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27年國民黨分共開始，中共在各省武裝勢力和根據地的發展是比較迅速的，蔣介石雖然一直視中共武裝為心腹大患，但這一期間他正忙于北伐以及對付國民黨內的反對勢力和新軍閥勢力，因此對中共的圍剿一直都是小規模的。到1930年以后，中共的根據地越發壯大，各地縣以上的工農政府先后成立，中共中央認為這時急需成立一個中央政權機關來加強對全國革命政權的統一領導。1930年5月，中共中央在上海秘密召開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大會決定在當年11月7日召開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后由于情況變化，會議延期一年）。

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會議，當時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是李立三。這次會議所通過的決議后來被認為是繼瞿秋白左傾盲動主義之后，共產黨領導層出現的第二次左傾冒險主義，這以后，左傾冒險主義第二次統治了中共高層。這種左傾冒險主義集中的體現為，要求各地準備馬上起義，且中心城市要首先發動，以形成全國革命高潮的中心，后來被稱為“立三路線”。在這一路線的指導下，中共開始計劃在全國中心城市進行武裝暴動，并集中全國紅軍主力進攻中心城市，隨后又將黨內各級領導機關合并為起義行動委員會，導致黨內正常工作陷于停頓。
 
1930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六屆三中全會，在瞿秋白的主持下，大會糾正了“立三路線”，結束了中共領導層出現的第二次左傾冒險主義，李立三由于及時承認了錯誤，故仍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六屆三中全會時，共產國際對于李立三的定性并不是“路線錯誤“，而僅僅說他是“策略上的錯誤”，但是到了1930年10月，共產國際又給中共中央發來了一封信，信中將李立三的錯誤上升為“反國際的政治路線”錯誤，并對六屆三中全會的決策不滿。剛剛從莫斯科回國不久，深受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器重的王明、博古等人，在通過非正常途徑提前獲知了這封信的內容之后，立刻打起“擁護國際路線”，“反對立三路線”的旗幟，并攻擊六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共中央，在黨內宣傳更加“左”的路線和主張，造成中共內部的思想混亂，使中央難以正常工作。

1930年12月中旬，共產國際東方部副部長米夫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秘密來到中國。米夫到中國后首先接見的不是中共領導人，而是他的得意門生王明，并表示支持王明的政治立場，有意將其樹為黨內擁護國際路線的英雄。其后，米夫操縱中共中央任命王明為管轄上海和蘇、浙、皖等幾省的江南省委書記，為其上臺鋪平道路，同時還批判實際主持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拉拢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排擠持不同意見的中央委員。

1931年1月7日，在米夫的直接干預下，中共中央在上海召開了六屆四中全會。在這次會議上，26歲的王明一步登天被米夫推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共產國際遠東局還提議王明担任中央政治局候補常委，但未通過，中央政治局常委由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出任。至此，王明的左傾冒險主義（也有叫“左傾教條主義”的）在中共領導層取得了統治地位，并一直持續到4年后的遵義會議。

王明的左傾主張主要體現在：推行“城市中心論”，反對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全國勝利的主張。在軍事路線上，先是推行冒險主義，后來又轉為拼命主義和逃跑主義，反對人民戰爭和游擊戰術。在組織路線上，實行宗派主義，對不同意見的人實行“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特別是排擠毛澤東。不難看出，上述主張和毛澤東當權后的戰略思想是截然相反的，毛澤東在當時實際上是王明的政敵，所以現今中共方面對六屆四中全會的合法性是不予以承認的。

六屆四中全會后，中共在國統區內的工作出現了混亂，一大批高級干部因叛徒告密而被捕、被殺。1931年4月，反對米夫、王明的30余名中共中央委員發起成立了“中共中央非常委員會”，羅章龍被選為書記；“非委”拒絕承認六屆四中全會的合法性，羅章龍等因此被開除黨籍，“非委”大部分成員被出賣給國民黨而遭到捕殺或被鋤奸隊殺害，羅章龍輾轉逃生。4月下旬，協助分管中共保衛工作、掌握大量中共中央核心機密的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顧順章在武漢被捕叛變，并向南京建議以突然襲擊的方式將中共中央機關和主要領導人一網打盡。幸好，這個極端機密的情報被打入南京政府內部的中共特務——中央組織部調查科機要秘書錢壯飛獲悉，他立刻派人連夜從南京趕到上海，通知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李克農轉報中央，這才避免了中共的一場浩劫。

1931年6月下旬，當時中共最高領導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向忠發在上海因個人自由行動而被捕，隨即叛變，兩天后被槍斃。當時，和向忠發一起被捕的還有他的情人——一個妓女——審訊時，該妓女堅決否認認識向忠發，但向忠發卻很快就招認并提供了中共的情報，周恩來因此說他“氣節還不如一個妓女”。接著，米夫以共產國際的名義指定由王明為中共中央代理書記。后來，因中共中央機關遭到南京政府的破壞，王明遂于10月離開上海隨米夫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并指定博古負責中央工作；周恩來也在12月被迫前往當時的中央根據地江西瑞金。在他們離開上海之前，根據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中共在上海成立了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康生、陳云、盧福坦（后叛變）、李竹聲（后叛變）六人組成；博古、張聞天、盧福坦担任中央常委。此后，這個臨時中央政治局便負責主持中央工作。

從1930年底到1931年秋天，中央紅軍先后擊敗了南京方面的三次圍剿（這部分內容我下回集中介紹），中共在贛南和閩西的根據地已經連成一片，形成了當時全國最大的紅色根據地，中共中央因此決定建立紅色中央政權。11月7日，中共在江西瑞金召開了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全國各根據地代表、紅軍代表和國統區代表六百多人出席了大會。大會通過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選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方志敏、任弼時等63人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11月27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又選舉毛澤東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人民委員會主席，張國燾、項英為副主席，并組成臨時中央政府機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宣告成立。

中共的這個瑞金政權可謂是“國中之國”，從今天來看，這似乎是共產主義革命的一個重要環節，但在當時，這不過是一個區域性的分裂組織罷了。到1934年1月，第二次全國工農兵蘇維埃代表大會又在瑞金召開，宣告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正式成立，并改選了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執委還推舉了17人的主席團，毛澤東出任主席（“毛主席”這一稱呼，大抵是從此時開始的吧），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張聞天為人民委員會主席。至1934年10月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并開始長征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也隨紅軍長征，并于次年10月到達陜北，11月在陜北成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博古、林伯渠先后出任辦事處主席。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改為陜甘寧邊區政府，名義上隸屬南京政府，接受領導，但實際上仍處于共產黨控制之下。

概括的來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團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從1921年中共一大到1927年中共五大，共產黨中央一直是以中共創始人之一的陳獨秀為核心；1927年7月中共漢口臨時政治局會議后，陳獨秀離開領導崗位，同年的“八七會議”上，瞿秋白接掌中共日常工作，此后瞿秋白、李立三等先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向忠發更像一個掛名領袖），一直到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王明上臺。王明在中共黨史上是一個比較灰暗的角色，中共將紅軍戰敗，被迫長征的責任推在了王明左傾路線的頭上，而毛澤東也正是因為與王明意見相左，才在長征途中的遵義會議上取得了中共實際領導權，并最終成為中共第一代真正的“核心”，建立了全國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