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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自《追憶吳宓》，李繼凱、劉瑞春選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1月版）

 

《吳宓日記》無張紫葛三字 帶著4000冊書逃難！ 關于朱小姐 不知仲旗公之名 《觀且感》真相 死人教沒有出生的人！ 《黑夜送別》是捏造 厚誣陳吳二先生之交 顛倒了吳先生

 

自陸鍵東《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出，世人更知陳先生之孤懷卓犖、高風亮節。近有張紫葛《心香淚酒祭吳宓》一書，自稱與吳先生為38年的生死之交，是書之作，乃為“以心香之誠，淚酒之悲，紀其實而存其真”，在封底更揭曰：“謹以此書祭奠吳宓，祭奠千千萬萬在中國史無前例的文革劫中，含憤忍冤殞沒的莘莘學者書生；并祈愿，哀慟不再，災患不再，悲劇不再。”果如此，則其用心立志可謂光明正大，宜乎受到世人的歡迎了。此書確實也曾一度得到不明真相的讀者歡迎。以陳吳兩先生之一世深交，以兩先生之思想與共，以兩先生之道德高尚，以兩先生之學術覃深，兩部據實記述二先生之作，應該可成雙璧。然而，細審之下，大謬不然。陸書言必有據，信而可征，根據大量檔案資料、文字記載和訪問筆錄，寫出了真實，寫出了真實可信的陳先生及其時代背景。張書則多向壁虛造，穿鑿附會，虛構了一個吳先生，乃成對吳先生之誣，對吳先生道德人品之誣。雖假托至交，編飭成書，可以欺不明真相之讀者于一時，畢竟不能得遂其志于永久。此所謂“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也。吳先生乃方正之君子，在世之時，以其方而時為人所欺，想不到逝世十九年之后，竟亦為人織造了一個顛倒了的形象。但是，罔其非道，則萬萬不能，雖不能起吳先生于地下而辯之，吳先生的友人仍在，吳先生的學生還在，學界人士愛吳先生尊吳先生者多多，辨別是非真偽，大義所在。忝為吳先生弟子，此文之作乃為辯誣。其已見于季石《〈心香淚酒祭吳宓〉質疑》（1997年5月29日文匯報《筆會》）者，不贅。



吳先生一生寫《日記》不輟，這已是學界所共知。與吳先生熟悉的朋友，看過吳先生《日記》的人更知道，凡與吳先生有交往的人，即使一面之緣，吳先生也在《日記》中記上姓名及因何得見。數年前，吳先生女公子學昭整理先生《日記》，即告我寫一簡介以作《日記》注解，說是《日記》中寫及我。所知，在上海同時被通知寫簡介者，尚有同學多人。我們這些同學，當年都讀了吳先生的教課，男同學且與吳先生同住在男生宿舍，接觸不算是很少，吳先生筆而記之，猶可說。友人王勉，是西南聯大社會學系畢業的學生，在聯大讀書時未選讀吳先生教的課程，只是一次日機空襲昆明，在防空洞中與吳先生相遇，交談數語而已，昨日晤王君，說是也曾得通知寫一簡介，以備《日記》之注。可見吳先生《日記》不漏相識之語不虛。張紫葛先生自稱與吳先生為三十八年的生死之交，何以在先生《日記》中不見半點蹤影？張紫葛為此在書內精心編造了一個吳先生“改造日記”的神話，說是吳先生為了保護這位生死之交，把凡是涉及張紫葛的，全都改造了。不是簡單地抹掉，而是徹底地改造，剪裁，重寫，裝訂，等等，一看之下，竟是“天衣無縫”。此等神話，徒令細讀《吳宓日記》的季石厥倒，季石《質疑》之文詳述其事，人當服其文之可信。《吳宓日記》只此一份，皆如先生在世所寫原樣，將陸續出版，國人得而共讀，張紫葛為此不經之說，勿乃欺人欺世太甚。



張紫葛在書中《后記》（頁455）有一段話：“至抗戰前夕，他（指吳先生）的私人藏書已逾（按原文誤為愈）萬冊。其中不少珍版善本。南下赴長沙時，他選帶了4000 本之譜，其余均寄存在北京親戚家中。經過長沙南逃，過香港，轉云南，所帶圖書少有損失（振常按，不知是否為稍有損失之誤）。于1939年挑了1000余冊贈給了西南聯大圖書館。1944年至成都，鑒于內遷的燕京大學圖書嚴重不足，他又挑了千余冊贈給燕京大學圖書館。”按，吳先生于1937年11月7日偕毛子水等離平赴津，乘船至青島，登膠濟火車，到漢口，又換乘粵漢火車，走走停停，于11月19日到長沙（據吳學昭）。路上行程共12天。以一文弱書生（加上陪行的幾位）竟能在交通困難、旅途擁塞的抗日戰火中，攜帶著4000冊書的重負長途跋涉，真是不可想象的事。張紫葛先生是經歷過抗日戰爭的，他自己能相信嗎？

吳先生到成都燕京大學之時，我正就讀于燕大，未曾聽說先生向燕大圖書館贈書的事。那時我們圖書館的書，的確少得可憐，小小一間書庫，大約千余本而已。圖書館主任是梁啟超的女公子梁思莊女士，同學和梁女士都常埋怨書少。如果吳先生一下贈書千余冊，是件大事，會傳開來的。張書中沒有提吳先生贈送的千余冊書是自己從昆明帶到成都，還是后來托運到成都的。按吳先生于1944年8月23日自昆明出發，經貴陽、遵義、重慶、白沙到成都，于10月26日傍晚到達成都，時已在湘桂大撤退之后，入抗戰后期，交通情況更壞，所以吳先生行程竟長達兩月之久，自更不可能帶著1000多本書經此長行。為張紫葛解，好在他沒有說吳先生是親帶千余冊書同來的。吳先生和我們同住在華陽縣文廟的男生宿舍，猶憶吳先生只身一人住一小屋，行李簡單，書籍無多，孤燈如豆，極為凄涼。此題所談是極小的小事，雖極小之事亦作偽，大事如何，可知矣。



張書（頁269～275）講了一段所謂朱小姐偕其兄于1953年4月自天津遠道來重慶探望吳先生的事。抗日戰爭開始之前，朱小姐在北平女子文理學院讀書，吳先生在此校兼課，朱小姐是吳先生的學生。吳先生由北平南下，由朱小姐陪同至天津。又由朱小姐的兄長陪吳先生南下至長沙。據張書所述，朱氏兄妹此時忽來重慶，實因朱小姐在北平時就愛上了吳先生，此來欲圓舊夢。到渝后，才知吳先生已經和鄒蘭芳結婚，乃向張紫葛吐露衷曲，悻悻而去。張書此前寫到吳先生“改造日記”事謂：“1937年冬離開北平一節，刪去了朱小姐等平大女生掩護吳宓由平逃津；也就一并刪除了朱小姐的哥哥陪送至長沙情節。理由：如此情節留于日記中，也被認為汝吳宓處處惹草拈花，實為一‘道德敗壞之徒’。”（頁147）

按，季石所寫對張書的《質疑》，談到張紫葛所謂吳先生刪去有關朱小姐情節，季石文發表在《筆會》時此節被刪，茲引錄季石原稿如下：
“事實上，吳先生現存日記里詳細記述了抗戰開始時離北平南下的經過。如果真有朱小姐隨行，也實不必刪。因為吳先生當日照護同行一路到長沙的女生不是一個，而是三個，其中有陳援庵先生的女兒陳慈，卻沒有朱小姐，也沒有她的哥哥。當年是如何動身的，路經哪里，乘車乘船都發生了什么事，吳宓日記里可說是巨細無遺。當年的隨行者，如今健康、清明如昔，歷史豈是可以亂改的。至于朱小姐，確是在北平時吳先生的學生，與她的交往，在現存吳宓日記中也記得很具體。而吳先生日記所記與女性學生或女性友人的交往很多，也往往坦率記錄自己對她的觀感和想法。這些內容都完整保存，當然也無必要單單刪除有關與某一女學生來往的記錄，何況日記中有關朱女士的內容歷歷俱在，并沒有刪除。”



張書自稱在認識吳先生之前，先認識了吳先生尊翁仲旗公（按仲旗公為吳先生叔父。吳先生幼年奉祖母命，嗣與仲旗公為子，稱仲旗公為父、嗣父，稱自己父親為爹。先生終生敬事仲旗公，情過骨肉），他是奉了仲旗公之命與吳先生訂交的。張書詳記經過說，1939年他在重慶，時去于右任家或衙署，“彼時，我見于府有一位老年常客，很受于公尊敬。這就是于公尊稱為‘吳公’或‘仲旗公’的貴客。”“既然我們都是于府常客，自不免互相交談。吳公熟悉經史，尤愛春秋三傳，我更少年意氣，喜縱談諸子百家之說，因而一老一少，頗為投機。”一天，仲旗公問張知道吳宓否？方知仲旗公和吳先生是父子關系，即對仲旗公表示早已敬仰吳先生，愿為吳先生弟子，請仲旗公為之介紹。仲旗公表示愿介紹他們做朋友。“大約是1939年8月初旬的一天上午，”張紫葛應于右任電話召去于府，得見仲旗公偕吳先生在座。仲旗公對吳先生和張說：“希望你們做個兄弟般的朋友。”張表示愿對吳先生執弟子禮，吳先生則以為張是宋美齡的秘書而“不敢高攀”。“吳老太爺頗為不悅：‘你怎么說這些生分話？我斟酌久之，才給你們慎重介紹。豈可說出這些市俗客套話。’”于右任揀出張的兩篇文章給吳先生看，又說張是“后生可畏”，“將來未可限量”。吳先生當場看了文章兩遍，說是“很有梁任公行文之妙”。“吳宓就表示，很愿和我切磋學問。但一定要遵父命，作朋友。”張則堅持師事吳先生，還是經于右任一番開導，“就這樣，我們訂了異姓手足般的忘年之交。”

不憚辭費，引述張書，凡未讀張書者，當亦從此段引述得見張紫葛說來似是確切可信了。事實并不然，季石《質疑》文已證，檢索吳先生《日記》，不但張書所指之“1939年吳仲旗先生卻根本不在重慶，而是在陜西西安。”又證：“事實上，吳仲旗先生在其一生中始終就沒有到過重慶。”而張書所謂識吳先生之1939年8月初旬，季石列舉吳先生在昆明正忙于所辦的各種事務，亦無緣得去重慶。則張紫葛繪聲繪色描述的與吳先生在重慶于府訂交之事，只能是完全落空了。

事情更有讀者所不可能想到的一面，張書既稱屢見仲旗公，“一老一少，頗為投機”，仲旗公并為他介紹吳先生“做兄弟般的朋友”，怎么會在他自稱“寫成《吳宓的第三個28年》（振常按，當即為《心香淚酒祭吳宓》之原擬名），已洽妥，即將出版”之際，于1995年12月3日寫信給吳先生幼女學昭，說是“專函請你協助兩事”，兩事之第一事為“校正我記憶未清的幾點”。其第一點，赫然寫著：“你祖父和兩位姐姐的名字。”天下事的怪異還有過于此的嗎？對于這么一位屢見的“頗為投機”的長者，且是生死之交的至友的父親，竟然不知其名？說是一時記不起來了。張先生在他的《在宋美齡身邊的日子》一書中，不是以他的驚人記憶力自負嗎？且自述所以受宋美齡賞識并得為宋的機要秘書，即由于他的驚人記憶力而起。在這本《心香淚酒祭吳宓》的《后記》中，不是也說他的記憶力絕對可靠，所記“絕對準確”嗎？此事有待于張紫葛先生指教。



據張書所述，吳先生于1956年給他看了先生從1956年6月24日至1956年10月4日所寫札記一冊，共30則不到。張自稱印象最深的是兩則，一則題《茍不教，性乃遷》，藉為J女生補習古文事，闡發有教無類思想。一則題《觀且感》，述吳先生于1956年9月30日晚參加中共重慶市委國慶招待會及10月1日參加國慶觀禮情況。（張書頁310～321）

張文詳述《觀且感》的內容及吳先生的感想。張文寫得有聲有色，長達四頁，謂吳先生于9月30日下午乘市里派來的專車，自北碚乘車入城。“市委的國慶招待會，富麗堂皇。陳設華貴，宴饌豐美。宴席連綿，琳瑯滿目。首尾宴桌之間，遙遠難辨人貌。濟濟多士，其盛大有似歐美之國宴。……一省轄市之國慶招待會都有如此規模，亦可概見今日中華繁榮之一般矣。”“宴罷，接以盛大的舞會。……場內如云之美女，衣履華麗美艷。有短裙半襪，亦有窄裙袒胸，花色繁多，爭奇斗媚，卻是絕無藍色干部服。且伊等大多施粉著脂，香氣四溢，余乃大為快慰。”當晚宿市委第一招待所，“甲級房間，衾枕清潔。”次日，乘車至市中心解放碑觀禮，又是大篇描寫，大段感想，無非夸游行隊伍之雄壯，堂堂中華之氣象萬千。且勿論孤懷卓犖、憂道憂世之吳先生能為此庸俗不堪之文，表現出如斯受寵若驚之狀態與否，從事實看，1956年中共重慶市委的國慶招待會、重慶市國慶游行，都只是張紫葛先生的虛構，吳先生參加而發抒感想之說，更是張先生的想象。

今據吳先生《日記》，1956年9月30日是星期天，先生整天沒有進城。沒有什么人送來請柬，自沒有什么入城參加國慶招待會的事，而是在學校宿舍內“終日整理書物函稿”，“至深夜始寢”。10月1日先生倒是去參加了國慶慶祝會的，但不是在市里，而是在北碚區，規模并不盛大，如先生10月1日《日記》所述：“今年國慶節之慶祝游行，一切從簡。”所以沒有什么招待宴會，也沒有所謂的吳先生“登觀禮臺”，而是：“宓今日攜綠帆布鐵架義凳（又俗名馬乍子），在會場得安坐，免席地。”這一天的《日記》又記著：“晴，熱。國慶節。晨7∶30在操場集合，宓偕豫往。入隊，與史地系平、陶及呂烈卿（外文系）同列，隨校隊至北碚體育場。9∶00開會，11∶00畢。從平勸，宓與豫、陶徑歸，未參加游行。比宓等正午歸抵校，游行隊亦已散歸矣。”

事實就是這樣明白。張紫葛公然作偽。他為什么要作偽？看他書中寫1956年前后的吳先生，簡直活躍已極，對形勢極為樂觀，屢作“擁護”、“高呼”之談，盡是趨時媚世之調，甚至于平生不祝酒的吳先生，也高呼“為……而干杯”。（按，張書杜撰吳先生在宴席上喝醋而不喝酒之說，實則吳先生是喝酒的。）《觀且感》只是其一。1956年前后，階級斗爭的調子唱得少一些，形勢呈現緩和，確有不少知識分子為之歡呼，吳先生卻不是這樣的人，他始終是個遠離政治的學者，頭腦冷靜如初，厭惡政治如初，堅持維護中華文化如初。《觀且感》的思想，不符合于吳先生。不多舉，只引《觀且感》中一句：“今社會主義改造業已完成，實應舉國上下，萬眾奮發，致力于科學技術之精進，力求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之突飛猛進。”這就完全不符吳先生的思想。吳先生誠然贊成和擁護要搞經濟建設，但自1919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初識陳寅恪先生，多次傾談，即得共識：“而救國經世，尤必以精神之學問（謂形而上之學）為根基。”“今人誤謂中國過重虛理，專謀以功利機械之輸入，而不圖精神之救藥，勢必至于人欲橫流，道義淪喪。”（吳學昭：《吳宓與陳寅恪》，頁9～10）是以先生一生服膺中華優良文化，維護中華優良文化，舍文化而言科學技術與經濟建設，非先生之意也。張紫葛自稱與吳先生有深交，竟全然不顧吳先生一貫的思想，做此偽托，膽可謂大矣。

張紫葛確實膽大，大到可以公然搬出一個死人來作他的老師。請看下節。



張紫葛記他經張季鸞推許，拜見于右任。其書第三頁這樣寫著：

于右任問及我的家庭和求學經過，嘆為苦兒困學。復問師承，我答：曾拜門于清進士吳之英先生。于右任知道吳之英師與章太炎同窗于清儒俞樾的“春在堂”，盛贊吳師道德文章。又問先師授我何業，執何經。我簡單回答了幾句，說：“我拜門時先師年事已高，精力很差，尤其我少不更事，因此學無根底，有玷先師門墻。”

以上所舉，已經超越神話，只可于侯寶林的相聲《關公戰秦瓊》得之，或者與近年為氣死歷史學家而編制的“戲說”的所謂歷史題材電視劇相近。奇怪的是，編造此說之時，或寫作這本“事實可靠”的《心香淚酒祭吳宓》之時，張紫葛為什么不去查一查書？

按，吳子英，字伯朅，吳西蒙愚者，四川名山人。生于1957年（三秦記注：原書校誤，應為1857年），卒于1918年。四川尊經書院畢業。1887年后任通才書院主講、尊經書院都講、蜀學會主講、《蜀學報》主筆，推動戊戌變法。入民國后，任國學院院正。著有《壽櫟廬叢書》，是一位“熟精選理，尤好誦說司馬相如、揚子云之文”的人（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他是反孔健將吳虞（又陵）的老師，吳虞從他“問卿云之學，窮文章之奧”（《吳先生墓志銘》）。據香港90年代雜志社出版的張紫葛《在宋美齡身邊的日子》所載《作者簡介》：“張紫葛，1920年生于湖北松滋縣。”

這就奇了！一個1918年已經死了，一個1920年才出生，死了兩年的人怎么去收一個還沒有出生的人做學生，或者說一個死了的人怎么去收一個方呱呱墜地的嬰兒做學生。此事之偽，不辯而明。

謊話還有。吳伯朅并無功名，不是什么進士，也不是與章太炎同窗同為俞樾弟子。四川尊經書院是張之洞為四川學政時倡辦的。主講為湘潭王闿運，吳之英為尊經書院學生，何曾去做俞樾的學生。章太炎執贄俞樾是杭州的詁經精舍，非蘇州的春在堂。還有一層，吳之英所長是文章之學，由上引文可明，也就不會有于右任“又問先師授我何業，執何經”的說話了。開口便假，張君何以解釋。此事無關于張紫葛之記吳宓先生，讀之可作參考。



張書有《黑夜送別》一章（頁423～436），寫1976年11月吳先生將回老家陜西涇陽之前，在漆黑午夜中，偕劉尊一前來向張紫葛告別。張自稱于1958年以“反革命”罪被捕，判刑十五年，刑滿后送回重慶北碚接受“群眾管制”。吳先生來向他告別時，他方被斗爭了一夜，在回家的路上，被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吳先生和劉尊一叫住了，他們就是這樣在路邊告別的。書中（頁433～434）是這樣寫的：

今日吳宓收到陜西他妹妹吳須曼來信，打算叫她兒子（吳宓的甥兒）來北碚接他歸老家度晚年。吳宓決定今晚在這兒和我說幾句話。

吳宓：“是啊！紫葛，我可能最近就回陜西老家，……我視力昏，不能自理生活了。……今晚就算告別吧！”

后來，劉尊一告訴我，就在這黑夜送別后的第三天，吳宓的甥兒——他妹妹吳須曼的兒子突然來了。小伙子辦事伶俐，先找西南師范學院革命委員會辦好交涉，革委會同意他領吳宓回原籍去贍養后，他才來到吳宓的宿舍，見他舅舅。

張書又說，吳先生走時，有劉尊一送行。

這里有幾件事實須要辨清。一是吳先生被接回涇陽的時間，是在1976年12月。吳須曼在“文革”中，曾三次從涇陽來重慶探望吳先生，最后一次是在1976年12月來的，而非11月。這或許可說是張紫葛記錯了，那么，二，吳須曼是在12月到西南師院看見吳先生后，決定接先生回家，經先生同意，并得校方同意，同時電召其子王玕、女婿魯予生來渝接先生。其事極為倉促，先生何能有暇去向張告別？三，吳須曼之所以決定接吳先生回家，是因為她發現先生眼盲腿折，重病臥床，不能行走。吳先生既已不能行走，怎么可能去向張紫葛告別，且是“黑夜送別”？四，書中所寫劉尊一女士，是張的老朋友，張書多次寫《日記》記及劉尊一，說是“素不喜其人”，從不來往。據吳須曼回憶，她接吳先生回鄉時，只有校方前去送行，并無劉尊一其人。五，同據吳須曼回憶，三去重慶，從未見過張紫葛，也從沒有聽吳先生提起過張紫葛。這一點，只能留待張先生本人思考了。



張書《淡淡的悲哀》一章（頁348～353）厚誣吳先生，厚誣陳寅恪先生，厚誣陳吳二先生一生深厚的友情，不可不詞而辟之。

張書此章寫了吳先生1961年9月專程去廣州探望陳先生之行，開端似為陳吳二先生晤談做一總結，說是“兩人意見一致的是”，這已經夠怪了。兩位相交多年的至友晤面，暢敘別情，切磋學問，哪里用得著類如發表公報一般的形式，標舉一致的意見？而所謂相一致意見的第一條是：“都希望神州大地像1956年那樣發展下去。”吳先生未曾對1956年有過幻想，已如上文《〈觀且感〉真相》所述，陳先生更是如此，精研學問，撰述名篇，絲毫不為外界風雨所動。管它什么東西南北風，吹不皺一池治學的春水。既寫兩人意見之一致，就必有不一致的意見，接下去，果然出現了“卻也小有分歧”的字樣。

“分歧”云何？張紫葛舉出1952年7月8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的吳先生關于自己思想改造的文章，標題為《改造思想，站穩立場，勉為人民教師》。張居然說是，吳先生帶去了這篇文章，念給陳先生聽了。于是有如此一段妙文：

陳安靜地聽他念完全文之后，徐徐詢問：“文中所言，悉出肺腑，并無造作之詞？”“是的。”“秉筆為文之前，即知此文即將刊之報端乎？”“當然知道的。”沉默。吳宓折疊收拾好文章，陳寅恪才說：“他們沒叫我寫這樣的文章。當然，如果叫我寫，我也是不會寫的。這一點，你比我強。”吳宓默然，未置一詞。內心卻對陳寅恪的“壁立千仞”并很不贊成。但他未對任何人說過。（振常按，張書原文此段是分行排列，為省篇幅，我把它連寫如上）

以上所謂“分歧”，全是捏造誣陷。據所知，吳先生在思想改造運動中屢次檢查，未能通過，后在領導和同事“多方幫助”下，勉強再做檢查，文章乃被校方拿去公開發表，刊于重慶《新華日報》，相繼為《光明日報》及上海《大公報》全文轉載，吳先生對自己的違心之言和此種做法極為痛苦，時有自責之語。至同年10月2日有友人告訴吳先生，說是當局已將先生這篇思想改造文章譯為英文，對外廣播，“以作招降胡適等之用”，先生在當日《日記》中于此語之后，記下了“此事使宓極不快，宓今愧若人矣！”的痛心語言。《日記》中，同年10月3日陰歷中秋節，有《壬辰中秋》一詩，寫先生自責被迫寫思想改造文的違心，詩中有句云：“心死身為贅，名殘節已虧。”末句重申素志：“儒宗與佛教，深信自不疑。”此詩可以為先生作證。再引一事以為參證：吳先生是紅學大師，1954年“批判”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時，吳先生自不能免被強令寫文章批俞。這一回，吳先生是頂住了，堅決拒絕，然對此深感內心痛苦，同年11月19日《日記》云：“自恨生不逢辰，不能如黃師（按指黃晦聞）、碧柳（按為吳芳吉）、迪生（按為梅光迪）諸友，早于1954年以前逝世，免受此精神之痛苦。”對于“批俞”之事，尚且感到如此痛苦，何況是切身所關的“思想改造”之自污乎？對于這樣一篇極感痛心的文章，還能加以張揚，講與人聽，又是讀給幾十年心靈共通的陳先生聽嗎？其事之荒謬編造，人共識之。再舉一例。《吳宓與陳寅恪》頁145，引1961年8月31日《雨僧日記》述陳吳二先生是日談話內容，在“其間宓亦插述宓思想”后，出版時刪去數字，意義大變，應為“其間宓亦插述宓思想改造、教學改革經歷之困苦與危機”，原意甚明，對于思想改造與教學改革不滿也。

張紫葛的編造不止于此，更深一層的對陳吳二先生的誣陷，接踵而至。緊接前文，所謂吳先生對陳先生的“壁立千仞”很不贊成而未對任何人說過的話，“直到1974年吳宓在本書作者的那間小屋里和作者敘述這段往事時，才一一引舉如下。”按張書所述，吳先生所不贊成于陳先生的事是，陳先生對就任中國科學院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的條件“很欠明智”，“只可解釋為故意激惱對方”；紅專大辯論，大字報貼到陳先生家門外，陳先生不該生氣，不該詢問領導，不該提出辭職，不該提出搬出中山大學。如此等等，難于想象張紫葛是如何編織以陷陳吳二先生的。陳吳二先生已逝，說自由我說，但是，張紫葛忘了一條：吳先生廣州之行，留下了兩萬多字的《日記》。《日記》正在整理，陸續發排、出版以后，張紫葛何以對天下人？

張紫葛筆下此事未完。吳先生既有上舉“這么幾條（對陳先生）不以為然，卻是秘而不宣，這豈不是腹誹？少年莫逆之交，乃此腹誹，大非朋友之道。別后，吳宓越想越覺不爽。”于是，吳先生便擬再訪陳先生，“俾得坦率直陳，討論討論這些不以為然之處。”其實，吳先生計劃再到廣州，完全是為了視陳先生折膝之傷（陳先生于1962年7月入浴時跌倒，右腿骨折斷），吳先生于1963年10月得知此事，因而計劃去看望陳先生。幾次計劃出發，均因故未成。此中過程，詳記于《吳宓與陳寅恪》中，此書連同《吳宓自編年譜》，吳學昭曾寄贈張紫葛。張紫葛只顧抄錄于他“有用”之處，不惜歪曲和編造其他事實。

吳先生確實對于陳先生說過“壁立千仞”的話，那完全是對陳先生崇高的頌揚。1961年9月3日，在廣州，中山大學陳序經先生及夫人請吳先生在陳家早餐，相對暢談，陳序經先生又談到“解放后寅恪兄壁立千仞之態度：人民政府先后派汪篯、章士釗、陳毅等來見，勸請移京居住。寅恪不從，且痛斥周揚（周在小組談話中自責，謂不應激怒寅恪先生云云）。今寅恪兄在此已習慣且安定矣。”（1961年9月3日《雨僧日記》，轉引自《吳宓與陳寅恪》，頁146）則“壁立千仞”之語，可能是陳序經先生的原話，更可能是吳先生聽了陳序經先生對寅恪先生情況簡介后所作的概括，無論是前者或后者，都顯然是對陳先生的最高頌揚。“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無欲則剛。”試問，此種境界，不是對陳先生學問、道德、人格的頌揚是什么？自古至今，有多少人都以此種境界作為自己立身行事的箴言，企求達到這個地步。而張紫葛卻反其意而用之，反其意而加之于吳先生，以為是吳先生加于陳先生的微詞，何其妄也！

1961年9月，吳先生自廣州到北京，賀麟告訴吳先生，周揚曾主張調吳先生進京為中央文史館研究員，賀麟表示愿陪老師去見周揚，先生拒絕了。先生手訂的《吳宓自編年譜》（頁231）這樣寫著：“宓懼禍，辭未往。（若竟從之，后來周揚得罪，宓必致牽連。然謹慎不往，伏處西師，1968年以后仍受種種之懲罚與斗爭，則何如其往耶？）惟就此事而論，周揚實為宓之真知己，亦‘可人’哉！”到了張紫葛筆下，竟又拉扯上陳先生，顛倒為吳先生之拒絕訪周揚，是為了和陳先生比高低。張書（頁352）如是寫：周揚擬訪陳先生，陳先生先是拒絕，后經陳序經反復勸說，勉強同意。“到陳序經陪同周揚來訪，周揚態度謙遜，而陳寅恪卻很為矜持，并且主動問難。說有關領導人說話不算數，‘言而無信’。周揚耐心解釋，陳寅恪卻一再責難。然而周揚始終彬彬有禮。”（振常按，周揚后來在一次公開講話中，說他那次“不該激怒陳先生”。張紫葛何以解！）張書接著說：“陳寅恪以周揚來訪，矜態相見。吳宓上訪周揚，還請賀麟先容。我吳宓與陳寅恪情同手足，學問雖自愧弗如，品格歷來相同。奈何今天在周揚名下高下差別如此？兩相比較，能不自愧？”這是張紫葛論定吳先生拒訪周揚的一個理由，只能說是以己之心度君子。

陳吳兩先生一生的友誼，吳先生對陳先生的佩服尊重，兩先生心靈相通，患難與共，世所共知。張紫葛先生只顧自做文章，全不考慮。為了提醒張先生，于此稍加摘引陳吳二先生相知之深的證明。1919 年哈佛初識，傾談定交，終身皆秉初旨。《空軒詩話》有文述：“始宓于民國八年在美國哈佛大學得識陳寅恪。當時即驚其博學，而服其卓識，馳書國內諸友謂：‘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陳吳兩先生哈佛對談的內容，陳先生所談對于吳先生影響之深，具見于《吳宓與陳寅恪》一書所引《雨僧日記》，可為佐證。此后，清華國學研究院時期，兩先生所談更廣更深，關系于中國文化之前途，立身處世之道，以及立學之本，亦可覆按。1927年王國維先生自沉，對于兩先生影響極大，陳先生以為：“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作之人，必感痛苦，其表現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痛苦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王觀堂先生挽詞·序》）陳先生在寫成此文前，對吳先生談了以上觀點。吳先生謹受教，而表示：“而宓則謂寅恪與宓皆不能逃此范圍，惟有大小輕重之別耳。”這是兩位大師、文化巨人不惜以身殉文化的悲愴壯烈之語。吳先生讀王靜安先生臨歿書扇詩，有感寫成《落花詩》八首，痛陳文化衰落之苦，可參。因而，吳先生乃有王靜安先生靈前之誓：“今敢誓于王先生之靈，他年茍不能實行所志，而淟忍以歿，或為中國文化道德禮教之敵所逼迫，義無茍全者，則必當效王先生之行事，從容就死，惟王先生實冥鑒之。”（《吳宓與陳寅恪》，頁43）到了“文化大革命”，陳吳兩先生果然以身殉文化了。

正唯陳吳二先生的友情是建立在共同的認識和理想上，是真正的知音，便兩心相通，至死不泯，況之古人，伯牙子期，也不過爾爾，是以才有彼此間的關切。1961年，吳先生有廣州之行，后又多次計劃再去廣州，是一例。而在1971年9月8日，吳先生還戴著“牛鬼蛇神”帽子，在四川梁平勞動改造之時，竟以無畏的勇氣，寫信給中山大學，探問已經逝世兩年的陳先生下落。這不是一般常人之情，非心靈相通如二先生者不能辦。小而至于，1944年吳先生之離開西南聯大到成都燕京大學授課，就是因為陳先生到燕大去了，“遂決即赴燕京，與寅恪、公權（按為蕭公權先生）共事共學。”（《吳宓與陳寅恪》，頁110）甚而夢寐之間，吳先生亦念及陳先生。如1952年12月30日，《日記》記：“28日未曉，夢與陳寅恪兄聯句，醒而遺忘。”（《吳宓與陳寅恪》，頁133）1971年1月29日《日記》記：“陰，晦。上午身體覺不適，心臟痛，疑病。乃服狐裘臥床朗誦①王國維先生《頤和園詞》，②陳寅恪君《王觀堂先生挽詞》等，涕淚橫流，久之乃舒。”（《吳宓與陳寅恪》，頁154）1973年6月3日《日記》記：“陰雨。夜一時，醒一次。近曉4∶40 再醒。適夢陳寅恪誦釋其新詩句‘隆春乍見三枝雁’，莫解其意。”陳吳二先生作詩唱和、互道衷情之作甚多，備載二先生集，不引，只轉介未曾發表的吳先生一首詩之數句。上引1952年12月30日《日記》“夢與陳寅恪兄聯句，醒而遺忘”后，緊接“乃作一詩懷寅恪云”。其詩前四句為：“兩載絕音響，翻愁信息來。高名群鬼瞰，勁節萬枝摧。”第二句云“翻愁”，當指當時“思想改造”運動，可為前述對“思想改造”之痛苦感佐證。后二句自指肖小之徒對陳先生的攻訐。末二句為“昆池嗚咽水，只敬觀堂才”。自是言陳先生獨佩服自沉昆明湖的王靜安先生，亦可移用于吳先生以陳先生比王先生，而獨佩之。吳先生向以“受教追陪”于陳先生為榮，吳先生1959年7月29日《寄答陳寅恪兄》詩“受教追陪四十秋”可證，吳先生結識陳先生后之行事可證。

本節文字寫來較長，竊以為陳吳二先生之素志未必為人所盡曉，而二先生畢生相知之深，相交之篤，實是古道不泯，乃竟為妄人所歪曲和偽造。辯之，不只為止妄人之口，且為明正道、正人心也。



吳先生一生為保衛中華優良文化，獻身學術，樂道，明道，衛道，遠離政治，與現實政治無涉。先生早年有“二馬之喻”，即一面欲圖事功，一面欲“寄情于文章藝術，以自娛悅，而有專門之成就或佳妙之著作”，先生曾欲兼得此二者，所以喻為“譬如二馬并馳，宓以左右二足分踏馬背面摯之，又以二手緊握二馬之韁于一處，強二馬比肩同進。然使吾力不繼，握韁不緊，二馬分道而奔，則宓將受車裂之刑矣。”（1927年6月14日《雨僧日記》，據《吳宓與陳寅恪》引）先生所謂事功，不是入世謀政治上的事業，而是以自己的力量，組織人謀學術文化的發展，那就是先生與志同道合者創辦《學衡》，倡明國粹，融化新知；獨力主辦《大公報·文學副刊》，籌辦并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等等。這一方面的事業，和先生畢生研究學問，培育青年相并進。先生是以學人而兼為中國學術文化的組織者、倡導者與保衛者。先生畢生樂此，對現實政治不只遠離，而且厭惡已極。“文化大革命”批林批孔之時，先生甘冒被打成“現行反革命”之大不韙，而反對批孔，即是反對政治干預學術。與朋友交，不言政治，只談學術。在張紫葛筆下，吳先生變了一個人，不但熱衷政治，分析形勢，趨時媚世，樂在其中；對于他在解放初期享受的政治待遇，極感自得。還樂于“見大人”，如書中所謂的求見鄧小平（盡管不是為自己）。甚且杜撰給毛澤東、鄧小平算命這樣厚誣先生的不經之事。甚至于說，1956年匈牙利事件初起，先生竟能聯想到中國國內政治形勢一定會緊起來，這在一個純然不懂政治的吳先生身上，絕無可能。

吳先生為人光明磊落，方正純樸，心口如一，從不作謊語，不知如何應付人事，或可說是迂，或可說是書生意氣。因此，一生做過不少在旁人看來是傻事，在先生看來，則是道之所在、義不容辭的事。可是，在張紫葛筆下，吳先生是個工于心計的人，庸俗的人。這又是厚誣吳先生。

甚而在戀愛上，吳先生具有高尚的情操，而持柏拉圖式的精神戀愛觀。熱戀毛彥文，原出于抱打不平，既經卷入，光明正大，從不隱晦。張紫葛何能知此，拉出了個朱小姐千里尋先生，而先生呢，張書把先生寫成一個庸俗的人，一個鬼鬼祟祟的人，與朱氏兄妹分別，先生對張“輕輕嘆了一聲，念了一句仿《西廂記》崔鶯鶯的道白：‘嘆人生，煩惱填胸臆！量這般大小的車兒怎生載得起！’又轉頭對我說：‘此詞難諧我意。你別誤會，我并沒和朱某戀愛。過去不曾，現在更沒有。’”（頁275）先生不管是否戀愛朱小姐，都不會這么說。當年戀愛毛彥文，先生公開發表詩，有句云：“吳宓苦愛□□□，三州人士共驚聞。”何其襟懷坦白。這種境界，非庸俗人所能理解。張之出此，良有以也。

全書寫吳先生日常說話的語言，簡直是不堪卒讀。無論何時何地，書中的吳先生，一開口便是腐朽惡劣的文言，沒有半點活氣。吳先生無論講課，還是日常交談，從來是現代語言，沒有書里這種怪腔濫詞。張紫葛自稱與吳先生相交三十八年，對于吳先生的語言竟全無所知，也就夠奇怪了。

讀過全書，寫成此文，期待張紫葛先生有以指教。

1997年6月8日至10日深夜

 

唐振常 2011-04-11 20:2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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