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殉道與護教：中國自由史的篇章
 

　　最諷刺的，是一個號稱獨立自主，“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運動，卻建立了一個二千年教會史上罕見的徹底依附于政府、放棄圣經真理而接受現實政治目標控制的宗教組織。用吳維尊的話說，“這個‘自’，實質上是中國黨和政府對神在中國教會的絕對領導權，或絕對主權”。對基督徒來說，這已不是基督的教會，也不再是基督教信仰。一些公開反對三自、捍衛基督信仰和良心自由的，恰恰是當時中國的一部分獨立教會和本色化教會。而三自運動的主要目的，反而是要替當局消滅他們。
　　在極權主義的洪水猛獸前，人的尊嚴和良心的自由，如何可能站立得住。以此觀察1949年后的中國，41萬基督徒集體簽名加入“三自愛國運動”，是一件令人震驚的事。基督教在中國150年的宣教和扎根，當極權者到來時，卻都如草木禾秸的工程，一瞬間就軟弱跌倒了。但另一方面，1957年以后，在中國扎根了2000余年的儒家傳統和士大夫精神又如何呢？難得發現一個顧準，發現一個遇羅克，王元化先生說，“我們知識分子終于沒有全軍覆沒”。一位朋友曾當面毫不留情地回應，就算顧準沒有淪陷，和你老又有什么關系。
　　這話太尖銳，也很刻薄。但共產黨的確讓所有的知識分子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他們的知識和信念，并不足以支撐他們在獨裁者面前的人格。他們的脊梁輕易就斷了。而當時全國多達三分之二的新教徒，他們心中的上帝也任憑了他們的軟弱，他們的信仰也輕易跌倒了。就像舊約時代的以色列人，無數次的全國性背道，無數次偏離拯救他們的上帝。但亦如圣經所言，即使在這樣的全國性背道中，上帝也總會“為自己留下七千人”。在任何一個時代，圣靈都預備了他的見證人。好使耶和華神對亞伯拉罕的應許不會落空。總有“七千人”不會向著偶像屈服，不管這偶像是木頭泥巴，還是政治國家。
　　中國自由史上一段最令人震驚的篇章，就是在“三自運動”中，上帝也在黃皮膚的子民中為他“留下了七千人”。大約還有10萬左右的獨立教派的基督徒，從“三自運動”一開始，就以不合作、不服從的態度，走向家庭聚會，拒絕政府的思想改造。從而開創了1949年后中國家庭教會的傳統。也在中國史上第一次拓展出以非暴力方式、為著信仰抵抗專制的、一個活著的傳統。他們中的多數人只是消極不服從，在地下堅持秘密聚會。但也有個別的教會領袖，在政治高壓下公開表態，公開聚會，公開為信仰辯護。這種在宗教迫害中公開為福音辯護的人，在第一世紀的教會史上被稱為“護教士”。在1957年，1966年，和1989年，中國的知識分子們在政治逼迫中幾乎從沒有誕生過他們的“護教士”。但在50年代，中國基督教中出現了這樣的護教士。
　　堪稱中國基督教“護教士”的，是北京獨立教會的領袖王明道。他從一開始就公開反對三自，成為三自會的眼中釘。1954年北京教會召開對王明道的批判會。他在這一年底發表《真理呢，毒素呢》一文，針對吳耀宗的立場，宣稱“在圣經中，沒有‘帝國主義的毒素’，只有上帝純全的真理”。他告誡吳耀宗們說，
　　“你們不如爽爽快快說這種教訓是‘耶穌和使徒播散的毒素’，還比較誠實一些。我只問你們，我上面所引的這些經文是不是‘帝國主義思想的毒素？’如果你們不敢說‘是’，就請你們快些收起這一套恐嚇人的面具來。如果你們說‘是’，就請你們趕快脫去你們所披的羊皮，宣布與教會脫離關系，宣布你們不是基督徒，更不是教會的領袖。你們就爽快再組織一個‘反基督教大同盟’，再來一次‘反基督教運動’，至少你們所作的還比現在誠實一些。”
　　1955年，王明道再次發表長文《我們是為了信仰》，公開批評吳耀宗等三自領袖是“不信派”。反對與“不信派”結盟，反對與他們同工。宣稱道不同不相為謀，“信與不信不能共負一軛”。王明道的立場有兩個方面，一是政教關系上反對教會依附于政府，反對政府對教會的政治控制。二是反對三自領袖們的自由派神學，堅持圣經權威性和基督信仰的基本要義。而他的后一個立場，正是前者的根基。
　　這兩篇文章，不但是中國基督徒在20世紀持守信仰自由的經典文本，同樣也應視為中國人在20世紀持守良心自由的經典文本。尤其是《我們是為了信仰》一文，在教會內產生極大沖擊，一些加入三自的基督徒，也受這篇文章所感，退了出來。事實上，在1949年后的政治迫害中，那些堅持信仰自由、走向家庭聚會的基督徒，大多是被稱為“基要派”的基督徒。不持守圣經權威性的基督徒，在平日也可以做基督徒，但當國家的權威忽然變得嚴厲和殘暴時，他們心中就再也沒有比國家更高的權威和信念。本著圣經相信基督的人，遇上誰，他相信的都是基督。相信自己的人，一遇上共產黨，就連自己也不信了。
　　對上帝的信仰，成為這一批基督徒在極權主義面前的勇氣的源頭。也在他們軟弱跌倒之后，成為他們悔改歸正和重新站立的依靠。王明道發表《我們》一文后，當局決定逮捕他。1955年8月7日，他作了最后一次講道，題為《人子被賣在罪人手里了》。當晚王明道夫婦二人及18名信徒一起被捕。10月29日，當局宣稱一切“三自”以外的基督教活動，均屬非法。從此，不加入三自，即已構成被捕的理由。隨后三自會在各地發動大會聲討王明道，支持和同情他的信徒，在各地紛紛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被捕，其中包括廣州大馬店教會的著名傳道人林獻羔。甚至一位上海的女信徒，因“為王明道禱告”，以反革命罪被處管制20余年。另一位信徒替廈門的信徒買王明道的書，也被歸入“王明道反革命集團”，被判18年勞改。而王明道自己，在獄中經受14個月的折磨之后，最終支撐不住，于1956年9月簽署了警方擬定的一份悔改書，獲得釋放。
　　只要寫個檢討，承認錯誤，就可以洗澡過關。在反右、文革及歷次運動中，中國的知識分子幾乎沒有一人沒有這么做過。人們也體諒他們的軟弱，因為我們也一樣軟弱。直到今天，也很少有人為此懺悔，甚至不認為這是一種萬劫不復的罪孽。猶如巴金一生，從未真正悔恨過自己的謊言和罪過，從未說過一句關于文革悲劇的真話。卻仍然以倡導說真話之名，至今贏得全社會的尊敬。至于朱學勤先生忍不住說，巴老，你講了那么久“說真話”，你就好歹說一兩句真話吧。老作家邵燕祥先生前年出版《找靈魂》一書，將他歷次運動的檢討書一一公開，表示悔意。這是一種真正值得尊敬的對于失喪靈魂的尋找。而當年王明道出獄后，自覺已如彼得一樣背主，并在人前否認基督。經過一年多的休息和身體恢復，他在一個早晨，和老伴手牽著手，走進北京市公安局。對著每一個睜大眼睛的警察說，那份悔改書不代表我的信仰立場，我來這里，是來否認我的簽名。王明道再次入獄，被判無期徒刑，他的妻子被判18年。
　　那一個清晨，那一對牽著手的老夫妻，是一個真正信靠上帝的基督徒對苦難的回應。也是當我想起1949年后這個國家的一切苦難時，心中微小但卻堅定的溫暖。這樣的人物，從1950年到1958年，直到1979年，不是一個兩個，而是從傳道人到平信徒，從城市到鄉村，猶如星星一樣閃耀，于數十年政治逼迫中開創出了中國家庭教會的傳統。護教士的聲音，和殉道者的血，從十字架一直流到中國家庭教會數千萬信徒的身上。
　　
　　與此同時，“三自運動”的政治狂飆也刮到了天主教會。天主教神父們受到新派神學的影響很小，他們的護教和殉道甚至比大部分新教徒來得更加決絕，毫不動搖，并得到羅馬教庭的大力支持。教廷公使黎培理在致中國各主教的信中，公開反對三自運動。1951年9月5日，他被中共驅逐出境。1952年和1954年，教宗發出兩份通諭，《勸勉中國被難教胞》和《致中國人民書》，批評三自運動是要“建立一個不再是天主教的民族主義教會，它否認了基督信仰的普世性”。教宗激勵中國天主教徒保持信仰的堅忍和忠誠。無數與王明道類似的中國神父，如張伯達、周濟世、龔品梅、鄧以明等，成為可稱頌的真理的仆人和信仰的捍衛者。張伯達神父在高壓下發表公開講話，聲稱“天主教會在中國所作的一切，沒有一件不是為了中國人民的益處，因此我絕不能在這個宣言上簽字”。他隨后被捕，三個月后在看守所被折磨致死。在重慶，一位年輕的神父董世祉，在一群高呼愛國口號的天主教徒面前，發表了一段盡管流傳不廣，但卻堪與尼莫拉牧師前后輝映的動人演講，
　　
　　“今天，他們要我們攻擊教宗在中國的代表——黎培理公使。明天，他們就會要我們攻擊教宗——基督在世上的代表。后天，他們難道就不會要我們攻擊我們的上主，至高的神——耶穌基督本身嗎？”

　　許多國人，包括一些知識分子，都對今天基督教在中國的廣傳難以理解，或心存懷疑，担心基督信仰與共產主義有某種相似的排他性。1949年以后，中國的基督徒和其他人群一樣，都活在專制主義的苦難中。但基督的教會在一樣的苦難和一樣的普遍性跌倒中，仍然活出了一個不一樣的殉道與護教的傳統，活出了一個盡管微弱但是堅決的良心自由的傳統。到了1979年，知識分子們紛紛平反，才發現這個以社會精英自居的群體，在他們中間竟然找不到一個干凈的人。找不到一個活著或死去的楷模，找不到一個可稱頌的士大夫的高貴脊梁，遑論保守一個傳統。而中國的基督徒們卻在此時收獲了他們的盼望。在此時看見了他們中間的圣徒。王明道、袁相忱、林獻羔、謝模善，和被稱為“中國的以巴弗”的吳維尊等，一大批為義受苦的本土傳道人，成為中國基督教持守信仰和良心自由的見證人，也成為中國基督徒在五星旗下與中國人民一道受難的見證人。
　　在1979年，知識分子們巴不得平反，補發工資。一些老右派，甚至用了當初歌頌毛澤東的熱情，轉而歌頌胡耀邦和鄧小平的撥亂反正。而王明道、吳維尊這樣的傳道人均出人意料地拒絕出獄。政府只好用各種欺騙手段，將他們連哄帶騙，連拖到拉地扔出監獄，就像當初把他們扔進監獄一樣。如1979年鄧小平訪美，美國總統卡特點名要求中共釋放王明道。鄧小平答應年底之前解決此事。獄方告訴王明道，只要作一個服從改造的表態，就放他出去。但王明道說，我是無期徒刑，除非政府認錯，不然我只有死了，才能出這個監獄。后來鄧小平指示，不管他認不認罪，都要在年底放出去。直到1980年春節前夕，獄方百般無奈，只好將王明道強行架出監獄，在他身后關上大門。
　　從50年代開始，吳維尊寫出一封封“獄中書信”，在家庭教會內流傳。1987年5月28日，他也被監獄哄騙出獄，當日寫下一篇致法院的《出監日呈文》，聲稱1981年的減刑裁定是謊言，將他的“毫不悔改”說成“確已悔改”。這篇文字，堪稱1949年后中國自由史上最激動人心的文本，超過那個時代數百萬知識分子所寫文字的總和：
　　
　　 在此，不得不冒著向政府和無產階級專政示威的嫌疑，（我想，法院或許能諒解），對我自從1964年7月入監以來這二十幾年中，的確始終毫不悔改的行動表現，具體地、簡要地述說如下：1964年7月30日，我被天津市公安局傳訊。在第一次預審開始起，除了姓名等以外，停止了一切甚至離題尚遠的對預審員所詢問的回答，實際上始終拒絕交代任何一點點罪行。……在服刑的二十多年至今期間，凡是與“認罪”或“犯罪本質改造”有關的，或有牽連可能性的事，我一概拒絕發言、拒絕書寫、拒絕參與有份。服刑二十多年中，無數次的大會、小會、學習、討論、座談等，只要與改造有關的，沒有發一次言、表一次態、談一次認識、回答一次干部或其它犯人的有關詢問；甚至謹慎小心到沒有朗讀一次文件、報紙、或語錄，沒有唱一次革命歌曲，等等；免得與“犯罪本質改造”相牽連。多少回每個犯人都必須寫的保證書、改造規劃、思想匯報、改造總結或小結，甚至是必須記的“改造日記”，都沒有寫過一次、一字；歷次政治、時事、道德、法律等等學習的考試，我除寫姓名外，總是白卷加零分。以上數不清的事實和行動表現（若法院作一點調查了解的話，就不難知道這些都是一貫的，無法否定的事實），都說明我絲毫也沒有接受在服刑長期間所對我強迫進行的“犯罪思想和犯罪本質改造”。全部都拒絕凈盡了。
　　從今天出到監獄墻外之日起，進一步采取下列兩個方面的行動：一個方面，不使用釋放證去辦理釋放后的任何手續，不回天津或進而回南方與親友團聚，不享受從這張錯誤裁定書得來的自由和權利，不離開監獄而上任何地方、任何單位、去接受任何工作（包括作為一個留廠職工的工作）；因為我雖然無奈地（為了不抗拒監獄的執法職能）已經出到了監獄大墻外邊，但認定我仍然是一個被判無期徒刑的犯人。（對這個被判無期徒刑，我即使在毫不認罪，絕不悔改的情況下，也一貫是以“心悅誠服”的態度對待的，今后仍將以此態度對待，甘心情愿）。另一個方面，從今日出監起，進行有限量的禁食。（只要不受到任何外來的干擾強迫，則將維持在這個限量以內，即維持生命的繼續；若受干擾強迫，則另當別論）。我用這個禁食行動，專門表示著下列兩個意義：（一）對于我的一切“罪行”，我沒有絲毫悔改過。（二）因此，81年給我的那個裁定是錯誤的，名不符實。我拒絕這個錯誤裁定。……
　　
　　從此吳維尊在監獄外面租房，禁足禁食，做一個監獄外的服刑人員。他將一種絕對的信仰與良心自由，及一種絕對的對于掌權者的順服，以一種極其尖銳、決絕但卻非暴力的方式結合在一起，直到他死。至少在他面前，沒有一個右派可以說，你之所以沒有屈服，是因為你受的苦還不夠。我想也沒有一個民主斗士或自由主義者可以說，基督徒右派吳維尊為中國人留下的，不構成自由價值的一部分。

王怡 2013-08-23 16:4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