，問派能不能誰誰誰去瑞典。曹錕就說，你們兩位什么時候起精通外交了？那兩個人就不好意思，說對外交非常外行。曹錕說，既然不懂外交就不要插手，顧維鈞懂外交，所以我讓他當外交部長，你們兩個不要插手。這兩個人就回去了。由此可見，曹錕雖然大字不識，但懂得一個道理，他是外行，那他就不管知識分子的事。他的這個自知之明可能在其他的軍閥里也有，在老中國有一個風氣，念書的地位高，受社會尊重。所以這些老粗們有了槍桿子，但是心里還有一個自知之明：我是打出來的，不懂事，知識分子們懂事，讓他們干他們的，我不干涉。中國的知識分子的春天就是這么來的，這是我自己的想法，不一定全對。

梁培恕：中國今后若想要找前途，應先認清我們文化的本質和歷史

知識分子的春天，其實就是一個思想自由的環境，我就想到了一句話，“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大家知不知道誰說的？毛澤東說的，他說“既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我看了這句話高興地不得了，兩者如果能同時存在的話，那就太好了。世界無非就是各個國家組成的，一個國家或者一個社會，什么是好的？沒有效率的國家不行，但是如果只是有效率，沒有自己個人心情舒暢，那也不好。所以我就喜歡毛澤東這句話，他說到點子上了。可惜后來情況不是這樣，大家都知道我們曾經有過統一意志，曾經一個時期我們心都往一處想，勁都往一處使，但是因為沒有個人心情舒暢，所以這個統一意志也不能長期存在下去。

我父親有一次去聽預算報告，國家預算明年怎么花錢，做報告的人最后說了一句話，“黨負責管理一切”。我父親回家在日記上寫了他的感想：黨管一切，好也好得很，糟也糟得很。什么叫做好得很，毛澤東說統一意志，黨什么都管，包括殘疾人在內通通要管，這在軍閥時代的政府那兒絕對考慮不上，建國后的預算里就能考慮到殘疾人要怎么樣，分得很細，管得很細。好是好，但把社會給壓抑了，都由黨管，社會沒有了自動性，沒有了活力，頹廢。社會被動，個人被動，也不好，所以他說糟也糟得很。這跟毛澤東說的那句話其實是一個道理，不能只有一面。

說一件跟出版有關的事情，我父親有一本書叫做《中國民族自救運動之最后覺悟》，他寫《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時候，覺悟到了西方文化在中國不適用，中國有自己的一套學問，當時在書里初步地說了這個道理。整整十年之后，父親寫了這本《最后覺悟》，把之前的認識作了更深一步地闡述，于他而言是最終地解決了問題。以前只提到了西方文化如何不妥，他認為還沒有追到根上，十年后他追到根上，這個根就是西方的文化是有宗教的文化，而中國的文化是無宗教的文化。大家可能會想，中國也有宗教啊。對，中國當然有，而且不止一種，但這個不止一種和它們的影響力之小是中國的特色。在西方的社會，宗教的控制之嚴密，是我們現在無法想象的。宗教的性質有什么特點？是讓人信他而不自信。“他”就是例外，其他的一切東西，自己以外的一切東西，上帝也是“他”，我們相信金錢，相信權力，金錢和權利都是“他”。我父親認為中國文化的特點是讓人信自己，這是孔子的優點。如果去找一找《論語》里孔子的話就會發現，他不給別人做決定，這樣做才對，那樣做不對，他從不做這種論斷，他讓別人自己考慮。

說個簡單的例子，那個時候每個月的初一十五要做一次對神的祈禱紀念，要殺一批羊放在神位前面。子貢，孔子的大弟子，問孔子，每次初一十五殺一批羊是不是浪費，是不是可以不殺。孔子就說，“你考慮的是省去羊，我考慮的是禮儀很重要，我們各有所重，各有所見。”他并不批評子貢的想法。再舉一例，他的另外一個弟子叫宰我，宰我認為父母死了要守三年喪有點太長了，孔子問道，不守三年喪自己心里過得去嗎，宰我說他心里過得去，孔子就說，過得去就行。所有這些硬性規定的事，孔子都是讓人自己想。他還說過他不講鬼不講神。這些合在一起就能看出來，孔子不借外力，讓“人”自己考慮，自己做決定。這個精神沒有被充分的標舉出來，它一直扎根在中國人心里，只有與西方的那種決定化相比較，中國人的這種自由才凸顯出來。按照基督教傳說，酒里有耶穌的血，面包里有耶穌的肉，誰敢不相信這一點就殺了他，死罪。這個規定在英國的議會里是通過的，不是隨便說說，可見社會的強制性有多么大，對神力的屈服有多么厲害，可以到殺人的地步。在西方社會，對神要遵從，而人卑微，沒有地位，壓抑得非常厲害，正是這種極端的壓制，才導致了后來的自由。西方的個人自由思想，是從那翻過來的，沒有這么一個大翻轉就沒有這么大的勁。中國人好就好在沒有受過這樣嚴酷的思想控制，但也就因為沒有那個翻跟頭的勁，中國的事情不能痛快地一下子就斷然改變方向。中國社會之所以有后來的方向不明確，進度緩慢，和我們那個時候沒有那么極端的壓制有一定關系。我父親的覺悟大概就是這樣來的，把問題追溯到宗教的有無以及盛與不盛。這個看法非常有道理，西方現在所有的法制精神，我們都覺得很好，很有用，應該學。但它的來源跟我們的歷史不相符，我們總是想學，學了之后又不徹底，或者流于表面，如此之類。主觀上的“我想學”，與因被剝奪而迸發的找回自己的強烈欲望，這欲望里包含對社會構造的改變，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中國人老說學習，但學著學著就變樣了，也不是誰故意不想學或者搗蛋，根本原因在于向上追溯中國是一個非宗教的文化，而西方是宗教的文化。這本書能夠說明，中國今后若想要找前途、找出路，應該首先對我們文化本質有清楚的認識。可惜這本書現在還不能出，其實它的出版應該是刻不容緩的事情，大家現在迫切需要知道，中國人的文化問題出在什么地方。人們找來找去，都沒有找到我父親講的這個“根”。建議大家回去看一下，看完就會知道問題在于兩種文化、兩種社會大不一樣，包括人的行為。現在西方的衰落，生活上的亂來，正是由于他們宗教不起作用。宗教不起作用一開始都是好現象，恢復人權，科技發達，但是這種好的影響幾百年下來就不行了，走樣了，現在處在一種走樣的環境中。如今西方人自己也很苦惱，他們好像知道了這跟宗教的衰微有關系，但還是沒能夠真正明白問題出在什么地方。與此同時我們也發覺自己的社會問題很多，那我們應該往上追溯，看看中國文化的上源是什么樣子。

鳳凰讀書 2015-08-23 08:4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