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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女權主義作為一種與男性中心文化對立的文化，為擺脫現存權力體系的控制，非常重視婦女的親身經驗和建立女性的話語，六十年代以來的美國，一種婦女自我探尋的方式“提高意識”，開始在女權主義者群體中流行。在這種簡稱為ＣＲ的集會中，女權主義與馬克思主義的精神分析理論建立了微妙的聯系，即突出弗洛伊德所關注的方面，把兩性關系引入馬克思對社會結構的分析。將性和政治結合是西方女權主義的一個根本特征。
　　而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長期以來一直在性別支配的陰影下打轉，忽視了兩性之間的權力結構問題。中國的兩性之間既不存在正面的對抗也不存在平等的互補，而僅僅是一種附屬關系。體現在小說創作上，在１９７９年以前，無論男性作家還是女性作家，都沒能將注意力真正放到兩性關系上，結果造成女性性征失落以及陷入被書寫狀態，這不僅是女性文學創作的困境，最為根本的還是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困境。中國婦女解放運動要步出困境，必須認清兩性之間的權力結構，擺脫性別支配。而西方女權主義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將性和政治結合，突出兩性對抗和女性特征，雖然在許多方面失之偏頗，但她們的男性批判和自我反思使永遠是“正在成為”的中國女性看到了男性世界之外的一個嶄新世界，以及這個世界與男性世界之間豐富而生動的聯系。因此在中國開放的八十年代，西方女權主義作為一種思潮滲入，為中國婦女解放運動所批判借鑒，從而深刻地影響了小說創作。而女權主義的性別路線及其與非理性主義思潮千絲萬縷的聯系，使女權主義對小說創作的影響又主要表現在性主題的發揮上。
　　　　對抗之一：“性解放”與“男性陷阱”
　　受西方女權主義者激烈對抗的態度影響，一部分中國前衛女性試圖以決絕的手段擺脫男性的控制。但由于中國女性長期處于被麻痹狀態，她們的自身素質提高緩慢，特別是精神方面，短時期內根本無法與男性抗衡。所以中國的前衛女性所能拿起的最順手和最現存的武器，只能是女性性征。于是擺脫性束縛、追求性解放，首先在性關系上對男性權威進行毀滅性打擊，成了這部分女性的努力目標。反映在小說創作上，這時候的一些以女子為中心的性愛小說，背景不再有具體的社會環境，舞臺中心置放的只有一張床。男女之間的性愛不再是發生在花前月下的田園牧歌式的談情說愛，也較少描寫人物精神上、情感上的交流、相知、沖突和依戀，往往只是赤裸裸的肉欲的追求和感官的滿足。女性在性愛中處主動地位，以一種新的姿態覓取著性生活中的快樂和滿足，對于千百年來在性的問題上男性總是處在絕對主宰地位的狀況打出了響亮的一掌。但是，盡管如此，由于過去注重純粹的性快感，陽具崇拜仍然顯而易見。臺灣女作家李昂早在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８１年間就寫過這類性探討的系列小說，無論《雪霽》還是《莫春》，都不由自主地流露了對男體陽剛的崇拜。就象哈樂根羅曼司小說，男性充滿著不可知的性魅力，殘酷、堅硬、冷漠和脅迫。但是與西方哈樂根羅曼司小說完全不同的是，這些小說摒棄了外在因素的介入，忽視了對男性情感和行為的關注，剩下的只有對男性的性評價和陽具膜拜，從而造成性與愛的分裂。女性在將男性物化的同時，自己也被更徹底地物化了，這是許多“性解放”的前衛女性所始料不及的。
　　與此相關，由于反叛的女性自己重陷被輕蔑的泥潭，在性力和原欲這個問題上，許多男性作家乘機順桿子上，特別是有弗洛依德的泛性論、無意識論、性心理研究做后盾，男性作家的“炒性”開展得更為轟轟烈烈。值得注意的是，不但女性奮起反抗男權意識，就是男性自己，也普遍意識到了傳統男權意識形態弊病重重，特別在中國，對傳統理性秩序的攻擊，是男性自己率先開始的。在他們的作品中，傳統的男權意識形態就每每以精神桎梏的面目出現，這在表面上似乎是對女性解放的引導和應和，事實上從整體效果看卻是男性的迂ｋｕí＠①戰術，他們避開了正面戰場，而試圖在非理性領域設置一個男性的陷阱，等著被熱情沖昏頭腦的前衛女性自投羅網。半島（張水舟）的《鬼窟》，就可視為一次原欲秘窟的探險。作品通過一個個激動人心的性愛故事，將原欲的威懾力表現得淋漓盡致；傳統的觀念和習俗作為一種習慣性的自律形態時時絞殺著活生生的生命；但是原欲激情的勃發是不可遏止的，當它被壓抑而以另一種形態出現時，將會產生觸目驚心的效果，這就是變異性心理積淀，它導致靈魂的畸變、自虐的痛苦以及永遠無法填滿的性愛黑洞。
　　劉恒的《伏羲伏羲》則對性的原始意義作了較為深入的挖掘。作者把性與生殖從等同關系調整為依存關系，承認性快感的存在，鄙視倫理道德和貞節觀，使性誘惑的魅力自始至終籠罩全文并且所向披靡。應該說，作者對男權文化自身所作的否定是有其積極意義的，也是符合相當一部分進步女性的心態的。但是，縱觀全文，作品所具有的性的原始的詩意完全是建立在陽具崇拜之上的。楊天青碩哉的“本兒本兒”就象一根光輝的支柱支起了原欲的復蘇，楊天青本人因此由一個大苦大難的寂寞的光棍兒成了洪水峪史冊上永生的角色。相形之下，喪失了性機能和生育能力的楊金山卻是多么的可憐可鄙，在作者筆下，他只是一個“半人”。如果說，半島的《鬼窟》只模模糊糊給人一種“性是主宰人的生命力的上帝”的印象，而《伏羲伏羲》則進一步渲染了性快感中的陽物崇拜這一古老而詩意的神話。那么，到《白渦》和《廢都》，給人的感覺就不僅僅是設置陷阱的問題了。我們看到，一旦女性一頭扎進性自由和純肉欲的享受之中，原來以進步面目出現的男性，立刻重新拾起殘余的父權規范和意識形態。這在女權主義者看來，就有再次將女性貶回附屬地位之嫌。《白渦》的男女主人公周兆路和華乃倩處于一種較為時髦的婚外性關系中。華乃倩多少算是一個開放的女性，她因為丈夫的生理缺陷而有勇氣尋找婚外性關系，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傳統男權的蔑視。但是，與所有中國女性一樣，她在性愛上并不具備西方女子所具有的堅強個性的獨立精神，即使在純本能的肉體關系上，她也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強烈的依附傾向。周兆路就抓住了這一點，將她玩弄于股掌之上。周兆路雖然是一個當代高級知識分子，但他堅持的卻是男性中心立場，他把自己看作他和華乃倩之間性關系的基點，他需要時就維持，等到這種關系可能阻礙他的事業的成功，招來輿論的譴責時，他就決斷地結束它。而當華乃倩反對斷絕關系時，他便把她看作是一個淫蕩的壞女人，是“禍水”。這儼然是唐人傳奇中一個玩弄女性的封建士大夫對弱女子始亂終棄的故事。但從另一側面看，似乎又是華乃倩自己將自身作為充滿誘惑力的性對象來展覽，而與周兆路的“尤物”觀點相應相和。純肉欲的男性陷阱，使相當一部分女性剛出虎口又入樊籠，而且有苦難言。至于賈平凹的《廢都》，傳統男性中心主義文化模式更是堂而皇之地出來箝制一切。小說中，莊之蝶與女人們的關系如同封建社會中的女人承恩于皇上，密宗圈里女人之幸遇于佛陀，陽物崇拜是明顯的，它使性愛的想象力和心態趣味都未超出古代艷情小說的范圍。莊之蝶與唐宛兒、柳月等女人的性游戲均明顯脫化于《金瓶梅》，陽具的偉大是作者肆意渲染以求掩蓋九十年代男性知識分子失落感的最后一件法寶，它是以女人的重新淪陷為代價的。但是凡事過了頭就變得不可信，張法在《〈廢都〉：多滋味的成敗》中提到中國古典小說對男人的性力有兩種模式，一是靠丹藥，它的結果是反面的，如《金瓶梅》；二是靠真人調教或增性手術，結果是正面的，如《肉蒲團》、《杏花天》。《廢都》中的莊之蝶在與妻子行房事時有些毛病，但與情人頻繁地做愛時卻顯得很“偉大”。以當時的環境考慮，特別是按西方理論來分析，這只不過是一種矯飾的幻想，是一種虛假的偉大。陽物崇拜在這兒出現了破綻。盡管這是純生物學意義上的，但卻動搖了陽物崇拜神話的基石，從而在另一個側面起到了喚醒沉浸于“性解放”的前衛女性的作用。
　　　　對抗之二：全面的“女性視角”和“打敗女強人”
　　事實上，所謂男性的陷阱只蒙蔽了很少一部分前衛女性。隨著女權運動的蓬勃發展，廣大中國女性日益認識到，處理兩性關系之間的對抗不能僅僅利用性征這個武器，而是需要培養全面的視角，從經濟、社會地位，事業和思想等等各個不同的角度摧毀男性權威，并最終在“性”上獲得象征性的、徹底的實現。反映到小說創作上，張潔的《紅蘑菇》較為典型。男主人公吉爾冬被置于女性目光的包圍下，夢白、小云、夢紅以及作者，使吉爾冬變得赤條條無處可藏。雖然他一再自作聰明地耍一些小伎倆，設計一些所謂男人的圈套，卻最終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他失敗得很徹底，從經濟、社會地位到事業、精神境界，處處顯示了他的卑瑣和無能。而吉爾冬與夢紅的報復性作愛最有寓意，就象一個重磅炸彈轟掉了男性權威的最后一個堡壘，石破天驚般照亮了作品的上空。如果說，在這部作品中，吉爾冬之所以敗在女人手下是因為他喪失了“雄性”，他不是一個真正的男人。那么，真正傳統意義上“雄性”十足的男人的命運又如何呢？中國當代女性作家開始利用西方女權主義的“權力遷移”來達到一種不屈不撓的進取理想。吉慧在《黑色季節》中一開始就塑造了一個頗有野性、意志鐵石一般堅定的蠻子形象，而女主人么菊嫂則是柔順的、母親般的。好勝要強的蠻子最終躺倒了，而菊嫂則由大姐變為情人，又以情人變為母親，蠻子徹底放松自己，完成了權力的轉移。
　　在中國，象《紅蘑菇》中夢白那樣既有社會地位又有思想還有金錢的女人畢竟是少之又少，而且女人的勝利是以男人“雄性”的退化為前提的，這不能不使兩性的對抗大打折扣。而《黑色季節》中的權力轉移是安逸的、優美的、非暴力的，因此也是幻想的、短暫的。面對女性的這種雖不是強有力的但卻是全方位的挑戰，男性世界開始呼吁“打敗女強人”，試圖將剛剛冒頭的女性視角消滅在萌芽階段。反映在性主題上，就是一度把注意力從原欲世界拉回到家庭婚姻，強調所謂的女人的天職，渲染女強人的愛情悲劇乃至家庭悲劇。在這類作品中，大男人們經常提醒女人在扮演女強人角色的時候別忘了自己的傳統角色；別忘了女人的價值首先是女人，其次才是人；別忘了自己是爸爸的女兒、丈夫的妻子、孩子的母親。相應的，一些作品則詆毀女強人形象，這表現在女強人形象的塑造上，許多男性作家總是有意無意地強調成功女人的性魅力，暗示女人出賣色相以換取成功，否則就走向另一個極端，將女強人拉入男性行列，暗示她不像女人，像男人。而對女人所謂劣根性的渲染更是一度散見于各類作品之中。但“打敗女強人”并不是一味地強硬，另有一些男性作品注重感化力量，運用非常純凈平和而又溫馨感人的筆調，歌頌生命的孕育和成長，突出性的最直接結果：生命力的傳遞，如朱蘇進的《輕輕地說》。這類作品美則美矣，但如果從女權的角度看，只能是起束縛和局限女性視角的作用，即令女性沉迷于孕育下一代的榮耀之中。
　　　　女性自我書寫之一：“女同性戀連續統一體”
　　看來，女性在沒有徹底認清自己之前就貿然采取進攻的態度是不明智的，最終還是要碰得頭破血流。女性必須先學會自己書寫自己的特征，并且在素質的提高中不斷豐富和發展這一特征。西方女性由于受教育的程度較高，經濟獨立的程度也較高，她們對婦女的特殊存在的理解往往比較深刻。雖然她們的極端態度一度導致了“女同性戀的連續統一體”，而忽視女性作為一種獨立的性別與男性的共存互補關系，但是畢竟最大限度地顯露和闡述了女性一向不為人知的真實面目。中國的女性由于主客觀條件限制，還無法從理論上界定自身的特點。不過自從兩性之間的對抗突現以來，中國的女性也開始反思自身形象，嘗試著自己書寫自己的特征。反映到小說創作上，就是首先向古老的“昨天”告別，摧毀由于男性中心帶來的同性之間的恨、嫉妒、爾虞我詐以及貞節觀，抹去一切父權制社會下男性描繪的所謂女性特征，留出“空白之頁”來自己著筆。蔣子丹的《昨天已經古老》和郭萍的《騷動》都以兩個青年女人的密切關系為結構主線，男主人公隱在不顯的次要位置，但卻作為性角色在場，并且被純欲念化了，在性關系中喪失了其精神的統治地位，而所謂的肉體聯系在女主人公們的友誼面前顯得黯然失色。顯而易見，這時女性創作中的性主題有了偏向，這是一種類似于西方“女同性戀的連續統一體”的偏向。
　　看后來劉索拉《藍天綠海》中的“我”和蠻子，劉西鴻《你不可改變我》中的“我”和少女孔令凱，同性間密切的關系就已經轉化為戀情。“我的心屬于我”，這是女性同性愛小說的主旋律。執著于對男人的愛似乎已顯得可笑了，它不過是女主人公在自作多情罷了。婦女開始從同性朋友中尋求感情實現，而男人僅僅作為性對象存在。應該說，這種性偏離是自古以來就有的，然而無論中西方，女同性愛經歷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拒絕和否認。在中國，男同性戀在文學中是有著充分描述的（古典平話小說），而女同性戀則幾乎不見，人們對女性間“不甚顯著而根底較淺”的戀情缺乏敏感，甚至根本否認女同性戀的存在。也許這與婦女被認為是無性別的，沒有獨立精神的附屬物有關。這決定了中國當代出現的女同性愛小說偏重獨立自我的確立，而不在“性”實現的與否。西方則是完全不同，對于女同性愛，他們是頗為敏感的，七十年代出現的女同性受批評致力于為女同性愛提供一個傳統，費德曼《超過男人的愛》就廣泛地描述了十六世紀到二十世紀婦女之間浪漫愛情的文學傳統。但是由于其靈肉分裂的性質，婦女之間的強烈愛情被視為不正常和不可取。
　　德朱尼·巴恩斯的《森林之夜》以及《女士們的年鑒》，其中的女同性愛者都是頹廢、痛苦、愚蠢而又淫蕩的人物。應該說，這是完全違背女同性愛女權主義者的初衷的。西方女同性愛女權主義者已注意到這一現象，在１９７３年《具有婦女特點的婦女》一文中提出應竭力把女同性愛主義同積極的、可取的品質毗連。這就等于默認靈與肉的分裂，而將努力方向轉至愛的凈化上。當代中國的女同性愛小說很容易地就接受了這種觀點。看《藍天綠海》和《你不可改變我》，就是以一種童貞密友式的溫馨氛圍純凈了事實上是性偏離的不為人們承認的戀情關系，同時體現出一種積極向上的價值追求和人生探索。女主人公是聰慧的、可愛的、自由的、不媚俗的個性體，并且在彼此的生活和工作中作為一股無所不在的活力存在著。中西方婦女達成了共識，感應的精神潛流維系了一個“女”同性戀的連續統一體。”在這個統一體中，男性價值被忽視了，女性的無限豐富的素質得到集中而又詩意的體現，并且不斷有新的發掘，就象母系氏族社會象征女性的無限生動、令人敬畏的魚被抽象成形而上的魚紋乃至線條，如今又返回本原的豐富一樣，女性真實面目的顯露往往使人們包括女性自己目瞪口呆。
　　　　女性自我書寫之二：走向自戀
　　由于女性思維所特有的任性、混亂、敏感與虛飄，中國女性的自我書寫也不例外地逐漸走向內心世界，與西方女性一樣，非理性的幻想之流倍受青睞。女性開始躲進非理性世界以反抗外在的理性秩序，并從中挖掘自身的潛質。我們知道，從圣奧古斯丁到弗洛伊德，自我的概念和人類生活的具體化都是以男性為模特的，女性自我概念的確立必會受到各種各樣來自外部以及女性自身的干擾。躲進非理性世界確立自我相對來說是一條捷徑，但是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女性自身內在矛盾的干擾。對于千百年來處于“尤物”地位和有著沉重社會角色的中國女性來說，人格畸變尤其不可避免。一方面，她們由衷地渴望愛情，另一方面又害怕付出真愛：一方面，她們不斷地發掘自身“高貴的特征”以求獨立于男性，與男性匹敵，另一方面，她們又時刻在將這些特征魅力化，以作為性誘的資本。這種種矛盾壓抑的結果，就是使相當一部分女性沉溺于內心世界無法自拔，并在自我欣賞中走向自戀。自戀成了這一時期性主題的又一個無可奈何的偏向。于是，趙玫的《我們家族的女人》最終歸于宗教的寧靜，出現永恒的不為男人所動的女人，即祖母。祖母是飄在天堂的女神，她編織的故事將女性的天賦賜予女人。而鐵凝在《玫瑰門》中以充滿鬼魅靈氣和變態心理的司猗紋給予了超人格的神奇描述。還有陸星兒筆下那些既聰明又溫柔的女性卻總是不滿男性世界的不完滿，以及陳潔、亦曉井筆下那些個始終不能忘記自己是個女人的所謂灑脫女性，都給人一種強烈的自賞以至自戀的印象。這種自戀傾向到了一些女性文學所營造的純優化女性世界中，就更為變本加厲，成了對女性魅力無止境的自我把玩和謚美。例如陸星兒的《天生是個女人》等系列小說，寫盡了女性的陰柔之美，無論是相貌、風度、才華都是楚楚動人的良家婦女。她們所面臨的感情、婚姻以及家庭的苦惱，是清一色來自對象世界的缺憾，仿佛現實世界中沒有一個能匹配這些女性的才郎勇男。女性迷失在自己營造的幻想之流中。除了自戀，她們的感情和性愛別無發泄之途。象陳潔的《雨季來臨》、《隨風而去》，其中幾個聰明過人到大智若愚地步的女主角，都是為心造的所謂愛情氣氛所迷惑。在這樣虛幻的氛圍中，作者盡情把玩著女性空靈美的情緒和凄涼的魅力。波伏娃在《第二性女人》一書中說：“事實上，自我陶醉者和妓女沒有兩樣……她要這個世界看重她，即使她認為這是一個毫無價值的世界。”波伏娃的這段話，可謂點出了女性自戀的實質，即女性心智的不成熟和缺乏自信。女性試圖利用自己的本質建立自己的世界，但又時刻担心著男性世界對她們的評價，以及能否接受她們。結果，她們強調了角色而忽略了本質特征，這使她們所謂潛質的顯現顯得虛假、矯情。
　　女性停留在這樣充滿矯情的幻覺的內心世界里反抗父權制的象征秩序，不但證明不了自己，反而意味著對男性／女性等級的重新默認，意味著對“陽物崇拜”的重新確認。例如在殘雪的女性世界里，雖然潛伏著各種來自男性世界的暴力和危險，但是所有的女性都一如既往地沉浸在深不可測的內心世界里無法自拔，她們沒有行動，有的只是怪異的精神反應和幻想形式，她們用這種特殊的方式在自我意識深處一廂情愿地干擾外部的父權制秩序，使之變形。殘雪所提示的雙重世界就意味著婦女永遠無法擺脫“陽物崇拜”的心理：“我”所厭惡的不過是世俗的“陽物”。男人扮演的角色或者暴戾或者萎縮，表明“我”對日常世界里的男權的厭惡和鄙視。而那個“公牛”的意象則隱喻一種強有力的男性，這個雄壯有力而又令人恐懼的“陽物”是所有女性崇拜的超驗的能指。所以象殘雪一樣躲進根本不存在的“山上小屋”，只能導致無窮無盡的孤苦寂寞和變態心理。
　　　　男性對“女性自我”的逃避和性主題的貶值　
　　女性的自我最終呈現出一副奇怪的嘴臉，這是無論男性還是女性自身都沒有料到的。面對這尷尬的局面，男性作家生發出一種對女性的恐懼和逃避的潛意識。
　　對女性的恐懼和逃避心理根源于那種把女人視為禍害和災難的傳統意識，而在這一傳統意識支配下出現的男性作品經常把對女性的逃避當作英雄主義的注腳。但是自女權運動興起和發展以來，這種心理產生了變化。這一次是非理性自我書寫所刻意展示的女性性角色魅力使男性陷于恐慌和無所適從的狀態之中。一方面，男性時刻感受到來自女性的致命的誘惑，另一方面，他們又清楚地感覺到女性對他們的鄙視、拒絕乃至否定。女性的意識的詭奇、狡黠、混亂和神秘又使他們感到無法理解和難以接受。因此在兩性關系的處理上，恐懼和逃避的潛意識主宰了作品的整體格調。例如馬原在《虛構》中選擇了一個女麻風病人作為交媾對象，表達了“我”對女性的特殊恐懼。雖然作愛的激情使這種恐懼蒙上了一層溫馨的氣息，然而“我”卻在其中體驗生存的無窮超越性，這是一次玩命的交媾，體驗得越深表明恐懼越劇烈，而病毒在這里進一步強化和深化了這一恐懼。至于格非的《褐色鳥群》，那個極端孤獨的“我”，為了抵御女性的誘惑而自覺在回憶中扮演一個偷情者的角色。男性的這種恐懼和逃避并不意味著女性的勝利，事實上，這是男性對女性的所謂“自我”在情感上所做出的否定，一種不惜以匱乏為代價的否定。
　　匱乏的代價是沉重的，無論是靈的或肉的匱乏，其直接的后果就是性心理畸變。女性走向同性戀和自戀就根源于匱乏，而男性的性心理則由于潛意識中匱乏的痛苦走向性獵奇心態，反映到一些男性作家的創作上，就是熱衷于在性主題上大作文章，極盡變態和渲染之能事。一種類似于窺淫癖的習氣一度彌漫于男性作家群和讀者群，加上商品大潮的沖擊，這類作品更是蔚然成風。老村接連推出的兩部“力作”：《騷土》、《畸人》可謂代表作。翻開《騷土》正文，撲面而來的是各種性關系、性形態的堆砌：與兄嫂姘居、風流女人對工作人員的勾引、陽萎的丈夫和性饑渴的妻子、公公和兒媳亂倫、法師誘奸女人、叔公強奸親侄女、丹藥的試驗等等。如果說，《騷土》還多少殘留有原來男性的理性批判精神，那么，到了《畸人》，則完全喪失了理性價值。在這部作品中，作者不過是把《騷土》中已表現過的非正常性關系又重新炒了一遍，勉強湊合成書。這無論是對文學還是對性主題本身，都是一種貶值。
　　并不是說寫性變異就是性主題的貶值，問題在于作者對這塊非理性領地駕馭能力的高低。在西方，描寫性變異的作品是相當多的，但是與中國不同的是，除了純感官刺激的色情文學，只要是涉及性變異、性亂交的嚴肅文學，多少都具有性心理分析的價值，而且不乏藝術性，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和弗拉基米爾·納波科夫的《洛麗塔》就是這樣的作品。
　　中國當代男性作家完全明白性心理分析在性主題表現上所占的地位，事實上，它決定了男性在非理性領域重建權威的可能性。象老村這樣的作家之所以熱衷于性變異的表現，誠然出于潛在的變異性取向，但是不可否認，也有試圖進行性心理分析的愿望，因為變性關系最直接地指向性心理分析。然而，老村在《騷土》開篇興致勃勃地談了一通“性風俗”、“性意識”之后，卻無法對變異性心理作出科學的合理的分析和表現。這是中國當代作家接觸性變異主題時所顯示的一種頗為普遍的現象。無論是張賢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還是魏世祥的《火船》，都未能對因“匱乏”引起的性功能喪失和亂倫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釋。
　　事實上，大多數男性作家苦于非理性主義認識機制的不成熟，最終都跟老村一樣只對“匱乏”作膚淺的描寫，甚至熱衷于對性變態的描述。既然中國的男性作家未能自如地把握非理性世界，那么，對于詭奇的女性非理性世界，他們更是難以控制。而“性”是一種雙方的關系，性心理研究必須同時具備雙方的非理性視角。在無力更好地開展性心理分析的情況下，中國的男性作家往往將非理性等同于肉欲，而極力回避其精神實質。這樣，性主題被貶值，一大批象《畸人》一樣的拼合之作被拋進文化市場。
　　　　重返理性
　　從上述不難看出，女性迷失在其中的非理性世界是純精神的，而男性一廂情愿營造的非理性王國是純肉欲的。二者并存不悖，卻又因匱乏同時陷入困境。要清醒認識這一匱乏，并提高性主題的品位，必須重返理性的世界，從理性的高度審視非理性世界。
　　西方的女性較早從非理性的迷夢中覺醒而重返理性，并因此誕生了一大批富有哲理意味的性小說和性理論。而中國女性的理性王國卻相對說來顯得較為貧乏、脆弱和不成熟。但在西方女權主義的影響下，中國女性也開始對兩性關系有了冷靜的思考和探討，盡管還不一定十全十美，但日益導引女性的非理性情緒流走向健康道路。
　　西方的女權主義者強調從理性上重新認識女性，認識女性的愛。于是一種新的愛誕生了，這是一種與憂懼的欲望無關的愛，一種為交換而欣喜的愛。中國當代女作家自從立足理性世界以來，對這種愛也開始了思考和認識。鐵凝的《無憂之夢》較具代表性，女主人公是個二十八歲或者更老，有著感情創傷的漂亮未婚女人，男主人公則是一個六歲的小男孩木木。小男孩木木以其六歲的男子漢所能給予的全部摯愛以及氣概非凡的絕望哀號將“我”的驕情和自戀打得落花流水，“我”重新審視自己的“愛”，開始意識到自己從來就不是一個真摯的女人。真摯的女人懂得真愛，而真愛在給予的同時“敢于渴望和需要別人”，因為性愛是一種交換的愉悅，性愛在交換中增值，一味地奉獻或一味地抗拒是虛偽的。于是，“我”，一個女人的新生命始于那個七月的草原。
　　中國的男性作家在性主題上一度陷入純肉欲的困境，這使重返理性顯得尤為必要。然而他們不屑于或者說沒有從理性上探討兩性關系的習慣。在他們看來，“性”的就是“肉”的，就是“非理性”的。他們在性主題的處理上重返理性，并不意味著他們對“性”的根深蒂固的誤解已經消失。他們開始通過性來透析宏大的社會內容、歷史內容，而這個“性”，很自然的，仍是傳統的固有的兩性關系，雖然他們明白這種兩性關系是朽敗的、漏洞百出的、不可取的，但他們就是熱衷于通過它來批判或展示以往男性的歷史和社會，而對新的可能的兩性關系的探討置之不理，哪怕是用男人最得心應手的武器：哲理，象捷克的米蘭·品德拉一樣。很難說這是幸抑或是不幸。對于以往耽于肉欲的小說創作來說，這或許是一條解脫的途徑，甚至應該說是一大進步。但從女權的角色來看，這卻是一種極不合作的態度，因為通過性來透析以往的歷史文化，事實上顯露了強烈的排斥女性的意向。以往的歷史文化，畢竟是一種男性的歷史文化，而今天對它們的批判依然是男性的批判，舊的兩性關系在完成其媒介的使命后遭到否定，卻再沒有“立”的意思，女性于是被徹底排擠，而只剝下一部男人的歷史。陳忠實的《白鹿原》，是一部由“性”來推動的“秘史”，最后突現的卻是一條男人走過的道路。男性的世界在新生的陣痛中顫栗，而女性，依然只是作為一些分散的附屬物、添加劑，默默無聞地活動在男性的世界里。可見，以中國男性的觀念看來，男性世界需要的是女性的鮮活的個體，而不需要一整個女性的世界，他們甚至不認為這個世界有形成和發展的可能，或者說他們在竭力抑制這個世界的發展，希望女性重新回到分散的沒有自我的狀態，為他們所用。所以中國的男性作家在宣揚男人的歷史的同時，總不忘表現一系列的性主題，體現一種類似于“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個女人”的思想。應該說，象《白鹿原》這樣的作品，因為其宏大的社會內容而使性主題有了嚴肅性、豐富性和厚實感，一改如潮的性愛描寫的平面化、組合化現象。但這完全是對于男性世界而言，或者說對于文學創作而言。對于女性說來，情況沒有絲毫改觀。女性獨立的自我依然不被男性所接受和渴望，女性依然僅作為性對象附屬于男人世界。只不過男人的注意力從單純的肉欲轉到了自我價值的確立，要說進步，這也只是男性的進步。而且事實上，到這兒，性主題已經名存實亡，它只不過被用來引出另一個主題，而缺乏對兩性關系的思索。
　　埃萊娜·西蘇說：目前由于歷史和文化的原因，恰恰是婦女們在向著預知的雙性開放，并且從中受益。男性作家將理性探討偏離性主題，僅僅是回避了“匱乏”的實質，而沒有真正解決匱乏。而女性在學會用理性思索自我、探討兩性關系的過程中，逐漸明白了“匱乏”乃源自激烈對抗，激烈對抗乃來自一段由菲勒斯價值統治的時期，從而萌生出與異性互相尋找的愿望。兩性之間的互相尋找是一種永恒的狀態，這也是柏拉圖有關兩性人的假說的精義所在。相信隨著女權主義日益深入的影響，中國的男性作家終會將理性的目光投向性主題本身，認清兩性互相尋找的必然性和優美性。
　　　　　　　　　　　　　　　　　　　　　　　　（責任編輯：管寧）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辶加回
　　
　　
　　
福建論壇（文史哲版）福州045-05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沙向明19951995 作者：福建論壇（文史哲版）福州045-052J3中國現代、當代文學研究沙向明19951995

網載 2013-09-10 20:4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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