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的態度：從熱情支持到謹慎反對

簡體傳統

　　在后人的一般印象中，好像蘇聯對中國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從來就是持反對立場的。其實不然。首先，對于“大躍進”運動，蘇聯開始熱情支持和贊揚，后來逐漸冷靜下來。其次，對于人民公社，蘇聯開始表現出極大興趣，接著一直保持沉默。最后，總體上說，蘇聯下層社會表現比較積極，上層領導則始終保持謹慎態度。而蘇聯真正公開表示反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是中蘇之間爆發大論戰以后的事情。
　　就“大躍進”運動而言，從當時蘇聯社會層面的反應看，基本上是熱情支持的，報刊上也是一片贊揚聲。同時，對中國宣傳的一些具體經濟指標，很多人持懷疑態度。
　　1958年7月26日新華社自莫斯科發出一篇通訊，綜合報道了蘇聯社會對中國“大躍進”和總路線的反應，其中有人表示相信并全力支持總路線和工農業并舉的方針，也有人對具體的目標和任務表示懷疑，如1962年生產5000萬噸鋼，試驗田畝產小麥7000多斤等。[15]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團訪問北京時，表示出對中國經濟建設高速發展的極大興趣。如建筑工程師阿爾辛切夫說：“你們現在建筑速度是驚人的，14天的時間就可建筑一所樓房，而且還是用手工，我們用機器還沒你們快。”少先隊輔導員沙依科說：“上海在4年中有70萬人搬進了新的住宅，莫斯科在4年內才有60萬人搬進新的住宅，這說明了中國的速度比我們快。”[16]
　　從蘇聯當時的報刊來看，中共中央政治局八月擴大會議后，蘇聯加強了對“大躍進”運動的報道。《真理報》從8月19日到31日刊登了4篇關于“大躍進”的報道，都是以二欄或三欄標題放在第三或第四版，標題為“人民首創精神的源泉”、“人民的創造力無窮無盡”等。[17]在9月1日到7日又刊登了4篇有關“大躍進”的消息，其中包括關于北戴河會議、小高爐、發動群眾的報道，以及云南、內蒙古、甘肅等地少數民族地區地方工業和文化發展的情況。[18]蘇聯軍方的《紅星報》9月4日載文說，“大躍進”這句話表現了中國6億人民今天生活的主要情況。這就是努力在最短的歷史時期內建成社會主義，使國家進入世界先進工業強國的行列。文章指出，剛剛建國9年，中國人民就提出了趕上英國的口號，這種發展速度是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所難以想像的。中國不要15年，而只要幾年就能夠在鋼鐵生產方面超過英國。文章特別指出，兄弟的中國人民的勞動成就是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歡欣鼓舞的泉源。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大躍進，更加加強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力量。這就是中國經濟建設的巨大國際意義。[19]據新華社統計，僅1958年10月，塔斯社即“發出了約50條關于中國工業、農業和文化大躍進的消息”。[20]
　　對“大躍進”運動提出具體意見最多的是那些在中國工作的蘇聯專家。如針對不顧條件地強行發展有色金屬工業的做法，冶金部蘇聯專家坦率地提出：一、土法煉銅不能到處都搞，應具備必要的條件。要有富礦，或者礦石經過選礦后含銅量能達到5-7％。煉銅爐寧可建少一些，但要正規一些，應有鼓風設備。土法煉銅也要過技術關，風量、風溫、產品規格都要有規定。二、建工廠應具備國家批準的銅礦儲量。貴州鋁業公司設計能力為年產鋁氧28萬噸，像這樣一個大型企業到現在還沒有國家批準的比較確切的礦石儲量，建設起來是很危險的。還有的企業，甚至只有幾張地質勘探的剖面圖就開始設計，也是很不合理的。三、基建工程到處開工，不分輕重緩急，人力物力使用分散，結果必然是哪一個也建不成。如云南省東川銅礦一下子要建設9個選礦廠和12個礦山，顯然是力不從心的。[21]蘇駐華大使館參贊、經濟總顧問符明參觀上海電纜廠時也提出：有很多新建的工廠布局和配置不合理，建議今后一定要先搞設計，先在平面圖上進行研究，考慮成熟后再施工；工資制很復雜，應該按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在現有基礎上進行調整，有些工廠計件工資是可以促進生產的。[22]
　　筆者在俄國檔案中發現了一份文件，比較全面地代表了蘇聯官方當時對“大躍進”的評價。1958年7月26日蘇聯駐華使館臨時代辦安東諾夫向國內送回一份長篇報告，在這個分發給蘇共中央主席團全體委員和候補委員的絕密文件中，作者詳細介紹了中國1958年上半年經濟、政治、外交的狀況。報告首先肯定了中國經濟建設所取得的成績，認為，“1958年第二季度中國經濟形勢的特點是：工業和農業領域急劇發展的持續增長，廣泛地進行加快國家技術和文化事業發展的運動（技術和文化革命）”。“根據初步資料統計，1958年上半年中國工業部門總產量與1957年的同期相比增長了34.1%”。接著，報告分析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經濟和文化建設中取得的一切新成就，都是建立在前一年在經濟領域里實現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基礎上的。這些成績理所當然地是與中國共產黨在1957年進行的大規模的政治工作聯系在一起的，首先，黨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階層中的反社會主義當權派進行了斗爭，與富裕中農中的資本主義傾向、農村中原來的地主和富農分子的破壞活動進行了斗爭。這些經濟文化成就還與黨在開展整風和對全體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教育工作中取得的成績密切相連。”報告對中共的國內政策持完全贊同的意見：“195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急劇增長的最重要的前提條件，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政策，這個政策在黨研究制定和實施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總路線過程中得到了反映。”報告中還特別提到，“在研究制定總路線時，中國朋友根據自己國家的特殊條件，非常認真地借鑒了蘇聯的經驗”。盡管報告人認為，對于中國提出的大量經濟發展指數“不能被看成是有充分的經濟依據的”，但仍強調，“這些設想應該被看作是那種熱情的反映，即在為實現中國共產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的總路線而斗爭的過程中，充滿著整個國家的那種熱情。它們的重要意義可歸結為：有助于更加廣泛地挖掘繼續提高經濟發展速度的一切潛力。”報告在結論中不僅肯定，“中國共產黨執行了一條以最高的速度發展經濟、加強對農業發展的關注、提高地方的作用并發揮人民群眾在經濟建設中的主動精神的路線，從而獲得了這樣巨大的經濟成績”，而且預言，中國將在第二個五年計劃期間實現在鋼鐵產量方面15年超過英國的目標，至于其他一些指標，“在最近2-3年內就能實現”。在講到中共八大二次會議時，報告評論說，“中國共產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的歷史意義在于，它總結了黨在最近幾年中的工作，譴責了右傾動搖分子，明確地表述并深刻地論證了黨的總路線。黨的總路線擬定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最高速度，這樣的速度可以確保中華人民共和國在短暫的歷史時期內，進入世界先進的、工業化國家的行列。”報告人充分肯定了人民群眾在技術革命、文化革命和農業生產中的極大熱情和干勁，認為“圍繞總路線在居民中的鼓動工作，其范圍異常的廣泛，總路線的主要思想已經逐字逐句地深入到國內每個人的心中。會議決議已經成為國內經濟繼續快速增長的巨大推動力，并在黨內和人民中激發出巨大的創造熱情和主動精神”。[23]
　　不久以后，在另一個報告中，大使館對一些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不注意研究“中國的成功經驗和成果”的現象提出了指責。1959年1月27日，安東諾夫又向國內報告說：“有一
　　些蘇聯專家和科技工作者對中國的成功經驗缺乏應有的興趣，不去分析中國在大躍進過程中國民經濟各個領域出現的成果，而把自己封閉在舊知識和陳舊觀念的狹小圈子里。國家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駐中國代表處對來華蘇聯專家的這一重要方面的工作，也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1]
　　對于中國的“大躍進”，蘇聯領導人總體上是持贊成態度的，盡管沒有過多的吹捧。在1958年夏天赫魯曉夫訪華期間，兩國領導人曾談起了“超英趕美”的話題。赫魯曉夫聲稱：“10-15年以后，我們可以在一系列產品方面趕上美國的水平”。談到中國的情況時，他稱贊說：“中國同志提出的計劃，連我們這些見過世面的俄國人也不能不感到驚訝。雖然我們不懂你們的方塊字，但如果你們能夠完成這個計劃的話——對于你們能夠完成計劃，我們是絲毫也不懷疑的——這對你們亞洲的鄰國將是一個很大的震動。”[2]或許赫魯曉夫有些言不由衷，但至少還沒有對“大躍進”說三道四。
　　甚至在一年后中國人的狂熱已經受到挫折時，蘇聯人對中國人民的建設熱情仍然表示欽佩。1959年6月13日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扎夏迪科等參觀上鋼三廠，對該廠只用5個月就建成軋鋼車間大加贊揚，并稱贊工人干勁大。他說：這樣一個車間，在蘇聯1年建成已經算是快的，但你們只用了5個月。扎夏迪科的助理特卡欽科說：應該派蘇聯建筑工人來學習。第二天參觀上海機床廠，扎夏迪科又對該廠改進蘇聯圖紙后生產的齒輪磨評價很高，說是達到了世界水平。[3]9月13日，蘇中友好協會理事會副主席杜伯洛維娜在一次慶祝國慶節的晚會上說，1958年中國人民取得了歷史上空前的成就，這一成就應歸功于中國人民實現的大躍進，全體勞動人民的積極性和中國共產黨所制定的鼓足干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4]
　　由此可見，至少到1959年夏天，除了對一些具體的生產指標和產量數字表示懷疑外，蘇聯社會從上到下都是支持和肯定中國的“大躍進”運動的，特別是對廣大勞動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和干勁大加贊揚。
　　不少研究者都認為，由于反對中國“大躍進”的做法，蘇聯拒絕向中國提供他們急需的技術和經濟援助。[5]這種說法是不符合事實的，至少是存在某種誤解。
[1] 吉林省檔案館，全宗1，目錄1-14，卷宗59，第6-9張；《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471、695-696頁；李銳：《“大躍進”親歷記》，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第293、311-312頁。
　　[2] 吉林省檔案館，全宗1，目錄1-14，卷宗126，第1-12張。
　　[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278、279頁；《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第699-700頁。
　　[4] 福建省檔案館，全宗101，目錄12，卷宗223，第15-17張。
　　[5]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4頁。
　　[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1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年，第450頁。
　　[7] 吉林省檔案館，全宗1，目錄1-14，卷宗71，第6-11張。
　　[8] 吉林省檔案館，全宗1，目錄1-14，卷宗71，第25-28張。
　　[9] 《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66頁。
　　[1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第596-598頁。
　　[11] 新華通訊社編：《內部參考》1958年第2638號，第11頁。
　　[12] 吉林省檔案館，全宗1，目錄1-14，卷宗72，第1-6張。
　　[13] 1959年12月3日赫魯曉夫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第七次代表大會上講話時就已提出：社會主義國家、各國共產黨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應該“不落后也不搶先，形象地說，‘就是互相對對表’”。參見《楊尚昆日記》，第587頁；劉曉：《出使蘇聯八年》，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93頁。
　　[14]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8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602頁。
　　[15] 《內部參考》1958年第2540號，第11-14頁。
　　[16] 北京市檔案館，全宗100，目錄1，卷宗465，第69-70張。
　　[17] 《內部參考》1958年第2575號，第8-9頁。
　　[18] 《內部參考》1958年第2581號，第3-4頁。
　　[19] 1958年9月6日《人民日報》。
　　[20] 《內部參考》1958年第2625號，第23-24頁。
　　[21] 《內部參考》1959年第2774號，第15頁。
　　[22] 《內部參考》1959年第2803號，第12-14頁。
　　[23] 1958年7月26日安東諾夫關于中國政治經濟形勢的報告，ЦХСД（當代文獻保管中心），ф.5，оп.49，д.135，лл.1-75。
　　據新華社記者當時從莫斯科的報道，“大躍進”初起時，蘇聯幾乎所有經濟區都有為中國生產訂貨的任務（其中有86個經濟區承担的任務特別多），全蘇聯為中國制造訂貨的有數以千計的工業企業，幫助中國進行設計工作的有上百的設計機關。“他們為支援中國的大躍進、及時供應機器設備，采取了許多措施。在為中國制造設備的工廠和車間里，常常可以看到‘提前為人民中國完成訂貨’的鼓動標語。工廠行政和黨組織也把檢查運往中國的機器設備的生產情況作為檢查整個生產情況的一項內容。對于中國的另外一些重要建設，如包頭鋼鐵聯合企業、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豐滿水電站、北京熱電站等，蘇聯有關的企業也準備提前完成訂貨。”[6]實際上，蘇聯在“大躍進”期間同意增加援建的項目，并不少于“一五計劃”期間已經投產的項目。1959年4月21日李富春在人大二屆一次會議上報告說，在“一五計劃”中蘇聯援建的項目，在執行的過程中，由于若干項目合并建設，總數改變為166個。這些項目，在1959年以前全部建成和部分建成投產的有113個。從1959年開始，除了已經簽定協議的項目外，根據1958年8月8日和1959年2月7日中蘇兩國政府先后簽訂的兩次協議，蘇聯還將幫助中國進行125個企業的建設。[7]
　　至于蘇方有時不愿增加定貨或推遲交貨，確有許多技術原因，而非出于政治的考慮。對外貿易部副部長李強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的書面發言，真實地反映了中國經常隨意改變項目計劃和合同而給蘇方造成的困難。李強說：“過去二、三年內我們國家曾經有過躍進、下馬和現在的大躍進，我們的躍進、下馬都波及了蘇聯和東歐各兄弟國家，要求他們也跟隨著我們躍進、下馬。例如，1955年冬季，為了提前完成建設和新的建廠要求，先后向蘇聯提了兩個備忘錄，之后，在1956年4月7日中蘇兩國政府在北京簽訂了55個項目的新協定，1956年5月31日蘇聯提出了備忘錄，同意滿足我國部分企業的設計和設備提前交付的要求。后因下馬，有若干項目堅決要撤消、推遲或縮小規模，到了1957年12月14日才簽訂了新的議定書，其中規定：蘇聯援助我國的全部項目211個，撤消45個，推遲98個，即占全部項目的2/3強，蘇聯同志在簽字時說：‘希望墨水干了以后再變動吧!’不出所料，簽字后第三天國內就發電報要求變動。在同一時間，東歐各兄弟國家幫助我國建設的150個項目中，我們一次就撤消了8項。現在我們正在大躍進，有些部門又直接要求蘇聯和東歐各兄弟國家跟著我們躍進；過去已撤消的現在又要求重新訂貨；原來確定推遲的，現在又要求提前一年到二年交貨。”[8]因此，一些蘇方經濟部門拒絕中方的要求，是有正常理由的。照此看來，有些學者提出的下列情況也是真實的：中國當時建設速度如此之快，以至蘇方有時無法按時實現中國的全部愿望和要求。[9]
　　至于蘇聯對人民公社的態度，從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蘇聯社會當時的反應主要是對這一新生事物感到新奇，雖然也支持中國人民的創造性，但更多的是希望增加對公社具體內容的了解。關于北戴河會議提出人民公社的問題見諸報刊后，1958年8月22日，蘇聯駐華使館立即向國內建議，“組織蘇中之間交換雙方在農村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制度的報道和看法”。[10]據北京團市委報告，莫斯科市青年代表團代表們于9月訪問北京時，就對人民公社問題甚感興趣。[11]蘇中友協積極份子專業旅行組參觀上海郊區塘灣公社后，也提出了涉及從生活到生產的許多問題，如公社是否辦學校，是否有集市貿易，每個農民有多少自留地，公社管理委員會是如何產生的，公社干部是否脫產，公社有無自己的報紙，等等。[12]
　　1958年9月20日新華社報道，中國建立人民公社的措施在蘇聯干部和群眾中引起了極大的興趣和注意。蘇聯科學院中國問題研究所曾專門就人民公社進行了討論，非常肯定人民公社的優越性。有人甚至認為，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超過了集體農莊。由于蘇聯報紙對人民公社的介紹還不多，所以很多人都詢問人民公社是什么樣的組織。《真理報》11日刊登了中共中央關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全文后，許多蘇聯讀者希望更多地介紹中國人民公社的具體情況。有人問，人民公社是否就是共產主義，人民公社是否比集體農莊優越等問題。[13]
　　蘇聯民航總局駐北京辦事處主任諾索夫于1958年11月19日奉調回國。在臨行前到上海、杭州、廣州、武漢等地參觀期間，他對陪同前往的專家工作室副主任李樹藩談了一些他個人對人民公社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看法。諾索夫說，1922-1923年蘇聯曾有過人民公社，公社中農民的生活水平很高，基本上完全實行了供給制，但后來事實證明公社的形式搞得過早了。目前蘇聯的同志認為，在社會生產還未達到可以實行“各取所需”的時候，應該實行“按勞取酬”的制度。“按勞取酬”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比較合理的分配方式。他承認對中國的情況不熟悉，但相信，中國在黨的領導下，在人民積極擁護的基礎上提出實行人民公社制，當然是正確的。不過諾索夫也指出，在蘇聯目前的情況下，搞公社還太早，向共產主義過渡還要創造許多條件。他強調只有在物質非常豐富，可以滿足人民需要情況下，才能改變“按勞取酬”的制度。[14]《真理報》駐華記者杜慕嘉1958年11-12月在廣西采訪時，也對人民公社的組織形式、機構設置、分配原則等提出了許多問題。[15]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的兩位副領事柯華列和董卡諾夫對公社化問題議論很多，也有一些疑問。如實行供給制是不是男女都穿一樣的衣服？生活集體化以后是不是取消家庭？[16]1959年6月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扎夏迪科訪問上海郊區馬橋人民公社的情形也表明，很多蘇聯人都急于了解人民公社究竟是怎樣組織生產和生活的。[17]
　　或許就是因為對人民公社缺乏具體的了解，蘇聯報刊最初很少報道這方面的情況，這引起了蘇共中央同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聯絡部的注意。1958年9月6日，副部長尤里·安德羅波夫專門就中國正在開展的人民公社運動給蘇共中央寫了報告。安德羅波夫首先報告說，“在中國報刊上”，把建立人民公社運動“看作是農村社會主義改造的新階段”，而“人民公社則被視為中國加速社會主義建設，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最佳形式”。報告特別指出，雖然人民公社化運動的規模已經很大，但中國報刊強調，不應急于“把所有地方的集體所有制都變成全民所有制”，運動本身“也不意味著由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的過渡已經完成”。講到蘇聯應對人民公社問題作何反應時，報告強調：“中共非常重視人民公社這個組織。從今年8月(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以及中國報刊上登載的大量材料中，便可以看出這一點。為了給這個群眾運動奠定理論基礎，北京出版了《論共產主義公社》文集，其中收了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論公社的著作。而在最近一個時期，我國報刊上和電臺廣播里幾乎沒有闡述過這個重要問題，這可能引起中國同志們的懷疑。”為此，安德羅波夫提出，“考慮到中共對人民公社非常重視，我們應該從中蘇友好的精神出發，首先利用中國各方面的材料和提法，在我們的報刊上介紹這個問題。”但是，鑒于“中國報刊上一些關于公社的提法，給人造成了這樣一種的印象，似乎在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整個階段，所有國家都有建立公社的經驗”，報告認為，“同時還應該組織深入地、全面地對中國的人民公社問題進行研究”。報告還建議采取三項具體措施：一、“指示中央的報紙，首先是《真理報》、《消息報》，系統闡述中國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首先公布中國報刊上的評論文章和材料。”二、“委托經濟所和中國學所搜集中國報刊上發表的人民公社的消息和材料，待4-5個月后向中央提交這個問題的材料。”三、鑒于蘇聯使館8月22日的建議“可能會遭到中國同志的曲解，看成是我們懷疑中共建立人民公社方針的正確性”，因此“最好委托蘇聯外交部正確指導蘇聯駐中國大使館在這個問題上的行動，委托大使館研究人民公社化運動，同時應對中國朋友們掌握這樣一種分寸，不讓他們產生我們特別關心這一問題的錯覺”。[18]
　　然而，對于人民公社的報道并沒有增加。1958年10月，塔斯社專門報道農業的消息有兩條，但沒有報道人民公社的情況。[19]《內部參考》多次借西方報刊的報道說明了這樣一個事實：蘇聯官方的報刊對人民公社未做過任何評論，甚至也很少報道。直到1958年底，沒有任何權威的蘇聯領袖談起過中國的公社。盡管建國9周年國慶紀念活動提供了明顯的機會——那時各地建立人民公社的運動正處在最高潮，但蘇聯報刊發表的文章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其中專門談公社問題的只有地位比較低的《文學報》發表的一篇文章。在莫斯科電臺為了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9周年而廣播的215篇評論中，也只有3篇提到了公社。[20]在11月6日北京舉行的紀念蘇聯十月革命節的招待會上，尤金大使發表了一篇簡短演說，其中對正在中國大地興起的人民公社運動只字未提。[21]
　　出現這種情況的關鍵原因，是蘇共中央經過研究認為，中共在人民公社問題上犯了急進盲動的錯誤。而蘇共中央政治局里由安德羅波夫負責的一個研究小組提出了如下兩種非此即彼的抉擇：“或者是為了蘇中關系正常化而贊成人民公社，但是那樣的話，我們就會欺騙國際工人運動。或者是為了維護真理把人民公社評價為一種‘左’傾政策的表現，但是那樣的話，我們就會走上一條加深蘇中兩黨分裂的道路。”研究小組最后一致認為，“為了保持蘇中關系的穩定，應當暫時不去注意人民公社問題，就是說，對它既不稱贊，也不批評”。這個意見得到了蘇共中央政治局的贊同，于是在蘇聯報刊上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發表有關人民公社的報道和評論文章。[22]
　　就目前看到的史料，蘇聯領導人第一次對外談論人民公社是在1958年11月30日。根據波蘭的檔案記錄，那一天，赫魯曉夫在與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會談時，表示了對人民公社的反感。赫魯曉夫談到不干涉別國內政問題時舉出了中國人民公社的例子。他說，“中國人現在正在組織公社。在我國這在30年前就曾有過，對這個我們膩了。可是中國人嘛，就讓他們去嘗試吧。當他們碰得頭破血流時，就會有經驗了。”還說，按照軍事模式組織公社，在蘇聯也搞過，“這不是一個原則問題，但是在經濟上是不合理的。”說到在中國的土法煉鋼時，赫魯曉夫承認這在中國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不適合蘇聯。[23]不過，這個內部談話當時并不為人知。
　　不久以后，西方傳聞，蘇聯領導人私下發表了對人民公社的不同看法。據美國《華盛頓郵報》1958年12月17日刊載的一篇文章，美國參議員漢弗萊12月4日在克里姆林宮同赫魯曉夫進行了8個小時的談話。在談話中，赫魯曉夫一直不愿意談公社問題。只是當漢弗萊請他談談蘇聯是否打算追隨中國的榜樣時，赫魯曉夫回答說：不，公社制度今天對俄國是不適宜的。他還說，無論如何這個詞是用錯了，不知道為什么中國人選用了這個詞，因為“公社”一詞起源于法國大革命時代，它是一種城市的而不是農村的管理形式。赫魯曉夫接著說，無論如何，中國的制度實際上是反動的（Reactionary）。蘇聯很久以前就曾嘗試過公社制度，但是行不通，而現在蘇聯采取的是物質刺激的方法。[24]另據美國報道，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米高揚在1959年1月訪美期間，雖然強調蘇聯和中國在公社問題上沒有分歧，但也同赫魯曉夫一樣說，俄國人在1918年和1919年建立了這樣的公社，不久就發現如果經濟不發達，公社是行不通的。還說，除非有一種生產力非常發達的經濟，否則要執行“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個共產主義原則是不可能的。[25]盡管后來蘇聯報刊駁斥說，這是漢弗萊在造謠，[26]但誰也無法否認，其后不久赫魯曉夫在公開場合談論向共產主義過渡的問題時，是在含沙射影地批評中國的人民公社。1959年1月蘇共召開二十一大，赫魯曉夫做報告時宣布，蘇聯已進入“全面展開共產主義社會建設的時期”，并斷言在人均產量上，“大約在1970年就可以超過美國”。與此同時，赫魯曉夫指責說：“社會不能不經過社會主義發展階段就從資本主義跳到共產主義”，“認為共產主義社會會突然出現是不正確的”，“平均主義并不意味著向共產
　主義過渡，而是在破壞共產主義的聲譽”。[1]
　　既然蘇聯領導人不想因此破壞中蘇關系，為什么要在這個敏感的時候，[2]對這個敏感的問題表明態度呢？赫魯曉夫后來在回憶錄中解釋說，在二十一的報告中間接地談到中國的公社問題，是為了給蘇聯的干部“打預防針”，免得對中國“盲目效仿”，而給蘇聯的經濟和政治“造成不可挽回的損失”。赫魯曉夫還提到，因保加利亞共產黨第一書記訪問中國后，保加利亞報紙上開始連篇累牘地發表有關公社和“大躍進”的文章，并且出現了把集體農莊擴大到令人難以置信的規模的跡象。這使蘇聯領導人感到有必要出面制止這種荒謬事情的發生。[3]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更真實一些。據當時在蘇共中央負責中國事務的庫利克回憶，那時在莫斯科留傳著這樣的話：在全世界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只有一個理論家、哲學家，這就是毛澤東。而赫魯曉夫只是一個實干家，是一個種玉米的實干家。還有許多人認為，中國搞人民公社是真正找到了一條通向共產主義的道路，而赫沒有找到這條道路。赫魯曉夫聽了這些話以后非常生氣。[4]
　　無論如何，半年之后，蘇聯報刊上第一次公開報道了蘇聯領導人對人民公社的看法。1959年7月21日，《真理報》刊載了赫魯曉夫7月18日在波蘭波茲南省的“波拉夫采”生產合作社群眾大會上的講話。赫魯曉夫的原話是：“可以理解，把個體經濟改造為集體經濟，這是個復雜的過程。我們在這條道路上曾碰到過不少困難。在國內戰爭一結束之后，我們當時開始建立的不是農業勞動組合，而是公社。”赫魯曉夫接著回顧說，“曾有人下了大致是這樣的論斷：‘既然我們為共產主義奮斗，那就讓我們來建立公社’。”“看來，當時許多人還不太明白：什么是共產主義和如何建設共產主義。”“公社建立了，雖然當時既不具備物質條件，也不具備政治條件——我是指農民群眾的覺悟。結果是大家都想生活過得好，而在公共事業上又想少花些勞動。正所謂：‘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赫魯曉夫總結說：“許多這樣的公社都沒有什么成績。于是黨走了列寧所指出的道路。它開始把農民組織在合作社中，組織到農業勞動組合中，在那里人們集體地工作，但是按勞取酬。我們集體農莊逐漸鞏固起來了，現在是蓬勃發展的社會主義農業的基礎，是改善農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的基礎。”[5]
　　關于赫魯曉夫在波蘭的這個講話，波蘭報紙在發表時刪去了其中有關公社的一段話，[6]但《真理報》卻予以全文發表，顯然是莫斯科有意為之。[7]而恰恰是這個講話，激怒了正在廬山上的毛澤東，他決定向赫魯曉夫公開出擊了。
[1] 1959年1月27日安東諾夫關于蘇中科技合作情況的報告，ЦХСД，ф.5，оп.49，д.235，лл.27-36。
　　[2] 1958年8月2日毛澤東與赫魯曉夫談話記錄。
　　[3] 《內部參考》1959年第2803號，第12-14頁。
　　[4] 1959年9月16日《人民日報》。
　　[5] Shu Guang Zhang, Economic Cold War,pp.218-223；麥德維杰夫：《赫魯曉夫傳》，肖慶平等譯，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年，第187頁。
　　[6] 1958年6月20日《人民日報》。
　　[7] 1959年4月22日《人民日報》；金沖及主編：《周恩來傳》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1449頁。
　　[8] 李強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的書面發言《建設大躍進與兄弟國家對我的技術援助問題》。
　　[9] Goncharenko，Sino-Soviet Military Cooperation，Westad ed.，Brothersin Arms，pp.153-154。
　　[10] 1958年9月6日安德羅波夫致蘇共中央的報告，ЦХСД，ф.5，оп.49，д.129，р.8891，лл.189-192。
　　[11] 北京市檔案館，全宗100，目錄1，卷宗465，第69-70張。
　　[12] 上海市檔案館，全宗C38，目錄2，卷宗157，第9、11-12張。
　　[13] 《內部參考》1958年第2588號，第17頁。
　　[14] 《內部參考》1958年第2645號，第5-6頁。
　　[15] 廣西檔案館，全宗X50，目錄2，卷宗281，第76-77張。
　　[16] 《內部參考》1958年第2671號，第13-16頁。
　　[17] 《內部參考》1959年第2803號，第11-12頁。
　　[18] 1958年9月6日安德羅波夫致蘇共中央的報告，ЦХСД，ф.5，оп.49，д.129，р.8891，лл.189-192。
　　[19] 《內部參考》1958年第2625號，第23-24頁。
　　[20] 《內部參考》1958年第2654號，第24-26頁。
　　[21] 1958年11月8日《人民日報》。
　　[22] 只是在蘇共和中共展開公開論戰之后，蘇聯報刊上才開始發表批評人民公社的文章。西季赫梅諾夫：《毛澤東同斯大林、赫魯曉夫的關系》，第93頁。
　　[23] 沈志華執行總主編、楊存堂分卷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7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第187-190頁。
　　[24] 《內部參考》1958年第2666號，第8-10頁。從赫魯曉夫的口氣看，Reactionary一詞在這里譯為“倒退”也許更為貼切。
　　[25] 《內部參考》1959年第2679號，第16頁；1959年第2688號，第24-25頁。關于1918-1930年蘇維埃俄國在農村組建公社、勞動組合及集體農莊的詳細研究，可見拙著：《新經濟政策與蘇聯農業社會化道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4年。
　　[26] 《內部參考》1959年第2706號，第15-16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