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經國在 1986 年 10 月 7 日接見《華盛頓郵報》發行人葛蘭姆夫人（Katherine Graham,1917-）時，提到政府預備解除戒嚴，並且研究讓新政黨可以合法組黨的問題。^{^[1]}這是蔣經國政治改革最重要的一步，向世人宣示臺灣是個民主、自由的國家。10 月 15 日，國民黨中常會開會聽取有關取消戒嚴令、「動員戡亂時期國家安全法令」及「動員戡亂時期民間社團組織」的研究結論，蔣經國給予正面的評價。

立法院在 1987 年 7 月 7 日通過臺灣地區解除戒嚴，蔣經國簽署命令後宣告臺灣地區自 1987 年 7 月 15 日零時起解嚴。同時，相對應的法令〈動員戡亂時期國家安全法〉在 1987 年 8 月 23 日通過；而開放讓人民組成新政黨的法令〈動員戡亂時期人民團體法〉雖在 1989 年 1 月 20 日才通過，但是早在 1988 年 1 月 1 日，即開放政治團體可以申請註冊、登記。另一項報禁的開放，則在 1987 年 12 月 1 日宣布：1988 年 1 月 1 日解除報禁，報社家數（原 29 家）、報紙張數（原限制三大張）均不再限制。解除戒嚴、開放黨禁、報禁，這就是蔣經國晚年最後的政治改革。

蔣經國晚年的政治改革，主要受到他自己的政治思想與經歷、國內情勢與亞太情勢等三項的影響最為明顯。首先，蔣經國政治思想的形成，受到中國傳統文化教育以及蘇俄留學時所學得的社會主義思想影響最大。蔣經國在幼年時，蔣中正便以書信指導蔣經國應該閱讀的古籍，如《孟子》、《曾文正公家書》及《王陽明全集》等，並且在蔣經國自蘇聯留學歸國後，更是加強這方面的教育。而在蘇聯留學過程中，不但習得社會主義的思想，更因為被斯大林當作交易籌碼而留在蘇聯長達 12 年，深入蘇聯民間過著艱苦的生活，而讓他終其一生都能注意到平民百姓的生活。

歸國後的蔣經國，在蔣中正的安排下，擔任贛南行政專員，並在國民黨內擔任三民主義青年團中央委員，有意讓蔣經國吸收行政經驗的同時，建立在黨內的勢力基礎。而身為蔣中正長子，讓他在擔任行政專員時，擁有更多的財政使用權與政治上的資源。他充滿理想、積極治理贛南，雖然成果在戰爭的影響下並不豐碩，但是與其他地區相比已是十分突出。他親自走訪民間、聽取民意與推動新政的強勢作為，讓他頗受好評，也看得出來有蘇聯社會主義與計畫經濟的影子。不過推動新政過程中，也突顯出蔣經國過於理想化的缺點。在贛南與三青團的訓練班、講習會、學習班等，讓他深刻體會幹部訓練的重要，於是提議建立中央幹部學校並擔任該校教育長，除了儲備幹部人才，也讓蔣經國擴大了影響力。對日抗戰結束後，蔣經國亟欲在政治領域上展現自己的才能，卻遭受三青團解散以及中央幹校合併成國立政治大學後失去影響力的打擊，但是蔣經國也在擔任青年軍復員工作時，掌握了青年軍的人力資源。在上海協助經濟管制期間，蔣經國積極地進行中央指示的經濟命令，希望幫助人民在生活上擺脫通貨膨脹的重擔，但是大環境的惡劣無法阻擋，蔣經國的經濟管制宣告失敗。而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內戰，讓蔣經國成為蔣中正身邊最信任的人，不但擔任蔣中正的特使與斯大林談判，更聽從蔣中正的指示四處奔波，希望挽回頹勢。

國民黨來臺後進行改造，由於來臺的黨、政、軍人員多屬於蔣中正的人馬，搖擺不定的投機者則投向中共或至海外避難，因此改造便完全以蔣中正的想法為考量，成立改造委員會，蔣經國第一次在國民黨中央佔有一席之地。而來臺後最重要的是社會穩定的工作與對抗中共的武力攻擊。蔣中正將最艱困的情治工作交給蔣經國，蔣經國為了國家安全而造成了白色恐怖，讓蔣經國增加了劊子手、屠夫的形象，這與贛南時期、晚年推動政治改革時期的親民形象大相逕庭，國民黨也因此全面控制臺灣，穩定下來。蔣經國在蔣中正的刻意培植以及政治對手逐一退出的情形下，在 1975 年蔣中正過世後，擔任中國國民黨主席，並且身為行政院院長時開始主政。到了 1978 年，更是進一步擔任中華民國總統，完全掌握了中華民國的黨、政、軍大權。這樣的政治權力，除了來自於他身為蔣中正長子外，也因為他擁有豐富的資歷與領導才能，始能在競爭激烈的政治鬥爭中脫穎而出。也因此在蔣經國主觀意識要推行政治改革時，才能不被反對勢力影響而能強勢推動。在政治經歷與政治思想的交互影響下，蔣經國建構出政治改革的計畫藍圖。

蔣經國晚年主政期間，臺灣經濟發展迅速，教育程度提高，城市化、工業化程度上升，這都代表人民的社會與經濟地位有了長足的進步。與此並進的是人民在政治意識上的覺醒，以及要求更多政治權力的願望。黨外運動在國民黨推動的中央級民意代表增補選選舉過程中獲得了新的發展。黨外人士逐漸發展出政團的組織，甚至在 1986 年一舉成立了民主進步黨。而中壢事件、美麗島事件的發生，更是在蔣經國的極力自制之下，才沒有爆發更大的動亂。蔣經國在這個時期，對國內採取的是安定社會、以國家民族及黨的利益為重的思考模式。然而三大命案的發生，衝擊了國內政治生態，人民對情治單位的存在愈感憂心，黨外人士更是因此大肆攻擊政府。在蔣經國有意進行政治改革，卻又面對這樣的衝擊下，蔣經國不改他的改革步調，必要時亦對黨外人士展現他的強勢，完全以穩定社會民心為最高指導原則。而面對黨內的保守勢力與屢屢出狀況的情治單位，蔣經國建立體制，並趁時更換黨政高層人士，將臺灣籍人士所佔比例提高，並且將與蔣經國理念不合者換至沒有政治實權的位置，讓蔣經國成為唯一的支配者，而能在推動「革新保臺」、「黨政人事本土化」、「政治民主化、社會自由化」等政策時，在國民黨內不會受到太大的阻礙。

第伍章結論亞太情勢的發展對臺灣影響甚距，尤其是美國的戰略思考以及中共的和戰策略更是主導著中華民國的政策。美國在韓戰爆發之後，對臺灣的態度開始有了徹底的轉變，作為亞太防堵共產主義擴散陣營的一員，臺灣獲得美國在國家安全的保證，以 1954 年臺美簽訂的〈共同防禦條約〉，作為防止中共攻擊的保命符，但是國民黨亦因此在「反攻大陸」的願望上備受限制。台灣在世界的美中蘇三角關係中，另外以美臺中的小三角關係，穩定了兩岸的關係，而美臺間的同盟關係，則一直維持到 1960 年代。1970 年，受到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隔年訪問中國大陸的消息影響，中華民國失去了聯合國席位，並且在外交上備受打擊，邦交國一路降低到 20 多個國家。1978 年 12 月 15 日，美國與中共同步發表了〈建交公報〉，宣布在 1979 年 1 月 1 日，兩國建立外交關係，美國與中華民國斷交，臺美間的〈共同防禦條約〉隔年廢止。面對斷交的打擊，蔣經國以穩定民心為原則，對美國表達不滿，並且尋求美國國會議員的支持，因此才會有 1979 年 4 月的美國國內法〈臺灣關係法〉通過。而在中共的不斷逼迫下，美國和中共再度於 1982 年 8 月簽署〈八一七公報〉，在模糊的字眼裡限制美國對臺灣的軍售，但是臺灣也獲得美國總統雷根的「六項保證」。而從三大公報的內容來看，美國與中共從一開始的各自表述，到後來的對臺灣限制軍售；但是對於中共與臺灣間的關係，一直以模糊的字眼來敘述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不逼迫臺灣上談判桌，也不承諾支持兩岸的統一。

中共在美國介入韓戰後，毛澤東以 1958 年的砲轟金門，作為臺美軍事合作底線的測試。同時透過密使的轉達，與蔣中正達成一種默契，將金門、馬祖留在國民黨政府手裡，作為控制美國的「絞索」，也讓臺灣、澎湖不會脫離中國而獨立。1970 年，在蘇聯與中共關係產生裂痕，以及美國亟欲打破美蘇冷戰的態勢下，中美關係破冰，美國總統訪問中國大陸。到了鄧小平時代，更是想要藉由美臺的「斷交、廢約、促統」三部曲，讓臺灣在中共不放棄武力犯臺的情形下，上談判桌與中共進行和平統一的對談。但是蔣經國則是以深耕臺灣，促進政治民主與社會自由的方式，對抗鄧小平的統戰攻勢。在 1987 年底的開放大陸探親，更是希望透過民間的往來交流，增加大陸人民對臺灣的瞭解，進而寄望在改革開放後的中國大陸，能夠以臺灣作為典範，選擇以臺灣的模式統一兩岸。

由以上的研究分析得知，蔣經國進行政治改革，屬於被動式反應。他不是主動地提出政治改革，而是因應環境、壓力的變化，適時地做出反應。這些反應除了受到美國的影響外，以他本人的意願為最主要的因素，而蔣經國選擇了往民主化、自由化的方向前進。身為政府最高領導人，在黨內亦無人可以挑戰的地位，蔣經國的決定左右了臺灣的未來。面對國內外情勢的變化，蔣經國不選擇強力鎮壓國內民意以面對國際的惡劣環境，反而加強民意在政治上的發聲，並且對黨、政進行改造，讓臺灣在穩定的社會與安定的施政下持續高度的經濟發展，並且能夠面對國際關係的惡劣環境。蔣經國的政治改革，無疑地為臺灣的未來打下持續進步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