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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四：清教徒世界觀與憲政主義
　　
　　
　　基督徒對永恒問題的回答很簡單，國家和永恒沒有對應關系，或者說永恒不在國家當中。這就引導出政教分離的原則。和永恒沒關系，就是和靈魂沒關系，和精神、和思想都沒有關系。國家不能管靈魂，這就導致出古典的自由主義，人有信仰自由、有思想和表達自由，有出版自由。剛才說自由主義者和清教徒有一個相同點，他們都反對“國家與永恒有關系”，都反對地上的千年王國和地上的歷史目的論。但新教改革中也有一種激進的再洗禮派，盼望地上的千禧年王國，后來引發德國宗教戰爭，要爭取地上的“太平天國”。馬丁·路德嚴厲譴責這些再洗禮派的信徒們，但以后的卡爾·馬克思卻對他們推崇備至。因為千禧年對共產主義的地上烏托邦有著直接影響，這是猶太人的彌賽亞主義的一種遺留。直到基督復活升天之前，他門徒中還有人持這種彌賽亞主義的情結，問他說，“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此時嗎”。他們沒看到天國已經在基督里降臨，教會時代就是千禧年時代，無論洪水泛濫，還是物欲橫流，基督都在和圣徒們一道作王。就像20世紀偉大的基督徒作家和思想家C·S·路易斯，他在二戰時寫的《納尼亞傳奇》，外面的納粹已經攻占了半個地球。但路易斯告訴我們，在那個屬靈的國度里面，愛和公義已經獲勝。從此歷史的目的，就是千年如一日，直到將這種獲勝完全展現出來。另一位基督徒作家托爾金的《魔戒》也是這個主題。托爾金這部巨著從二戰一直寫到冷戰。從納粹的猖獗一直寫到共產主義的猖獗。你可能說，這只是一種值得尊敬的理想主義，或者是一種偉大的精神激勵。但對一個基督徒來說，這就是事實。
　　猶太人馬克思的思想，本質上是一種無神論版本的彌賽亞主義。所以前面說，共產主義是對清教徒世界觀的全面模仿。但清教徒和二千年的基督教正統信仰，及奧古斯丁、路德和加爾文等人，都反對末世論上對千禧年的錯誤解經。但某種激進的千禧年立場，在二十世紀后半期共產主義退潮之后，又重新在教會中產生了巨大影響。
　　自由主義對千年王國的反對，是站在一個碎片式的世界觀里的反對。他為什么認為國家與永恒無關呢，因為在他看根本就沒有永恒，歷史也根本沒有目的。而基督徒之所以反對，是因為他知道有永恒，他也知道歷史在永恒當中有目的。這就像一個做妻子的，指著一個男人說那不是我的丈夫，那是因為她自己有丈夫。而一個未婚女子說，那個男人不會是我的丈夫，那就說不定呢。就算你現在賭咒發誓，你也不敢說他一定不會是你的丈夫。有很多冤家到了后來，不都成了親家嗎？所以從邏輯上說，如果你不知道真理、你不相信真理，那么任何一種對真理的宣稱，對你來說都可能是真的。你怎么敢肯定它是假的呢？除非你知道什么是真理。否則你的世界永遠有一個空位，給各種專制主義和政治上的偶像崇拜留下了余地。因為不相信的人，時刻都準備著相信，時刻準備著修正自己的觀點。所以自由主義的意思就是信仰上的未婚狀態，自由主義的全部含義就是反對強奸，但它本身是一種未婚狀態。你永遠都在經受試探，全世界都在對你拋媚眼，令人迷戀于無窮的可能性。就像一個唐璜迷戀于動情和定情之間，結果終其一生，都不知道什么是美好的婚姻。
　　只有當你在信仰中委身于真理，你才知道除他以外都是偶像。就像只有當你在婚姻中委身于一個女人，你才能肯定除她之外，全世界的女人都不是你的妻子。
　　清教徒在他的世界圖景中，把政治國家擺在邊緣地位，國家與永恒無關的意思，就是承認宇宙中存在著兩個國度，有一個靈魂的國度，永恒的國度，是高于一切政治國度之上的。這就是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描述的那個基本的宇宙圖景。羅馬是一個地上的千年王國，從來沒有一個帝國像它那樣，雄霸在人類歷史上800年之久。美國到現在也不過兩百年多一點。但羅馬卻在一瞬間就被閃電一樣的野蠻民族吞沒了。說羅馬被攻占之后的整個歐洲，都處在一種世界末日的幻滅和荒涼當中，也不會顯得夸張。奧古斯丁正是在這樣的時刻寫下他的《上帝之城》，他憑借圣經中對屬世和屬靈的不同國度，基督和亞當的不同國度的啟示，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描繪出一個整全的宇宙世界的圖景。但奧古斯丁還是多少受到希臘二元論哲學的影響，所以在他的圖景中，特別凸現了上帝之城與世界之城的對立，這也和羅馬滅亡的末日氣氛有關。但另一方面這兩個國度同時也是重合的，上帝通過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和十字架上的救贖，使永恒進入這個世界，人類歷史和世俗國家的歷史的確不等于永恒，但卻被包含在永恒當中。換句話說，通過耶穌基督，永恒已經向著世界敞開。如果缺了這一層，這個宇宙圖景仍然不夠整全。這是奧古斯丁的一個缺陷。他的永恒觀又被抽得太空，太希臘化，太形而上學。這個缺陷在后來的羅馬天主教那里，變得越來越僵硬。在奧古斯丁那里，是希臘化的世界觀被基督教化；但在13世紀的阿奎那之后，就反過來，是基督教的世界觀被逐步希臘化，也就是被異教化。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到了新教改革之后，在加爾文那里，圣經中的那個整全的世界觀得到了恢復，并在奧古斯丁的基礎上得到更完整的修補。這種整全的世界觀，從接受加爾文主義神學的清教徒傳統，到20世紀的一些福音派基督徒那里，得到最清晰的表述和捍衛。因為他們在奧古斯丁的兩個國度的對峙之上，加上了對上帝絕對主權的信靠。就像詩篇中說的，“地和其中所充滿的，都屬于耶和華”。這是指上帝的主權涵蓋一切空間。“洪水泛濫時，耶和華坐著為王”，這是指上帝的主權涵蓋一切處境。就算羅馬被毀滅，就算納粹占領了半個地球，就算共產黨的幽靈滿世界亂跑，上帝的指頭依然托起這個世界。上帝所應許的依然不會落空。這就是清教徒和福音派基督徒的信仰。基督徒不僅僅是相信有一個上帝而已。他們還相信這一位上帝對人類歷史有一個永恒的旨意。換句話說，基督徒相信上帝在永恒中決定了歷史的目的，也決定了人與萬物的開端和結局，并有能力“使萬事相互效力”，讓他自己的旨意在世界歷史和每個人的生命中落實。換句話說，在基督徒的世界觀里面，天上地下沒有任何一件事是偶然的。因為偶然的意思，就是落在上帝的旨意之外。一條魚可能從你的手中滑落，萬事萬物卻不可能從上帝的手中滑落。
　　這被稱為上帝的護理。近代科學和人文思想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對上帝護理的一種世俗化的解釋。如牛頓發現地心引力，看起來對托起這個世界的力量有了一種“科學”的解答，其實他證明的是一件更為根本的事，那就是原來真的有一種力量在托起這個世界，原來在一切的背后真的都有秩序。如果你對這一點很麻木，你的驚訝就全部放在“科學”解釋本身上去了。但你也知道，科學只是規律和秩序的解釋者，而不是它們的創造者。亞當·斯密發現的市場規律也一樣，在規律的背后，他解釋說有“一只看不見的手”，使得每個人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合在一起導向最大多數人的利益最大化。我們對這個說法都很熟悉。如果我問，你相信市場那一只“看不見的手”嗎？我想自由主義者幾乎都會回答，我相信。但我問你相信上帝的存在嗎，至少你們可能就會回答NO了。可那只手到底是誰的手啊，難道是亞當·斯密的手嗎。
　　上帝托起這個世界，是為了他的永恒的計劃。首先是神的創造，神按著自己的形象造人，是要將他的形象，也就是神的愛和公義，以及他的圣潔、榮耀和智慧，賜給人。然后神容許了人的墮落。然后頒布律法使人知罪。這很有意思，為什么上帝要容許人的墮落，以及頒布律法。你說亞當夏娃為什么吃那個果子，不是神故意下套嗎，你知道亞當一定會忍不住的。那為什么要有行為之約呢，因為上帝如果不頒下約法，人就死不認帳。如果沒有律法，人就沒有罪，沒有法就無所謂犯法。但為什么上帝要立法呢，上帝立法跟我們立法不一樣。上帝立法不是讓人去遵守的，因為神知道人一定守不住，那個標準太高了。他立法的目的是叫你認帳，叫你知罪，叫你承認自己做不到。如果亞當沒有那個吃果子的禁令，上帝對他說，亞當，你將來一定會背叛我。亞當一定不服氣，一定賭咒發誓說我絕對不會。你想你會承認嗎？ 我想我是不會的。因為我也做過律師，律師的意思，就是哪怕你鐵證如山，我也死不認帳，對不對？你看亞當犯罪之后，他對上帝提出了兩個抗辯理由，第一他說，是那個女人叫我吃的。第二他說，那個女人是你給我的。你看，亞當不但是人類的祖先，還是在座各位的同行，亞當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辯護律師啊。我常常覺得學法律的，最容易接受基督教信仰。因為律師有罪啊，我們做律師的不承認自己是罪人，天下哪里還有罪人呢，天下就只剩下檢察官和法官才是罪人了。所以就算你是人權律師，也千萬不要在道德上把自己看得太高，一看得高就入魔了。
　　然后上帝立法的目的，也不是為著懲罚，而是為了救贖。上帝在基督里為那些承認自己守不住律法的人受苦。因為罪一定要付出代價，才有公義。十字架的道路，就是以耶穌基督為無辜的羔羊，去替世人贖罪。基督被稱為上帝的獨生子，他是神，卻“道成肉身”，成為和我們一樣的人。他出生的目的就是去死。這就是替罪羊的意思。在我們的法律里，“替罪羊”一定意味著冤案，而在上帝的計劃里，“替罪羊”的意思就是福音，就是愛。《約翰福音》說，“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上帝的計劃，結果是要利用一樁冤案去拯救罪人，他自己就是冤大頭。
　　接下來的歷史，就是救恩的落實。人若相信十字架上的救贖，耶穌基督就甘心作你的冤大頭。人憑著信心就重生，就活在屬靈的國度里，天國就在人心當中開始擴展。上帝的國度就在大地上與地上的國度重合，救贖的歷史就在世界的歷史當中展開。直到末日，進入這個世界的盡頭。上帝也要在末日審判一切死不認帳的人，這對我們學法律的來說又是一種鼓舞，上帝也是我們的同行，上帝才是真正的法學家，真正的立法者，真正的宇宙中的最高大法官。圣經《以賽亞書》中說的一句話，“耶和華是給我們律法的，耶和華是我們的審判者，耶和華是我們的王”。你看地上是三權分立的，但宇宙是三權合一的。因為第一，如果有真理，真理不能自相矛盾。所以上帝一定是至高全能的，是獨一的上帝，是三權合一的。第二，雖然有真理，但沒有一個單獨的人或機構可以在地上代表真理，所以地上必須分權。因為“全能”是神的屬性，體育比賽有“十項全能”，那不是真正的全能。全權主義的政治就是冒充神。你不承認三權分立，就是把國家當偶像，就是國家崇拜。《圣經》中極其嚴厲地咒詛這種行為。
　　那什么是世界的盡頭呢，世界的盡頭原來就是一場終審判決。但審判不是為了審判，審判是為了救贖，懲戒不是為了懲戒，懲戒是為了賞賜。這是上帝的宇宙性的審判，與一切人間審判最大的不同。上帝的律法與恩典有關。我們的律法呢，我們長期以來，把法律理解為一種冷冰冰的的東西，把法律理解為恩典和慈愛的反義詞，把審判理解為赦免的反義詞。如果你來了解上帝的審判在基督徒世界觀中的意義，你會重新思考到底什么是法律。
　　這個圖景當然是一個神本主義的圖景，有神論的圖景。因為上帝的實在性，因為上帝大而可畏的主權。所以在這個圖景中靈魂和身體都是真實的，人的概念在上帝面前是完整的，物理世界與邏輯世界也是一致的，永恒和時間也是有關系的。在這樣一個世界觀中，政治國家最多就是個弼馬瘟，沒有太高的位置。國家是什么意思呢，借用莊子的比喻，國家就是兩條魚上了岸，然后“相濡以沫”。莊子說，不如相忘于江湖，于是道家到最后就舍棄了政治學。而政治學是什么呢，政治學就是“相濡以沫”這四個字。但是歷史和人的生命，在基督徒的這個世界觀里，你會看見又有遠遠超過“相濡以沫”以上的意義。
　　對基督徒來說，這一世界觀的存在，才是國家權力為什么必須被約束的前提。而不僅是一種技術主義的憲政觀，因為權力要腐敗，所以要限制。憲政主義不是單單認為政府必須被約束，換言之憲政主義不等于民主主義。那些齊心合力修筑巴別塔的民眾，難道就不需要被約束嗎。基督徒看憲政的實質，乃是人的意志和人的理性，必須在一個政治共同體和道德共同體當中被約束。在一個整全的世界場景中去看憲政，憲政的意思就是人類的政治和強權，包括立法者，包括政治學意義上的“人民”，都必須被那個普遍的、超驗的價值所約束。所以基督徒認為，人民不是主權者，政府也不是主權者，世上的政權都是殘缺的，憲政就是一種殘缺的主權政治。臺灣學者張顥以前提出一個概念，叫“幽黯意識”。他的幽黯意識和基督教的原罪有關，這一意識傾向于認為人性是惡的。人性深處的幽黯，不可能通過政治去化解，更不可能在政治中行出完美的公義，哪怕是民主政治。所以政治就必須以承認人心深處的幽黯為前提。所以政治就一定是殘缺的。然后你想，一個不可能行出完美公義的國家，它又有什么資格要求一個完美的主權呢？因為人間的正義是殘缺的，人間的主權也必須是殘缺的。
　　所以人也不能把他的生命理想寄托在任何一種政治或國家哲學之上，哪怕是自由主義的或憲政主義的政治哲學。否則如《圣經》上說，一定“有墨黑的幽暗為他們永遠存留”。基督徒認為唯有上帝和他所啟示的道，才是個人、家庭、社會、國家以及宇宙的真正的主權者。
　　如果引入基督徒的末世觀，基督徒把基督誕生、在十字架上受死、復活以后，直到基督再來，施行審判，終結地上的歷史之前，都稱為“末世”。在基督徒眼里，這個被罪所詛咒的大地上是永遠不可能有盛世的。其實這也是自由主義的看法，自由主義認為世上只有“最不壞的制度”，沒有最好的制度。但自由主義者往往把那個“最不壞的制度”又看得太沾沾自喜了。圣經《申命記》中說，“原來那地上的窮人永不斷絕”，一句話，就把各種制度決定論、制度進步論和制度崇拜的幻影擊碎了。你可以改革制度，比如我們承認憲政民主是地球上最不壞的制度。但任何制度下都一定有罪惡，一定有不公義。所以這節經文的下半句是，“我吩咐你說，總要向你地上困苦窮乏的弟兄松開手”。在任何制度下，愛和寬恕都比制度本身更重要。共產黨說現在是盛世，但是對不起，GDP再高也不是盛世。這樣你就看到兩種世界觀的對立了，就是一個靈魂的國度，一個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的對立。如果共產黨人的世界觀是一個拒絕靈魂的世界觀，是一種人定勝天的終末論。那么基督徒非要說這是“末世”的話，你就等于在統治的合法性上給了無神論政府一個耳光。所以在官方的“三自愛國教會”中，你幾乎聽不到牧師們宣講末世論。因為讓隔壁的宗教局聽見就太刺耳了。
　　基督徒認為國家之上有普遍的價值，這些普遍的價值形成自然法，自然法來自上帝的啟示，就是上帝刻在人心中的律法。從古典的自然法學家到獨立宣言的起草者們，他們把上帝的位格淡化了，然后認為這些價值叫做“天賦人權”，叫做“不言而喻”的。到今天又有一些更經驗主義的政治哲學，他們繼續把這個非位格的“天”也去掉了。但最終，他是一定要承認有普遍價值，而且這個價值高于國家，先于國家。高于國家的意思就是說，人類歷史一定有高于國家的意義。如果連這個都不承認，那就沒有法律，也沒有憲政了。法律就變成“統治階級的意志”了。那不叫法律，那只是強盜邏輯。換句話說，法律的意思，就是不承認國家的強盜邏輯。
　　這就是政治學上稱為統治合法性的問題。如果你到梁山去，李逵跳出來拿一把刀，說此山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要想過此路，留下買路錢。然后說，我是梁山地方稅務局的局長。那么在人與人的關系中，到底把刀架在你脖子上問你要錢的那種權力，跟國家稅收的那種權力，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呢。李逵要錢，和宋徽宗收稅，這個合法性的背景和差異到底是如何建立和被區別的呢。也就是說，在你所理解的那個世界里，你一定要在“成王敗寇”之上，劃出一個清晰的界限。這就是一個法律人最基本的信仰。當老子在一邊冷言冷語的說，“竊鉤者死，竊國者諸侯”。你可以有底氣說，我所相信的是值得我相信的，我能分清楚什么是合法的國家權力，什么是犯罪。我能肯定我服務的對象是法律，而不是強盜。如果你有這個信念，你可以把你的職業放在一個整全的世界圖景當中，去獲得一種正當性。那么律師對你就是一份神圣的職業，而且和你的生命血肉相連。如果你沒有辦法把你的職業放回一個完整的價值世界當中去認識，那么對不起，律師就是這個世界上最無恥的一種職業。你也不可以說，我做一個案子就像人家做一根板凳。你心里很清楚，做案子和做板凳是不一樣的，就像李逵和宋徽宗那么不一樣。
　　在清教徒的世界觀里面，是非常看重政治的。基督教甚至比一切的宗教都更看重政治，他的政治哲學是一切宗教里面最發達、最成熟的。為什么呢，因為基督教不是一種“私有化”的信仰，也不是一種精神家園式的信仰。基督教是一種完整的世界觀，上帝是宇宙的主權者，是萬物的立法者和大法官。它要處理那個“相濡以沫”的問題，處理永恒國度與地上國度的關系問題。但是基督徒的看重政治，卻是把政治在整個宇宙世界的圖景當中，擺在非常低的位置。在這樣一個圖景中去看限制政府權力，限權首先不是一個技術問題，是一個世界觀問題。如果以基督徒在他的世界圖景中給政治的這個位置為坐標，比這個位置更高的，就是專制。比這個更低的，就相忘于江湖了。可是你忘得了江湖，江湖不會忘記你啊。我就想起臺灣的漫畫家蔡志忠先生，曾經到成都見到老詩人流沙河先生。他們都寫過莊子。蔡志忠就問，為什么大陸知識分子都這么愛談論政治呢，臺灣的知識分子就沒這么愛談政治。沙河先生就講了一個莊子的故事，叫適足忘履。如果你穿的鞋子很合腳，很舒服，你一天在外根本就想不起來自己穿了鞋子。如果你的鞋子里有一粒沙子，那就每時每刻你都知道自己腳上有一雙鞋子，鞋子里有一粒沙子。
　　這是第二點。第三點，回到剛才談到的“國度”概念，清教徒的世界觀是一個國度化的世界觀，所謂國度，就是用一個屬靈的眼界去看萬事萬物，然后看到了真正的主權所及。眼睛看得見的叫國家，眼睛看不見的叫國度。宇宙萬物，都在兩個國度里面，一個是亞當的國度，一個是基督的國度。有一位神學家說得好，在上帝眼里其實只有兩個人，一個是亞當，一個是基督。全人類都懸掛在他們的腰間。有人以為基督信仰是一種個人主義精神，這是被世俗化的學術所誤導的看法。基督教的人觀，第一是整全的人觀，就是身體靈魂同在一元的位格中。第二是群體的人觀，地球上只有一個人類，而不是有60億種人類。沒有任何宗教像基督教這樣，能夠賦予人類一個完整的共同感。不錯，在上帝眼里，每一個單獨的人都是那么的獨特。但在上帝眼里，所有人又都是同一個人。所以在圣經中，上帝稱呼雅各為以色列，也稱呼以色列民族為雅各。
　　這就是一個國度化的宇宙世界。一切犯罪的，都在亞當里不能自拔。一切基督的門徒都在基督里，成為他的身體。亞當的國度，就是被罪的權勢所束縛的國度，所以也就是撒旦的國度。人類的歷史，就是這兩個國度的爭戰。這個爭戰因為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們死，又為我們活。圣經清楚的告訴我們已經“得勝有余”了。已經把救拔了罪人，把他們從撒旦的國度遷到基督的國度里去了。但這個屬靈國度中的勝利，要落實在我們的個人生命和歷史處境當中，是需要每一個人以信心去回應，去領受，去經歷的。所以對每個人而言，對世界的歷史而言，這個爭戰仍然在繼續當中。于是基督徒看十字架之后人類歷史的意義，就是心靈與處境的對峙。
　　這時你看，基督徒對自由的理解就與自由主義者完全不一樣了。自由主義說你必須給我劃定一個個人權利的范圍，就像孫悟空給唐僧畫一個圈。里面的內容就叫做自由，“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進來要先敲門。這叫做消極的自由。但保羅談自由，是在一個靈魂的國度當中去看人的自由。首先他說，我們有犯罪的自由，卻沒有不犯罪的自由。他說自由不是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而是你想不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但是保羅嘆息自己沒有這樣的自由。我說明天早上起來戒煙，后天開始我不睡懶覺了，我要早上6點起來下去跑步，大后天開始任何人罵我，我都不記恨他。我要對每一個人微笑。結果第二天起來呢，你第一個就沖著老婆大吼大叫。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人的“自由意志”有能力讓我們自由地犯罪，卻沒有能力讓我們自由地不犯罪。所以路德說，人因為原罪而喪失了自由意志，我們的意志從此被罪所捆綁，想犯罪時我們的意志特別強大，想不犯罪時我們的意志就軟弱無比。
　　然后保羅說，我的心里真是苦啊，“立志為善由得我，行出來由不得我”。保羅看到，這才是我們生命里頭最根本的一種處境。而這個處境和制度沒有關系。我知道有人被稱為“民主斗士”，但在家里他一樣打老婆。這筆帳你總不能算到共產黨頭上去吧。如果你的靈魂不自由，你的心中有罪孽、苦毒和怨恨，任何制度的轉型也不能給你自由。仿照伯林的說法，想不做的惡，你避免不了，這叫做“消極的不自由”。想做到的善，你做不出來。這叫做“積極的不自由”。因為我們的心靈，無法勝過處境。你自以為自由，其實你的一舉一動跟實驗室里的小白鼠沒什么差別。人家一對你好，你就笑。一對你不好，你就生氣。你什么時候生氣，什么時候笑，就跟條件反射式的，是由處境決定的，是由別人決定的。不是由你的心靈決定的。基督徒把這個叫做不自由。所以他的信仰，就是在耶穌基督里保守他的心，在基督里勝過這個世界，從此不再被處境所決定。基督徒把這個叫做“分別為圣”。分別為圣就是自由。
　　接著第四點，就是人在世界中的使命。基督教有一個很重要的觀念，就是呼召（calling）。什么是呼召呢，圣經描寫上帝創造萬物時，說上帝“稱光為晝”，稱暗為夜”。這個“稱”就是呼召，也是命名。原來萬物都是上帝“呼召”出來的。你可以想到一個成語，叫“呼風喚雨”。人也是上帝“呼”出來的，是“呼召”出來的，不是“忽悠”出來的。上帝吹氣給塵土所造的人，使人成為活人，成為有靈魂的人。所以創造和命名其實是一回事，創造和呼召也是一回事，創造就是為了呼召。所以人的被造，跟人在萬物中的使命直接相關。什么使命呢，就是《創世記》所說的“修理看守”的使命。上帝創造亞當和夏娃之后，“就賜福給他們，又對他們說，要生養眾多，遍滿地面，治理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魚，空中的鳥，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人是被造物中最高的，神造萬物的目的，是為了把萬物托付給人，治理、管理。這是基督徒世界觀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托管的原則。基督徒不但不承認政治國家有完整的主權，也不承認人間有完整的所有權。所以你學法律就知道，只有法國、德國這樣驕傲的國家，才設計出“所有權”的概念。英美普通法里面，只有“財產權（property）”，沒有“所有權”這種狂妄的概念。因為普通法是基督徒的法律傳統。在他們眼里，我們不是萬物的所有權人，但我們是萬物的托管者。所以人被創造，就是從上帝那里領有使命，要愛惜這個地球，要治理這個世界。這叫作“管家神學”。人犯罪后，把這個使命搞砸了。但地球存在一天，這個使命就依然存在。救贖的目的不是取消這個使命，而是回到這個使命，在基督里成全這個使命。所以基督信仰是積極入世的信仰，而不是避世的宗教。避世是殘缺的世界觀的產物。
　　每個基督徒都是在呼召之下積極入世的。但天主教時代，把神俗之間過分對立起來，你做神職人員，就是領受呼召的，你如果賣豬肉，好像就說不上神圣了。新教改革澄清了這種二元論的世界觀，認為人人是祭司，人人有呼召，基督徒的使命就是在世俗生活中把那個屬靈國度中的榮耀彰顯出來。這樣就形成了清教徒的天職觀。前面說到韋伯，他認為近代資本主義的精神，與清教徒（加爾文主義）視自己從事的工作為圣職的觀念密不可分。這就是近代“職業”觀的產生。“職業”這個詞最早就是呼召的意思。而當我們今天說這個詞，已完全是另外的味道了。比如你說，我做律師只不過把它當作一份職業，你想說的是我做這個不過是為了賺錢，養家糊口而已。我并沒有在這上面寄存我太多的生命的理想和價值。或者用中國文化的概念說，只是“安身”而已，而不是“立命”。但放在兩三百年前，一個清教徒說這是我的職業。他的意思是指向“立命”的，不是指向“安身”的。當你說這是你的職業，說明你是一個懷著很強使命感的人，哪怕你只是一個掃煙囪的，但用《圣經》的話說，就是“或吃或喝，都是為了神的榮耀”。
　　不過韋伯是從社會學和宗教學的角度去評價這一切，而不是把清教徒的天職觀放回基督教的那個整全的世界觀中去觀察。他點出了重要的問題，但無法完整的闡釋這一切。因為韋伯一生對基督教大公信仰困惑重重，尤其對加爾文主義所理解的那一位上帝，始終懷著怨恨和距離。而在當時，一個價值多元的世界已經轟轟烈烈的向著新世紀敞開了。于是面對奧林匹斯山上的“諸神”，韋伯開始把價值和事實分開，認為知識和學術可以離開價值立場，而且必須離開價值立場，卻仍然具有客觀性。這是對基督教世界觀的一種背叛，也是對奧古斯丁說“除非相信，否則不能理解”的知識論傳統的一種背叛。但韋伯由此開創了近代學術的傳統。他的兩篇演講“以學術為業”和“以政治為業”，就是在離棄上帝“呼召”的背景下，對清教徒職業觀的一種繼承。今天中國的許多知識分子，對思想學術的某種準信仰的立場，就是從韋伯這里來的。當然還有一部分是士大夫精神的遺留。
　　18世紀英國福音大復興的時期，有一位著名的牧師叫衛斯理。他有一句名言，概括了清教徒商人的職業精神。就是“拼命的賺錢，拼命的省錢，拼命的捐錢”。直到20世紀，你在英美的一大批企業家身上，還能看到這個影子。第一個億萬富翁摩根回答記者時說，我的成功得益于媽媽從小告訴我的三句話，第一是凡事謝恩，第二是有了錢就捐出去。第三是每周星期天早點去教會，坐第一排。韋伯在他的書中，也論證了這種清教徒精神是怎么讓資本主義變得如饑似渴的。但今天，很多人有一種過于實證主義、過于經濟學的觀點，認為市場也好，民主也好，都是追逐利益的沖動在妥協下的產物。好像你只要足夠愛錢，就能愛出一個資本主義來。甚至有人說，要“騙出一個體制”來。但是清教徒的歷史，英美兩國的歷史也許可以讓你看到相反的另一面。就是你足夠愛上帝，愛真理，愛公義，你就能愛出一個憲政民主來。
　　這是我簡單談的基督徒的世界觀，它的核心就是上帝的主權。它的兩個關鍵詞一是審判，二是救贖。這個完整的世界觀在清教徒時代被表述得最完整。但我說得并不完整。我歸納一下上面的四點。第一，宇宙世界的本質是一場屬靈的爭戰，靈魂世界決定物理世界，上帝之城高于地上之城。第二，歷史是上帝永恒計劃展開的舞臺，上帝不但創造，而且護理著這個世界。這個永恒的計劃就是人的被造，人的墮落，和人的被救贖。救贖的歷史決定世界的歷史。第三，宇宙是一個國度化的宇宙。只有亞當和基督兩個國度，只有毀滅和救贖兩個結果。宇宙沒有第三條道路。第四，人活著就是為了領受上帝創造、拯救和呼召的使命，去托管宇宙，看顧萬物，和彼此相愛。
　　最后一點，是末日論和最后審判，是基督教世界觀下對審判權的理解，這和憲政民主學說有更密切的關系。這一點我單獨談，也就是今天的最后第5個部分。

王怡 2013-08-23 16:4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