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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內反右：一個義人也沒有

　　“三自運動”的本質是一場鎮壓基督教和信仰自由的運動。學者任不寐稱為1949年后的“第一場文革”。共產黨比1957年的知識分子們更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摧毀言論自由的前提，是先摧毀信仰自由。因此共產黨在1950年后的國有化，顯然按著這個順序：第一先征收信徒們的宗教信仰，第二再征收資本家的手中財產，最后征收知識分子的言論。一無信仰、二無財產的知識分子被擺在最后，因為共產黨知道，在前兩輪的征收中，需要他們在一旁鼓掌，并搖筆為旗，出口成章。到今天，后兩輪的征收已被徹底否定，但“第一場文革”的勝利果實，仍然構成了當代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令人痛心的是，大部分知識分子和一般公眾，迄今為止，依然活在這一場針對宗教信仰的“文革”里。
　　盡管在吳耀宗等“不信派”基督徒眼里，基督信仰幾乎就等于地上的共產主義。但在1949年，面對共產黨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和歷史主義這三大偶像時，在中國社會里面，與共產黨的一切特性相距最遠的、最具有異質化的文化力量，就是正統信仰中的基督教。在1948年，連儲安平這樣徹底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都不禁眺望一個由共產黨帶來的新中國，和一個古老民族的創世記。但基督教全國協進會面對即將到來的政治風暴，發表《致全國信徒書》，清醒地宣稱，“教會不承認任何政治制度是絕對的和永不錯誤的”。
　　到1954年，知識分子們仍對幾年后的狂風驟雨毫無察覺，仍對一個新民主主義烏托邦的雛形滿懷激情，仍對那些愚昧的宗教信仰者的遭遇漠不關心。此時，中共以數十起間諜案，將幾乎所有反三自的天主教神父們下獄。天主教的上海主教龔品梅神父，在此種處境下不但繼續反對“三自”運動，進而堅決表達出他對整個“新中國”的反對。這一年他在《反對總路線》的發言中，宣稱“政府號召總路線，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就是要建設一個人間天堂。這是不可能的，這是暫時的，社會主義是不會實現的，我們不能擁護總路線”。這一段話，甚至比二十年后的顧準看得還要徹底。幾個月后，他以反革命罪被捕。和王明道的被捕一樣，隨即在全國展開了一場揭發和控訴龔品梅的運動。
　　
　　1954年8月，“三自愛國會”（基督教）最終成立。但在北京，以王明道為首的11個獨立派教會仍然屹立不倒，拒不入會。一個月后，北京市政府直接出面，邀請這11個團體的100余人，到政府議事廳開會。了解到這些人強硬的反三自立場后，當局繞開軟骨頭的三自會，提出一個妥協之道。說你們不和他們在一起就算了，你們11個教派組織起來學習，由政府直接派人管理。這11個團體討論后回覆說，如果政府要求，我們個人就以北京市民的身份參加學習，但不能以教會或信徒的名義。到1955年5月，中共對這些死硬派的轉變也徹底失去了信心，開始由拉拢轉為強制，對拒不參加“三自”的基督徒進行全國性大逮捕。
　　因此，在1957年反右風暴來到之前，基督教內排除異己的工作已差不多完成。一大批持守基督信仰、抗拒三自運動的基要派信徒，都以反革命、特務、壞分子等罪名被捕、判刑、流放或處決。被關押4年的倪柝聲，在反右運動來到之前，被判15年徒刑。他和王明道的入獄，標志著“第一場文革”的大致結束。因此，基督教的反右運動，主要不是針對“三自”以外的基督徒。反而是針對剛剛成立不久的“三自愛國會”。倪柝聲的被捕，使已加入三自的聚會處信徒紛紛退出，王明道的被捕也激勵了一大批愛主的基督徒，繼續走十字架的道路。因此也有很多反三自的基督徒，在反右時期繼續被捕或判刑，如廣州的林獻羔，在1958年11月24日被判20年徒刑。著名布道家宋尚節的女兒宋天嬰，也于1958年被捕，以反革命罪被判18年。但這些依然是“第一場文革”的延續，而基本上與反右無關。
　　但有一些尚未以“反革命”之名清除干凈的獨立教派領袖，在反右運動中也被打成右派。其中最著名的是北京的袁相忱牧師。1957年的圣誕節剛過，北京宗教事務處組織教會領袖學習班，袁相忱參加了會議，但接連幾天一言不發。最后處長李某點名要他發言。袁先生沉默良久，站起來說了兩點：
　　第一點，“現行的宗教政策不合理，對各宗教有不平等的待遇。譬如對回教的政策很寬松，對基督教卻很緊，基督教的信仰沒有自由”。
　　第二點，“在三自隊伍中有一些人可以說得上是三朝元老了，日本人來了就投靠日本人，美國人來了就領美國的津貼，現在共產黨的天下，又搖身一變成為三自的人，其實他們是最不‘三自’ 的。他們只是基督徒隊伍中混飯吃的人，也就是吃教者”。
　　據袁相忱的傳記作家稱，他發言結束，會場鴉雀無聲，宗教事務處長也不敢貿然總結。他回家對妻子梁惠珍說：“從今天起，我是右派了。”
　　袁相忱做了半年多右派后，1958年4月20日以“反革命罪”被捕，半年后被判無期徒刑。
　　
　　反右之前，三自會中或許沒人會料想，等中共將最后一批死硬分子送入監獄后，斗爭的矛頭就將指向三自本身。大致來說，1957年前，共產黨利用“三自運動”鎮壓了持正統信仰的基督徒。到1957年，則利用“反右運動”摧毀三自教會。那一場普遍性背主帶來的詛咒是如此真實。在1952年背主賣友、把自己的弟兄控訴到監獄去的基督徒們，到1957年就紛紛被打成右派。在1957年助紂為虐、逃過劫難的基督徒們，到了文革又紛紛被批倒。無論三自會如何唾面自干、緊跟形勢，還是逃不脫鳥盡弓藏的命運。1961年，主日學和團契被禁止，三自會宣布“兒童主日學”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工具。1964年，全國展開社教運動和四清運動，重點之一是無神論教育和反宗教斗爭。《天風》開始受到批判，各地開展“退教運動”，一批牧師宣布放棄信仰，與基督教決裂。1966年，始作俑者吳耀宗終被批斗，接受勞改，三自會也被解散。中國教會史翻到最悲慘的一頁，在緊接著一場更殘酷的逼迫中，為信仰殉道的基督徒，和背主賣友的基督徒，都同樣令人怵目驚心。不久之后，中國除了地下教會，地上已沒有了基督教。
　　“三自”被造反派稱為“劉少奇和吳耀宗的一個陰謀”。一份大批判文件如此評價這位否定基督神性和圣經權威性的“三自愛國會主席”：
　　“基督教頭子吳耀宗思想反動，一貫來企圖在全國范圍內恢復宗教失去的陣地，到處叫囂，到處放毒，胡說宗教仍有其真理，上帝與馬列主義沒有矛盾”。
　　
　　如前述，三自領導層中有一批人，因其神學立場偏離真道，在大時代的沖擊下，失去了一個清晰的救恩下的歷史觀。他們一開始的軟弱和依附中，也有一部分“真誠”的對信仰的失望，和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革命的浪漫憧憬。另外也有一批自義為教會忍辱負重的領袖，以為作出如此慘痛的妥協后，共產黨至少會給三自內部予信仰的自由。這兩種人在1954年以后，就難免對政府步步進逼的宗教政策和社會局勢深感失望。或者這種失望也會帶來一些他們對教會的負罪感。因此在1957年鳴放期間，“三自”的各級領袖（同時基本上人也是各級人大代表或政協委員）也冒出了大量批評共產黨宗教政策的言論。列舉如下：
　　
　　鄭州“三自會”副主席于沛蒼。他說，“宗教愛國組織是我們自己的組織，現在卻被領導代替，形同虛設。凡事都要向請示宗教事務處，信仰自由變成了領導的自由，以不信者的自由來衡量信者的自由。無神的人不應該管有神的人，信仰自由只是說說，要信教可真是沒自由”。
　　三自副主席陳崇桂，在全國政協作《保護宗教自由，尊重宗教信仰》的發言。他引用一位高級干部的話，這位干部說，“你們信上帝的人，要把你們的上帝丟在糞坑里”。陳崇桂激烈地批評說，這不是批判宗教，而是毀謗、褻瀆宗教。
　　上海“三自”以劉良模為首的7位基督徒人大代表，在人大會上作聯合發言。批評政府對宗教信仰有成見，說一些部門的表格中把基督教并入“會道門和迷信團體”一欄。他們呼吁讓基督徒在國家建設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青島基督徒人大代表張天人、楊光恩，在人大會議上發言，要求政府的宗教政策應當向基督徒透明和大力宣傳，對政府占用教會用地、不尊重教會表示不滿。
　　廣州市基督徒人大代表王以敦，在人大會上發言，批評政府歧視基督徒團體，把“基督教青年團契”當作“三青團”審查。批評有些干部禁止信徒奉獻，沒收信徒的圣經、贊美詩，不準兒童進禮拜堂等。他也和劉量模等人一樣，對政府利用三自把基督教“圈養”起來，隔離在主流社會以外很不滿。因此大力呼吁要讓基督徒發揮社會作用。
　　基督徒姜蒙光，在《天風》上批評政府出版大量從蘇聯翻譯的批判宗教的書籍和小冊子，其中對宗教采取粗暴輕蔑的態度。
　　哈爾濱的基督徒人大代表孫耀宗，在人大會上發言，也批評信徒在社會上受到歧視，基督徒雖然工作努力，但評先進和提干時就輪不到他們。在學校里也受到譏笑，被稱為落后分子。致使很多基督徒認為只有入黨入團才算是進步。
　　
　　如果和那些至今“不予改正”的右派知識分子的言論比較，除了于沛蒼的發言，包含了對共產黨政教關系和三自運動的徹底否定，算是一個真右派。其余大多數意見對中共的本質及社會的制度性危機，并沒有反思的能力和批判的勇氣。不過是三自中人對中共的一種怨婦式的情結和脾氣罷了。其實這些人抱怨的事實，大多數在今天也依然存在。一個渴望在政權那里得到大紅花的基督徒，永遠都得不到他想要的大紅花。而對那些把信心扎根在圣經和教會所承傳的真道上的基督徒來說，上述問題從來就不是他們關心的主要問題。那些在人格和良心上堪為1957年中國右派知識分子之楷模和先烈的基督徒，那些為著更重要的真道竭力辯解的基督徒們，此時差不多不是死了，就是在監獄里。反而賣主依附的“三自會”，從革新到反右，始為淫婦，終為怨婦。
　　經過基督徒之間的又一輪相互揭發、批斗或自我檢討之后，一大批三自會的頭面人物被打成右派，包括下列人士：
　　
　　三自會副主席陳崇桂
　　三自會副主席賈玉銘
　　三自會副秘書長楊紹唐
　　華中師范學院院長韋卓民（曾任三自籌委會委員）
　　三自會全國常委、上海靈糧堂長老周福慶
　　上海三自會常委、牧師董鴻恩
　　上海三自會常委、聚會處牧師錢團運
　　上海三自會常委、聚會處長老李漢文
　　鄭州三自會副主席于沛蒼
　　沈陽三自會副主席孫鵬翕
　　甘肅三自會主席霍超然（判刑15年）
　　
　　與此同時，三自會在反右斗爭中響應毛澤東的號召，提出教會要進行一場深刻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并強調“務必在政府直接領導之下進行”。1957年10月底，三自會擴大會議決定，“向全國基督教工作人員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從1958年1月起，學習班在各省分批舉辦。除“向黨交心”和自我檢討外，進一步鼓勵對“反社會主義”言行的相互揭發。
　　學習班的另一目標，是改造基督教中“不符合社會主義”的教制。各地的改制大致有以下方面：
　　
1、 撤銷各教會的委員會、執事會等機構，統一由三自會領導；
2、 對教會解經的書刊進行審閱，“有毒草”的一律剔除；
3、 全國采用統一的詩歌，并一律剔除反革命傳道人（如倪柝聲）的作品；
4、 停止宣講末世論等“消極悲觀”的道理；
5、 不強調信與不信的分別（如婚姻問題）；
6、 禁止趕鬼醫病和為病人禱告；
7、 各堂奉獻上交三自會，統籌統支；
8、 在教堂之外，不舉行任何宗教活動。在收獲農忙等季節停止禮拜，以支持“社會主義建設”。

　　學習班結束后，一定比例的人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下放勞改。到了年底，吳耀宗在上海人大作“加強反帝愛國工作，清除殘余反動分子”的匯報。他說，經過社會主義教育，我們明確了教牧人員屬于不勞而獲的“剝削階級”，必須對他們進行勞動改造。從此，大批傳道人離開教會，被送往勞改營。教會缺乏牧者，三自會又替共產黨展開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教會合并和聯合崇拜運動，直到將全國2萬間教會壓縮到不足100間。

王怡 2013-08-23 16:4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