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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宋代佛教的中國化和世俗化
　　宋代為佛教中國化、世俗化的時期。在這一時期，佛教利用其天堂地獄的學說對廣大的愚昧百姓進行恫嚇，脅迫人們信從它。穆修說：“今佛氏之法，后三代而作，極其說于圣人之外，因斯民所惡欲而喻以死生禍福之事，謂人享有于其身者，皆由死生往復而取之。方于植物者，根夫善，善以之而生于今；種夫惡，惡以之而出于后。其為貴、為富、為壽、為康寧，皆根夫善者也，而統謂之福；為賤、為貧、為疾、為夭，皆種夫惡者也，而統謂之禍。禍福之報不移也。世聞其說甚懼，謂死且復生，則孰不欲其富貴康壽而惡其賤貧疾夭？雖君子小人，一其情也。然何如即可以違所惡而獲所欲？曰：非去而為佛之稈，讀佛之書，則不可。人所以悅其法而歸其門者，為能得己欲惡之心乎？佛亦安能強使人附之哉！如死生禍福之說，使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亦嘗言之，則人亦必從此六圣人而求之。如其圣人所不及，惟佛氏明言之，則人焉得不從佛氏而求之也？予謂世有佛氏以來，人不待聞禮義而后入于善者，亦多矣，佛氏其亦善導于人者矣。嗚呼！禮義則不競，宜吾民之皆奉于佛也，宜其佛之獨盛于時也。”（注：《穆參軍集》卷下《蔡州開元寺佛塔記》。）
　　統治者亦想利用佛教來“精神慰籍”（實際上是精神麻痹）廣大災難深重的勞苦群眾，以達到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因此自宋太祖趙匡胤以來，歷朝的皇帝都對佛教采取了扶植和利用的政策。宋太宗趙光義對宰相趙普宣稱的“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注：《續資治通鑒長編》卷93。）的話，便是這種政策的意圖所在。
　　在佛教徒的極力鼓動和統治者的倡導下，佛教在宋代廣為流行，深入民心。高登說：“夫佛法流入中國以來，為害之日久矣，風俗漸染，信用之日深矣。而古人論之，亦已詳矣，然在今日尤甚焉。”（注：高登《高東溪集》卷上《蠢國下》。）余靖說：“切緣市井之人，有知者少，既見內廷崇奉，則遽相扇動，傾箱竭橐，為害滋深。”（注：余靖《余襄公奏議》卷下《乞罷迎開寶寺塔舍利奏》。）陸游說：“自浮屠氏之說盛于天下，其學者尤喜治宗室，窮極侈靡，儒者或病焉。”（注：《渭南文集》卷17《黃龍山崇恩祥院三門記》。）又說：“予游四方，凡通都大邑，以至遐陬夷裔，十家之聚，必有佛剎。”（注：《渭南文集》卷19《法云寺觀音殿記》。）有鑒于儒衰佛興，一些儒家士大夫頗多感嘆，孫復在《儒辱》一文中無奈地說道：“佛老之徒，橫乎中國。彼以死生禍福、虛無報應為事，千萬其端，惑我生民。絕滅仁義，以塞天下之耳；屏棄禮樂，以涂天下之目。天下之人，愚眾賢寡，懼其死生禍福報應。人之若彼也，莫不爭舉而競趨之。觀其相與為群，紛紛擾擾，周乎天下，于是其教與儒齊驅并駕，峙而為三。吁，可怪也！……其為辱也，大哉！”（注：《孫明復小集》卷3；《全宋文》卷401。）朱熹曰：“今老佛之宮遍滿天下，大郡至逾千計，小邑亦或不下數十，而公私增益，其勢未絕。至于學校，則一郡一縣，僅一置焉，而附郭之縣或不復有，其盛衰多寡之相絕至于如此，則于邪正利害之際亦已明矣。”（注：《歷代名臣奏議》卷115《學校》。）
　　從社會階層來看，佛教信徒涉及的社會階層頗為廣泛，上自帝王將相，下至平民百姓。
　　以皇室來說，除前面所說的帝王外，后妃公主等也不乏佛教信徒。《湘山野錄》卷上載：“太宗第七女申國大長公主平生不茹葷，端拱初，幸延圣寺抱對佛愿舍為尼。真宗即位，遂乞削發。上曰：‘朕之諸妹皆厚賜湯邑，筑外館以尚天姻，酬先帝之愛也。汝獨愿出家，可乎？’申國曰：‘此先帝之愿也。’堅乞之，遂允。進封吳國，賜號清裕，號報慈正覺大師，建寺都城之西，額曰‘崇真’。藩國近戚及掖庭嬪御愿出家者，若密恭懿王女萬年縣主、曹恭惠王女惠安縣主凡三十余人，皆隨出家。”
　　士大夫中參禪問道者亦極為普遍。元ｙòｕ＠①元年（公元1086年）。殿中侍御史孫升上奏曰：“比來京都士大夫顧不自信其學，乃求問于浮屠之門，其為愚惑甚矣。臣訪聞慧林法云，士大夫有朝夕游息于其間，而又引其家婦人女子出入無間，參禪入室，與其徒雜擾，昏暮而出，恬然不以為怪，此于朝廷風化不為無損……”（注：《歷代名臣奏議》第116卷《風俗》。）蘇軾曰：“今士大夫至以佛老為圣人，鬻書于市者，非莊老之書不售也。”（注：《蘇軾文集》卷25《議學校貢舉狀》。）王ｐī＠②之《澠水燕談錄》卷三《奇節》曰：“近年，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作為偈頌，以發明禪理。”陸九淵說：“佛老之徒遍天下，其說皆足以動人，士大夫鮮不溺焉。”（注：《象山先生全集》卷3《與曹立之書二》。）例北宋禪僧歸云如本在《叢林辨佞篇》中說：“本朝富鄭公弼，問道于子ｙóｎｇ＠③禪師，書尺偈頌凡一十四紙，碑于臺之鴻福兩廊壁間，灼見前輩主法之嚴，王公貴人信道之篤也。……如楊大年侍郎、李和文都尉見廣慧璉、石門聰并慈明諸大老，激揚酬唱，般般見諸禪書。……近世張無垢參政、李漢老參政、呂居仁學士，皆見妙喜老人，登堂入室，謂之方外道友。愛憎逆順，雷輝電掃，脫略世俗構忌，觀者斂衽辟易，罔窺涯渙。”除上述數人外，王安石、蘇軾、黃庭堅、晁補之、呂公著、趙ｂｉàｎ＠④等一大批文人與佛教有著密切的關系。
　　在文武官員中，更不乏虔誠的佛教徒，如王仁鎬“性端謹儉約，崇信釋氏，所得傣祿，多奉佛飯僧，每晨誦佛經五卷，或至日旰方出視事。從事劉謙責仁鎬曰：‘公貴為藩侯，不能勤恤百姓，孜孜事佛，何也？’仁鎬斂容遜謝，無恤色。當時稱其長者”。（注：《宋史》卷261《王仁鎬傳》。）崔頌“篤信釋氏，睹佛像必拜”。（注：《宋史》卷431《崔頌傳》。）北宋名相王旦，“性好釋氏，臨終遺命剃發著僧衣，棺中勿藏金玉，用荼毗火葬法，作卵塔而不為墳”。（注：司馬光《涑水記聞》卷7。）王賓“事宣祖、太祖、太宗殆六十年，最為勤舊，故恩寵尤異，前后賜賚數千萬，俱奉釋氏”。（注：《宋史》卷276《王賓傳》。）朱壽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壽昌流落貧家。十余歲方得歸，遂失母所在。壽昌哀慕不已。及長，乃解官訪母，遍走四方，備歷艱難，見者莫不憐之。聞佛書有水懺者，其說謂欲見父母者誦之，當獲所愿。壽昌乃晝夜誦持，仍刺血懺，募板印施于人，惟愿見母。……士人為之傳者數人，丞相荊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詩數百篇。”（注：沈括《夢溪筆談》卷9《人事一》。）“趙清獻公自錢塘告老歸……終日食素……雞鳴凈人，治佛室、香火……暮年尚能禮佛，百拜誦經至晨。”（注：葉夢得《石林避暑錄話》卷2。）韓世忠“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孟珙“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注：《宋史》卷364《韓世忠傳》；《宋史》卷412《孟珙傳》。）
　　至于平民百姓，信佛之風更是盛行。如“鄱陽焦德一吉甫之母鄒氏，平昔向善，寡言語，不談人是非，唯篤志奉佛”。（注：《夷堅支志癸》卷9《焦母大錢》。）“麗水商人王七六，……常日奉事僧伽大圣甚謹，雖出行，亦以畫像自隨，旦暮香火瞻敬”。（注：《夷堅支志丁》卷8《王七六僧伽》。）
　　 二、宋代佛教信仰的具體表現
　　宋代民間的佛教信仰活動，比較突出地表現在人們的廟神膜拜上。人們紛紛以燒香拜佛、供奉果品、布施齋僧、修建佛寺、塑像造塔、刻印佛經、許愿還愿、放生吃素、念經拜佛、廣作法事、傳經朝岳、結社集會等方式來表達對佛教或菩薩的景仰和崇拜。
　　1.放生
　　佛教宣稱以慈悲為本，如“佛言五戒，以殺戒為首；佛言十業，以殺業為首”。并宣稱不殺生可得長壽。例《大藏經》云：人不殺得長從命報。如“愛護物命及放生施食，皆得長壽”。（注：《善誘文·仁壽必鑒》；《善誘文·五戒之首》。）《善誘文·好生之德》曰：“天地以好生為德，故羽毛鱗介，無一不遂其性。諸佛以慈悲為念，故蠢動含靈，無一不適其情。此無他，只是存心廣大，一切眾生，皆吾愛子；一切血屬，皆吾性命。則放生詎可緩耶。世人當知戒殺，止足以解物之冤，若能放生，不惟與物為恩，又集無窮之福……”在這種觀念下，“不殺生”已成為當時信佛者的基本戒律，如胡弈修“為篤信因果，平生未嘗殺活物，在杭時，因其人喜食鮮，多細碎水類，日不下千萬，公諄諄誘勸，食者遂絕，而業者為改”。（注：李公端《姑溪居士文集》后集卷19《故朝請郎直秘閣淮南江浙荊湖制置發運副使贈徽猷閣待制胡公行狀》。）“放生”則是不殺生的另一方面。隨著佛教的普及，隨唐以來逐漸形成的放生、食素習俗，至宋代漸趨普遍。
　　宋代的佛教寺廟建有放生池，供教徒和民眾來寺廟燒香拜佛時放生。北宋天禧中，王欽若曾上奏以杭州西湖為祝圣放生池。天臺宗著名學者知禮也提倡在佛誕辰日舉行放生會。每逢四月初八佛生日，西湖上照例要舉行大規模的放生會，屆時“舟楫甚盛”，參加者常達數萬人。他們競相購龜魚螺蚌之類放入湖中，買飛禽走獸放歸山林。（注：《武林舊事》卷3《浴佛》；《西湖老人繁勝錄·佛生日》；《夢粱錄》卷19《社會》。）潭州也有放生會，《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二《罷放生會》載：“潭州延祥宮，遞年三月、四月、六月、八月有放生社會。康定元年三月三日真武生辰，預買飛禽水族，例往州亭，臨大江，用磬鈸引導，贊詠放生。”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也是喜放生的典型代表。沈括《夢溪筆談·補筆談》卷三《藥議》載道：“予嘗見丞相荊公喜放生，每日就市買活魚，縱之江中，莫不洋然。”著名文學家蘇軾《宿望湖樓和呂蔡推詩》中有“放生魚鱉逐人來，無主荷花到處開”之句，可謂是對北宋杭州人放生習俗的一個最好寫照。（注：《南宋臨安兩志》第104頁。）又“信州鹽商范信之說，同輩孫十郎者，家世京師人，南徙信州。奉佛喜舍，日課誦觀世音名萬遍。每入市，逢人攜飛禽走獸，及生魚鱉蝦蛤，必買而放之。惟大風雨則不出，采捕者利于速售，且可復取，紛紛集其門，或一日費錢二三萬”。（注：《夷堅三志壬》卷8《孫十郎放生》。）……這種放生的風俗一直沿續到近代。
　　2.食素
　　食素又稱蔬食或素食，即不茹葷，是戒殺放生的另一方面，也是佛教的基本修行方式之一。在宋代，除信徒外，普通老百姓中也興起了一股食素的風氣。李之彥《東谷所見》曰：“世人以茹素為齋戒，豈知圣賢之所謂齋者，齊也，齊其心之所不齊；所謂戒者，戒其非心妄念也。”（注：見《說郛》卷77。）胡仲弓《葦航漫游稿·答頤齋詩簡走寄》詩“今朝茹素無清供，喜得鄰分玉版羹”，便反映了時人吃素的風氣。
　　從當時的文獻記載來看，宋人吃素分吃長齋與吃花齋兩種：長齋為終年素食，如《陶山集》載：“孫威敏公夫人邊氏喜食ｋｕàｉ＠⑤，須日見割鮮者食之方美。一日，親視庖人將生魚已斷成臠，忽有睡思，遂就枕，令覆魚于器，俟覺而切。乃夢器中放大光明，有觀音菩薩在內。遽起視魚，諸臠皆動，因棄于水中，自是終身蔬食。”而花齋只在特定的日子里素食，如趙與時記述道：“今人以月一日、八日、十四日、十五日、十八日、二十三日、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不食肉，謂之‘十齋’，釋氏教也。”（注：《賓退錄》卷3。）
　　有的不僅在齋戒的時候食素，而且在平時也食素。如《春渚紀聞》卷一《兩劉娘子報應》載：“上皇朝內人有兩劉娘子。其一年近五旬，志性素謹，自入中年，即飯素誦經，日有程課，宮中呼為看經劉娘子；其一乃上皇藩邸人，敏于給侍，每上食，則就案所治脯ｘｉū＠⑥，多如上意，宮中呼為尚食劉娘子，樂禍而喜暴人之私。一日有小宮嬪微忤上旨，潛求救于尚食，既諾之，而反從之下石。小嬪知之，乃多取紙筆焚之曰：‘我且上訴于天帝也。’即自縊而死。不逾月，兩劉娘子同日而亡，時五月三日也。至輿尸出閣門棺斂，初舉尚食之衾，而其首已斷，旋轉于地，視之則群蛆叢擁，而穢氣不可近。逮啟看經之衾，則香馥襲人，而面色如生。于是內人知者皆稽首云：‘善惡之報，昭示如此，不可不為之戒也。’”又，《夷堅支志丁》卷三《鄭行婆》：“合州城內一媼曰鄭行婆，自幼不飲酒茹素，默誦《金剛經》，未嘗少輟。紹興辛未之春，因往報恩光孝寺聽悟長老說法，中路過屠者門，正見臠牛肉，戲語同行曰：‘以此肉切生，用鹽醋澆潑，想見甘美。’迨到寺，悟公曰：‘汝安得吃牛生？’媼曰：‘出母腹以來，不知肉味。和尚如何有此說？’悟曰：‘汝真不食邪？’命取藥刀圭，注湯調為一杯，使之服。少頃，吐出生牛肉碗余，媼始悔恨。妄想故示顯化，益痛加修飭。今已九十余歲。”泰和末，壽州有官妓香香，為魔所祟，神志恍惚，或睡數日不起。后聽從雷希顏之言，發愿終生不食牛肉，并盡此生勸人不食。結果，十天后即魔除病好。（注：《續夷堅志》卷1《天魔祟》。）
　　為了適應這種風氣，汴京、臨安等地都有專門經營素食的素食店、素分茶，其烹制的食品有“寺院齋食”，“凡麩筍乳蕈飲食，充齋素筵會之備”。（注：《東京夢華錄·食店》；耐得翁《都城紀勝·食店》。）此外，“更有專賣素點心從食店”。（注：耐得翁《都城紀勝·茶坊》。）同時，民間吃葷遭受報應的傳說也隨之流行。如光孝宮道人章道隆，生平喜食鱔魚，經托夢而不悟，后“為軍人以煮鱔湯灌口而死”。（注：《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2《警戒門·殺鱔取命》。）
　　與食素之俗相關的還有開葷習俗。王琳《野客叢書》卷二二《解菜》載：“今人久茹素，而其親若鄰設酒肴之具，以相暖熱，名曰開葷，于理合曰開素。此風已見六朝。觀東昏侯喪潘妃之女，閹豎共營肴羞，云為天解菜。正其義也。”
　　3.念經
　　在宋代民間信仰中，許多佛教的菩薩都得到了崇拜，認為只要時常敬奉神佛，念誦佛經、佛的名號，或在佛前許愿，就會獲得保佑，得到善報福報。如“會稽士人范之綱，居于城中，壯歲下世。有兩子，能謹畏治生，日以給足。其母早夜焚香，敬禱天地百神，且誦經五十過。凡十余年，未嘗少輟”。（注：《夷堅支志丁》卷2《范之綱妻》。）徐熙載之母程氏，酷信釋書，雖年過七十，雞鳴而起，炷香持誦，不以寒暑易節，而瞻奉觀音，尤極誠敬”。（注：《夷野三志辛》卷5《觀音救溺》。）“呂辯老母李夫人，喜事佛。中年后，晨興盥節竟，必焚香誦《金剛經》一卷已，然后理家務”。（注：《夷堅支志癸》卷3《大圣院蝦蟆》。）“定襄陽王全美之母，從幼事佛，既奉香火益勤”。（注：《續夷堅志》卷1《王全美母氏詩語》。）湖州妙喜村民相二十，素狡獪，為一鄉之害，年五十，忽悟所為，痛自刻勵，日誦佛號，數年不輟。忽一日，遍詣素所在往來者，自言所積惡業至重，須焚身以懺，各丐薪數束，積高二丈許，結紙庵其顛，刻日自焚，觀者環繞。然村人猶畏之，無敢與之下火，相乃口銜炬，合掌端坐庵中，以炬四燃，須臾煙焰周合，乃至指節燼落，疑然不動”。（注：《睽車志》卷1。）又，“臨川屠者張某，晚年頗悔其業，自以宰物命至多，必受惡報，又其體至豐肥，乃日誦佛號數百聲。畫佛像瞻禮，惟祈命終之日，不值暑熱，人皆笑之。如是積十數年”。（注：《睽車志》卷5。）“泉司干官陳子永泳，每夜用釋氏法，誦咒施食，仍ｒｕò＠⑦尊勝咒幡數紙”。（注：《睽車志》卷2。）“鹽官縣黃天蕩民余三乙，世以屠狗為業。……日誦阿彌陀佛萬聲，祈懺宿罪”。（注：《夷堅志補》卷3《余三乙》。）“衢州有一村夫，號葉念佛，晝夜持阿彌陀佛”。（注：《可書》。）
　　4.競作佛事
　　按照佛教的教義，人死了要設齋超度，設齋的時間越長、規模越大，于死者于生人的好處也就越大。故宋人相信，人死后如不作佛事，則在地獄中每日都要遭到惡鬼的鞭笞折磨，受盡千難萬苦，且仍無法超生投胎為人。而請戒僧看誦《金剛經》，“經文資薦”后，則不僅可免茲業，順利地投身為人，而且能“往好處托生”。（注：翁甫《叔誣告侄女身死不明》，《名公書判清明集》卷13。）受佛教這種因果報應、輪回轉生觀念的影響，宋代做佛事之風遂大行于世。《吹劍錄外集》載：“溫公曰：‘世俗信浮屠，以初死七日至七七日、百日、小祥、大祥，必作道場功德，則滅罪升天，否則入地獄，受ｃｕò＠⑧燒舂磨之苦。”如《夷堅三志辛》卷二《鬼迎斛盤》載：“鄱陽坊俗，每歲設禳災道場，不常厥處。慶元四年四月，復就永寧寺大殿，于第四夜命僧建水陸齋供，加持斛盤。”《取經詩話》第十七載：“長者一日思念考妣之恩，又憶前妻之分，廣修功果，以薦亡魂。”又，《宋朝事實類苑》卷四八《陳希夷》載：“王克正仕江南，歷貴官，歸本朝，直舍人院。及死無子，其家修佛事為道場，惟一女十余歲，ｃｕī＠⑨ｄｉé＠⑩跪爐于像前。”《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后集卷二《薦拔亡卒》載宋代名將芮興，曾建水陸大齋及九幽章醮超拔戰死的部下將士。《靖康要錄》載：“圣旨，金人侵擾京畿，至良民橫被殺傷，士卒殞身行陣，除內中已開道場追薦，朕食素膳，親詣行香，并令在京宮觀僧道，各設齋醮懺會，仍遣使分就四郊，嚴潔致祭。”
　　在當時，不僅民間請僧人作佛事非常流行，而且規模、耗費也越來越大。如平江城北周氏之子死，其家為之作佛事，“凡費錢十萬緡”。（注：《夷堅三志巳》卷7《周麩面》。）又如通直郎張潛每當父母死日，“必前期蔬素，為佛事，瞻仰如在，悲動左右”，又于“故居之北資福院，建輪藏，以奉皇妣。工既告畢，遂徑詣廬山，飯僧凡數千”。（注：《江西出土墓志選編》29。）劉雄飛“將十八果會一萬貫、段匹、米麥等，送楊都頭歸，俾之命僧作水陸功德，追薦八娘，少報其往日救濟之急”。（注：《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2《施恩有報》。）致需朝廷下令“禁止士庶之家喪葬不得用僧道威儀前行”，但是民間“犯此禁者，所在皆是也”。（注：王＠(15)《燕翼詒謀錄》卷2。）對此，司馬光認為是因“世俗信浮屠誑誘”而起，確是反映了事實；陸游指出：“吾見平時喪家百費方興，而愚俗又侈于道場齋施只事，彼初不知佛為何事，但欲夸鄰里，為美觀爾！”（注：《放翁家訓》。）也可謂一針見血。
　　有的廣修佛事，是為了“以懺宿惡”。如《夷堅三志壬》卷一○《石門羊屠》載：“鄱陽石門屠者羊六，以宰羊為生累世矣。慶元二年二月，一道人過門，伸扇覓錢，屠謂曰：‘爾形軀偉然，且無殘患，世上有千行百戶，不尋一般做經紀，只是懶惰，我平昔不將一錢與乞道人，伏請穩便。’道人怒，指手罵曰：‘汝也是難教化，汝家子殺父，父殺翁，三代輪回作畜類，何得了期！汝今晚殺一羊，又系汝父，卻教姓蔡人得吃。’屠者聞言憤甚，攜柴杖出擊之，倏已不見。是日將暮，市戶蔡五遣仆赍錢來買羊一脾，并須肝肺。適盤上肉已盡，但有老雄羊一口，欲殺而售與之。執刀臨圈，方擬曳出，羊忽作人聲叫云：‘兒殺爺。’隨即仆地死。屠始大悔懼，為之改業，而傾竭家資，廣修佛事，以懺宿惡。”
　　有的作佛事是為了祈福。如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二載：一富家為感謝錢若水救命之恩，乃“傾家貲以飯僧，為若水祈福”。又，《夷堅甲志》卷一二《林積陰德》載：南劍士人林積在京師旅館中撿到一商人失落的珠寶，還給了商人，商人為了感激他的恩德，“以數百千就佛寺作大齋，為林君祈福”。
　　5.造像修廟
　　宋人為表示信奉之誠，積累功德，往往借機“寫經造像，修建塔廟”。（注：《司光氏書儀》卷5《閽帛》。）如“俞一郎者，荊南人。雖為市井小民，而專好放生及裝塑神佛像”。（注：《夷堅三志己》卷4《俞一郎放生》。）“德藏寺，……寺有水陸齋壇，往歲富民沈忠建，每設齋，施主虔誠，則茶現瑞花，故花儼然可睹。”（注：《閑窗括異志》。）江州景德鎮寺新戒壇，興建于熙寧九、十年間，所需的全部資金由太子賓客陳巽提供。（注：《曾鞏集》卷19《江州景德鎮寺新戒壇記》。）北宋中期省聰和尚重建的高安縣圣壽寺，所需資金由當地富戶吳智訥施予。（注：光緒《江西通志》卷222《圣壽院記》：“郡有吳智訥者，治生有余，輒盡之于佛，既為僧舍之后室，又為聰治其法堂，極壯麗，凡材甓、金漆皆具于智訥。”）北宋中期興建的廣昌縣大覺寺，由“生員劉萬年妻毛氏捐資八百兩建造”。（注：同治《廣昌縣志》卷6《寺觀》。）奉新縣寶蓮院由富戶劉氏出錢興建，史載他將“新安鄉田地，歲收百余斛及山地之利，永舍充于寶殿長命燈钷”。（注：光緒《江西通志》卷121《寶蓮院記》。）“宣和末，有巨商舍三萬緡裝飾泗州普照塔煥然一新”。（注：陸游《老學庵筆記》卷8。）
　　6.結會修行
　　宋代佛都徒盛行結會，特別是在江南和四川各地，因佛教等非常發達，故此這些宗教的法會也特別多，什么水陸齋會、水陸道場（施餓鬼會）、山頭齋筵聚會（葬齋）、燒香會、諸神圣誕會等名目之會不計其數。如黃ｇàｎ＠(11)說：“釋氏之教，南方為盛，男女聚僧廬為傳經會，女不嫁者，私以庵舍以居。”（注：《黃勉齋先生文集》卷8《朝奉大夫文華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大夫謚文朱先生行狀》。）如在南宋都城臨安眾多會社中，“奉佛則有上天竺寺光明會，皆城內外富家助備香花燈燭，齋襯施利，以備本寺一歲之用。又有茶湯會，此會每遇諸山寺院作齋會，則往彼以茶湯助緣，供應會中善人。城中太平興國傳法凈業會，每月十七日則集南沙士，十八日則集女人，入寺諷經聽法。歲終則建藥師會七晝夜。”（注：《南宋古跡考》，《都城紀勝·社會》。）《西湖老人繁勝錄·天竺光明會》也載：都城臨安“遞年浙江諸富家舍錢作會，燒大燭數條如柱，大小燭一二千條，香紙不計數目。米面、碗碟、匙箸、扇子、蒲鞋、筱帚、掃帚、燈心、油盞之類俱備，齋僧數日，滿散出山。”又，《夢粱錄》卷一九《社會》載道：“四月初八日，六和塔寺集童男童女、善信人建朝塔會。”“每月遇庚申或八日，諸寺庵舍集善信人誦經設齋，或建西歸會。”明州（今浙江寧波）亦盛，如釋知禮《結念佛會疏》曰：“明州延慶院念佛凈社，當社普結僧俗男女一萬人，畢世稱念阿彌陀佛，發菩提心，求生凈土。每年二月十五日，于院啟建道場，供養三寶，齋設僧田功德，……為度眾生，取于凈土……”（注：《全宋文》卷181。）又《夷堅三志壬》卷六《蔣二白衣社》載：“鄱陽少年稍有慧性者，好相結誦經懺，作僧家事業，率十人為一社，遇人家吉兇福愿，則偕往建道場，齋戒梵唄，鳴鐃擊鼓。起初夜，盡四更乃散，一切如僧儀，各務精誠，又無捐ｇàｉ＠(12)施與之費，雖非同社，而投書邀請者亦赴之。一邦之內，實繁有徒，多著皂衫，乃名為白衣會。”《夷堅支志庚》卷七《盛ｇｕī＠(13)都院》載：“紹興辛亥上元日，（饒州）里中豪者王德璋倡率社甲為佛會，禳除兇災，且薦拔遭兵而死者。”江州有白蓮會。陸游《入蜀記》曰：“蓋往太平宮焚香，自八月一日至七日乃已，謂之白蓮會。蓮社本遠法師遺跡，舊傳遠公嘗以一日借道流，故至今太平宮歲以為常。東林寺亦自作會，然來者反不若太平之盛，亦可笑也。”無為楊氏，“嘗結彌陀社，著決定住往西方論，勸人修行，疾且革，語家人曰：‘生死本空，無甚悲惱。’誦西方佛名不絕口，端坐而逝，自號白云子”。（注：李公端《姑溪居士文集》卷49《楊判官墓志銘》。）溫州有誦佛會，《夷堅甲志》卷四《江心寺震》載：“紹興丙寅歲，溫州小民數十，詣江心寺赴誦佛會。”……
　　在當時，一些不法之徒更是借此風為非作歹，欺壓百姓。如李元弼《作邑白箴》卷六《勸喻民庶榜》載：“民間多作社會，俗謂之保田蠶、人口求福禳災而已。或更率斂錢物，獻送寺廟。動是月十日，有妨經營，其間貧下戶，多是典剝取債，方可應副。”
　　7.手寫或刊印佛經、佛像
　　蘇軾在《阿彌陀佛頌》序中說：“錢塘圓照律師，普勸道俗歸命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眉山蘇軾敬舍亡母蜀郡太君程氏遺留簪珥，命工胡錫采畫佛像，以薦父母冥福。”又其《釋迦文佛頌》并引曰：“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蘇軾，為亡妻同安郡王氏閏之，請奉議郎李公麟敬畫釋迦文佛及十大弟子。元ｙòｕ＠①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設水陸道場供養……”《阿彌陀佛贊》：“蘇軾之妻王氏，名閏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ｙòｕ＠①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舍所受用，使其子邁、迨、過為畫阿彌陀像。紹圣元年六月九日，像成，奉安于金陵清涼寺。”（注：以上均見《蘇軾文集》卷20、卷21。）郭彖《睽車志》卷一載：“湖妓楊韻，手寫《法華經》。每執筆必先齋素，盥沐更衣。”又，同書卷五載：“臨川屠者張某，晚年頗悔其業，自以宰殺物命至多，必受惡報；又其體豐肥，乃日誦佛號數百聲，畫佛像瞻禮，惟祈命終之日，不值暑熱。人皆笑之。如是積十數年。”洪邁《夷堅甲志》卷七《周世亨寫經》載：“鄱陽主使周世亨，謝役之后，奉事觀世音甚謹。慶元初，發愿手寫經二百卷，施人持誦。因循過期，遂感疾，乃禱菩薩祈救護。既小安，即以錢三千、米一石付造紙江匠，使抄經紙。”《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后集卷二《持經免難》載：“王通，京兆人也。積善，常持三十九分功德疏經，廣勸人念佛及寫經散施。”更有甚者，則刺血寫經。宋代禪僧大慧宗杲(1089-1163)就記載了這樣一個故事：
　　任觀察，內貴中賢十，徽廟極眷之。任傾心釋氏，遍參知識，每自嘆息曰：“余幸得為人，而形體不全，及不識所生父母，想前世輕賤人，招此報應。”遂發誓，遇休沐還私宅，屏絕人事，炷香禮佛，刺血寫《法華經》一部，每一字三拜，愿來世識所生父母。
　　此外，也有刊印佛經的。如《夷堅志補》卷二五《符端禮》載：“慶元乙卯夏，淮浙疫癘大作，嘉興城內，至浹日斃百余人。民蘇軫者，好善樂施，平時惟以莊嚴佛（疑有脫字）刊印經咒為務，值此惡歲，推不忍之心，擇招老醫，與詣病者家，逐一診視。書其姓名，著所患陰陽二證于其下，歸取藥餌、姜棗、薪炭之屬，持以贈之。甚貧不能自存，則濟之以錢米，賴以安者極樂。”
　　8.燒香拜佛
　　燒香亦稱進香、拈香、焚香、上香等，指向神佛敬獻禮拜以表達虔誠的心意，為宋人佛教信仰的重要表現之一。宋代皇帝“歲時游豫，則上元幸集禧觀、相國寺”，“大祀禮成，則幸太一宮、相國寺恭謝，或詣諸寺觀焚香”。（注：引自《大慧普覺禪師宗門武庫》，清光緒七年常熟刻經處本。）如《朝野類要·進香》：“北宮圣節及生長，必前十日車駕詣殿進香。”民間亦然，宋代話本《簡貼和尚》載：“逡巡過了一年，當年是正月初一日，皇甫殿直自從休了渾家，在家中無好況，正是：‘時間風火性，燒了歲寒心。’自思量道：‘每年正月初一日，夫妻兩人，雙雙地上本州大相國寺里燒香。……’”《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后集卷一《仙姥貨藥》載：“湘潭有周某者，妻病已兩年，求醫問神，茫無寸效，惟燒夜香祈禱而已。”一些寺院為了聚斂民財，還往往要按季節舉行燒香之會，挑選“猾黠能事者”為他們出賣疏表，每疏收錢數百緡。（注：《北溪全集》第四門卷27《上傅寺丞論民間利病》六條之一。）
　　在眾多的佛教菩薩崇拜中，觀音崇拜尤為盛行。據文獻所載，觀音信仰盛行于宋代。乾德五年（公元967年），宋太祖趙匡胤特差太監王貴到浙東普陀進香。此后，宋朝各代皇帝都遵照祖制拔款對普陀山進行擴建和維修，或差大臣進香，從而使普陀的觀音道場迅速興旺起來。特別是宋神宗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內殿承旨王舜封出使三韓，船到普陀附近海面時遇大風，危在旦夕，傳此時觀音顯靈，保護船隊順利到達目的地。王舜封回來后將此異事奏報皇上，神宗立即下旨大興普陀佛寺，并賜名為“寶陀觀音寺”。由于統治者的極力倡導，觀音信仰在宋代達到了新的高潮。僅舟山在南宋末年時就已有23處供奉觀音的寺院。（注：據《寶慶昌國縣志》統計。）當時人把觀音視為濟世造福的圣神，認為觀音不僅是一尊大慈大悲、能解救人世間苦難的菩薩，而且還能幫人多子多福、傳宗接代。如沙門洪蘊，本潭州長沙人。“母翁，初以無子，專誦佛經，既而有娠，生洪蘊”。（注：《宋史》卷461《方技上》。）南宋洪邁《夷堅志》也記載了許多觀音救難、治病、送子的異事。如“徐熙載母程氏虔奉觀音，熙載舟行將覆，呼菩薩名得免。既歸，母笑曰：‘夜夢一婦人抱汝歸，果不妄”。（注：據趙翼《除余叢考》卷34《觀音像》引。）張孝純有孫五歲不能行，或告之曰：“頃淮甸間一農夫，病腿足甚久，但日持觀世音名號不綴，遂感觀音示現，因留四句偈曰：‘大智發于心，于心無所尋。成就一切義，無古亦無今。’農夫誦偈滿百日，故病頓愈。”（注：《夷堅甲志》卷1《觀音偈》。）湖州有村媼，患臂久不愈，夜夢白衣女子來謁曰：“我亦苦此，爾能送我臂，我亦醫爾臂。”媼曰：“娘子居何地？”曰：“我寄崇寧寺西廊。”媼既寤，即入城，至崇寧寺，以所夢白西舍僧忠道者。道者思之曰：“必觀音也。吾室有白衣像，因茸舍誤傷其臂。”引至室中瞻禮，果一臂損。媼遂命修之。佛臂既全，媼病隨愈。”（注：《夷堅甲志》卷10《觀音醫臂》。）京師人翟楫居湖州四安縣，年五十無子。繪觀世音像，懇禱甚至，其妻方娠。夢白衣人以盤擎一兒，甚韶秀，妻大喜……抱得之，妻遂生子為成人。”（注：《夷堅乙志》卷17。）
　　彌勒佛與觀音菩薩一樣，同是民間普遍信仰的佛教神。時人還將其與布袋和尚聯系起來，如莊綽《雞肋編》卷中載道：“昔四明有異僧，身矮而皤腹，負一布囊，中置百物，于稠中時傾寫于地，曰：‘看，看。’人皆目為布袋和尚，然莫能測。臨終作謁曰：‘彌勒真彌勒，分身百千億，時時識世人，時人總不識。’于是隱囊而化。今世遂塑畫其像為彌勒菩薩以事之。”
　　地藏菩薩也是民間崇拜信仰的神靈之一。如《江湖雜記》就記載了當時民間盛傳的一則異聞：秦檜害死岳飛后，“向靈隱祈禱，有一行者亂言譏檜。檜問其居止，僧賦詩有‘相公問我歸何處？家在東南第一山’之句。檜令何立物色，立至一宮殿，見僧坐決事。立問傳者，答曰：‘地藏王決秦檜殺岳飛事。’須臾，數卒引檜至，身荷鐵枷，見立呼告曰：‘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注：引自《宋人軼事匯編》卷15。）
　　此外，佛教神中的閻羅王、四大天王等也在民間廣有影響。如閻羅王，洪邁《夷堅丁志》中就有“閻羅城”條，對陰曹地府及閻羅決斷冥事的情景作了詳細而生動的描述。時人還將死后的范仲淹、寇準、包拯、林衡、周莊仲等正直之官員推為冥官或閻羅王。（注：龔明之《中吳紀聞》卷5《范文正為閻羅王》；沈濤《銅熨斗齋隨筆》引《翰苑名談》；《宋史》卷三一六《包拯傳》；洪邁《夷堅丙志》卷7。）而佛教中的四大天王，俗稱為“四大金剛”，在民間也深有影響。如魯應龍《括異志》載：“秀州子城有天王城，建炎間，金人犯順，蘇、秀大擾，將屠之，有天王現于城上，若數間屋大，兵率望之，怖懼，遂引去，一州之境獲免。及亂平，建樓西北隅，見今事之。”當時民間還將其與唐初名將李靖聯系起來，于是便形成了“托塔李天王”的信仰。金剛神則常見于宋代寺院門之兩側。例陸游《入蜀記》載：“二圣謂青葉髻如來，婁至德如來也，皆示鬼神力士之形，高二丈余，陰威凜然可畏。”又，范成大《吳船錄》載：“二圣之名，江湖間竟尚之，即在處佛寺門兩金剛也。”羅漢在民間的崇信也頗為盛行，如洪邁《夷堅甲志》卷一四《董氏持羅漢》載：“鄉人董彥明，三十余歲未有子，與其妻自鄱陽偕廬山圓通寺，以茶供羅漢，且許施羅帽五百頂以求嗣。”又，《夷堅丙志》卷三《常羅漢》載：“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會，故此得名。”
　　9.轉藏
　　即轉輪藏。魯應龍《閑窗括異志》載：“臨江軍惠歷寺，初造輪藏成，僧限千錢則轉一匝。有營妓喪夫，家極貧，念欲轉藏以資冥福，累月辛苦，求舍隨緣，終不滿一千。迫于貧乏，無以自存，且嫁有日矣，此心眷眷不能已，乃攜所聚之錢，號泣藏前，擲錢拜地，輪藏自轉，闔寺駭異，自是不復限數矣。”（注：此事又見于《梁溪漫志》卷10《惠歷寺輪藏》。）
　　10.齋施與布施
　　布施是指施與他人以財物、體力和智慧等，為他人造福成智而求得積累功德以至解脫的一種修行方法。《善誘文·修為果報》曰：“儒家言施報，佛家言布施，其實一也。佛言欲得谷食，當勤耕種；欲得智慧，當勤學問；欲得長壽，當勤戒殺；欲得寶貴，當勤布施。布施有四：一曰財施；二曰法施；三曰無畏施；四曰心施。財施者，以財惠人；法施者，以善道教人；無畏施者，謂人及眾生，當恐懼時，吾安慰之使無畏，或教以脫離恐懼使無畏；心施者，深雖不能濟物，常存濟物之心。佛以孝養父母亦為布施，是凡施于外者，皆為布施。和為下而忠難事上，為長而仁慈安眾，為師而謹于教導，為友而誠于琢磨。一言一語間，必期有益；一動一止之際，必欲無傷。種種方便利物，勿使有所損害。皆布施也。所為如此，存心又如此，后世豈得不獲富貴之報。古語云：‘人人知道有來年，家家盡種來年谷；人人知道有來生，何不修取來生福。’是今生所受之福，乃前世所修者……”在這種佛教觀念影響下，布施之俗遂在民間廣為盛行，如《夷堅支志癸》卷三《寶ｃｈù＠(14)塔影》載：“忠訓郎王良佐，居臨安觀橋下。……夫婦好奉釋氏，齋施無虛日。”王安石將所居禪屋捐為佛寺，借以“祝延圣壽”，為“父母及附圖營辦功德”。范仲淹在其義莊田產中，將一份祭田歸僧寺：“天平功德寺，乃文正公奏請追福祖先之地。”（注：范仲淹《義莊規矩》。）又，《夷堅辛志》卷七載：鄱陽鹽商閻大翁，“家貲巨萬，夫婦皆好布施，諸寺觀無不沾其惠”。《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二《報應門》也記載了這方面的許多故事：“龍泉縣有四郎，敬信神佛，好為善事，干緣再建濟州橋，于橋之北門繪一天王像。”“峽州富人程夷伯，……發心自門前起，百里之內橋梁、路道，一一修整。”“九江富人徐彥寶，近年五十，苦于無子，常禮羅漢祈嗣。……全家好善，用錢買所釣之魚放焉。”又“宋咸淳丙寅，臨川錄參政暖昧道，蜀士也，嘗言其鄉有兩石嶠平出一江，四時皆湍急，下則深淵，惟此處可以立渡，常年溺死者甚眾，蓋船小觸石即碎。有徐宗仁發心造一巨舟，兩頭裹以鐵葉，自雇篙手，專一撐過客人，且建善緣以薦亡者。”（注：《湖海新聞夷堅續志》前集卷2《雷撤卦肆》、《修路延年》、《舍橋獲子》、《修船增壽》。）
　　除以上幾個方面之外，宋代的節日民俗，如元宵節大型彩燈中騎著獅子、大象的文珠、普賢菩薩像，四月初八月圍繞“浴佛”所展開的一系列民俗活動，七夕節中的“磨喝樂”，七月十五的“盂蘭盆”，十二月初八的“臘八粥”等等也都頗受佛教影響。（注：參見范熒《宋代民俗信仰中的佛教因素》，《宋史研究論文集》，河北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323-337頁。）此外，婚姻、喪葬等，特別是火葬的盛行，更是深受佛教之影響。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礻加右
　　 ＠②原字門的繁體里面加辟
　　 ＠③原字愚去心右加頁
　　 ＠④原字扌加卞
　　 ＠⑤原字魚加會
　　 ＠⑥原字修的繁體
　　 ＠⑦原字艸下加熱的繁體
　　 ＠⑧原字坐加刂
　　 ＠⑨原字纟加衰
　　 ＠⑩原字纟加至
　　 ＠(11)原字干的繁體
　　 ＠(12)原字勹里面加亡
　　 ＠(13)原字王加圭
　　 ＠(14)原字亻加叔
　　 ＠(15)原字木加永
浙江學刊杭州145～152B9宗教呂鳳棠20022002宋代為佛教中國化、世俗化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封建統治者利用佛教天堂地獄等學說對廣大的人民群眾進行恫嚇和欺騙，以達到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在統治者的倡導下，佛教在民間極為流行。本文對民間的佛教信仰活動作了比較全面的闡述。宋代/民間/佛教/信仰呂鳳棠，男，1963年生，浙江大學出版社副編審。杭州 310028 作者：浙江學刊杭州145～152B9宗教呂鳳棠20022002宋代為佛教中國化、世俗化的時期。在這一時期，封建統治者利用佛教天堂地獄等學說對廣大的人民群眾進行恫嚇和欺騙，以達到鞏固封建統治的目的。在統治者的倡導下，佛教在民間極為流行。本文對民間的佛教信仰活動作了比較全面的闡述。宋代/民間/佛教/信仰

網載 2013-09-10 20: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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