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神親嘴》第三輯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們控訴運動：反右和文革的操練

簡體傳統

控訴運動：反右和文革的操練

　　50年代初期，“三自運動”將鎮反中的控訴會、批斗會引入教會，成為以后在反右、文革等歷次政治運動中，中共對付知識分子的一次思想改造的操練。
　　盡管周恩來的三次脅迫，要求基督教展開自我批評，清除教會中的“帝國主義走狗”。但吳耀宗等現代派領袖，在教會中的影響力還不夠掀起一場大批判運動。“三自革新運動”亟需政府的直接推動。于是周恩來授意由郭沫若（時任副總理）出場，1950年12月29日在政務院作《關于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文化教育救濟機構及宗教團體的方針的報告》，政務院隨即制定了相關條例。郭沫若在報告中稱，“接受美國津貼之宗教團體，應使之改變為中國教徒完全自辦的團體”，并對周恩來一手策劃和授意的三自運動，欲蓋彌彰地聲稱，“政府對于他們的自立自養自傳運動應予以鼓勵”。十幾天后，吳耀宗率26位基督教領袖發表宣言，表示擁護政務院的方針，歡迎政府進駐教會。當局開始直接插手教會，短短兩個月內，全國19所基督教大專院校、200多所教會中學、1700多所教會小學及基督教的醫院、孤兒院等機構，全部被政府接收。150年的基督教會，從此被趕出了主流社會。《解放日報》發表評論，宣布“教會學校”這個名詞被送進了歷史博物館。
　　1951年4月16日，由政務院宗教事務處（宗教事務局前身）在北京召集“處理接受美國津貼的基督教團體會議”，基督教各宗派、團體代表，包括與美國差會并無任何關系的獨立教派領袖，如聚會處的倪柝聲，山東“耶穌家庭”的敬奠瀛等，共154人，均在政治壓力下出席政務院的會議。受邀請的教會領袖中，只有王明道一人，給政務院回信，聲稱“敝會堂從創立迄今, 向未接受外國津貼”，因此恕不參加。
　　吳耀宗在這次會上，就8個月以來的三自革新運動向政務院作了匯報，表示三自宣言的簽名者已達全國基督徒的百分之十八。教會的講臺已開始宣講愛國愛教的道理，在上海、南京、天津等各大城市，教會已懸掛了國旗和領袖畫像，并組織信徒上街，參加反帝愛國的游行。然后他說，當然運動開展得還不夠深入，很多人的簽名“僅是為了敷衍”。
　　但陸定一代表政務院作主要講話，傳達中共更為嚴厲的宗教政策，他宣布，這次會議的目的就是要徹底肅清一百多年來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的影響。他提出三個強硬的要求，第一，基督徒必須向他們中間的“披著宗教外衣的美帝分子”展開一場斗爭，第二，基督徒必須積極參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鎮壓反革命運動，第三，三自宣言的簽名還要繼續擴大。
　　在當局脅迫和“不信派”領袖的組織下，這154人在會上通過了《中國基督教各教會各團體代表聯合宣言》。表示要“最后的、徹底的、永遠地、全部地切斷與美國差會及其他差會的一切關系，實現中國基督教的三自”。沙百里神父評論說，這意味著對基督信仰的普世性和超越性的徹底否認，從此教會的信仰“在民族主義理想的周圍匯集起來”，而不再與“足夠的基督教的基本要義”相關。《宣言》進一步提出，教會要“協助政府檢舉潛伏在基督教中的反革命分子和敗類”，并在各地基督教教會及團體中“積極展開對帝國主義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控訴運動”。
　　從此，一場二千年基督教會史上罕見的賣主賣友的檢舉和控訴運動，在中國基督教內轟轟烈烈的展開。
　　
　　為了讓基督徒學習如何控訴自己的弟兄，會議特別舉行了兩天“控訴大會”。18位與會代表粉墨登場，從第一位來華的傳教士馬禮遜起，從西方傳教士一直控訴到自己本土的弟兄。在此，將這些在中共面前控訴弟兄的部分基督徒領袖列舉如下：
　　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干事崔憲詳
　　中華基督教會總干事邵鏡三
　　女青年會全國協會學生部主任施如璋
　　（以上三人控訴美南長老會宣教士畢范宇）
　　廣東基督教協進會總干事胡翼云（控訴前任總干事駱愛華）
　　中華衛理公會的江長川（控訴其同工陳文淵）
　　青年會全國協進會副總干事江文漢（控訴前任總干事梁小切）
　　中華圣公會主教團主席陳見真（控訴該會云南主教朱友漁）
　　
　　此外，陳崇桂帶頭作《我控訴美帝利用宗教侵略中國》的發言，從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罵起。但身為神學院院長，竟漏洞百出，胡編亂造。譬如說馬禮遜起草了南京條約，但馬禮遜在此之前8年就已去世，事實是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在中英談判中担任過翻譯。最觸目驚心的控訴者，則是青島基督教聯合會的書記，可惜只知他姓王。他控訴當時已作為反革命分子被捕的青島傳道人顧仁恩，并聲嘶力竭地問下面154位基督教領袖：“這樣的人, 該殺不該殺？”
　　臺下有人便喊:“該殺”。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消息，說“臺下響起一片‘該殺、該殺’的怒吼”。
　　一個全國控訴運動的樣板就這樣誕生了。在大汗淋漓的控訴大會后，產生了一個假基督教會的領導機構，“三自革新運動籌備委員會”。吳耀宗當選為主席。他在后來成為三自機關刊物的《天風》上發表感想，說“基督教的團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現在, 在政府領導之下, 基督教的各個宗派、各個團體卻在愛國主義的旗幟之下團結起來了”。代表們回去各地，傳達大會精神。三自籌備會召開第一次會議，通過了“普遍展開對潛伏在教會內部之帝國主義分子及敗類之控訴運動”的決議。其中號召基督徒們“可以先在每個教堂內舉行控訴會，然后舉行全城教會的控訴大會”。并告誡各地教會要開會控訴會，就要“得到當地人民政府的指導與協助”。籌委會說，要“注意按照先緊張、后緩和、再緊張的程序”，才能開好控訴會，并要把控訴詞記錄下來，“交給當地報紙發表”。
　　王明道堅決反對控訴會，認為與圣經“不可論斷人”的教訓有違。他說，對有罪的弟兄，只能按著《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原則進行，而不是通過控訴達到某種政治目的。但吳耀宗反駁說，“控訴完全符合耶穌的教訓”。他解釋《馬太福音》第廿三章，說“這就是耶穌對文士和法利賽人的一篇最有力、最深刻的控訴”。籌備會成立短短兩個月，全國已有63處舉行了控訴大會，到了年底，123個城市的教會舉行規模較大的控訴會228次。因為王明道的影響力，北京的控訴大會效果不好。于是“三自”在它的發源地上海舉行了一次空前的控訴大會，竟有基督徒一萬余人參加。吳耀宗在會上帶頭控訴，說，
　　“美帝國主義派傳教士到中國來傳教, 其目的就是把基督教當作它侵略中國的政治工具, 使中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他們派遣傳教士到中國來, 走遍全中國, 偽裝傳揚福音, 實際上他們是在進行情報間諜活動”。
　　吳耀宗接著控訴“美帝國主義在基督教教會與團體中豢養的一批所謂教會領袖”。點了十余名本土傳道人的名字。控訴大會結束前，全場歡呼：“中國共產黨萬歲! 毛主席萬歲！”
　　
　　為了消除部分信徒的心理障礙，一些牧師甚至站出來分享控訴中的“屬靈快樂”，如崔憲詳在大會上詳細描述自己在控訴的前一夜如何因內心掙扎不能入睡，但經過“思想斗爭的痛苦”，他終于得到了“事后的快樂”。崔憲詳表示，他下了最大的決心，要號召他領導的中華基督教會2，000余所教堂的負責人，推行這樣的愛國控訴大會。當選為三自籌委會秘書長的劉良模，甚至極其無恥地宣稱，控訴之后“心里面的愉快是說不出來的。這就是我們基督教里面所說的‘重生’的經驗”。
　　籌委會還將控訴運動的成績，列為一個教會或團體建立三自分會的條件。甚至一個教會必須控訴最少4名會友，才能向政府申請免征房地產稅。然而，就和后來的歷次運動一樣，一旦人心中的撒旦被釋放出來，就連三自籌委會這個魔鬼的代言人也無法控制控訴的浪潮。既連主都賣了，賣弟兄還有什么障礙。一些基督徒在一種絕望、恐懼和陰暗的復雜心理下，以撒旦的方式對付撒旦，開始把控訴的烈火燒向一部分支持三自的教會領袖。1951年9月，信徒翟美德在《天風》上發表《我控訴帝國主義走狗楊紹唐》，楊紹唐是籌委會的常委，后任三自會副秘書長。同月南京聚會處舉行控訴會，控訴領袖倪柝聲的美帝陰謀活動。接著，神學家趙紫宸被控訴有親美思想，被撤銷院長職務。如果說這些被動依附的三自運動的邊緣人物被打倒，籌委會仍然樂見其成。但同年7月，三自的副主席陳崇桂在重慶神學院的控訴大會上，意外地受到控訴，控訴者幾乎全是他的學生。這一幕使三自教會領袖人人自危，于是一些人為避風險，站出來自我檢討。如賈玉銘主動揭露自己無意中與美帝國主義的聯系。就連真耶穌教會的領袖魏以撒，和美國差會沒有任何關聯，也在《天風》上發表《我的檢討》一文，自污其面。
　　與此同時，“三自籌委會”也成為對文化界進行思想改造的試驗田。從1951年11月開始，他們在教會中推行思想改造的政治學習，舉行第一屆基督教政治學習班。他們的經驗被全國政協采納，后者在第二年初通過了《關于展開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學習運動的決定》。但教會的思想改造運動在早期推廣不力，僅在北京，就有11個獨立教派的代表公開拒絕參加學習班，我在此寫下他們的名字：
　　王明道、袁相忱、畢永琴、王鎮、彭宏亮、吳慕迦、王偉明、張周新、陳善理、吳文靜、劉秀穎。
　　一年后，華東局宗教事務處處長在一次全國性基督教會議上批評“很多人學習不認真，參加秘密聚會的人越來越多”。1953年5月，籌委會要求任何教會都不得請王明道、王鎮、袁相忱等人去講道，意圖迫使這11位教會領袖就范。從1953年8月起，除這11個基要派團體外，北京其他教會的牧師、傳道人都必須參加教牧人員學習班。
　　到1952年底，控訴運動進入尾聲。至此中國基督教幾乎盡數投入三自的勢力范圍，剩下一小批持守真道的門徒，轉入地下的秘密聚會。這一場三自運動，偏偏從現代派的新教徒開始，隨后推行到中國的天主教和伊斯蘭教中，甚至連佛教和道教也受到牽連。共產黨以基督新教為突破口，在短短三五年間，成功地在每一種宗教中都建立起大一統的傀儡機構。
　　
　　作為基督徒，我不能不承認，1949年后的中國新教徒是罪孽深重的。中國基督徒所信仰的那一位上帝，從此將他的咒詛臨到了這個黃皮膚的族群。叫大廈傾覆，天地為之昏暗。中國人這50年來的政治災難，不但因為共產黨史無前例的倒行逆施，也因為中國的基督徒普遍性地背主，而使他們的同胞受到了詛咒。一方面，一部分持守真道的基要派基督徒，選擇了與這個國家一同受難，并以自己在一個殘忍時代的信仰與良心自由，為中國帶來了祝福。但另一方面，廣大的基督徒或受新思潮的沖擊，或為躲避苦難而選擇了背棄信仰，這一選擇使整個中國從此陷入更大的苦難。他們不但將耶穌基督重釘于十字架，而且將他們的基督徒弟兄、他們的天主教弟兄，甚至也將他們的全體同胞一起賣給了撒旦。
　　回頭來看，像王明道、吳維尊這樣的基督徒，才是真正的愛國者。他們甘心委身于自己的族群，委身于上帝讓他們活在其間的那個時代。他們知道，要在黑暗的世代里“愛自己的鄰人”，為福音作美好的見證，只有一條路——就是在苦難來臨時并不躲避，像十字架上的基督一樣存心順服、默然不語。今天，中國的基督教會要爭取信仰自由，并希望得到主流社會的理解和支持。基督徒第一要做的是悔改，為教會在1950年后整體性地背主并依附于共產黨政權，而在上帝和國人的面前認教會的罪。
　　但今天許多家庭教會的基督徒，仍有一種狹隘的眼光，僅在基督教的內部強調其與“三自”的對立。這是不錯的，但是，如果一個基督徒相信這是“天父的世界”，相信歷史的超越性，那么教會就不單是一個受害者。基督徒就必須把眼光放到教會的背主與國家命運之關系上，把自己在1950年后所受到的逼迫，與整個民族這50年來在鎮反、反右、文革、民主墻、64屠殺中所受的所有苦難連在一起來看。在1950年，共產黨選擇了首先拿基督教開刀，使教會幸運地站在了一個為他的同胞受苦擋災的位置上，但教會卻從這個位分上跌倒了，在共產黨對文化群體的第一波迫害前，喪失了“光和鹽”的管家職分。接著，一場又一場更大規模的災難就臨到了整個國家。今天一個基督徒若看見這一點，就應為此而懺悔，替自己的弟兄認罪。凡事皆在上帝的主權之下，但人卻要為自己的本分受到審判。如果沒有“三自運動”中數十萬基督徒的集體跌倒，如果在1950年，中國教會中有一萬個王明道、一萬個吳維尊，后來的反右運動和文革是否還會那么輕易的發生？
　　盡管家庭教會活出了一個殉道和護教的傳統，但“三自運動”始終是從新教而起的，加上教會的普遍性背主，這依然是每一個基督徒在國人面前的恥辱。同樣也是曾為這個民族帶來詛咒的一部分。以這一眼光來看教會與“三自”的關系，家庭教會的基督徒第一要做的，不是自以為義，而是來到上帝和國人的面前，為中國的教會認罪，并為那些至今被“三自會”所轄制的弟兄姊妹禱告。懇求上帝按他的意思，叫他的兒女脫離被擄巴比倫的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