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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朝鮮戰爭停戰協定簽字至今，已經整整半個世紀了。五十多年來，關于這場戰爭的歷史真相始終籠罩在一種神秘的光環之中，特別是關于蘇聯與朝鮮戰爭的關系，蘇聯在朝鮮戰爭中的作用和地位，由于缺乏詳實的文獻證據，人們大多是根據猜測、分析和推斷進行描述和評論的。直到最近幾年，情況才發生了變化。1994年以來，有關朝鮮戰爭的俄國歷史檔案開始陸續解密和公布，使各國學者得以依據不斷披露的檔案文獻從事研究，從而把蘇聯與朝鮮戰爭相互關系的真實歷史逐步展示出來。[1]
　　為了幫助讀者理解和利用這里刊出的俄國檔案文獻，本文擬在整理和分析這些俄國檔案的基礎上，[2]對蘇聯在朝鮮戰爭進展各個階段中的作用和地位進行概要的論述，以反映蘇聯支持、策劃、指導，以及直接參與這場戰爭的歷史真相。
　　不過，這里有兩個問題值得提醒讀者注意：第一，本文的目的只是向讀者介紹蘇聯參與這場戰爭的背景情況，而檔案文獻本身反映的歷史則要全面得多，細致得多。例如，中蘇在戰爭中是怎樣合作的，又有哪些矛盾？蘇聯對中國的武器裝備供應究竟持什么方針和態度？金日成與毛澤東和彭德懷之間分歧和矛盾到底在哪里？蘇聯對朝鮮的政策在戰爭進程中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在朝鮮停戰談判的問題上，蘇聯、中國和朝鮮之間的立場有哪些異同，又有什么變化？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這些的解答，都有待于研究者對這些檔案文獻的進一步解讀和研究。第二，要想全面地了解和認識朝鮮戰爭的歷史，僅僅利用這些檔案文獻是不夠的。隨著時間的推移，一定還會有更多的歷史文件公布于世，這就需要研究者不斷地進行發掘和探索。過去的歷史已經凝固了，但歷史學將伴隨著史料的不斷出現和認識的不斷深化而發展。
　　一、斯大林曾阻止金日成發動進攻
　　第二次世界大戰即將結束時，莫斯科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只有一個初步輪廓，即在那里建立起對蘇聯遠東地區的安全保障。1945年6月，由蘇聯外交部第二遠東司提交的關于朝鮮問題的參考報告清楚地說明，在雅爾塔會議后的幾個月里，蘇聯對朝鮮問題的考慮只是原則性的。這份為參加即將召開的波茨坦會議的蘇聯談判人員提供背景情況的報告指出，“朝鮮的獨立必須足以有效地防止朝鮮變為未來侵略蘇聯的基地，不管這種侵略來自日本還是任何試圖在遠東對蘇聯施加壓力的其他國家。朝鮮獨立和蘇聯遠東地區安全的最有效的保證就是建立蘇聯和朝鮮之間的友好密切關系。將來在建立朝鮮政府時必須要反映這一點”。[3]
　　戰后初期，蘇聯與美國在遠東地區既有矛盾，又需合作，既要劃分勢力范圍，又要避免直接沖突，朝鮮半島上三八線的確定就是這一狀況的反映。[4]大體說來，從戰后到1949年初，蘇聯先是試圖通過托管或其他方式，與美國合作在朝鮮建立一個與蘇聯保持友好關系的統一的朝鮮政府[5]；與美國矛盾日漸加劇后，又轉為加強朝鮮北方的政治、經濟力量，并在此基礎上促進朝鮮民族的統一，從而保證通過全朝鮮普選建立的統一政府實行對蘇友好的政策。[6]盡管此時美蘇之間的冷戰已經興起，在柏林甚至出現了軍事對峙，但蘇聯在遠東依然與美國保持和平相處，以至金日成在1949年3月訪蘇前提出與蘇聯建立秘密同盟關系的要求，也遭到莫斯科的婉言拒絕。[7]
　　在朝鮮南北雙方先后于1948年夏季分別實行選舉，并建立單獨政府后，蘇聯立即提出美蘇同時從朝鮮半島撤軍，而且首先實行了單方面撤軍。莫斯科此舉的目的是為了表示蘇聯在遠東地區的和平愿望，敦促美國撤軍。因為蘇聯一方面滿足于對北部朝鮮的控制，一方面相信北朝鮮的能力足以對抗南方，甚至可以通過和平手段實現朝鮮半島的統一。[8]
　　自從三八線劃定以后，分別受到美蘇控制的南北朝鮮就一直處于對立狀態，特別是南北雙方各自成立了單獨的政權機構以后，形勢更趨緊張。李承晚和金日成都想通過軍事手段解決朝鮮民族的統一問題，三八線附近的摩擦和交火事件不斷發生。從1949年年初，蘇聯駐朝鮮使館就不斷向莫斯科發來有關南朝鮮可能發動進攻的告急電報。[9]然而，除了同意向北朝鮮援助武器以裝備在三八線的兩個警備旅，并決定讓蘇聯海軍分隊繼續留駐咸興港協助朝鮮進行防御外，莫斯科并沒有急于采取任何積極的措施。[10]在3月初與金日成的會談中，斯大林只是輕松地詢問了南北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情況，以及三八線附近發生小規模軍事沖突的結果，并對金日成充滿信心的答復表示滿意。[11]
　　此后，南北雙方的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特別是在美國撤軍前后，李承晚政權不斷發出戰爭叫囂，并一再對北方進行軍事挑釁和邊界侵犯。1949年4月20日，蘇聯國防部長華西列夫斯基和總參謀長什捷緬科就三八線的形勢向斯大林報告說：“我軍撤出北朝鮮以后，‘南方人’對三八線有關規定的破壞己經具有挑釁性和經常性。近一個月，這種破壞規定的事件頻繁發生”。“從今年1月1日至4月15日期間，在整個三八線上發生了37次破壞規定的事件”。報告估計，南朝鮮“可能對北朝鮮政府軍隊采取新的挑釁行動，并動用比迄今為止更大的兵力”。考慮到這種情況，蘇聯軍方擬“建議北朝鮮政府軍司令部采取適當措施，以回擊‘南方人’可能做出的更大規模的挑釁行動”。[12]
　　5月2日蘇聯駐朝鮮大使什特科夫報告說：“南朝鮮當局為了實行武裝入侵北方的計劃，擴大了‘國防軍’人數。據情報說，‘國防軍’人數已從今年1月1日的53600人，增加到了第一季度末的70000人。同時，他們還特別重視技術兵、機械化兵和特種兵，這些兵種增加了1-3倍。”報告還說，南朝鮮當局在三八線附近地區集結的部隊已達41000人之多，其中在平壤方向將達到30000人。“進攻北方的作戰計劃已經制定，并且在第1旅中已傳達到營長一級。預計可能在6月份會有積極行動”。[13]
　　5月28日什特科夫向莫斯科轉達了金日成的通報：“南朝鮮軍的幾個營在金川市以南45公里的雞井里一帶，發動了進攻。南朝鮮的一個營得以向三八線以北推進并占領了高地”。“南朝鮮軍指揮部已在開城地區集結了兩個營，企圖占領三八線以北若干高地”，另據諜報，“在春川地區的鐵原方向，南朝鮮已集結了輔助團的兩個營和第6旅第8團的一個營”。金日成還通報說，“南朝鮮方面最近把曾參加鎮壓濟州島起義的部隊調到了三八線附近”。[14]
　　到了6-7月間，形勢更加緊張。6月18日什特科夫報告，南朝鮮領導人都主張“用軍事辦法解決國家統一問題”，“只是在確定時間上有分歧意見”。報告說，南朝鮮軍隊和警察多次在甕津地區擅自越過三八線。這個地區的戰斗，到現在還在進行，而且南朝鮮部隊的數量有所增加。南朝鮮部隊一度侵入北方地區10公里。由于北方警備旅采取了行動，他們被逐回三八線。北朝鮮部隊占領了兩個在戰術上有重要意義的高地，現在雙方正進行爭奪高地的戰斗。由于甕津地區事件，李承晚6月11日發表正式聲明，說“正在制定將給共產黨分子帶來重大損失的突擊計劃。在最近二三周內，將實現這個計劃”。[15]7月13日什特科夫致電維辛斯基說，根據在甕津地區俘虜的南朝鮮軍士兵(屬18團2營)供認，“他們的指揮官7月以來多次講話，斷言北朝鮮軍企圖進攻南方，因此南朝鮮軍應先發制人，給北朝鮮軍以突然打擊，并在8月15日(朝鮮解放日)前占領北朝鮮。”俘虜還供認，“第12團的任務是攻占格里山高地(海州以西30公里)。第18團的任務是從甕津地區出發，在第13團(據現有情報該團配置在開城地區)的協同下，向北進攻，合圍海州，殲滅該城北方軍隊的集團，在一周內占領海州道。”什特科夫還通報了李承晚聲稱要“在7月對北方軍隊發起進攻”的情報。[16]
　　面對如此局勢，金日成一方面不斷要求蘇聯增加武器裝備援助，[17]一方面派人民軍政治部主任金一秘密訪問北平，與中共領導人商談將中國人民解放軍編成中朝鮮族部隊轉屬人民軍的問題，并表露了準備采取軍事行動的意向。毛澤東答應在需要的時候，可以把中共軍隊中的兩個朝鮮師轉給北朝鮮，如果朝鮮半島發生戰爭，中共“將提供力所能及的一切援助，特別是上述師的給養和武器”。但是，毛澤東“勸告朝鮮同志”，即使在美國撤軍而日本人也沒有回來的情況下，也“不要向南朝鮮發動進攻，而是等待更有利的形勢”。[18]
　　斯大林的態度與毛澤東不謀而合。莫斯科在保證北朝鮮不受侵犯[19]的同時，批準了什特科夫提出的建議，即在美軍撤出南朝鮮后，蘇聯也應設法撤除在咸興的軍事基地，以及蘇聯在平壤等地所設立的軍用飛機場。因為這些設施有可能被朝鮮人民軍所利用，從而使蘇聯在國際局勢中處于被動地位。[20]此外，蘇聯主張在北朝鮮建立祖國統一民主陣線，通過在全朝鮮進行普選實現和平統一。[21]
　　盡管毛澤東和斯大林都表示不希望北朝鮮主動采取軍事行動，但金日成對來自南方威脅的反應卻十分強烈，他甚至躊躇滿志地認為這是通過軍事手段實現朝鮮統一的有利時機。除了積極調動軍隊進行防御部署[22]外，7月初平壤已經下令三八線地區的各部隊進入戰斗準備，并“決定將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朝鮮師調回朝鮮：沈陽師配置在新義州，長春師配置在羅南”。[23]做好準備之后，9月3日金日成的私人秘書文日向蘇聯使館通報，南朝鮮最近企圖奪取甕津半島三八線以北的部分地區，并炮擊海州市的水泥廠。因此，金日成請求準許對南方采取軍事行動，奪取甕津半島及其以東到開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鮮地區，以縮短防線。如果國際局勢允許，還準備繼續向南方挺進。金日成相信，他們能夠在兩周，至多兩個月內，占領南朝鮮。[24]
　　由于蘇聯駐朝鮮使館代辦頓金在報告中提到，北朝鮮提供的關于南方將進攻的情報并沒有得到證實，[25] 9月11日，維辛斯基回電，責成頓金盡速與金日成會晤，進一步弄清：南朝鮮軍隊及其數量、武器裝備和戰斗力；朝鮮南方游擊運動的狀況；如果北方首先發動進攻，輿論和人民將會怎樣看待這個事實；南方群眾會給北方軍隊何種實際幫助；金日成認為當北方發動進攻時美國會采取什么措施；北方如何估計自己的軍事能力。同時要頓金做出自己對情況以及朝鮮領導人所提建議的現實性和合理性的判斷。[26]
　　頓金在9月12日和13日兩次會晤金日成和樸憲永后，于9月14日向莫斯科報告了南北朝鮮軍事力量的詳細情況、金日成的考慮以及他本人對這一問題的看法。報告說，“金日成認為南朝鮮軍隊的戰斗力不強”，北方軍隊“在技術裝備(坦克、火炮、飛機)、紀律、官兵訓練素質，以及士氣等方面，均優越于南方軍隊”。但是對于輿論和人民對發動進攻的反應，金日成心中無數，他認為，“如果內戰拖延下去，他們將在政治上處于不利地位，而現在的條件是不可能指望速勝的。因此，他不主張發動國內戰爭，只是建議奪取甕津半島和該半島以東大約到開城附近的部分南朝鮮地區”，并指望在北方軍隊越過三八線時“能在南朝鮮組織一系列起義”。但如果進展順利，則“可以繼續向南方挺進”。金日成和樸憲永還認為，當朝鮮發生內戰時，美國不會直接出兵干預。不過，頓金本人卻認為，金日成計劃的局部性戰役，能夠導致，而且一定會導致朝鮮爆發內戰。“要對南方進行勝利的速決戰，北方軍隊還不夠強大”，而“持久的內戰，不論在軍事上還是政治上，對北方都是不利的”。因此，“發動金日成所預想的局部性戰役是不適宜的”。[27]
　　然而，什特科夫大使卻有相反的看法。他在第二天在給斯大林的長電中表示贊同金日成的計劃。什特科夫首先強調了朝鮮領導人的基本想法，即在朝鮮人民要求統一，而使用和平方法統一祖國已經不可能的形勢下，“如果現在不用軍事方式實行統一，那么統一的問題就會拖延許多年”。南朝鮮反動派則會利用這一時機“鎮壓南方的民主運動”，并會“建立起更加強大的軍隊以進攻朝鮮北方”，“消滅北方這些年來所建立的一切”。什特科夫詳細地介紹了南北朝鮮的經濟和政治形勢，他認為，“南朝鮮政府的政治地位是不牢固的”，朝鮮半島的形勢對北方有利。盡管不排除“美國人將干預這場沖突并給南朝鮮提供積極幫助”的可能性，而人民軍的數量及其擁有的物質力量現在還不能保證完全粉碎南方軍隊和占領南朝鮮，但他仍然認為，“發展朝鮮南部的游擊運動并給予各種各樣的支持和領導是可能的和適宜的”，在有利的形勢下，“可以利用南朝鮮人在三八線上的挑釁，并且作為對他們破壞三八線的懲罚，占領甕津半島和開城地區”。[28]
　　應該說，當時整個亞洲局勢的發展對蘇聯與美國對抗的政策是十分有利的：中國革命在沒有美國干涉的情況下已經順利地取得了根本性的勝利；美國軍隊已經撤出了朝鮮半島；朝鮮人民表現出高漲的革命情緒；南朝鮮社會內部的經濟和政治狀況不穩定等等。然而，斯大林還是拒絕在朝鮮半島采取軍事行動。
　　9月24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討論了朝鮮的局勢，并做出決議，責成什特科夫嚴格按照決議的文本向金日成和樸憲永聲明：“由于目前北朝鮮的武裝力量與南朝鮮相比沒有占必不可少的優勢，因此不能不承認，現在進攻南方是完全沒有準備好的，所以從軍事角度看是不允許的”。由于南方的游擊運動和群眾斗爭沒有積極開展起來，建立解放區和組織人民起義的工作進行得很少，“從政治方面看，你們建議的對南方的進攻也是沒有做好準備的”。此外，進攻甕津半島和占領開城地區的局部戰役就意味著“朝鮮南北戰爭的開始”，而戰爭的持久性“可能給美國人對朝鮮事務進行各種干涉提供借口”。所以，“目前爭取朝鮮統一的任務要求集中最大力量：第一，開展游擊運動，建立解放區，在朝鮮準備全民起義，以便推翻反動政權和成功地解決整個朝鮮統一的任務；第二，進一步全力加強人民軍”。[29]這一決議表明，莫斯科此時的方針顯然是希望通過南朝鮮內部的人民革命而不是由北朝鮮采取軍事手段來達到統一朝鮮半島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在布爾加寧、葛羅米柯等人起草的另一份指示稿中，還要什特科夫提醒金日成，“他們遠沒有充分利用爭取以和平方式統一國家的一切可能性，如祖國陣線關于和平統一國家的宣言這樣一個重要的和政治上對他們十分有利的文件”。[30]這進一步證明，蘇聯領導人從其整體戰略出發，此期主要考慮的還是采取和平方式解決朝鮮問題。
　　金日成等朝鮮領導人雖然勉強接受了莫斯科的意見，[31]但并沒有完全停止采取軍事行動的計劃。10月14日，三八線附近又發生了激烈戰斗。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第3警備旅對侵入三八線以北1.5公里法音山高地的南朝鮮軍隊展開攻擊，并占領了這兩個高地。由于蘇聯大使和軍事顧問事前參與討論并默許和支持了這一軍事行動，而事后又未向莫斯科報告，斯大林對此極為不滿。葛羅米柯嚴厲指責什特科夫沒有“嚴格地、堅定地”執行“禁止未經中央允許而向北朝鮮政府建議對南朝鮮采取積極行動”的指示以及“中央關于防止三八線形勢復雜化的指示”，并對他提出警告。[32]
　　在此同時，斯大林還與毛澤東交換了對朝鮮政策的意見，他們從不同的角度出發，都認為北朝鮮此時不宜采取進攻性的軍事行動。毛澤東在去電中說，朝鮮同志想通過武力解決南朝鮮問題，中國領導人曾勸阻他們不要這樣做。斯大林回電說，完全同意中國同志的意見，在朝鮮不應開始一場戰爭，不能用軍事手段統一朝鮮。目前北朝鮮還沒有準備好，最好的辦法是在南朝鮮組織游擊隊。[33]
　　目前掌握的俄國檔案文件顯示，至遲到1949年底，斯大林都沒有改變在朝鮮半島不得采取大規模軍事行動的政策，以避免引起美蘇在遠東地區的直接軍事對抗。然而，1950年初毛澤東訪蘇和中蘇同盟條約簽訂的結果，[34]使蘇聯失去或即將失去其在遠東以中國東北為基礎的政治和經濟權益，從而迫使斯大林為保證實現蘇聯在戰后遠東地區的戰略目標而改變對朝鮮半島的政策，即必須把整個半島納入蘇聯的勢力范圍。而恰在此時，美國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艾奇遜發表的關于南朝鮮不在美國防御范圍的演說，為蘇聯實現對朝鮮政策的改變創造了條件。[35]
　　二、蘇聯參與策劃和發動朝鮮戰爭
　　就在毛澤東訪問莫斯科期間，斯大林從根本上改變了蘇聯對朝鮮半島的政策。
　　1950年1月19日，即斯大林同意與中國簽訂一個新條約[36]之后，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發來的報告：1月17日朝鮮外務省為歡送朝鮮大使李周淵赴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職舉行了一次小范圍的午宴。宴會結束后，金日成激動地對蘇聯大使館參贊伊格納季耶夫和佩利申科談到：在中國完成其解放事業后，下一個問題就是現在如何解放祖國南方的人民。他說，“朝鮮南方的人民信任我，并指望我們的武裝力量。游擊隊不能解決問題。南方人民知道我們有一支優秀的部隊。最近我夜不能寐，考慮著如何解決統一全國的問題。如果解放朝鮮南方人民和統一祖國的事情拖延下來，那么我就會失去朝鮮人民的信任。”金日成又說，他在莫斯科時，斯大林同志對他說，不必進攻南方，在李承晚的軍隊進攻北方的情況下，可以對南朝鮮進行反擊。但是李承晚一直沒有發動進攻，這就意味著祖國南部人民的解放和國家的統一正在被拖延下來，他認為需要再次會見斯大林，并就人民軍為解放南朝鮮人民而采取進攻行動的問題得到指示和批準。伊格納季耶夫和佩利申科回避了這些問題。于是，金日成又拉住什特科夫，向他提出，希望“同斯大林會面，討論南方的形勢和向李承晚軍隊發動進攻的問題”。金日成說，如果不能同斯大林會面，那么，他想去會見毛澤東。金日成還向什特科夫提出：“現在人民軍比李承晚軍強大得多”，“為什么不許可他進攻甕津半島，本來人民軍在三天之內就可以拿下甕津半島，如果人民軍發動一場全面進攻，就可以在幾天之內進入漢城。”什特科夫匯報說，金日成是借著醉意說這些話的，但“他說這些話不是偶然的，而是預先想好的，目的是要表達他的想法，試探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態度”。在談話中，屢遭批評的什特科夫堅持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9月24日會議決議的精神答復了金日成。[37]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斯大林在聽到這次匯報后卻改變了態度。
　　1月30日，即斯大林與毛澤東進行第三次會談并確定了中蘇新條約的基本原則之后，他親自回電說：“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滿，但他應當理解，他想對南朝鮮采取如此重大的舉措，是需要有充分準備的。這件事必須組織得不冒太大風險。如果他想同我談此事，那么，我隨時準備接見他并同他會談。請把此事轉告金日成并且告訴他，在這件事上我準備幫助他。”[38]在迄今看到的檔案文獻中，這是斯大林第一次表明他改變了對朝鮮問題的態度。
　　第二天，什特科夫便報告說：“根據您的指示，1月30日會見了金日成同志。在提起1月17日樸憲永舉行午宴時的談話后，我準確地轉達了您第一點指示的內容。金日成十分滿意地聽取了我的轉告。看來，您同意接見他并準備在此事上向他提供援助一事，給他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顯然，金日成為了再聽準確些，便問我，那么，是可以就這個問題去會見斯大林同志嘍。我回答說，從這個通知上看，斯大林同志準備接見您。”金日成立即表示，他隨時準備著斯大林的接見。[39]
　　隨后，金日成提出再組建3個步兵師，以便把軍隊總數增加到10個師，并要求把蘇聯政府將于1951年提供的貸款用于1950年，為計劃組建的3個步兵師購買蘇聯裝備。對此，莫斯科立即答復，完全滿足金日成的要求。[40]同時，為了加強朝鮮人民軍的組織和指揮能力，莫斯科還任命瓦西里耶夫中將為朝鮮人民軍軍事總顧問，以替代自蘇聯從朝鮮撤軍后兼任這一職務的蘇聯大使什特科夫。[41]此后，蘇聯便開始大規模向朝鮮提供武器裝備。3月9日，朝鮮照會蘇聯，“為了給人民軍補充裝備、彈藥和技術器材并加強人民軍，請蘇聯政府于1950年按照以前提交蘇聯政府的申請單向朝鮮提供1.2-1.3億盧布的軍事技術裝備”，朝鮮則相應地保證向蘇聯提供價值1.33億盧布的黃金、白銀和鉬精礦。隨后，金日成提供了所需武器裝備的詳細清單。[42]莫斯科答復，同意朝鮮提前使用1951年的貸款購置武器裝備。斯大林還親自致電金日成，對于“朝鮮人民軍所需裝備、彈藥和技術器材”，蘇聯政府決定“完全滿足您的這一請求”。[43]
　　在進行物質準備的同時，3月20日，金日成要求于4月初對莫斯科進行秘密訪問，并提出將與斯大林討論“國家南北統一的途徑和方法”及“經濟發展遠景”等問題。在一份“金日成提請斯大林同志幫助解決的問題”的清單中，明確寫道：“關于統一國家（南方和北方）的途徑和方法，擬采用武裝方式統一”，還提到與毛澤東會晤和同中國簽訂條約的問題。[44]得到莫斯科的同意后，3月24日什特科夫報告，他已經為金日成的莫斯科之行做好了具體安排。3月29日維辛斯基報告斯大林，“金日成和朝鮮外務相樸憲永將于3月30日離開平壤前往莫斯科，蘇聯駐朝大使什特科夫將軍隨同來訪，他們將于4月8日到達莫斯科”。[45]
　　關于斯大林與金日成秘密會談的具體內容，目前在俄國檔案中沒有發現任何有關的文獻，出現在研究論著中的說法，引用的都是當事人的回憶。[46]但是，1966年8月9日蘇聯外交部向勃列日涅夫等領導人提交的《關于朝鮮戰爭的背景報告》承認，斯大林“對朝鮮人所擬方案的最終認可，是在1950年3月至4月金日成訪問莫斯科期間”。[47]因此，完全可以斷定，在1950年1月至4月間，斯大林決定改變對朝鮮半島政策，即使用軍事手段解決朝鮮統一的問題。
　　不過，斯大林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處理，即在朝鮮半島采取軍事行動必須征得毛澤東的同意。因為就在不久前劉少奇訪蘇期間，斯大林建議，在國際革命運動中，中蘇兩家都應多承担些義務，而且應該有某種分工，希望中國今后多担負些對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方面的幫助。斯大林還說，馬克思和恩格斯逝世以后，革命中心由西方轉移到了東方，而現在又轉移到了中國和東亞。因此，中共“應當履行對東亞各國革命所承担的責任”。[48]然而，斯大林非常清楚，中共目前的軍事戰略中心是準備發動解放臺灣的戰役，[49]而且就在毛澤東訪蘇前夕，他本人還表示支持毛澤東關于“北朝鮮此時不宜采取進攻性的軍事行動”的意見。在這種情況下，斯大林當然不便直接向毛澤東提出這個問題。[50]所以，斯大林囑咐金日成在采取軍事行動之前，務必征得毛澤東的同意。[51]
　　其實，朝鮮所處的政治地位使金日成比斯大林更懂得在東亞地區采取如此重大的舉措，是一定要得到毛澤東支持的。于是，在斯大林對自己的意向已經表示贊同的情況下，金日成指示朝鮮駐華大使李周淵拜訪毛澤東，提出了金日成訪華的要求。3月底，毛澤東在會見李周淵時，表示同意金日成訪華，同時指出，“如果已經有了統一朝鮮的具體計劃，那么會晤必須秘密進行”。毛澤東還談到，“如果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朝鮮不可避免也要參戰”，因此必須做好軍事準備。[52]作為東亞地區革命事業的“負責人”，毛澤東在原則上當然必須支持朝鮮的一切革命行動，但顯然毛澤東還不知道金日成已經同斯大林達成了默契。[53]金日成必須得到毛澤東的明確表態，于是決定5月13日秘密訪華。毛澤東在金日成到達北京的當晚立即會見了他。會談中，“朝鮮同志通知了菲利波夫同志的如下指示：現在的形勢與過去不同了，北朝鮮可以開始行動；但是，這個問題必須同中國同志和毛澤東同志本人討論”。當夜11時30分，周恩來造訪蘇聯使館，轉達了毛澤東的要求：想得到“菲利波夫同志本人對這一問題的說明”，并請求迅速回電。[54]
　　第二天，斯大林回電：“在與朝鮮同志會談中，菲利波夫和他的朋友們提出，鑒于國際形勢已經改變，他們同意朝鮮人關于實現統一的建議。同時補充一點，這個問題最終必須由中國和朝鮮同志共同解決，如果中國同志不同意，則應重新討論解決這個問題。會談詳情可由朝鮮同志向您講述。”[55]鑒于莫斯科已經明確表態，毛澤東只得同意在進行解放臺灣的戰役之前首先解決朝鮮的統一問題，并表示愿意支援朝鮮的行動。[56]
　　至此，通向朝鮮戰爭的道路對于金日成來說已經暢通無阻，需要的只是確認和實施具體的作戰計劃了。根據人民軍總參謀部作戰部長俞成哲的回憶，5月上旬蘇聯大量調換了在朝鮮人民軍中的蘇聯軍事顧問，以作戰專家替換了那些以個人名義在朝鮮負責軍事訓練的軍人，并且為朝鮮軍隊制定了“先發制人的進攻作戰計劃”。[57]到5月底，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部和蘇聯軍事顧問團聯合向莫斯科報告，朝鮮人民軍向三八線集結的行動已經準備就緒。在金日成的堅持下，軍事行動開始的時間確定在1950年6月25日。接著，莫斯科又接到報告說，按照進攻計劃，朝鮮人民軍每天可推進15-20公里，預計主要的軍事行動在22-27天之內完成。[58]據什特科夫的報告，“人民軍在三八線地區的集中開始于6月12日，結束于6月23日，完全按照總參謀部的計劃進行。各部隊的調動組織嚴密，未發生意外”。盡管“敵軍的偵察大約已發現各部隊的調動，但各部隊的計劃及行動開始時間均得到嚴格保密”。報告特別指出，“各師作戰計劃制定及地形偵察過程均有蘇聯顧問參加”。[59]
　　6月25日，北朝鮮軍隊依照計劃大舉越過三八線，向南朝鮮發動了進攻。什特科夫的報告詳細說明了戰爭開始階段的真實情況：
　　戰役全部準備措施已于6月24日完成。6月24日已向各師師長發出“Д”和“Ч”的命令。
　　各部隊均宣讀了民族保衛省的政治命令，其中指出南朝鮮軍隊侵犯三八線，挑起軍事進攻；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發布了關于朝鮮人民軍轉入反攻的命令。
　　朝鮮人民軍官兵以高漲的熱情聽取了關于反攻的命令。
　　各部隊于6月24日24時進入出發位置。軍事行動于當地時間（25日）4時40分開始。進攻前進行了20-40分鐘的炮火準備，其中包括定位瞄準和10分鐘炮轟。隨后，步兵開始行動，迅速展開進攻。在開始的3小時后，個別部隊與軍團已向前推進了3至5公里。
　　人民軍部隊的攻擊完全出乎敵軍的意料。
　　敵軍僅在甕津、開城與漢城諸方向進行了頑強抵抗。而較有組織的抵抗則在第一天12個小時以后才開始。
　　戰斗第一天攻克的城市為：甕津(甕津方向)、開城、松隅里(地圖1：1000000，1943年總參謀部印制)。
　　在春川方向，人民軍部隊推進了12公里。
　　在東部海岸推進了8公里。
　　就在第一天，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海軍即有兩支登陸部隊在日本海沿岸登陸：第一支登陸部隊在江陵地區，包括2個營的海軍登陸部隊和約1000名游擊隊員；第二支登陸部隊在蔚珍地區，包括600名游擊隊員。
　　登陸部隊于6月25日5時登陸，整個過程進展順利。
　　游擊隊登陸部隊攻占了蔚珍市及其周圍的若干鄉鎮。
　　在登陸部隊登陸過程中，人民軍軍艦與南朝鮮軍隊的艦艇曾發生戰斗。戰斗結果有一南方掃雷艦被擊沉，另有一掃雷艦被擊毀。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海軍沒有傷亡。
　　6月26日，人民軍部隊繼續進攻，在戰斗中不斷向南朝鮮領土縱深推進。
　　在6月26日一天的時間內(從右至左)徹底掃蕩了甕津半島、開城半島；第6師的部隊強渡海灣并攻占了金浦機場方向的居民點。
　　在漢城方向，第1、4師攻占了汶山、東豆川等城市，第2師攻占了道府春川市。
　　在日本海沿岸一帶，部隊的推進仍在繼續。注文津港已被攻克。
　　與在洪川方向移動的第12步兵師、越過松隅里在議政府方向進攻的第3步兵師及機械化旅整整一天沒有聯系。[60]
　　以上情況表明，蘇聯參與了進攻南朝鮮軍事行動的所有策劃、準備和實施過程，只是為了避免引起美國的干預和遭到世界輿論的指責，斯大林采取了較為隱蔽的措施。戰爭爆發前5天，什特科夫報告說，金日成要求蘇聯提供進攻和登陸需用艦只以及作為駕駛艦只的10名蘇聯顧問。斯大林立即答復，拒絕這些要求，以免為美國進行干涉提供借口。[61]在進攻開始時，斯大林還下令召回了在朝鮮人民軍前線部隊中的所有蘇聯顧問。當時赫魯曉夫詢問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說：“我們不想留下證據被人家指控我們參與了這件事”。[62]
　　斯大林的思路十分明確：從蘇聯的安全戰略出發，莫斯科既要掌握這場戰爭的指揮權和主動權，又不能公開參與到戰爭中去，如此就需要中國站出來說話。所以，在策劃戰爭時，莫斯科要求平壤征得北京的同意，而當戰爭形勢發生逆轉時，斯大林則想方設法鼓動中國出兵朝鮮。
　　三、斯大林把責任推給毛澤東
　　由于把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的行動視為共產黨國家在全球范圍內展開進攻的序幕，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開始，美國政府對此做出了迅速而強烈的反應。[63]美國的干預使斯大林感到意外，也引起了他對戰爭進程的極大關注。7月1日，即在美國國會批準全面介入朝鮮戰爭的第三天，斯大林急迫地給什特科夫發出電報，詢問“朝鮮領導人”是否被美國空軍的襲擊嚇壞了？是否“決定暫停推進”？斯大林指出：“我們認為，必須堅決地繼續進攻；南朝鮮解放得越快，武裝干涉的機會就越少”。朝鮮政府應該對“襲擊和武裝干涉”提出公開抗議。斯大林還要什特科夫通知金日成，蘇聯“決定于7月10日前完全滿足朝鮮人關于供應彈藥和其他軍需品的申請”。[64]
　　7月2日和4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報告：盡管由于漢城的解放，出現了普遍高昂的政治熱情，但美國的參戰，特別是美國飛機的襲擊，開始影響人們的情緒，有些人對奪取最后勝利產生懷疑。部分朝鮮領導人認為與美國作戰有困難，想探聽蘇聯對此問題的態度。除了要求大量增加軍事援助外，什特科夫還請求斯大林批準給朝鮮人民軍的每個方面軍派兩名蘇聯軍事顧問，以及軍事總顧問瓦西里耶夫帶軍官組與前線司令部一起赴漢城，并常駐司令部。[65]斯大林在7月6日的電報中，進一步滿足了向人民軍提供武器援助的要求，但關于給朝鮮前線的軍隊派遣軍事顧問的請求，斯大林沒有答復。至于“軍事總顧問瓦西里耶夫的駐地”，電報說：“我們認為他住在平壤更為適宜”。[66]
　　由于沒有得到莫斯科的答復，什特科夫再次轉遞了金日成給斯大林的親筆信。金日成懇切地請求：“我深信您幫助朝鮮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愿望，我謹向您提出請求，允許在朝鮮前線司令部和兩個方面軍令部里使用25-35名蘇聯軍事顧問，因為我們的軍事干部尚未充分掌握指揮現代軍隊的藝術。”[67]對此，斯大林無法再回避了，但他對什特科夫的這種做法非常不滿。斯大林在回電中批評什特科夫未經請示“就允諾給朝鮮人派顧問”的做法是“不正確的”，并嚴厲指出：“您應該明白，您是蘇聯的代表，而不是朝鮮的代表”。但鑒于金日成直接提出了請求，且形勢緊迫，斯大林還是同意了朝鮮的要求。不過，斯大林采取了十分謹慎的做法，即這些顧問只是“作為《真理報》記者”而不是作為軍人派去的，而且只“派到前線司令部，而不是戰斗部隊”。斯大林還特別向什特科夫強調：“您個人要對蘇聯政府負責，不能讓他們成為俘虜。”[68]
　　與此同時，在美國軍隊進行干涉的情況下，莫斯科開始考慮如何利用中國這個盟友擺脫困難局面的問題。7月2日蘇聯駐華大使羅申受命與周恩來進行了會談。周恩來當然明白這是斯大林要羅申來探詢中國的態度。在談話中，周恩來抱怨北朝鮮人對美國進行軍事干涉的可能性估計不足，忽視了毛澤東早在1949年和1950年5月就提出的警告。周恩來還傳達了毛澤東對北朝鮮人的建議：鑒于美國軍隊可能在仁川登陸，要在仁川后方建立一條堅強的防線。會談中，周恩來說中國有3個軍總計12萬人已經集中在沈陽地區。周恩來還確認，如果美國人越過三八線，中國軍隊將裝扮成朝鮮人進行抵抗，并詢問蘇聯空軍是否可以為這些部隊提供掩護。[69]由于中國領導人對朝鮮軍事行動的具體計劃和時間表一無所知，并且一心想盡早解放臺灣，所以對朝鮮戰爭的突然爆發感到意外，也缺乏應有的思想上和軍事上的準備。只是在美國地面部隊卷入戰爭后，中國才開始考慮相應調整軍事部署。[70]因此，周恩來關于已經集中了3個軍的說法，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在試探斯大林，[71]其主要目的在于了解蘇聯出動空軍掩護的可能性。
　　但斯大林對此卻非常認真，馬上致電羅申，要他轉告周恩來：“我們認為，立即集中9個中國師于中朝邊境，以便在敵人越過三八線時，志愿軍進入北朝鮮作戰是正確的。”斯大林最后答應“將盡力為這些部隊提供空中掩護”。[72]為了催促中國盡快采取行動，7月8日斯大林頗帶不滿口氣地指示羅申：“請告訴毛澤東，朝鮮人正在抱怨中國在朝鮮沒有代表。應當盡快派出代表，以便有可能建立聯系并迅速解決問題。當然，如果毛澤東認為有必要與朝鮮建立聯系的話。”[73]7月13日，斯大林再次要羅申催促周恩來或毛澤東，中國“是否已經決定在朝鮮邊境部署9個中國師”，如果已經做出決定，那么蘇聯準備“派去一個噴氣式殲擊機師——124架飛機，用于掩護這些部隊”。不過，斯大林說明不是由蘇聯飛行員駕駛這些飛機，而是“打算用兩三個月的時間，在我們飛行員的幫助下，教會中國飛行員，然后將全部裝備移交給你們的飛行員”。[74]
　　7月22日羅申轉呈了毛澤東關于這一問題答復斯大林的電報，其中談到：“對于你們用以掩護我軍的一個噴氣式殲擊機師，我們擬將其配置在沈陽地區，其中兩個團配置在鞍山，一個團配置在遼陽，這將有助于在我駐安東地區混成航空兵旅各殲擊航空兵團的配合下完成對我軍及沈陽、安東、撫順工業區進行掩護的任務。”毛澤東還表示中國有能力于1951年3-4月前“完成接收蘇聯兩個航空兵師全部武器裝備的工作”。[75]顯然，毛澤東對蘇聯只提供一個空軍師的裝備，而且要由尚未掌握飛行技術的中國空軍駕駛感到不滿，所以暗示斯大林，中國還需要能夠掩護即將赴朝鮮作戰部隊的更多的空軍師。對于毛澤東的暗示，斯大林或者沒有理解，或者有意回避。7月25日維辛斯基致電羅申只是簡單地說，“經菲利波夫同意，轉告毛澤東或周恩來，我們同意他們提出的訓練中國飛行員駕駛噴氣式飛機的步驟和時間安排”。[76]戰局的發展迫使中國領導人必須做好出兵朝鮮的充分準備。8月5日毛澤東即給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高崗發電，指示：“邊防軍各部現已集中，8月內可能沒有作戰任務，但應準備于9月上旬能作戰”。“各部于本月內完成一切準備工作，待命出動作戰”。8月18日又電告高崗：“邊防軍完成訓練及其他準備工作的時間可延長至9月底，請你加緊督促，務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準備工作。”鑒于形勢日趨復雜，從8月底到9月初，中國又大規模調整軍事戰略部署。毛澤東考慮要在東北已集中4個軍的基礎上，再增加8個軍。8月25日，周恩來在第47次政務會議上指出，朝鮮戰爭“拖長的可能性增加了”，朝鮮人民將要“長期作戰”。“我們應支持他們”，“堅決幫助他們”。[77]然而，中國領導人并沒有將這些部署通知莫斯科，而是再次提出了空軍援助的問題。8月27日斯大林復電周恩來：“蘇聯政府答應您關于派蘇聯軍事顧問——防空專家和空軍專家到華東和東北軍區的要求。38名顧問將被派到中國，其中10名是防空專家，28名是空軍專家。至于其余26名顧問，我們認為不是特別需要派他們去，因為這些顧問的工作可以由派去的38名顧問完成”。[78]對于提供空中掩護的問題，斯大林仍然閉口不提。
　　總之，在朝鮮戰局尚未明朗化時，關于派中國軍隊赴朝作戰和派蘇聯空軍為中國作戰部隊提供空中掩護的問題，北京和莫斯科之間還沒有形成雙方都認可的一致意見。
　　9月15日美國軍隊成功地在仁川實行登陸以后，朝鮮戰局急轉直下。到9月26日，形勢已經非常嚴峻。斯大林派往朝鮮的特使馬特維耶夫自平壤報告說，“在占有絕對制空權的空軍支援下，美國人對人民軍的前線和后方進行了狂轟濫炸，因而得以從水原向東和東南方向推進了25-30公里，并在大邱北面和西北面，以部分兵力占領了尚州和安東”。“敵人漢城集團軍的坦克部隊已經成功地向清洲方向發展，并構成了對第一方面軍的包圍之勢”。人民軍部隊“損失了幾乎所有坦克和許多大炮，正在進行困難的阻擊戰。部隊缺少彈藥和燃料，幾乎沒有補充”。整個部隊“從上到下的指揮組織得很差”，通訊聯絡也根本“沒有保障”。[79]這時，斯大林除了焦躁不安，大發雷霆，嚴厲斥責朝鮮前線指揮部和蘇聯顧問[80]外，已經顯得束手無策。[81]莫斯科開始考慮與美國接觸，和平解決朝鮮問題了。9月26日，經蘇聯常駐聯合國安理會代表馬立克同意，其副代表察拉普金與中間人蘭開斯特會晤，了解到蘭開斯特可以安排蘇聯代表與美國人會晤“討論朝鮮問題”。馬立克立即將這一情況電告莫斯科。聯共（布）中央政治局當天便做出決議：“責成察拉普金通知蘭開斯特，馬立克同意按蘭開斯特的建議，同艾奇遜的助手或美國的一位大使會晤。”“馬立克應當聽取國務院代表的意見，如果美國人在向和平解決朝鮮問題方面明顯向前邁出一步，則向其聲明，他(馬立克)將考慮會談中提出的問題，并在下次會晤時做出答復。”[82]
　　實際上，朝鮮局勢惡化對中國造成的壓力絲毫也不亞于蘇聯，這時，毛澤東進一步考慮了出兵朝鮮的問題。9月17日中央軍委決定立即派遣一個五人先遣小組隨柴成文赴朝熟悉情況，勘察地形，做戰場準備。路過沈陽時，柴成文將隨身帶來的一封毛澤東的信交給高崗，信上說，“看來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須抓緊準備”。[83]9月30日，周恩來發表演說，又對美國政府提出了嚴正警告。演說中的“中國人民決不能容忍外國的侵略，也不能聽任帝國主義者對自己的鄰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這句話的后半句是周恩來在定稿時特意加上的。[84]其目的顯然是要引起美國政府對中國可能參與朝鮮戰爭的重視。但此時的白宮和五角大樓已經被勝利沖昏了頭腦，麥克阿瑟正在順利地向三八線進軍，根本聽不進中國的警告。同樣，莫斯科也沒有注意周恩來的弦外之音。
　　這時，金日成卻不得不向蘇聯和中國請求直接的軍事援助了。9月29日，什特科夫應金日成的請求與之會見。談話中，金日成簡短地說明了前線的危機狀況，并告訴他，朝鮮勞動黨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并通過了給斯大林寫信和要求蘇聯用空軍援助朝鮮的決議。他們還決定給毛澤東寫信，信中也有求援的暗示。什特科夫報告說，金日成和樸憲永“焦急不安”，“對于目前的形勢感到有些慌張和缺乏信心”。金日成還希望什特科夫告訴他，給斯大林的信該怎樣寫，但什特科夫對此避而不談。[85]在當晚給斯大林發出的求救信中，金日成和樸憲永承認“危險的形勢已經出現”，美國空軍的絕對優勢破壞了人民軍一切有效的軍事行動，“造成我方人員和物資的巨大損失”，通訊聯絡被切斷，給養供應被破壞，處于南方的各部隊已被分割包圍，孤立無援，“漢城的陷落已經不可避免”。在表示了“要為獨立、民主和人民幸福戰斗到最后一滴血”的決心后，他們“懇求”斯大林“給予特別幫助”，即“當敵軍跨過三八線以北的時刻，我們非常需要得到蘇聯方面的直接軍事援助”。接著又提出，“如果由于某種原因不能做到這一點，那么請幫助我們在中國和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建立一支國際志愿部隊，為我們的斗爭提供軍事援助”。[86]
　　斯大林對朝鮮要求蘇聯給予軍事援助的回答體現在他10月1日收到求援電當天給平壤和北京的兩封信電報中。在給平壤的電報中，斯大林指示“必須立即動員全部力量，不讓敵人跨過三八線，同時要準備在三八線以北同敵人作戰”。至于提供直接軍事援助的責任，斯大林毫不猶豫地推給了毛澤東：關于“要求武裝援助的問題，我們認為更可以接受的形式是組織人民志愿軍。關于這一點，我們必須首先同中國同志商量”。[87]在給北京的電報中，斯大林以非常客氣但又不容商量的口氣向中國提出了出兵援助朝鮮的要求。斯大林先是假稱“對朝鮮的局勢不甚了解”，隨后向中國領導人提出：“根據目前的形勢，如果你們認為能夠為朝鮮人提供援助部隊，哪怕五六個師也好，就應立即向三八線推進，以便朝鮮同志能在你們部隊的掩護下，在三八線以北組織后備力量。中國部隊可以志愿者身份出現，當然，由中國的指揮員統率。”斯大林不愿意毛澤東知道朝鮮曾向蘇聯提出同樣要求并已遭到拒絕的情況，所以他最后又補充說：“關于此事，我絲毫也未透露，而且也不打算透露給朝鮮同志，但我并不懷疑，當他們得知此事時，他們將會感到高興。”[88]
　　戰爭發展到最危急的關頭，援救朝鮮的責任終于落到了毛澤東的身上。然而，中國出兵朝鮮面臨著重重困難，所以，盡管毛澤東已經決心派兵赴朝作戰，甚至起草了給斯大林的同意出兵的回電，但在10月2日下午中南海頤年堂召開的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上，中共多數領導人對此持謹慎態度，以為不到萬不得已不要出兵。[89]于是，毛澤東不得不收起已經擬好的電報，而交給了羅申另一封回電，電報說：
　　1950年10月1日來電收悉。我們原先曾打算，當敵人向三八線以北進攻時，派幾個師的志愿軍到北朝鮮幫助朝鮮同志。然而，經過慎重考慮，我們現在認為，采取這樣的行動將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
　　第一，派幾個師的兵力很難解決朝鮮問題(我們的部隊裝備很差，與美國軍隊作戰沒有取得軍事勝利的把握)，敵人可能會迫使我們退卻。
　　第二，最大的可能是，這將導致美國與中國的公開沖突，其結果蘇聯也會被拖進戰爭。這樣一來，問題就變得十分嚴重了。
　　中共中央的許多同志認為對此表示謹慎是必要的。
　　當然，我們不派軍隊援助，這對于正處在如此困難之中的朝鮮同志來說，是十分不利的，我們自己也于心不忍；但是如果我們出動幾個師，隨后又被敵人驅趕回來，并由此引起美國與中國的公開沖突，那么我們的整個和平恢復計劃就將被全部打亂，國內許多人將會對我們不滿(戰爭給人民帶來的創傷尚未醫治，人民需要和平)。
　　因此，目前最好還是克制一下，暫不出兵，同時積極準備力量，這樣做在把握與敵作戰的時機上會更為有利。
　　由于暫時的失敗，朝鮮應該換一種斗爭方式，進行游擊戰。
　　我們將召開一次黨中央會議，中央各部門負責同志都要出席。關于這個問題還沒有做出最后決定，這是我們的初步電報，我們希望與您商量一下。如果您同意，我們準備立即派周恩來和林彪同志飛往您的療養地，同您討論這件事，并報告中國和朝鮮的局勢。[90]
　　毛澤東既表明了中國援助朝鮮的意向和可能，又陳述了目前出兵的實際困難，其內容與他沒有發出的電報基本相同。[91]但羅申在轉述毛澤東的答復之后發表了一通他個人的意見：“毛澤東的答復證明中國領導人改變了在朝鮮問題上最初的立場。這個答復與以前毛澤東在同尤金、科托夫和孔諾夫，以及劉少奇在同我的談話(我已及時報告過)中表示的立場是矛盾的。他們在這些談話中指出，中國人民和解放軍決心幫助朝鮮人民；解放軍士氣高，如果需要，他們有能力打敗美軍，因為美軍要比日軍弱。”羅申認為，“中國政府無疑能夠向朝鮮派遣五六個甚至更多的有戰斗力的師。當然，這些中國軍隊需要裝備一些反坦克武器和火炮”。羅申還猜測“中方改變立場的原因”可能是“當前的國際形勢和朝鮮局勢惡化，英美集團陰謀通過尼赫魯呼吁中國人采取克制的態度，以免陷入災難”。[92]這些看法很可能對斯大林的判斷產生了重要影響。
　　此時，斯大林有些沉不住氣了，在接到羅申轉來的毛澤東的答復后，他決定撤出在朝鮮的蘇方人員。此前在9月30日，葛羅米柯曾向斯大林報告說，什特科夫請求授予他與朝鮮政府協商撤退在朝蘇聯專家的權力，還請求允許他與蘇聯駐朝機構協商，并由他決定撤回部分蘇聯工作人員。對此，蘇聯外交部原則上表示同意，但強調撤回專家的具體問題要由朝鮮政府決定，并指示什特科夫在這個問題上“不應發表自己的意見”。至于將駐朝蘇聯機構工作人員撤回蘇聯的問題，則“應按以前的程序進行，即通過蘇聯外交部與蘇聯有關部委和機構協商解決”。但是到10月5日，聯共(布)中央政治局便做出正式決議，批準將蘇聯專家和蘇聯機構的工作人員撤回蘇聯，而不再附加任何條件了。[93]當天，什特科夫又發來電報，進一步提出撤回朝鮮族蘇聯公民的家屬、蘇聯航空代表辦事處人員，以及必要時從朝鮮撤出全體蘇聯公民的問題。莫斯科答復的電報則把撤退的權力完全交給了蘇聯大使：“關于從朝鮮領土撤回朝鮮族蘇聯公民家屬的問題，您可就地酌情決定”；“航空代表辦事處全體蘇聯人員，以及蘇聯軍事顧問的家屬，應撤離朝鮮領土”；“同意您的建議，即在必要時將包括朝鮮族蘇聯公民在內的所有蘇聯公民撤往蘇聯境內和中國境內”。[94]
　　看來，斯大林對朝鮮的形勢已經感到失望。現在唯一能夠扭轉局面的希望就寄托在中國人身上了。所以，斯大林復電毛澤東，再次要求中國立即向朝鮮派出部隊，而且以更加堅決的口氣提出了更加充分的理由：
　　我向您提出派五六個師志愿軍的問題，是因為我清楚地了解中國領導同志曾多次聲明，如果敵人越過三八線，就準備派幾個軍去援助朝鮮同志。因此，我理解中國同志之所以準備派兵去朝鮮，是為了防止朝鮮變為美國和未來軍國主義日本反對中國的軍事基地，這與中國是利害攸關的。
　　我向您提出向朝鮮派兵問題，而且至少而不是至多派五六個師，是出于以下幾點對國際形勢的考慮：
　　一、如朝鮮戰事表明的那樣，美國目前還沒有為發動一場大規模戰爭做好準備；
　　二、日本因其軍國主義勢力尚未復元，沒有能力給美國以軍事援助；
　　三、有鑒于此，美國將被迫在朝鮮問題上向有蘇聯盟國為其后盾的中國做出讓步，將不得不接受就朝鮮問題進行調停的條件，這些條件將有利于朝鮮而使敵人無法將朝鮮變為它的軍事基地；
　　四、基于以上同樣的原因，美國最后將不僅被迫放棄臺灣，而且還將拒絕與日本反動派單獨締結和約，放棄復活日本軍國主義的活動和使日本成為他們在遠東的跳板的計劃。
　　由此我考慮到，如果中國只是消極地等待，而不是進行一場認真的較量，再一次使人信服地顯示自己的力量，那么中國就得不到這些讓步。中國不僅得不到所有這些讓步，甚至連臺灣也得不到，美國人會把持臺灣，把它當作基地。美國這樣做，不是為了已沒有取勝希望的蔣介石，而是為了他自己或者是為了未來的軍國主義日本。
　　當然，我也考慮過，美國盡管沒有做好大戰的準備，仍可能為了面子而被拖入大戰，這樣一來，自然中國將被拖入戰爭，蘇聯也將同時被拖入戰爭，因為它同中國簽有互助條約。這需要害怕嗎？我認為不需要，因為我們在一起將比美國和英國更有力量，德國現在不能給美國任何幫助，而歐洲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更不成為重要的軍事力量。如果戰爭不可避免，那么讓它現在就打，而不要過幾年以后，到那時日本軍國主義將復活起來并成為美國的盟國，而在李承晚控制整個朝鮮的情況下，美國和日本將會在大陸有一個現成的橋頭堡。
　　以上就是我向您提出至少派五六個師時所依據的國際形勢及前景的考慮。[95]
　　10月7日斯大林接到了毛澤東的復信，信中表示贊同斯大林的基本論點，并說中國將派出不是6個而是9個師，但不是現在而是過一些時候再派。毛澤東再次要求派代表去莫斯科進行詳細會談。[96]
　　斯大林以如此的利害關系勸說毛澤東，無非是逼迫中國盡快做出決定。實際上，當時毛澤東不僅已經做出了決定，而且也把這一決定告訴了金日成。[97]毛澤東此時仍然拖延答復斯大林是因為中國出兵朝鮮與美國作戰還有一個保證條件，即必須得到蘇聯的軍事援助。毛澤東決心出兵的基點在于出戰必勝，而且必須速勝，只要做到這一點，那么中國的一切担憂和困難都可以化解。而要在戰場上取得速勝，作為同盟國的蘇聯就有義務而且必須提供大量的軍事援助，[98]特別是保證提供空軍的支援。[99]正是因為在這個關鍵的問題上還沒有與蘇聯達成明確的和具體的協議，所以毛澤東要求派周恩來和林彪去蘇聯與斯大林直接進行談判。
　　關于周恩來赴蘇談判的目的和結果，在研究者中存在完全不同的說法。[100]但會談后的歷史文獻表明，會談的結果是，因蘇聯空軍目前尚未準備好，要等兩個或兩個半月后才能出動，故決定中蘇均暫不出兵，要金日成撤到鴨綠江以北。[101]然而，朝鮮戰場局勢的急劇惡化已經不容這兩個盟友再互相等待和討價還價了。10月13日，即斯大林和周恩來聯名電報發出不到兩天，斯大林和毛澤東幾乎同時做出了自己的最后決定，盡管這兩個決定的目標和方向完全相反。
　　10月13日上午，斯大林收到蘇聯海軍方面的報告：本日清晨，在咸興地區海面發現大量美國軍艦，同時，“咸興遭到來自海上和空中的猛烈轟擊”。[102]由于咸興地區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斯大林很容易估計到，如果美國軍隊再一次實施兩棲登陸作戰，那么北朝鮮的政府和軍隊必將陷入重圍，而且朝鮮人民軍的后方完全沒有防御，聯合國部隊可以毫無阻擋地涌向朝中邊界和朝蘇邊界。對于斯大林來說，這的確是決定性的時刻。既然中國出兵已經沒有指望，斯大林當機立斷，于當天下午緊急致電金日成，通報了與周恩來和林彪會談的情況，并抱歉地通知金日成，周恩來已經表示中國人還不準備參與戰爭。因此，建議金日成最好把他的殘余部隊從朝鮮撤到中國和蘇聯，還命令什特科夫幫助金日成制定一個執行這一撤退命令的措施的計劃。什特科夫按照斯大林的指示于當晚約見了金日成和樸憲永，并向他們讀了斯大林電報的內容。“電報的內容使金日成和樸憲永感到意外”，“金日成說這對他們來說是非常難以接受的，但既然做出了這樣的建議，他們將照此執行”。金日成還要求蘇聯人對擬定撤退計劃給予幫助，并于當晚做出了撤退的安排。[103]
　　在莫斯科決定放棄朝鮮的同時，北京卻做出了恰恰相反的決策。毛澤東收到11日莫斯科來電后，緊急電令正準備出征的彭德懷回京，于13日下午召開政治局緊急會議。會后毛澤東即給周恩來去電：“與政治局同志商量結果，一致認為我軍還是出動到朝鮮為有利”。“我們不出兵，讓敵人壓至鴨綠江邊，國內國際反動氣焰增高，則對各方都不利”。由于沒有空軍掩護，毛澤東決定戰爭初期只與南朝鮮部隊作戰。[104]與此同時，毛澤東把出兵的決定通知了蘇聯大使，其中又特別強調了空軍援助的問題。毛澤東提出，“主要問題是必須有掩護我們的空軍。我們希望空軍盡快到達，無論如何不遲于兩個月”。毛澤東又接著指出，中國政府“目前無法為提供的裝備付現款”，而“希望以貸款方式得到這些裝備”。電報最后說，為此，周恩來必須與菲利波夫同志重新討論這些問題。[105]
　　接到此電后，斯大林立即通知什特科夫轉告金日成：“鑒于中國同志的這個新的決定，請暫緩執行昨天發給你們的關于在北朝鮮進行疏散和將朝鮮軍隊向北撤退的電報。”[106]電報發出后斯大林還不放心，當天再次致電金日成強調：“此前通知您的關于中蘇領導同志會談時提出的建議應予撤銷”。[107]
　　在周恩來的進一步交涉中，蘇聯方面表示，兩個半月后蘇聯空軍也難以出動，更無法進入朝鮮上空作戰。[108]盡管如此，中國人民志愿軍主力部隊還是在10月19日渡過了鴨綠江，并于10月25日打響了抗美援朝戰爭的第一仗。斯大林心中的一塊石頭總算落地了。
　　四、蘇聯空軍直接參與朝鮮戰爭
　　在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過程中，北京與莫斯科在蘇聯出動空軍協同志愿軍作戰問題上的一番討論和爭執，無疑是對剛剛形成的中蘇同盟關系的一次嚴峻考驗。然而，毛澤東力排眾議，在中國面臨極其困難——由于蘇聯空軍擬推遲出動并表示不能與中國軍隊協同作戰，這一困難就尤為突出——的條件下，毅然決定派出中國人民志愿軍赴朝作戰。這件事感動了斯大林，從而使他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對毛澤東和中共的認識。對于這一點，毛澤東本人是深有體會的。幾年以后，毛澤東在接見蘇聯駐華大使時說：“多少使斯大林相信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朝鮮戰爭的爆發——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入朝作戰”。[109]
　　斯大林對毛澤東表示信任，同時也是對贏得朝鮮戰爭恢復信心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在突破了他本人關于出動蘇聯空軍援助志愿軍作戰而設定的界限。在1950年10月中旬周恩來赴蘇談判期間，莫斯科在出動空軍的問題上表示了兩條意見：斯大林先是提出，蘇聯尚未做好準備，“須待兩個月或兩個半月內才可出動空軍支援志愿軍在朝鮮作戰”。[110]當毛澤東決定中國先行出兵，等待蘇聯空軍到達再投入作戰后，斯大林又指派莫洛托夫通知周恩來，蘇聯空軍只在鴨綠江北岸中國境內駐防，兩個或兩個半月后，也不準備進入朝鮮境內掩護中國軍隊作戰。[111]然而，在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并打響第一戰役后，情況有了變化：蘇聯空軍不僅立即投入了朝鮮的空戰，而且不久又把作戰半徑從鴨綠江上空推進到清川江和大同江一線。
　　戰爭初期， 美國空軍動用了44個駐扎在遠東地區航空大隊的657架作戰飛機來對付北朝鮮，而朝鮮人民軍空軍還沒有噴氣式殲擊機，只有20架性能落后的戰斗機，高射炮也很少，所以美國空軍的戰略轟炸機甚至可以在白天沒有殲擊機掩護的情況下進行作戰飛行。而且，美國航空兵對平壤附近的北朝鮮空軍基地進行了若干次密集襲擊之后，北朝鮮的空軍實際上已被摧毀，完全失去了作戰能力。[112]而中國空軍的作戰部隊當時還沒有真正組建起來。[113]當中國幾十萬大軍和大量軍需物資涌入狹長的朝鮮山地時，美國飛機如入無人之境的輪番轟炸將給中國軍隊帶來如何的重創和災難是可以想見的。
　　正是在這個關鍵的時刻，朝鮮戰爭中第一次真正的空戰爆發了。蘇聯空軍部隊共有13個師在1950年8月至12月先后進駐中國東北、華北、華東和中南地區，其中別洛夫航空師是根據斯大林的提議于8月到達東北担負防空任務的。[114]這是在朝鮮參戰的蘇聯空軍的第一支部隊。1950年11月1日，蘇聯飛機出現在朝鮮上空。根據駐華軍事總顧問扎哈羅夫大將給斯大林的戰況報告，這一天，朝鮮飛行團的6架雅克-9飛機“首次在安州地區執行戰斗任務。這次戰斗的結果是擊落了兩架B-29轟炸機和一架野馬式戰斗機。從戰斗任務中，有兩架雅克-9飛機未能返回”。參戰的蘇聯飛機是在安東-新義州地區投入戰斗的，“我們的飛行員用米格-15飛機擊落了兩架F-82，另兩架飛機是被高射炮擊落的。共擊落4架飛機。在空戰中，我方沒有損失飛機。”“別洛夫同志的米格-15是從沈陽和鞍山兩個機場起飛的，每個機場共起飛了8個架次。”[115]在斯大林眼中，出動空軍為中國軍隊提供援助是最敏感的問題，而蘇聯空軍在志愿軍于10月25日正式打響地面戰斗后的第7天便投入了戰斗，盡管只是在鴨綠江上空，也足以說明斯大林的決心和對毛澤東出兵決策的支持。
　　第一次空戰取得成功后不久，蘇聯空軍在駐守沈陽地區的第151和324兩個殲擊機師的基礎上組建了由空軍少將別洛夫指揮（以后是洛博夫繼任）的第64獨立殲擊機航空軍。蘇聯空軍的主要任務是保護鴨綠江上的橋梁、發電站和大壩，以及在中朝邊境以南75公里之內北朝鮮領土上的交通線和飛機場，以免遭敵機的襲擊。此時，第64航空軍也從沈陽和鞍山基地轉場到中朝邊境上的安東機場。[116]僅在11月上半月，蘇聯飛行員便取得了擊落23架美國飛機的優秀戰果。同時，斯大林決定分兩批再為別洛夫增派120架米格-15新式戰斗機。[117]
　　除了米格-15飛機的性能可以同美國的F-86飛機相匹敵外，蘇聯空軍在朝鮮戰爭中的整體實力與美國相差很遠。不僅飛機和飛行員以及后勤人員的數量大大少于美國，而且在地面導航、無線電干擾、雷達偵察、通訊聯絡等技術裝備方面十分落后，甚至為空勤人員提供的服務和生活條件也比美國差得遠。但蘇聯噴氣式殲擊機投入戰斗還是對朝鮮的整個空戰局面有很大影響，特別是對被稱作“空中堡壘”的B-29戰略轟炸機造成極大威脅。“第64航空軍的飛行員與B-29多次交鋒，每一次交鋒都以美國人遭受沉重損失而告終，重創給他們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刺激，因為四個發動機的轟炸機價值昂貴，而且常常是10至12名的機組人員也同機死亡。正如美國人承認的那樣，噴氣式護航殲擊機保障不了轟炸機的安全。”到1950年11月底，讓美國遠東空軍司令部感到頭痛的是無法在鴨綠江地區為實施戰略目標轟炸的美國飛機提供安全可靠的保障。例如，11月6日美國駐遠東空軍司令喬治·斯特拉特邁耶在命令中要求自己的戰略轟炸機兵團摧毀鴨綠江上6座戰略橋梁和10座北朝鮮的邊境城市，但蘇聯空軍的加入使美國空軍未能完成任務。過去，美國飛機可以在300米低空俯沖轟炸，還可以反復轟炸，而現在蘇聯防空火炮的對空射擊迫使戰略轟炸機只能在6000-7000米以上的高度實施轟炸，從而大大降低了投彈的準確性；而性能優越的米格-15飛機參戰又迫使美國轟炸機只能在目標區停留很短的時間，這樣也阻滯了美國空軍執行其轟炸任務。戰爭開始以來美國軍隊的空中優勢第一次受到懷疑。[118]
　　盡管如此，美國在朝鮮戰場上仍擁有強大的空中力量。特別是隨著中國軍隊向南推進，其后方補給線不斷延長，而遭受美國空軍轟炸和襲擊的威脅也日益嚴重。顯然，蘇聯空軍只在鴨綠江上空作戰，遠遠無法保證中國軍隊物資和兵源的補給。為了掩護中朝軍隊的后方交通運輸線，經與蘇聯政府商定，自1951年1月10日起，由蘇聯空軍出動兩個師，掩護輯安至江界、安東至安州兩條鐵路運輸線，以保證后勤供應。[119]
　　然而，戰局的進一步發展要求蘇聯空軍的作戰半徑繼續向南擴展。在第三次戰役時，中朝軍隊已經越過三八線，而蘇聯空軍由于其基地在中國境內，受到飛行距離的限制，無法進一步南下，致使中朝聯軍在江界、安州一線以南地區的物資運輸和部隊調動，完全處于敵方空軍的威脅之下。1951年初，在中朝聯軍剛剛進行補充休整時，聯合國軍發起了大規模反攻。為配合地面行動，美國遠東空軍司令部制定了轟炸中朝軍隊后方戰略目標的方案。北朝鮮被劃分為11個區，172個目標，其中包括45座鐵路橋和12座公路橋、13個隧道、39個鐵路樞紐和63個物資供應站。安東-新義州被認為是最重要的“A”區，平均每天有12-24架次B-29飛機轟炸這些目標。[120]到1951年4月，據蘇聯軍方統計，美國空軍完成飛行1416架次(轟炸機420架次，殲擊機996架次)，5月完成3500架次穿越飛行，其中轟炸機300架次(白天230架次，夜間70架次)，殲擊機，主要是噴氣式殲擊機，達3200架次。美國空軍的主要攻擊方向是安州地區的渡口，平壤地區建設中的機場，安州、平壤等地的公路、鐵路，以及平壤以南地區的各個目標。轟炸機為В-29和В-26，主要以小型機群和單機行動，飛行高度3000-4000米。[121]
　　在這種情況下，已經延長了幾百公里中朝聯軍后方供給線受到嚴重破壞，“兵員、彈藥、糧食全無補充”，志愿軍戰士甚至“赤腳在雪里行軍”。[122]為了解決遭受敵機嚴重破壞的后方運輸問題，1951年2月24日，代總參謀長聶榮臻和彭德懷向扎哈羅夫提出，要蘇聯出動兩個空軍師，轉場至朝鮮境內，掩護三八線以北的交通線。遭扎哈羅夫拒絕后，彭德懷非常不滿，于26日和28日兩次與周恩來一同找毛澤東商議，堅持應直接向斯大林提出這一要求。[123]毛澤東于3月1日致電斯大林指出：“目前朝鮮作戰的困難，仍為敵人火力強，我方運輸力弱，有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四十的物資被炸毀，敵軍將逐步獲得補充，有六七萬人將于6月底到朝鮮，而我方則無空軍掩護。”中國可以派出10個航空兵團入朝，但在朝鮮境內找不到一個可用的機場。主要問題是，“若無可靠的空軍掩護”，無法進行機場的修復工程。毛澤東深知，此前蘇聯空軍只在中朝邊境作戰，進入朝鮮縱深地區，對斯大林來說，又是一個難題。因此，他謹慎地提出，“彭德懷同志十分希望蘇聯空軍能在平壤、元山之線及其以北機場担負掩護任務，并希望蘇聯空軍使用的機場能移入朝鮮境內。據稱若不如此，則朝鮮機場無法修成，中國空軍亦將無參戰可能，而坦克、炮兵的運轉亦將增加極大的困難。但此事須從整個國際形勢的利害出發來考慮，未知許可這樣做否？”[124]
　　這一次，斯大林沒有像以前那樣猶豫不決，他立即回電答復毛澤東：“如果您能夠在安東地區留兩個中國空軍師掩護當地的電站和交通線的話，我們同意將別洛夫將軍指揮的第151和第324兩個殲擊機師的基地轉移到朝鮮境內去，以便掩護中國和朝鮮的后方。如果朝鮮人已有一條鋼板飛機跑道，我們可以從蘇聯再提供兩條鋼板跑道。”斯大林還主動提出，“如果您同意，我們可以向您提供高射炮以掩護機場，并供應高射炮炮彈。”3月15日，斯大林又要扎哈羅夫轉告毛澤東或周恩來：除了“在前一封電報中，我們采納了您關于將別洛夫的空軍基地轉移到朝鮮你們部隊的后方去的建議”外，“由于即將到來的重大戰役，你們必須有盡可能多的殲擊機在前線。因此，我們決定從蘇聯再調撥一個大型殲擊機師到安東去，以便兩個原定掩護安東的中國殲擊機師調往前線”。毛澤東對此“深表感謝”。[125]這些情況充分說明，斯大林對于使用蘇聯空軍問題的考慮，確實比中國出兵前有了很大改觀。顯然，如果不是對毛澤東和中國軍隊有了信心和信任感，他是不會這么做的。
　　后來由于朝鮮境內機場的修建工作屢遭美國轟炸機的破壞，蘇聯空軍部隊未能進駐朝鮮。[126]但隨著中朝邊境地區廟溝、大堡和大孤山三個新機場的建成，大批蘇聯空軍后續部隊加入了掩護中朝聯軍后方的戰斗，從而使第64航空軍在機場或空中進行作戰值班的殲擊機數量從2-3個航空團增加到4-5個航空團。[127]總的說來，到1951年春蘇聯殲擊機在朝鮮上空的軍事行動取得了相當成效，完成了掩護鴨綠江大橋的任務，對中朝聯軍的運輸線也起到了一定的保障作用。雖說由于飛行距離受限制，未能阻止住美國航空兵對朝鮮中部和東部地區機場和交通線的轟炸和襲擊，但是在朝鮮西北部鴨綠江至清川江地區的上空，“米格-15殲擊機已成為美國飛行員越來越感到恐懼可怕的敵人”。[128]
　　1951年8月開城停戰談判中斷后，美國又恢復了大規模轟炸。從8月18日開始對北朝鮮的交通樞紐實施密集襲擊。8月上半月，美軍飛行強度平均每日174架次，到下半月達到248架次。[129]此時，第64航空軍有3個航空師(151、303、324-R)，2個高射炮師(82和92-R)，武器有能夠自動定位的高射炮，用于警戒和指揮炮位瞄準的雷達站、一個航空供應師、兩個獨立探照燈航空團，以及醫院和其他后勤分隊。但飛機總體數量很少，在安東地區部署的性能優秀的新型米格機只有190架，處于戰備狀態的米格飛機的數量還要少。這支空軍所要對付的美國駐朝鮮的空軍有不同型號戰略、戰術和海軍航空兵的飛機達1500架。盡管如此，蘇聯空軍還是從9月1日開始了反擊美國空軍的積極行動。在9月19日的空戰中，米格飛機打下了3架“佩刀式”飛機和3架殲擊轟炸機。在10月23日的戰斗中，8架B-29飛機雖有34架F-86、55架F-84的嚴密掩護，但仍被擊落3架。10月24日當34架美國飛機轟炸順川大橋時，40架米格飛機起飛迎戰，美國又損失了一架F-84飛機和一架B-29飛機。10月30日，56架處于戰備狀態下的米格-15中的44架迎戰由21架B-29飛機和200架護航殲擊機組成的美國機群，敵人損失了12架B-29飛機和4架F-84飛機。其結果是，在蘇聯米格飛機活動的鴨綠江至清川江的上空，第64航空軍已經占有明顯的空中優勢，以至美國軍人把這片區域稱為“米格走廊”。蘇聯空軍的英勇戰斗，使美國飛機無法對這一區域選定的目標實施有效的轟炸，而只能集中力量轟炸平壤地區的目標。最后，米格飛機在朝鮮西北部地區的空中優勢，迫使美國遠東空軍禁止在白天使用B-29戰略轟炸機，這種狀況一直維持到戰爭結束。[130]據什捷緬科報告，從1950年11月1日至1951年12月6日，蘇聯空軍共擊落敵機569架(其中高射炮擊落59架)，自己損失63架飛機。[131]
　　第64航空軍的另一項任務是幫助中朝聯合空軍，不僅為其訓練飛行員，而且協助他們作戰。中朝聯合空軍是在1951年秋天以后參加作戰行動的。由于語言的障礙，中朝空軍與蘇聯空軍并沒有混合編隊和聯合作戰。但雙方在協調作戰方針、統一使用兵力等問題上始終都是經過協商的。第64航空軍的機組人員負責擊退在F-86殲擊機強大掩護下的大批轟炸機，而中朝聯合空軍的飛行員只是負責在必要的情況下進行增援。他們在前線主要是與小股敵機進行戰斗。蘇聯殲擊機還需要為中朝空軍提供援助，在危急情況下，攔截追擊中國和朝鮮駕駛員的F-86飛機。甚至當中朝聯合空軍在前線機場安東、廟溝、大堡、大孤山的飛機總數超過了第64航空軍的米格飛機時，蘇聯飛行員仍然需要繼續完成比較復雜的任務。如在1952-1953年冬天，復雜的氣象條件使得飛行技術尚不熟練的中朝聯合空軍部隊無法投入戰斗，因此而加重了第64航空軍的作戰任務。1953年蘇聯空軍戰斗飛行的月平均數量與上一年比較增長了33%。[132]
　　必須指出的是，蘇聯空軍在朝鮮的作戰受到了來自莫斯科的種種限制，而這些限制，在心理上和作戰技術的發揮方面都給蘇聯飛行員造成了障礙。在所下達的命令中，嚴禁任何飛機從蘇聯領土起飛投入作戰；蘇聯飛機要消除一切自身的標志：有的偽裝成中國飛機，有的則涂上朝鮮飛機的顏色；所有蘇聯飛行員都要穿上中國的軍服，并寫下保證書，宣誓決不泄露他們曾到過朝鮮作戰；蘇聯飛行員還奉命在任何時候都不得在空中通話時使用俄語。最為重要的是，絕對不能有蘇聯飛行員被俘，因此，嚴格禁止蘇聯飛機在聯合國軍控制區和靠近前線地區的上空飛行和在黃海上空作戰，禁止米格飛機跨越平壤-元山一線往南追蹤敵機，即禁止跨越北緯39度線，雖然1951年前線已經穩定在三八線。[133]所有這些說明，斯大林在使用蘇聯空軍的問題上始終掌握著一條他最初制定的原則，即不允許蘇聯空軍在前線協同中國軍隊作戰。
　　斯大林在一份電報中指責空軍元帥克拉索夫斯基和別洛夫將軍培訓中國飛行員的工作進展太慢，并說，“中國軍隊不能在沒有空軍掩護下戰斗。因此，應當盡快建立一個由8個中國空軍殲擊機師組成的集團軍并將他們派往前線。現在這是你們最重要的任務”。同時要求“別洛夫的一個師可派往靠近中國東北邊境的地方，兩個師可放在北朝鮮后方，從而給中國殲擊機師靠近前線騰出兩個機場。這是絕對必要的。應當這樣來進行安排，即中國人在前線只能靠自己的空軍”。[134]據第64航空軍報告，在1951年4-5月最激烈的戰斗中，中朝軍隊“由于沒有航空兵支援，在敵人優勢兵力的攻擊下被迫撤退”，而出于同樣的原因，反攻“大多數是在夜間和惡劣天氣條件下實施的”。[135]許多當年參加朝鮮空戰的蘇聯軍人都強調，“他們的空軍與中朝的地面部隊沒有任何合作”，甚至也沒有通過軍事顧問進行過這種工作。由于缺乏聯系，竟然發生過北朝鮮高射炮向蘇聯飛機開火，以及蘇聯飛行員擊落中國飛機的事件。蘇聯空軍在作戰中沒有出動過配合地面部隊作戰所必須的轟炸機，而且也沒有準備這樣做。洛博夫在接受采訪時承認：“我們沒有轟炸機。我們不曾有過一架轟炸機對美國軍艦進行過轟炸”，因為“那不是我們的任務”。[136]中國的材料也證實，僅有的一次轟炸西海岸大和島等地美韓軍隊情報站，以配合地面部隊登陸作戰的任務，是中國空軍第8師獨立完成的(軍中蘇聯顧問在戰斗前已經回國)。[137]
　　不過應當指出，由于受飛行技術的限制，中朝聯合空軍也很少在前線作戰，他們只是在天氣好的情況下才配合步兵作戰，而“在惡劣天氣下，不實施戰斗行動”。[138]到1951年12月，中央軍委根據實際情況，對志愿軍空軍的任務也不再強調直接支援地面部隊作戰，而改變為奪取并保持清川江以北地區的局部制空權，有重點地保衛重要交通運輸線、軍事目標和工業目標，間接配合和支援地面部隊作戰。[139]
　　斯大林所顧慮的，當然是担心蘇聯空軍參戰的事實暴露以后，激化美蘇之間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華盛頓與莫斯科有同樣的顧慮。因此，美國人需要與蘇聯人共同保守蘇聯空軍參戰的秘密。實際上，美國空軍很早就知道他們真正的空中對手既不是朝鮮人，也不是中國人——美國飛行員不僅在空中看到了歐洲人的面孔，而且在無線電通話中聽到了俄語。這一情況上報以后，美國決策機構認為對此必須保持沉默并封鎖消息，以免刺激輿論，迫使政府采取報復行動，從而導致戰爭升級。在決策機構關于是否應將俄國人參戰的消息公諸于眾的辯論中，美國國務院政策計劃司司長保羅·尼采起草的文件對此做出了結論。他的的建議是對此必須保密。尼采對后來的訪問者說：“如果我們公布真相，公眾將要求我們對此采取相應的行動。最終，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只能是擴大戰爭，卷入與蘇聯更加嚴重的沖突。”艾森豪威爾政府也一直將這一消息“束之高閣”，因為如果“泄露出去，將形成與俄國開戰的巨大壓力”。[140]正是華盛頓與莫斯科的這種默契，使蘇聯空軍參加朝鮮戰爭的歷史真相沉寂了40年。
　　無論如何，蘇聯空軍在中國抗美援朝戰爭中發揮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在整個戰爭期間，先后有12個蘇聯空軍師投入了空戰，輪番參戰的空軍人數總計為72000人，1952年最多時達到25000-26000人。蘇聯空軍的殲擊機總共擊落了1097架敵機，高射炮兵總共擊落了212架敵機。根據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總參謀部的統計數字，在朝鮮蘇聯航空兵損失了335架飛機和120名飛行員。在這場戰爭中蘇聯軍人的總的損失為299人。[141]總之，蘇聯空軍不僅參與了朝鮮戰爭，而且在空戰中成為中朝方面的主力軍。[142]雖然斯大林始終沒有滿足中國領導人最初提出的要求，即希望蘇聯空軍與中國地面部隊協同作戰。不過，中國領導人后來對此也表示理解，他們再也沒有提出這一問題。毛澤東在要求蘇聯空軍援助的歷次電報中，都特別注意提到，只需要蘇聯飛機掩護后方交通運輸線。從前面所引電報的措詞中也可以看出，他在講到這一問題時的謹慎態度，實際上表明他理解斯大林的難處。
　　五、莫斯科是中朝方面的真正決策者
　　在關于朝鮮戰爭的俄國解密檔案中，最大量的是莫斯科與北京和平壤之間的往來電報。從這些檔案中可以看出，從戰爭的戰略部署到具體的戰役和戰術安排，從談判的原則和方針到爭辯的技巧和方法，何時該打，何時該停，何時該進，何時該退，北京和平壤都需要征求并聽從莫斯科的意見。當中朝之間或前線指揮官與后方決策人之間發生意見分歧和矛盾時，也是由莫斯科出面做出仲裁的。總之，雖說毛澤東的主張在抗美援朝決策中起著明顯的導向作用，但是對一切重大問題的最終決定，還是由斯大林及其繼承人做出的。
　　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后進行了兩次非常成功的運動戰，取得了顯著戰果，不僅占領了平壤，而且把戰線推進到三八線附近。這時，在是否立即向三八線以南發動第三次戰役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意見。作為前線總指揮，彭德懷認為，經過兩個戰役后，部隊疲憊不堪，病員增加，急需休整補充。后勤供應沒有保證，大部分部隊還沒有冬裝，彈藥和糧食也接濟不上。而且，越向前進此種情況就越會增加。因此，彭德懷在1950年12月8日電報中提出，如對敵人“不能給以殲滅性打擊”，即使能夠越過三八線或取得漢城也不宜這樣做，擬在三八線以北數十里停止進軍，第二年春天再戰。[143]聶榮臻接到彭德懷的電報后，也認為部隊經兩個多月連續作戰，非常疲勞，物資裝備損耗也大，亟需休整補充。況且在第一線兵力上，中國軍隊也不占絕對優勢。因此，向毛澤東建議推遲兩個月發動下一次戰役。[144]
　　然而，莫斯科從政治上考慮，表示了不能停止軍事行動，而要“趁熱打鐵”的傾向性意見。12月5日蘇聯外交部長葛羅米柯會見了中國大使王稼祥，當王稼祥探詢蘇聯方面對于在目前條件下美國人是否會就朝鮮問題同中國和蘇聯舉行談判的看法時，葛羅米柯回答，現在美國方面還沒有和平解決朝鮮局勢的建議。接著，王稼祥問起：“從政治角度看，中國軍隊在成功地繼續進攻的情況下，是否應該越過三八線。”葛羅米柯回答：“鑒于當前朝鮮的形勢，提出‘趁熱打鐵’這句古老的諺語是十分恰當的。”[145]盡管葛羅米柯事先聲明發表的只是個人看法，但了解蘇聯政治制度和外交決策程序的人不難想到，這一定是斯大林的授意。
　　同一天，聯共（布）中央政治局討論并通過了給蘇聯駐華大使的電報，表示蘇聯不希望中國代表出現在聯合國的講壇上。電報要求羅申立即向周恩來通報：據維辛斯基報告，美國人即將提出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干涉朝鮮”的問題交聯合國大會討論。蘇聯代表團將反對把這一問題列入議事日程。然而，如果此問題被列入議程，蘇聯政府必須知道中國政府的意見。電報強調：“如果周恩來詢問蘇聯政府對此問題持何觀點，您應回答說，這一次和安理會討論麥克阿瑟的報告時一樣，蘇聯政府認為，中國代表不出席聯大討論這一問題更為恰當。”[146]
　　盡管中國在停戰問題上已經有所考慮，但與蘇聯政策保持一致是必須的。12月7日凌晨3時，周恩來緊急召見羅申說：近來，聯合國秘書長賴伊和印度、英國、瑞典代表不止一次地向中國代表伍修權探詢中國的停戰條件。為了掌握主動，并表現出積極性，中國政府打算提出自己的條件。周恩來以書面方式遞交了中國政府擬定的五項條件，即所有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美國軍隊撤出臺灣海峽和臺灣島；朝鮮問題應由朝鮮人民自己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參加聯合國并從聯合國逐出蔣介石的代表；召集四大國外長會議準備對日和約。周恩來表示，“在有關在朝鮮停止軍事行動的現有條件送達伍修權之前，中國政府想同蘇聯政府商量，并請蘇聯政府就這一問題提出自己的意見”，中國政府希望當天就得到答復。[147]
　　蘇聯政府立即回電，說斯大林“完全同意”中國提出的五項條件，同時強調“我們認為，不滿足這些條件，軍事行動就不可能停止”。但另一方面，蘇聯又建議中國暫不要提出這些條件，而等美國和聯合國先提出條件。斯大林甚至起草了中國應如何回答這一問題的具體表述方法。[148]為了與中國協調行動，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同一天做出決議，并通知在聯合國的代表團：維辛斯基關于停止朝鮮軍事行動的建議是不正確的，在蘇聯代表團的方案中應加上兩條，即中國五項條件中的第1條和第3條。[149]
　　接到蘇聯電報后，12月8日，周恩來即給中國在聯合國的特別代表伍修權及顧問喬冠華發去電報，指示他們對談判“應采取他急我不急的態度”。電報內容與斯大林的說法完全相同。[150]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毛澤東不可能同意彭德懷暫時停止進攻的意見。毛澤東命令立即發起第三次戰役，迅速突破三八線。12月13日毛澤東給彭德懷的電報說：“目前美英各國正要求我軍停止于三八線以北，以利其整軍再戰。因此，我軍必須越過三八線。如到三八線以北即停止，將給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151]顯然，毛澤東在電報中所說的“政治”，不僅是對英美而言，也考慮到蘇聯和朝鮮等社會主義陣營國家的傾向性意見，正如他在12月29日電報中說的，如果不打這一仗，“整個冬季我軍都在休整，沒有動作，則必引起資本主義各國甚多揣測，民主陣線各國亦必有些不以為然，發生許多議論”。[152]
　　越過三八線的決策已定，但戰役如何展開還是個問題。接到毛澤東的電報后，彭德懷即與志愿軍總部將領共同研究了情況并決定，放棄原定過冬休整的計劃，堅決克服連續作戰部隊異常疲勞、兵員不足及供應不及等困難，發動第三次戰役，打過三八線去。彭德懷說：現在既然政治形勢要求我們打，既然毛主席下了命令要我們打，而我們現在打起來實際上又有很多困難，所以就一定要慎重，要適可而止。政治上要求我們突破三八線，那么，我們就堅決突破三八線。以后，則采取穩進方針。[153]12月19日彭德懷根據實際情況再次致電毛澤東，講述了部隊面臨的極大困難，同時指出：“兩次大勝后，速勝和盲目樂觀情緒在各方面都有增長。蘇聯大使說美軍將速逃，要我軍速進，朝方也有如此要求。據我看，朝鮮戰爭仍是相當長期的，艱苦的。敵人由進攻轉入防御，戰線縮短，兵力集中，縱深加強，對聯合兵種作戰有利。”“從政治上看，敵人馬上放棄朝鮮，對其陣營是很不利。如再被消滅兩三個師，可能退守幾個橋頭陣地，也不會馬上全部撤出朝鮮。我軍目前仍應采取穩進，對部隊不要太傷元氣。我8日給你的電報中，提到暫不越‘三八線’作戰，以便充分準備來年開春再戰。得你13日復電后，現已遵示越‘三八線’作戰。如無意外變故，打敗仗是不會有的，但攻擊受阻或勝利不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154]
　　毛澤東也是身經百戰的軍事家，看來，強迫前線部隊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越過三八線作戰并非他的本意，所以，他在考慮政治因素之余，在軍事上對彭德懷提出的關于長期打算、穩步前進的戰役部署立即表示支持。在12月21日和26日的電報中，毛澤東表示完全同意彭德懷提出的打法，即越過三八線后就收兵，全軍主力（包括人民軍）退后幾十公里進行休整。[155]
　　蘇聯駐朝大使拉祖瓦耶夫對此安排卻頗為不滿，他質問道：中朝聯軍此戰役后休整兩個月，南朝鮮人民和游擊隊遭到鎮壓如何解決？北京已經宣布三八線不存在，打過三八線又退回，政治上如何解釋？是繼續作戰有利，還是待兩個月后雪化路滑時再作戰有利？如此等等。[156]然而，戰局發展正如彭德懷所料，第三次戰役雖然突破三八線并攻占了漢城，但聯合國軍是有計劃撤退的，中朝聯軍除占領了一些地盤外，沒有對敵方戰斗部隊造成什么創傷。[157]就實際戰斗力而言，中國志愿軍在戰場上已成為強弩之末。因此，彭德懷于1951年1月8日命令志愿軍部隊停止進攻，全軍休整。
　　對于志愿軍停止繼續進攻的命令，蘇聯駐華軍事總顧問扎哈羅夫首先表示強烈反對。1月9日上午，當他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作戰室得知戰役已經結束，在朝部隊已經停止前進后，立即表示出極大的困惑和不滿。他說，世界上哪有打勝仗的軍隊不追擊敵人、不發展勝利成果的呢？這將給敵人以喘息機會，犯下喪失戰機的錯誤。雖經聶榮臻耐心的解釋，扎哈羅夫仍然堅持己見。在朝鮮的金日成和樸憲永則要求立即與彭德懷會面，并表現出對志愿軍的決定非常不滿，認為部隊休整時間不宜過長，主張繼續南進。毛澤東得知這一情況后，于1月11日急電彭德懷：中國人民志愿軍撤至仁川及漢江以北休整兩三個月，并担任仁川和漢城及三八線以北的守備。如朝方認為不必補充休整就可前進，則亦可同意人民軍前進擊敵，并由朝鮮政府自己直接指揮。在10日和11日彭德懷與金日成的會談中，中朝雙方認識不一致，發生了爭論。結果，金日成被迫同意志愿軍進行休整，但立即將這一情況報告給蘇聯大使。拉祖瓦耶夫則向斯大林告狀，說彭德懷“右傾保守，按兵不動，不乘勝追擊”。與此同時，毛澤東也致電斯大林，說明了朝鮮戰場的實際情況，指出只有經過兩三個月的休整后，才能“最終解決南朝鮮問題”，“才能保障取得最后勝利”。“不然，我們就會重犯朝鮮軍隊1950年6月到9月所犯過的錯誤”。
　　面對如此分歧，斯大林一錘定音，解決了雙方的矛盾。斯大林在給拉祖瓦耶夫的回電中指出：“彭德懷是久經考驗的統帥，今后一切聽彭的指揮”，并稱贊彭德懷是當代天才的軍事家。[158]正是由于斯大林出面干預，關于中朝軍隊在第三次戰役后實行休整的問題才得以解決。在1月16-18日再次與彭德懷會晤時，金日成表示朝鮮人民軍單獨南進是帶有冒險性的，朝鮮勞動黨政治局經過討論，認為中方提出的為了今后更好地實施進攻，而必須利用兩個月時間進行休整的建議，是正確的。[159]
　　不過，毛澤東和斯大林只是同意暫時休整，而不是主張停戰講和，因為他們一致確定的戰略目標是把美國軍隊全部趕出南朝鮮，盡管實現這一目標對中朝軍隊來說已是力所不能及了。所以，當聯合國朝鮮停火三人委員會的新議案于1951年1月11日提出，并于13日在聯合國大會通過后，遭到了中國政府的拒絕。該議案共有五個部分：立即實現停火；舉行一次政治會議以恢復和平；外國部隊分階段撤出，并做出適當安排使朝鮮人民能夠選舉其政府；為統一和管理朝鮮做出安排；停火之后召開一次由英國、美國、蘇聯和共產黨中國參加的會議，以解決遠東的問題，其中包括臺灣的地位和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這個在事前幾個小時才通知美國政府的新議案使白宮進退維谷：正如美國國務卿艾奇遜指出的，同意這個議案，將“失去朝鮮人的信任，并引起國會和輿論界的憤怒”；不同意則會“失去我們在聯合國中的多數支持”。國務院最后決定支持這一議案，不過，艾奇遜“熱切地希望并相信，中國人會拒絕這個決議”。[160]與美國政府的處境相反，如果接受這一議案，中國方面則可以左右逢源，恰如旅美中國學者陳兼指出的：立刻停火，使志愿軍可以合法地占據三八線以南已有的地盤，即使停火失敗。亦可使他們獲得寶貴的時間以重建進攻的潛力。[161]然而，毛澤東與斯大林協商的結果是，中國政府1月17日以堅持先撤軍后停火為由拒絕了聯合國的提案，這不僅使艾奇遜松了一口氣，而且也使中國喪失了一次在絕對有利于己的條件下實現停戰的機會。
　　中國拒絕新的停火建議還為敵方的反撲提供了借口，正當中朝部隊進行休整時，聯合國軍立即發動了大規模反攻，中朝聯軍的處境十分危急。彭德懷對敵人的反攻并不感到意外，但敵人由潰退到反攻，行動如此之快，卻出乎他的意料。當時，中朝高級指揮員正在開會，他們對形勢進行分析后，認為中朝聯軍極需休整補充，才可再戰。經與朝方商議，彭德懷于1月27日致電毛澤東說，根據1951年1月11日“聯合國朝鮮停火三人委員會”的決議，“為增加帝國主義內部矛盾，可否播發中、朝兩軍擁護限期停戰，人民軍和志愿軍從烏山、太平里、丹邱里線北撤15至30公里的消息，如同意請由北京播出。”但毛澤東對形勢仍持比較樂觀的看法，他于第二天命令彭德懷停止休整，繼續南進：“我軍必須立即準備發起第四次戰役，其目的是消滅2-3萬美軍和偽軍及占領大田-安東一線以北的地區”。毛澤東還明確指出：“中國和北朝鮮軍隊向北后撤15-30公里及發布關于贊同暫停軍事行動的公報，這對我們是不利的，因為敵人恰好希望當我軍向北撤至一定距離，以便使他能封鎖漢江時才停止軍事行動。”與此同時，毛澤東將他的答復向斯大林做了報告，并詢問“這樣做從國際形勢的角度來看是否合適”。斯大林再次支持了毛澤東的主張，認為“從國際的觀點看，不讓敵人占領仁川和漢城，以使中朝部隊給敵人的進攻部隊以重大打擊，是完全合適的”。[162]
　　事實證明，毛澤東和斯大林設想的第四次戰役的目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根本無法實現的。在聯合國軍的強大攻勢下，中朝聯軍不得不向北撤退。彭德懷回國面見毛澤東，力陳志愿軍的困難處境，終于使毛澤東認識到：“敵人不被大部消滅，是不會退出朝鮮的，而要大部消滅這些敵人，則需要時間。因此，朝鮮戰爭有長期化的可能”。“在此種情況下，我軍擬讓敵人進至三八線南北地區，在我第二番志愿部隊九個軍到齊后，再進行有力的新的戰役”。“總之，在美國堅持繼續作戰，美軍繼續獲得大量補充并準備和我軍作長期消耗戰的形勢下，我軍必須準備長期作戰，以幾年時間，消耗美國幾十萬人，使其知難而退，才能解決朝鮮問題”。毛澤東就此與莫斯科商議，斯大林亦表示贊同。[163]然而，在此后幾個月的戰斗中，志愿軍雖竭盡全力，付出了巨大犧牲和嚴重損失，也只是將美軍的進攻制止在三八線附近。[164]
　　在戰爭進行僵局的情況下，斯大林開始考慮和談的問題了。蘇聯駐聯合國代表馬立克和副代表察拉普金于5月初開始與美國方面接觸，透露了蘇聯有進行和談的意愿。5月18日，已經退隱普林斯頓大學的蘇聯問題專家喬治·凱南應召去華盛頓面見艾奇遜，接受了與蘇聯方面進行會談的任務。5月31日，凱南以私人名義拜訪了馬立克，提出“美國準備在聯合國或任何一個委員會，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與中國共產黨會面，討論結束朝鮮戰爭的問題”。6月5日，馬立克在第二次會談時答復凱南：“蘇聯政府希望和平并希望和平解決朝鮮問題，越早越好。但是，蘇軍既沒有參加在朝鮮的沖突，蘇聯政府認為它不能參加關于停火問題的任何討論”。馬立克隨后說，倘使凱南先生愿意聽聽他個人的意見，他認為美國政府應該和朝鮮與中國就此事進行接觸。凱南注意到，馬立克在會談時，根本沒有提到更為廣泛的遠東國際事務問題，諸如臺灣和對日和約等。顯然，這表明蘇聯已經考慮不以中國提出的條件為前提進行和談了，盡管當時美國國務院對莫斯科的用意還捉摸不透。[165]
　　與此同時，中國方面也感到戰爭難以繼續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中共中央對中國在朝鮮的戰略也進行了一次全面回顧。聶榮臻在回憶錄中概括了此次會議的過程和結果：“第五次戰役之后，中央開會研究下一步怎么辦，會上多數同志主張我軍宜停在三八線附近，邊談邊打，爭取談判解決問題。我當時也是同意這個意見的。我認為，把敵人趕出朝鮮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經達到，停在三八線，也就是恢復戰前狀態，這樣各方面都好接受。”會議確定了這一方針。[166]毛澤東當然知道這件事需要征得朝鮮和蘇聯的認可。于是，金日成6月3日抵達北京，與毛澤東進行了商議。接著，毛澤東要求斯大林接見金日成和高崗，同時希望在蘇聯養病的林彪也參加會談。經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崗乘蘇聯派來的專機飛往莫斯科。[167]高崗和金日成與斯大林交流了看法之后，于6月13日向毛澤東做了匯報。斯大林也來電表示，“我們認為，現在停戰是件好事”。[168]
　　然而，中國不久前在極為有利的條件下拒絕了聯合國的停火建議，如今已陷入被動局面，因而很難主動提出停戰的要求，毛澤東不得不再次求助于斯大林。在6月13日給高崗和金日成的回電中，毛澤東提出了一個令斯大林感到棘手的問題：
　　關于如何提出停戰談判的問題，我們認為現在由我們自己提出這個問題對朝鮮和對中國都是不適宜的，因為在最近兩個月內，朝鮮軍隊各國志愿軍都在采取守勢。
　　最好這樣做：
　　1、等待敵方提出。
　　2、最好由蘇聯政府根據凱南的聲明向美國政府試探停戰問題。
　　可以同時進行上述兩種方法，即一方面由蘇聯政府進行試探，另一方面，如果敵方提出停戰問題，朝鮮和中國將表示同意。最好請你們交換意見并同菲利波夫同志共同解決。
　　3、停戰條件：恢復三八線邊界；從北朝鮮和南朝鮮劃出一條不寬的地帶作為中立區。絕不允許中立區只從北朝鮮領土中劃出的情況發生。南北朝鮮彼此有所交錯。至于中國進入聯合國的問題，我們認為，可以不提出這個問題作為條件，因為中國可以援引聯合國實際上已成為侵略工具，所以中國現在不認為進入聯合國的問題有特別意義。
　　應當考慮一下，是否值得把臺灣問題作為條件提出來?為了同他們討價還價，我們認為應當提出這個問題。
　　在美國堅持臺灣問題單獨解決的情況下，我們將做出相應的讓步。
　　為了和平事業，我們首先解決朝鮮問題。請你們向菲利波夫同志提出并獲得他的指示。[169]
　　高崗和金日成立即將毛澤東的電報轉交給斯大林。[170]斯大林決定滿足毛澤東的請求，盡管馬立克此前曾向美國方面表示蘇聯不能出面提出和談問題。6月23日，馬立克在聯合國發表廣播演說，提出交戰雙方立即停火的建議。第二天，斯大林就致電毛澤東：“您應當從馬立克的發言中知道，我們關于提出停戰問題的承諾已經兌現”。[171]經6月27日美國駐蘇大使柯克與葛羅米柯會談后，美國確認馬立克的演說代表了蘇聯政府的觀點。6月30日，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通過廣播電臺正式提出停火建議。7月1日，中朝方面對李奇微的建議做出了積極的反應。[172]從此，朝鮮戰爭進入了漫長而艱苦的“邊談邊打”的階段。
　　毛澤東在6月30日給斯大林的電報中承認，“馬立克的講話保證了我們在進行和平談判方面的主動權”，同時又提出，“如果談判開始，最好您親自領導他們，以免出現不利的局面”。[173]雖然斯大林沒有“親自領導”中朝方面進行停戰談判，但從俄國檔案文獻可以看出，在整個談判過程中，莫斯科與北京之間電報頻繁往來，中朝方面所采取的每項具體措施和確定的每個具體方針，都是經過請示斯大林并得到批準的。
　　當1952年停戰談判陷入僵局時，中朝之間再次出現分歧：朝鮮方面表示希望做出讓步，以便迅速達成停戰協定，毛澤東則堅持不能在條件不利的情況下退讓。這時，又是斯大林出面支持了毛澤東的意見，并說服金日成繼續邊談邊打的方針。
　　還在1952年1月底，朝鮮方面已經表示出“不愿繼續進行戰爭”的意見。[174]后來，停戰談判因戰俘問題產生爭議拖延下來。7月14日，金日成又向毛澤東提出，應接受美國方面的條件，以便立即實現停戰。毛澤東在7月15日的電報中，竭力說服金日成，告訴他，在敵人狂轟濫炸的軍事壓力面前接受其挑撥性和欺騙性的建議，對中朝方面在政治和軍事上都是極為不利的。戰爭繼續下去，固然會給朝鮮人民和志愿軍帶來進一步的損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戰爭中加強了自己的實力，鼓舞著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對侵略戰爭，并推動著全世界保衛和平運動的發展”。戰爭把美國的主要力量吸引在東方并不斷蒙受損失，使蘇聯的建設和世界民族革命運動得到發展，“這將意味著延緩新的世界大戰的爆發”。毛澤東在表示中國將“竭盡全力保證朝鮮人民渡過難關”的同時，也告訴金日成，“如果我們沒有能力解決您的問題，那我們將同您一起去請求菲利波夫幫助解決這些問題”。毛澤東還說，中國的這一建議和方針，“會告訴菲利波夫同志并征求他的意見”。金日成雖然在7月16日的回電中表示接受中國的意見，但他與蘇聯大使談話時還是堅持：“在開城我們必須堅決力爭盡快簽訂停戰協定、實現停火和根據日內瓦公約交換所有戰俘。這些要求會得到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們從開城的被動局面中擺脫出來。”[175]
　　對此，斯大林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認為中國“在停戰談判中的立場是完全正確的”。[176]8月20日斯大林與周恩來進行了會談。當周恩來反應中朝之間在遣返戰俘問題上存在分歧時，斯大林再次表示：“毛澤東是對的。這場戰爭傷了美國的元氣。北朝鮮人除了在戰爭中遭到犧牲以外，并沒有輸掉任何東西。”“當然，要理解朝鮮人。他們有很大犧牲。但應該向他們講明白，這是一件大事，需要毅力，需要耐心。”[177]斯大林對中國意見的支持，并不僅僅是出于對毛澤東的勇氣和英雄氣概的欣賞，他很可能還有更加深遠的謀略：把美國的人力、物力和精力長期吸引和消耗在東亞，對于蘇聯在歐洲與美國的抗衡來說，是有利而無害的。無論如何，在中蘇領導人的莫斯科會談之后，1952年10月8日，朝鮮停戰談判無限期休會了。
　　出于對戰局發展的估計和政治心理因素的考慮，中國領導人決心把與美國人的戰爭長期進行下去。12月16日，彭德懷在空軍黨委會上指出：朝鮮戰爭明年有可能擴大，我們的方針是一面打仗，一面建設。[178]此后，毛澤東也致電斯大林說，“我們認為在以后相當一段時間內（比方說一年之內），朝鮮的軍事行動會更加頻繁”。毛澤東還預計“敵人將有可能在我后方西海岸和東海岸一帶發動登陸作戰”。為此，毛澤東告訴斯大林，中國已開始在國內征新兵，“并打算在明年給人民志愿軍部隊送去25萬補充人員”，還要派海軍部隊赴朝參戰。總之，中國“準備竭盡全力去打贏這場戰爭”。毛澤東的想法得到了斯大林的肯定和支持。[179]于是，1953年2月7日毛澤東在一次政治協商會議上滿懷信心地宣布：“抗美援朝的斗爭必須繼續加強”。“我們愿意立即停戰，剩下的問題待將來去解決。但美帝國主義不愿意這樣做，那么好罷，就打下去，美帝國主義愿意打多少年，我們也就準備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國主義愿意罷手的時候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勝利的時候為止。”[180]然而，一個月后，斯大林去世了。蘇聯對朝鮮戰爭的政策立即發生了重大變化，北京不得不服從莫斯科的決定。
　　斯大林的葬禮剛剛結束，他的繼任者們便開始商討以緩和國際關系為核心的對外政策新方針，這一方針的起點就是解決朝鮮戰爭問題。3月13日，馬立克指示拉祖瓦耶夫呈交聯合國部隊總司令克拉克在三個星期前就朝鮮交戰雙方交換傷病戰俘問題給金日成和彭德懷的信件。[181]3月19日蘇聯部長會議就此做出決議，批準了蘇聯政府給毛澤東和金日成的信，以及給參加聯合國大會的蘇聯代表團的指示。在給中朝領導人的信中，蘇聯政府指出：在朝鮮戰爭的問題上，“如果繼續執行迄今為止推行的路線，如果不對這一路線做一些符合當前政治特點和出自我們三國人民最深遠利益的改變，那是不正確的。”蘇聯新領導人認為，在目前情況下，不能僅僅機械地執行過去一直推行的路線，而應表現出一種主動精神，或者說，利用敵方的主動精神，按照中國人民和朝鮮人民的根本利益，按照所有其他愛好和平人民的利益，找到使中國和朝鮮脫離戰爭的出路。為此，莫斯科做出了具體安排：
　　1、需請金日成和彭德懷對克拉克將軍2月22日就交換傷病戰俘問題發出的呼吁給予肯定的回答。
　　2、緊接金日成和彭德懷的答復發表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威代表(最好是周恩來同志)應在北京發表聲明，著重表明對待交換傷病戰俘建議的積極態度，同時指出積極解決整個戰俘問題，從而保證朝鮮停戰和締結和約的時刻已經來到。
　　3、與北京發表上述聲明的同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首相金日成在平壤發表政治聲明，說明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的上述聲明的正確性，并表示充分支持。
　　4、我們認為這樣做也是恰當的，即緊接上述北京聲明和平壤聲明之后，蘇聯外交部表態，完全支持北京和平壤的表態。
　　5、配合上述四項措施，蘇聯代表團在紐約聯合國代表大會上應采取一切必要的行動，以支持和推進以上新政策方針的實施。[182]
　　蘇聯部長會議還責成聯合國大會蘇聯代表團與波蘭代表團商議，“對有關防止新的世界大戰威脅的波蘭決議草案，做如下涉及朝鮮問題的修改：刪去原提案中的第6條(關于讓所有的戰俘返回祖國)，代之以下文字：‘6、立即恢復雙邊停戰談判，既著眼于全力就交換傷病戰俘問題達成協議，也著眼于全力就整個戰個俘問題達成協議，從而全力消除妨礙朝鮮戰爭結束的障礙。’”[183]
　　3月21日晚，蘇聯新領導人一起同趕赴莫斯科參加斯大林葬禮的周恩來會談，提出了莫斯科的新方針。周恩來立即向毛澤東進行了匯報。[184]
　　朝鮮對于蘇聯的決定表示完全贊同。前往平壤轉達莫斯科指示的庫茲涅佐夫和費德林報告說，金日成認為目前的形勢再拖延下去對朝鮮和中國以及社會主義陣營都不利，與美國人進一步討論遣返戰俘的數字沒有意義。蘇聯的建議是“最明智和正確的”，“必須盡快實現”。[185]至于中國領導人對蘇聯立場的態度，目前尚無歷史文獻可以說明。但從實際行動看，北京還是按照莫斯科的安排發表了致克拉克的復信和周恩來的聲明。4月26日，板門店談判重新開始。
　　說中國方面在此時不想將戰爭停止下來，是有根據的。1953年夏季，中國志愿軍在戰場的兵力占絕對優勢，兵強馬壯，糧彈充足，士氣旺盛，前線陣地更加鞏固，反登陸作戰也做好了全面準備。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給志愿軍總部的指示是：停是談判會場的事，軍隊“只管打，不管停”，一切按原計劃進行。于是，中朝聯軍在最后談判階段連續發動了三次進攻，共攻擊敵軍目標104處，攻占土地240平方公里。[186]以至毛澤東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24次會議上宣稱：“如果照這樣打下去，再打它兩次、三次、四次，敵人的整個戰線就會被打破。”[187]事后，毛澤東還向蘇聯大使表達了同樣的意思：從純粹軍事的觀點來看，用一年左右的時間繼續打擊美國人是可行的。[188]當然，毛澤東并沒有打算背離莫斯科制定的總方針。步履維艱的板門店談判終于有了結果，7月27日朝鮮停戰協定簽字。
　　這是毛澤東最后一次聽從莫斯科的指揮。斯大林已經不在了，朝鮮戰爭也結束了，蘇聯在社會主義陣營中的領導地位從此開始受到中國的挑戰。而在亞洲的冷戰對峙中，中國已經取代蘇聯，站在了社會主義陣營戰車的最前沿。
　　1999年11月在韓國仁川大學所作學術報告，未發表
　　[1]有關這方面的研究論著主要有：А.Торкунов и Е.Уфимцев，Коре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новый взгляд，Москва，1995；А.С.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　1950-1953гг.”，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А.В.Торкунов，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годов，Москва，2000；А.Волохова，“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1951-1953гг.，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0，№2；S.Goncharov，J.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K.Weathersby，“The Soviet Role in the Early Phase of the Korean War： New Documentary Evidence”，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Relations, 1993, Vol.2, №4；“Stain and a Negotiated Settlement in Korea, 1950-53”， The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 January 1996；“Soviet Aims in Korea and the Outbreak of the Korean War, 1945-1950：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CWIHP） Working Paper, 1993, №8；“Korean，1949-50：To Attack, or Not to Attack? Stalin, Kim Il Sung, and the Prelude to War”, CWIHP Bulletin, 1995, №5；E.Bajanov，“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CWIHP Bulletin, 1995/96, №6-7；A.Mansourov，“Soviet-North Korean Relatio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The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 January 1996；“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ept.16-Oct.15,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WIHP Bulletin, 1995/96, №6-7；沈志華：《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8年。
　　[2] 凡直接引用本檔案集的文件，只標引筆者收藏這批俄文檔案時的編號（SD*****），以便讀者查找。
　　[3] 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CWIHP Working Paper, 1993, №8。
　　[4] 參見沈志華：《朝鮮戰爭揭秘》第二章，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5年。
　　[5] SD02272；Weathersby，“Soviet Aims in Korea”，CWIHP Working Paper, 1993, №8。
　　[6] 詳見《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第二章第二節。
　　[7] SD00206。
　　[8] SD00236。
　　[9] SD00207，SD00209，SD00211。
　　[10] SD00208，SD00210，SD00223。
　　[11] SD00220。
　　[12] SD00225。
　　[13] SD00230。
　　[14] SD00234。
　　[15] SD00237。
　　[16] SD00242。
　　[17] SD00229，SD00238。
　　[18] SD00231，SD00232。
　　[19] 此時蘇聯向北朝鮮提供的大量武器都是防御性的，武器清單見SD00235。6月25日什特科夫的報告談到，加強北朝鮮軍隊戰斗力的前提是“南方的威脅”。見Торкунов и Уфимцев，Коре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сс.20-21。
　　[20] SD00241。
　　[21] SD00236，SD00239，SD00240。
　　[22] SD00238。
　　[23] SD00242。
　　[24] SD00245。
　　[25] SD00245。
　　[26] SD00246。
　　[27] SD00247。
　　[28] SD00248。
　　[29] SD00250。
　　[30] SD00249。
　　[31] SD00251。
　　[32] SD00252，SD00253，SD00254。
　　[33] SD11808。另參見1996年7月31日筆者在莫斯科訪問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安德烈·列多夫斯基教授的記錄。據列多夫斯基教授說，他在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看到了1949年10月中旬毛澤東與斯大林往來的兩封電報。盡管列多夫斯基未能向筆者展示檔案原件，但他保證說曾親眼看到過這兩份文件。
　　[34] 關于中蘇條約談判的最新研究參見沈志華：“《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簽訂：愿望和結果”，《中共黨史研究》1998年第2、3期。
　　[35] 關于這一觀點的詳細論述見沈志華：“中蘇條約與蘇聯在遠東的戰略目標”，《黨史研究資料》1997年第9期。
　　[36] 斯大林被迫同意簽訂中蘇新條約，就預示著蘇聯將失去對中國長春鐵路和旅順、大連港的獨占權利，雖然具體的談判還經歷了一個討價還價的過程。
　　[37] SD00259。
　　[38] SD00262。
　　[39] SD00263。
　　[40] SD00264，SD00265。
　　[41] SD00267。
　　[42] SD00268，SD00270。
　　[43] SD00269，SD00271。
　　[44] SD00272。檔案原件中所附“清單”為手寫稿，沒有簽名，也沒注明日期。根據內容判斷，該文件應為什特科夫電報的附件。
　　[45] SD00273；維辛斯基給斯大林的報告，1950年3月29日。轉引自Weathersby，“The Soviet Role”，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Relations, 1993, Vol.2, №4，p.441。有人提出，金日成在1950年2月還對莫斯科進行過一次訪問(Kim Chullbaum ed.,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 Testimony 40 Years Later ，Seoul，1991，pp.3、8)。從目前披露的俄國檔案材料看，這種說法是靠不住的。
　　[46] 參見Weathersby，“The Soviet Role”，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Relations, 1993, Vol.2, №4，p.433；Kim Chullbaum，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pp.105-106。
　　[47] 蘇聯外交部“關于朝鮮戰爭的背景報告”，1966年8月9日。轉引自Weathersby，“The Soviet Role”，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Relations, 1993, Vol.2, №4，p.441。該報告中譯文見《朝鮮戰爭揭秘》附錄。
　　[48] 見劉少奇致中共中央書記處電，1949年7月27日；師哲：《在歷史巨人身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第412頁；И.В.Ковалев， Диалог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2，№1，сс.78-79。
　　[49] 在劉少奇訪蘇期間，毛澤東特意讓劉少奇將中共解放臺灣的計劃轉告斯大林，并要求蘇聯提供援助。盡管得知斯大林拒絕了中共的請求，毛澤東在莫斯科第一次與斯大林會談時，再次婉轉提出了這個問題。見毛澤東致劉少奇轉斯大林電，1949年7月25日，АПРФ，ф.45，оп.1，д.328，лл.137-140；毛澤東與斯大林會談記錄，1949年12月16日，АПРФ，ф.45，оп.1，д.329，лл.9-17。
　　[50] 5月3日斯大林通知毛澤東：“朝鮮同志來過我們這里。同他們會談的結果，將于日內專門向您通報。”SD00276。事實上，斯大林后來沒有進行專門通報。
　　[51] 關于斯大林與金日成會談的情況參見Kim Chullbaum，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pp.105-106。
　　[52] SD00274。當朝鮮駐華大使李周淵把會談的情況報告到平壤時，金日成已經起程赴莫斯科了，于是，朝鮮內閣副首相金策委托蘇聯使館將這一消息轉告金日成。在這次通報中，沒有提及在朝鮮發動進攻的計劃。但金日成在5月12日會見什特科夫時卻通知他，毛澤東會見李周淵時說：“用和平方式是不能統一朝鮮的，統一朝鮮必須要用武力才行”（SD00277）。從前后事態的發展來看，金日成的這種說法是不可信的。為了取得斯大林的絕對支持，金日成一再報稱中共支持他采取軍事行動，關于毛澤東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蘇聯使館和朝鮮方面向莫斯科報告有很大差距，這已經不是第一次了。關于1949年5月金一與中共領導人會談的情況，聯共（布）駐中共代表柯瓦廖夫報告說，中共支持對南朝鮮的進攻進行反擊，但勸告朝鮮不要主動進攻。而金日成向莫斯科的通報中卻只含糊地說中共表示將在未來的戰爭中援助朝鮮（SD00231，SD00232）。
　　[53] 毛澤東與斯大林的莫斯科會談沒有涉及在朝鮮采取軍事行動的問題，斯大林也沒有把金日成的計劃告訴毛澤東。關于這一問題的考察見《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第217-218頁。
　　[54] SD00278。菲利波夫是斯大林的代稱。
　　[55] SD00279。
　　[56] 關于5月14-16日毛澤東與金日成會談的詳細情況，詳見《朝鮮戰爭揭秘》第284-288頁。
　　[57] 關于進攻南朝鮮軍事計劃的具體內容和不同說法，詳見《朝鮮戰爭揭秘》第167-171頁。
　　[58] 1950年第408號和468號電報，見蘇聯外交部“關于朝鮮戰爭的背景報告”，1966年8月9日。
　　[59] SD02931。
　　[60] SD02931。在軍事上，Д為戰爭開始日的代號，Ч為發起軍事行動的日期代號。至于所謂南朝鮮“侵犯三八線”的說法，顯然是北朝鮮編造的假情報。6月20日葛羅米柯就向斯大林報告了北朝鮮提供的南朝鮮軍隊準備發動進攻的情報，但他指出，什特科夫認為“這件事有些可疑”（SD05249）。
　　[61] Д.Волкогонов，“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Огонёк， 1993，№26，с.29。
　　[62] 參見Kim Chullbaum，The Truth About the Korean War，pp.25-26；《赫魯曉夫回憶錄》，北京：東方出版社1988年，第534頁。什特科夫6月26日的電報證實了這一情況：由于蘇聯顧問的撤離，越過三八線的人民軍在通訊聯系和組織指揮方面出現了混亂局面（SD02931）。
　　[63] 關于美國參戰的過程，參見沈志華：“美國是如何卷入朝鮮戰爭的？”，《世界歷史》1995年第3期。
　　[64] SD00280。
　　[65] SD00281，SD00282。
　　[66] SD00285。
　　[67] SD00288。
　　[68] SD11815。
　　[69] E.Bajanov，“Assessing the Politics of the Korean War 1949-51”，CWIHP Bulletin, 1995/96, №6-7，pp.88-89。
　　[70] 詳見沈志華：“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過程”，《黨史研究資料》，1996年第1期。
　　[71] 實際上當時中國尚未做出調整軍事部署的決定，直到7月7日和10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在中央軍委召開的第一次保衛國防會議上，才做出了《關于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決定擬抽調4個軍、3個炮兵師和3個空軍團共25.5萬人組成東北邊防軍，限8月5日前在東北集結。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7年，第428頁；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4年，第247頁。
　　[72] SD00284。
　　[73] SD00287。
　　[74] SD00293。
　　[75] SD00295。
　　[76] SD00296。
　　[77]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454、469、485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68-70頁。
　　[78] SD00298。
　　[79] SD00306。
　　[80] SD00309。
　　[81] 斯大林在情急之下曾催促華西列夫斯基盡最大努力向朝鮮人民軍提供空中掩護及在平壤周圍地區建立防空系統。但是，當華西列夫斯基警告說，因空戰指揮時要使用俄語進行無線電通話，美國空軍在第一次空戰后就會知道蘇聯飛行員在平壤上空活動時，斯大林只得放棄了這一主張（SD00304，SD00305）。另可參見Mansourov，“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CWIHP Bulletin, 1995/96, №6-7，pp.95-96。
　　[82] SD00307，SD00308。
　　[83] 柴成文、趙勇田：《板門店談判》，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第79頁。
　　[84] 力平：《開國總理周恩來》，第249頁。筆者在與軍事科學院研究人員進行座談時有人講，演說原件上所增改的這句話是毛澤東的親筆。
　　[85] SD00312。
　　[86] SD00313。
　　[87] SD07346。
　　[88] SD00315。
　　[89] 參見沈志華：“中蘇聯盟與中國出兵朝鮮的決策”，《當代中國史研究》1996年第5期、1997年第1期。
　　[90] SD00316。
　　[91] 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539-541頁。
　　[92] SD00316。
　　[93] SD00314，SD00318。
　　[94] SD00319。
　　[95] SD00322。
　　[96] SD00322。
　　[97] 中共中央政治局10月5日下午的會議最后做出了出兵朝鮮的決定，詳見《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第五章第二節。
　　[98] 據陳兼采訪師哲和中國學者得知，中國公布的毛澤東10月2日的電報未發表的部分內容是，毛澤東要求斯大林向中國提供大量的軍事裝備，包括坦克、重炮和其他輕重武器，及幾千輛卡車。同時，當中國軍隊進入朝鮮作戰時，要求蘇聯提供空軍援助。見Chen Jian：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New York，1994，p.177。
　　[99] 早在8月31日，鄧華、洪學智、解方等高級將領就聯名向朱德總司令建議，實現“速戰速決”方針的第一個措施就是“盡一切可能組織大量空軍參戰”，同時提出“假如蘇軍在空軍或技術裝備上能更大的幫助我們，則這一方針的實現更有了物質保證。如果我們的空軍條件不成熟，不妨推遲出動時間”。杜平：《在志愿軍總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第22頁。
　　[100] 參見沈志華：“周恩來赴蘇談判的目的和結果——關于1950年10月中蘇領導人會談的爭論”，《黨史研究資料》1996年第4期。
　　[101] 斯大林與周恩來聯名致中共中央電，1950年10月11日。參見李海文：“中共中央究竟何時決定志愿軍出國作戰?”，《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第88頁；張希：“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前夕‘突然暫停’的經過”，《黨史研究資料》1993年第1期，第3頁。在與李、張討論時筆者得知，目前在中國檔案中尚未找到斯大林和周恩來的11日聯名電報，但毛澤東13日給周恩來的電報中提到了這封電報。
　　[102] SD00329。
　　[103] SD00330。關于金日成安排撤退的詳細情況見Mansourov，“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CWIHP Bulletin, 1995/96, №6-7，p.104。
　　[104]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552-553、556頁。
　　[105] SD00326。
　　[106] SD00327。斯大林在電報上簽署的日期是10月13日，但實際上斯大林是14日凌晨3時30分看到羅申關于中國出兵的電報后，才擬寫和發出該電的。不過，此電簽發日期的錯誤是出于筆誤還是有意為之，不得而知。
　　[107] SD00331。
　　[108] 關于13-15日周恩來在莫斯科交涉的情況，沒有見到俄國文獻，所依據的只是中方當事人的回憶和有關研究論著。參見《毛澤東、斯大林與韓戰》，第278-280頁。
　　[109] 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П.Юд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1994，№5，с.107。
　　[110] 1950年10月13日毛澤東致周恩來電，轉引自李海文：“中共中央何時決定志愿軍出國作戰”，《黨的文獻》1993年第5期，第88頁。毛澤東在同一天給斯大林的電報中也說到：“我們希望空軍盡快到達，無論如何不要遲于兩個月”（SD00326）。
　　[111] 熊華源、廖心文：《周恩來的總理生涯》，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53-54頁。
　　[112] 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130。根據中方的統計，到1950年10月底，美國在朝鮮戰場投入的空軍兵力共14個大隊，1100余架作戰飛機。見王定烈主編：《當代中國的空軍》，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第127頁。
　　[113] 1950年6月19日中國空軍第4混成旅正式成立（后改為師），主要任務是飛行訓練。直到1950年12月21日才有一個大隊進駐安東（今丹東）浪頭基地，隨蘇聯空軍進行實戰訓練飛行。一個月以后，中國空軍第一次出動了幾架飛機參加空戰。《當代中國的空軍》，第79、130-131頁。
　　[114] 《當代中國的空軍》，第78-79頁；SD00293，SD00295。不過，中方材料說，別洛夫師的飛機有138架，而不是斯大林電報中所說的124架。
　　[115] SD00314。
　　[116] 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130。第151師即別洛夫師，第324師進駐東北的具體時期不詳。
　　[117] SD00346。
　　[118] 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с.132-134。
　　[119] 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編著：《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年，第94頁。
　　[120] 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с.138-139。
　　[121] SD09099。
　　[122] 彭德懷、金日成致毛澤東電，1951年1月27日，見王焰主編：《彭德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69頁；彭德懷致毛澤東電，1951年1月31日，見《彭德懷軍事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第372頁。
　　[123] 《彭德懷年譜》，第480頁。
　　[12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編：《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64頁。另參見SD00389。
　　[125] SD00390，SD00391，SD00392。
　　[126] 后來，志愿軍空軍也改為從中國境內的機場起飛到朝鮮上空作戰。1951年12月中央軍委決定放棄進駐朝鮮境內機場的打算。《當代中國的空軍》，第141、205頁。
　　[127] 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130。
　　[128] 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131。
　　[129] SD09102。
　　[130] 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с.130-131、139-140。
　　[131] SD00527。
　　[132] 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с.142-143。
　　[133] Jon.Halliday，“Air Operation in Korea： The Soviet Side of the Story”，W.Williams ed.，A Revolutionary War： Kore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stwar World，Chicago，1993，p.154；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с.133、146。
　　[134] SD00415。
　　[135] SD09098。
　　[136] Halliday，“Air Operation in Korea”，pp.154、161。其他學者進行的采訪也證明了這一點，見Goncharov，Lewis and Xue Litai，Uncertain Partner，pp.199-200。
　　[137] 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空軍回憶史料》，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第309頁。
　　[138] SD09101。到1952年底，在志愿軍空軍700多名飛行員中，只有28人掌握了夜間簡單氣象條件下的作戰技能。《當代中國的空軍》，第190頁。
　　[139] 《當代中國的空軍》，第205-206頁。
　　[140] 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с.133、146；Halliday，“Air Operation in Korea”，pp.159-160。
　　[141] Орлов，“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1998，№4，с.145；Halliday，“Air Operation in Korea”，pp.149-150。
　　[142] 志愿軍空軍雖作戰英勇，但技術落后，經驗不足，故戰果遠不如蘇聯空軍。總計有10個殲擊機師、2個轟炸機師，共60000余人參戰，擊落敵機330架，被敵機擊落231架。《當代中國的空軍》，第199-201頁。
　　[143] 杜平：《在志愿軍總部》，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第141頁；《彭德懷年譜》，第453-454頁。
　　[144] 《聶榮臻回憶錄》，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4年，第740頁。
　　[145] SD00361。
　　[146] SD00362。
　　[147] SD00363。
　　[148] SD00364。
　　[149] SD00365。
　　[150] 《周恩來軍事文選》第4卷，第125頁。
　　[151]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722頁。
　　[152]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741-742頁。
　　[153] 杜平：《在志愿軍總部》，第99頁。
　　[154] 《彭德懷年譜》，第456頁。
　　[155] 《毛澤東軍事文集》第6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245-246、249-250頁。
　　[156] 《彭德懷年譜》，第463頁。
　　[157] 參見《彭德懷軍事文選》，第383頁。
　　[158] SD00372；王亞志：《聶榮臻將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兩次談話》，《黨史研究資料》1992年第11期，第1-2頁；王亞志：《抗美援朝戰爭中的彭德懷、聶榮臻》，《軍事史林》1994年第1期，第11頁；《彭德懷年譜》，第465-466頁；王焰等：《彭德懷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第444頁。
　　[159] SD00375。
　　[160] 艾奇遜：《艾奇遜回憶錄》，上海：譯文出版社1969年，第381頁。
　　[161] Chen Jian：“China's Strategy to End the Korean War”，The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 January 1996。
　　[162] 《彭德懷傳》，第446頁；SD00376，SD00377。
　　[16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冊，第151-153頁；SD00389，SD00290。
　　[164] 詳見《彭德懷年譜》，第481-505頁。
　　[165]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1，Vol.7，Part1，Washington D.C.，1983，pp.462、507-511；《板門店談判》，第123-125頁；《艾奇遜回憶錄》，第409-411頁。
　　[166] 《聶榮臻回憶錄》，第741-742頁。
　　[167] SD00410，SD00412。
　　[168] SD00414。
　　[169] SD00416。
　　[170] SD00417。
　　[171] SD00421。
　　[172] 詳見SD00423；《板門店談判》，第122-128頁。
　　[173] SD00426。
　　[174] SD00534。
　　[175] SD00549，SD00548。
　　[176] SD00547。
　　[177] SD00553。日本學者和田春樹的看法不同，他認為1952年周恩來訪蘇時，朝鮮要求停戰，蘇聯也想停戰，但中國不愿停戰，斯大林只好同意周恩來的意見（Haruki Wada，“Stalin and the Japanese Communist Party, 1945-1953： In the Light of New Russian Archival Documents”，The 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ong Kong, January 1996）。但這種說法的論據顯然不足。
　　[178] 《彭德懷年譜》，第538頁。
　　[179] SD00563，SD00566，SD00564，SD00569。
　　[18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頁。
　　[181] SD00573。
　　[182] SD00574。
　　[183] SD00574。
　　[184] 《周恩來年譜》上卷，第290-291頁。
　　[185] SD09994。
　　[186] 譚旌樵主編：《抗美援朝戰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第289、325-326頁；《板門店談判》，第261-262頁。
　　[187] 《毛澤東選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02頁。
　　[188] SD09995。
 

沈志華 2013-08-27 16:26: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