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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毀有時，建造有時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們，無論是三自的頭面人物，還是獨立教派的殉道士，他們都處在一個比他們個人遭遇更重要的悲劇當中。那就是基督教會在中國的荒涼。盡管基要派信徒們以他們的血，為信仰作了美好的見證，也將上帝對這個族群的詛咒，最終轉為了祝福。但另一方面，基督教會在共產黨手下的真正悲劇，是在一個把人舉得比巴別塔更高的時代，民族、國家的概念，其實是以不同的方式同時轄制了現代派和基要派。對現代派來說，就是徹底轉向對國家和民族的膜拜。吳耀宗的接班人丁光訓在1984年有一段著名的話，解釋三自的信仰。他說，“我的信仰不是一個圓，只有一個圓點。我的信仰是一個橢圓，有兩個圓點，就是基督和國家”。這段話相信也是吳耀宗及至今為止多數三自領袖的“信仰告白”。
　　王明道稱其為“不信派”，確實沒有冤枉他們。真正的基督徒一定會反對這種心懷二意，將福音與世界折衷妥協的“一個橢圓”。但對吳耀宗來說，王明道的敬虔主義和倪柝聲的屬靈主義的信仰也無法說服他。國家、時代和民族的訴求，對基要派有一種反面的轄制，就是迫使他們成為“分離主義者”，從這個撒旦的世界離開，把信仰與世界的界限劃得干干凈凈，一心傳福音，等候基督再來。所以在1950年，王明道的教會反而是最“三自”、最本色化的教會，不管西方教會是不是帝國主義，都早已把界限劃得干干凈凈的。在民族主義的壓力下，早在1949年前，中國教會就開始了一個與兩千年普世教會的傳承相割裂的傾向。幾乎所有宗派都不同程度地陷在這種傾向當中。基要派信仰最偉大的地方，就是時代越黑暗的時候，信仰越是站立得穩。但缺陷是時代越不黑暗的時候，就越無法完整地去回應一個時代，不能根據圣經整全性地處理福音與社會、福音與文化、以及福音與政治的關系。當共產黨進了村，一個基督徒要怎么去理解他眼前的這個世界？不信派的回答固然是背棄信仰，但基要派也無力回答這個問題。正是這一缺陷，使大多數基督徒在“三自運動”中，面對革命的金光大道和新思潮的誘惑，難免陷入普遍的信仰困惑之中。甚至連王明道的兒子，也對信仰產生懷疑，成為王先生晚年最心痛的一根刺。
　　“三自”的實質就是自閉。然而從現代派到基要派，其實都不同程度的以民族性割裂大公性，自閉在普世教會和教會史的傳承之外。可見在文化上，“帝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確構成了那個時代最顯赫的世界觀。面對這個世界觀，無論是抗拒還是妥協，教會的信仰都無法提供一個完整的回應。
　　而1950年代的北美，正是“福音派”從傳統的基要派中脫離出來的年代。福音派一樣堅決持守基要信仰，反對現代派。但他們也不滿于基要派將這個世界拱手相讓的分離主義立場。尤其是保守的福音派，持守新教的歸正傳統，強調基督徒“在世而不屬世”的社會參與，在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的關系中，看見一個完整的信仰。福音派的信仰既不是一個心持二意的橢圓，也不是一個單一的圓，而是一系列圍繞一個圓點的同心圓。福音派基督徒以一種完整的世界觀去回應時代，促使教會發揮出整體性的見證，成為社會在道德、文化和政治方面重要的保守主義力量。
　　但在五零年代的中國基督教中，還看不見這樣的信仰傳承。現代派和基要派同受時代的影響，都將基督信仰理解為一種個人主義的，與文化無關的、甚至是一種“私有化”的信仰。不過面對共產主義的兇惡時，基要派信仰仍舊是那個時代最偉大的基督信仰。現代派主動賣主，基要派退而防守，轉入地下。苦難，使中國成為一座巨大的修道院；殉道者的血，亦成為家庭教會復興的種子。
　　
　　到了1958年底，中國基督徒的總量已迅速流失，大部分基督徒都不再去教堂，參加聚會的多為年老信徒。“三自會”在文革之前的政治使命也已接近可悲的尾聲。中國教會史專家趙天恩博士評論說，到1954，“中共透過三自會控制了全國絕大多數教會”。再到1958年，“中共透過三自會徹底摧毀了有組織的中國教會”。許多西方的教會史學者都在這里停下，寫出相似的句子，“從此，全世界失去了中國基督徒的消息，基督的門徒們在那里苦苦等候教會復興的一天”。
　　在基督徒看來，極權主義的實質是對國家的偶像崇拜。從1950年到1958年，中國基督徒在共產黨的獨裁之下，曾以和平的信仰抗拒國家的暴力。在他們中間既有可恥的失敗，也有靈魂的得勝。他們中間無數的圣徒和殉道士，和其他社會階層的精英一樣，曾以“反革命”或“右派”的名義，構成了中國當代自由史的一部分。他們的苦難，也成為中國的苦難的一部分。乃至他們的信仰，也因此成為中國本土精神的一部分。
　　中國基督教在極權主義下的這段歷史，叫我作為一個基督徒，也從中看見兩件事。第一件，是人的全然敗壞。“就如經上所記，沒有義人，連一個也沒有”。第二件，是真信徒的堅忍。從堅忍中看見上帝的恩典。無論有多少人跌倒，總有人靠著這恩典，勝過了這個世界。或者說，我在1957年的片斷中，看見人的兩種無限性。一是人的墮落的無限性，一只狗不會墮落得比豬還不如，但人墮落到比狗還不如的地步，卻還有墮落的余地。二是人被拯救的無限性。就算人墮落到比狗還不如的地步，但如保羅說，“罪在哪里顯多，恩典就在那里顯多”。
　　謹以此文，獻給反右運動50周年和馬禮遜來華200周年。

     2007-5-8寫于成都，為殉難的信徒感謝神，為教會的罪哀哭，為神的拆毀與建造獻上贊美。

主要參考書籍：

趙天恩，莊婉芳，《當代中國基督教發展史（1949—1997）》，臺灣中福出版公司。
梁家麟，《福臨中華：中國近代教會史十講》，香港天道公司1999年。
沙百里，《中國基督徒史》（全譯本），臺灣光啟文化2005年。
蘇文峰，《中國教會史》。
王明道，《又四十年》。
李迪亞，《活祭——袁相忱傳》

王怡 2013-08-23 16:47: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