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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能(公元638—713年)，本是一位文化水準不高的“獦獠”①、樵夫，但他卻是中國佛教禪宗的真正創始人。慧能在推動佛教中國化方面的貢獻，在中國佛教史上可謂千古一人。
　　一、慧能的人格特質與歷史機遇
　　慧能俗姓盧，先世河北范陽(今涿縣)人，為當地大族。唐高祖時，其父謫官到嶺南新州(今廣東新興縣)，成為平民。唐貞觀十二年(公元638年)慧能出生，幼年喪父，家境貧困，靠採樵賣柴養母。相傳慧能是一個文盲，這雖不一定可靠，但可以肯定他的文化水準不高。家族地位和家境生活的巨大落差，青少年的艱辛生涯，特有的人生閱歷，使慧能經受了磨煉，也使他早熟。他又長期生活于平民階層中，直接感受到了平民向往自由的熱烈情緒。所以，有一天慧能在集市賣柴，聞客店有人誦宣揚“無住”思想的《金剛經》，頗有領會，發心信仰佛教。咸亨(公元670年)初，慧能安頓好母親后，即北上湖北黃梅，投奔皈依弘忍禪師。這是慧能生平的一個重大轉折，表明他對世事無常、人生痛苦有著深切的體驗，從而對佛經思想生發了共鳴，以至離家遁入佛門，尋求符合當時平民自由思想、要求的道路。
　　慧能在弘忍處，開始以行者身份在碓房舂米，同時也隨眾聽法。一次弘忍為了考驗大眾禪解的深淺，命每人作偈呈驗。弘忍認為慧能的偈比當時眾中上座神秀的偈更切合禪學意蘊，就密付法衣予慧能，并叮囑其南下暫作隱晦，待時行化。慧能回到廣東西北山區后，“懷寶迷邦，銷聲異域，眾生為凈土，雜止于編人；世事是度門，混農商于勞侶”(王維)。“異域”指嶺南，“編人”指有戶籍的平民。如此經過10余年后，慧能才來到廣州法性寺(今光孝寺)，受具足戒。不久他又北上到曹溪寶林寺(今南華寺)，弘揚禪法約30年。他在韶州大梵寺的說法被門人編錄為法語，即世所行的《法寶壇經》，這是中國僧人作品中唯一稱“經”的典籍，標志著中國禪宗的誕生，也標志著佛教中國化的完成。
　　慧能皈依佛門后，先后居住在湖北黃梅東山和廣東北部山區，長期生活在山林寺院和山區平民中，對下層民眾的現狀、特點、需求、愿望有真切的了解。他限于文化水準和寫作能力，并無自己撰寫的著作，但他勤于動腦思考，善于抓住所聽聞經典的實質、核心，并自覺不自覺地將其與平民向往自由的思想要求和信仰結合起來，從而開辟了佛教的新道路、新天地、新局面。
　　縱觀慧能一生的歷練，實具有成就事業的如下人格特質：(1)悟性高超。慧能天賦聰穎，理解力強。史載，慧能聽從師父弘忍“為說《金剛經》，至‘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一切萬法不離自性”(《六祖大師法寶壇經·行由品第一》，下引該經僅注品名)；“《涅槃經》，吾昔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頓漸品第八》)。慧能文化水平不高，但一接觸佛法，就對所聽誦的經文有獨到理解，并善于吸納和構成為自己弘法的內容。如慧能傳授的“無戒相”就取自《金剛經》中關于“無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等說法，他提倡的“無住為本”則來自《維摩經·觀眾生品》里的“一切法均從無住建立”的說法。慧能的悟性還表現在，他對平民的艱苦生活和精神需求，對民間的文化心理和信仰特點有著深切體察，這構成了他創宗的重要因素。(2)忍性堅強。王維《六祖能禪師碑銘》載，慧能“教人以忍。曰：忍者，無生方得，無我始成，于初發心，以為教首。”“忍”是忍受，忍辱。只有忍，才能達到“無生”、“無我”境界。“若真修道人，不見世間過；若見世間非，自非卻是左。”(敦煌本《壇經》三六)忍是要求只見己非，不見世過。慧能長期以“行者”身份從學修持，即使密授袈裟得到了嫡傳，但由于當時佛教內部爭奪正統地位的斗爭十分激烈，他回廣東后，仍然隱居在西北山區過著為獵人守網、吃肉鍋邊菜的生活，長期秘而不宣，直到因緣成熟后，才南下廣州正式出家受戒，開始從事佛教活動，弘揚禪法。(3)富于創新。慧能善于獨立思考，富于創新精神。他從不盲從附和，如初見弘忍，“忍曰：嶺南人無佛性。能曰：人有南北，佛性無南北”(贊寧等)，慧能當場就表示不贊同弘忍的說法。他針對神秀的偈：“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有塵埃”(敦煌本《壇經》六)，作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無臺；佛性常清凈，何處有塵埃”(同上，八)，提出了異于神秀的禪修主張。至于慧能在韶州(今韶關)大梵寺(今大鑒寺)的施法，更是提出了一整套創新性的禪學體系，洋溢著獨立創新精神。
　　慧能不僅具有優異的人格特質，而且適逢創立佛教宗派、推進佛教中國化的重大歷史機遇，如盛唐時代、嶺南一帶的文化特色、佛教創宗高潮等諸種因素。
　　唐代是中國古代社會歷史中最強盛繁榮富庶的時代，經濟發達，政治統一，文化繁榮。與國家的統一、強大、繁榮相應，受盛唐氣象的文化自信、自覺的感染，各種文化也出現了綜合的新形式，佛教亦綜合南北體系而有新的宗派建立。
　　嶺南是大庾嶺等五嶺以南地區，即今廣東、廣西等一帶。嶺南背山鄰水，與中原長期隔絕，境內多有少數民族聚居。唐代嶺南是一個文化相對活躍的地區，異域殊風濃郁，發揮自由思想、學術創新的空間較大。慧能強調嶺南人同樣有佛性，并提出一套見性(佛性)的主張，符合了當地平民的要求，故長期在嶺南一帶流傳。
　　隋唐時代是佛教的創宗高峰期。時代賦予佛教創宗的需要，也提供了創宗的可能。一方面，由于佛教傳播的日益廣泛，這就要求佛教更加適應社會各階層信徒的需要，特別是下層平民的需要，也要求佛教宗派更加直面和適應中國儒、道等固有文化、倫理道德、民族心理、民風習俗，調適佛教與中國實際的矛盾，并為其提供各種有中國特色的教理和修持體系。同時，佛教寺院的經濟基礎日益龐大，寺院僧人也需要采取宗派形式加強組織，以維護其既得的利益。另一方面，迄至隋唐時代，印度佛教經典大量譯出，中國佛教義理學不斷發展；又由于全國統一，南北佛教的思想體系得到了交光互攝、展現自身特色的機會。如禪宗就是以參究的方法、以徹見心性為宗旨，而在眾多佛教宗派中獨樹一幟。此宗自菩提達摩以來，歷經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數代，不斷發展變化，以求切合中國信眾的需求。歷史的有趣“安排”是，慧能在一次偶然機會聽誦《金剛經》后，有人告之黃梅弘忍禪師受持此經，從而導致了后來意能北上黃梅成為弘忍的弟子，并得到弘忍的賞識和衣缽傳授，這使慧能得以在以往祖師創業的基礎上，完成創立禪宗的大業。
　　二、慧能的創宗活動與佛教中國化
　　慧能禪宗對印度佛法雖有所吸收、繼承，但對舊說亦作了許多改變、革新。他從人與佛的界說、成佛的根源與方法、禪法與日常行為和現實世間的關系、成佛的境界等幾個基本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嶄新的說法，從而創立了中國化的佛教宗派禪宗，極大地推進了佛教中國化的進程。
　　1. 慧能高揚人的本位和本性，認為佛經和佛法皆因人而置，因人而興，人是佛教教化的對象。慧能不僅肯定人的重要性和智慧性，而且強調人所處的地域雖有不同，但具有的內在佛性并無差別，宣揚人性的平等、佛性的平等。更值得注意的是，慧能提出了適應平民的信仰訴求與相應的修持方式。
　　人與佛的差別何在？人與佛如何界定？慧能說：“不悟，即是佛是眾生，一念若悟，即眾生是佛。”(敦煌本《壇經》三○)這是說，人與佛的差別只在于迷或悟：迷是凡人，悟則是佛。什么是迷？什么是悟？《壇經》云：“令學道者頓悟菩提，令自本性頓悟”(同上，三一)，“若識本心，即是解脫”(同上)。這里的本心與本性是含義相同的兩個概念，都指人本有的心性、心地。所謂迷是不識本性、本心，所謂悟就是自識本性、本心。由此也可以說，人與佛的差別就在于是否識本性、本心：若識即是佛，不識即是凡人。這也就是所謂的“前念迷即凡，后念悟即佛”(同上，三六)命題的意義。慧能把成佛的觀念加以擴大化和普及化，其影響至深且巨。
　　人與佛的根本差別在于是否自識本心、本性；人的本心、本性，即人們的心地，是成佛的根源、源頭、根據。慧能說：“見自法性有三身佛，此三身佛從性上生。”(同上，二○)佛是從人的本性生成的。那么，人的本性(本心)的含義又是什么呢？從《壇經》的論述來看，主要包括五方面：(1)“般若之智”，如說：“本性自有般若之智”(同上，二八)，“菩提般若之知，世人本自有之”(同上，一二)。“知”，同“智”，“般若之智”，即認識、體悟萬物緣起性空的智慧。(2)“本覺”，慧能說：“白色身中……自有本覺性”(同上，二一)。本覺是先天具有的佛教覺悟、佛教智慧。(3)善性。佛教講的智慧是與倫理道德講的善相聯系的：“一念善知惠即生”(同上，二○)。慧能認為，人心一念善，就生智慧。善性也是人心本有的。(4)“清凈”性，“世人性本自凈……自性常清凈”(同上)，人們的自性本來清凈，“本源空寂，離卻邪見”(同上，四二)，清凈即空寂、無邪見。人的邪見、妄念，人性的污染是后天不良環境影響所致。(5)佛性。慧能強調，佛性是人人本來平等具有的。在慧能看來，人性中先天具有智慧、德性、清凈性，也即佛具有的本性。這也是對人性包含優良品質的肯定、贊美，對人的主體性的堅信、高揚。
　　2. 慧能強調本心、本性是禪修成佛的根源，由此出發，進而提出成佛是一種“自性自度”，即無需外界助力的自我解脫。
　　何名自性自度，自色身中，邪見煩惱，愚癡迷妄，自有本覺性，將正見度。既悟正見，般若之智，除卻愚癡迷妄眾生，各各自度。邪來正度，迷來悟度，愚來智度，惡來善度，煩惱來菩提度，如是度者，是名真度。(同上，二一)
　　“度”，即度脫，度脫煩惱生死之苦而得解脫。慧能認為，人的度脫是自性自度。所謂自性自度，第一，“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同上，三五)。成佛要向內用功，不要向自身以外另求佛土。第二，依靠自力，才能自識本性，才能得度，而不是憑借他力包括佛力所能度的；成佛是他人所不能越俎代庖的。第三，要舍離文字義解，而直徹心源。慧能認為“佛性之理，非關文字”(《曹溪大師別傳》)：佛性與文字并不相關，從文字上下功是難以識見本性的。總之，自度是不向身外追索，不憑借他力，也不沉湎于義解，而是依靠自力，直指本心，見性成佛。
　　慧能認為，自性自度、由迷轉悟的形式是頓悟。《壇經》結合慧能本人的宗教體驗說：“善知識，我于忍和尚處，一聞言下大悟，頓見真如本性。是故將此教法流行后代，令學道者頓悟菩提，令自本性頓悟。”(敦煌本《壇經》三一)所謂頓悟，是頓然悟得菩提智慧，直接契證本性(覺性)。“本覺超于三世”(王維)，“超于三世”就是頓悟。“本覺”智慧是般若之智，是自性般若，是人人先天本具，只要一念相應它就會實現。頓悟方式的特點是：直接性，直接契合本性；剎那性，覺悟不需分種種層級或階段，一念相應便悟；整體性，頓悟是既不要什么積累，也不受時間限制的。慧能的頓悟說與強調覺悟要有階段性，要循序漸進，藉著種種方便漸次由較低境地進于較高境地的漸悟說形成對立。
　　3. 與自性自度、頓悟成佛的論說相應，慧能對禪與定、定與慧、禪與日常活動等關系也都作出了新的厘定，擴大了禪法的范圍，改變了禪修的風格。
　　印度佛教的“禪”是靜慮的意思，“定”一般是指心凝住于一境而不散亂的狀態和作用。典籍中未見慧能有靜居打坐禪定的記載，但在思想上，他繼承并發展了印度佛教的禪定理念，他說：
　　何名坐禪？此法門中，一切無礙，外于一切境界上念不起為坐，見本性不亂為禪。何名為禪定？外離相曰禪，內不亂曰定。外若著相，內心即亂，外若離相，內性不亂……外禪內定，故名禪定。(敦煌本《壇經》一九)
　　這是從自性清凈的基本理論立場出發，強調對外境離相為禪，進而以自性不亂為定。慧能嚴格地區分著相與離相，突出以離相為禪的規定，并以離相為自性不亂的前提，同時又確定自性不亂為禪與定的根本規定。
　　戒、定、慧三學是佛教修行者必須修習的三種最基本的學問。戒是止惡積善；定是止息念慮，使精神集中；慧是如理思維，體認真實。三學也是佛教的實踐綱領，即由戒生定，由定發慧。基于“聞說《金剛經》，心開悟解”(同上，二八)，一聞“應無所住而生其心”，便“言下大悟”(《行由品第一》)的頓悟經驗，對于三學，慧能說：“我此法門，以定惠為本。第一勿迷言定惠別，定惠體一不二，即定是惠體，即惠是定用，即惠之時定在惠，既定之時惠在定”(敦煌本《壇經》一三)。這是說，三學中，定慧是根本；定慧一體，是體用關系：定是慧體，慧是定用，定慧同時，不分先后。慧能還擴大了定慧的范圍：“至于定無所入，慧無所依”(王維)；定，并不限于打坐，慧與定為一體，定慧雙行。“一行三昧者，于一切時中，行住坐臥，常行直心是。”(敦煌本《壇經》一四)“一行”，一種修行方式；“三昧”，精神集中，深沉瞑想，也即禪定。“一行三昧”是藉著一種修行，使心靈貞定下來。慧能是將“一行三昧”活活潑潑地推廣到日常生活的行住坐臥中，進而歸結為“舉足下足，長在道場；是心是情，同歸性海”(王維)。一舉一動都不離道場，不論是用心用情，都同樣歸于性海。也就是說，一切智慧都以自性而生；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這樣，慧能禪法的修證是從無念著手，并貫穿著無相、無住的根本精神。他提出“無念為宗，無相為體，無住為本”(敦煌本《壇經》一七)的禪修實踐綱領，主張禪修時要于念而不念，于相而離相，于性(人的本性)而不住。慧能本人有從砍柴、舂米等日常勞務中悟道的切身體驗，他為協調禪定修持與日常生活的關系、為禪定修持與現實生活的結合，指出了新方向。后來洪州宗越來越把禪的意味滲透到日常生活里，使之構成為一種隨緣任運的態度。
　　如上所述，慧能皈依佛門后長期沒有正式出家，他的頓悟體驗也不是獨自在深山里打坐時發生的，所以他提倡禪修要在世事上實踐，他說：“法元在世間，于世出世間，勿離世間上，外求出世間”(同上，三六)。后世改為“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般若品第二》)，強調佛法與世間兩者的相即不離的關系。又說：“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敦煌本《壇經》三六)，認為不一定要遠離塵世，深居廟宇，在家同樣可以修行。還說：“心平何勞持戒，行直何用修禪；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疑問品第三》)，認為修行重在心平行直而不是持戒修禪；要講恩重義，孝順父母，上下同情愛護。這是強調佛法、禪修不能脫離世間、人間，提倡在世間、人間修行。此說極大地緩解了在家與出家、入世與出世、佛教與世間的矛盾。
　　4. 慧能還就禪修的境界、目標提出了新說。佛家修行的目的、果位是涅槃境界，其內容通常是“三德”具足。所謂“三德”，一是般若，即如實了悟事物的智慧；二是法身，即真實常住的法性；三是解脫，即遠離煩惱、束縛而得大自在。慧能把這樣的涅槃境界提到因位作為禪修目標，或者說把因位與果位統一起來，強調在禪修時要隨時體現這樣的境界。他把禪修視為“直開寶藏”(王維)。“寶藏”，比喻人的本來的自性，即佛性；“直開寶藏”，是要求禪修者的心地不受污染，隨時隨地都能灼然朗照，也就是要求禪修者的一切行為始終著力于探求生死不染、去住自由的境界。自己直開寶藏，就是頓門，是“見自性自凈，自修自作自性法身，自行佛行，自作自成佛道”(敦煌本《壇經》一九)。修行者一旦頓悟，則般若、法身和解脫“三德”具足，凡人也就轉化為佛。
　　對于念佛愿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凈土法門，慧能也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強調心凈是成佛的關鍵，心凈則佛土凈，凈土自在身中，隨所住處恒得安樂，因此他不贊成身外求佛，不贊同求生西方凈土。(參見《疑問品第三》)
　　綜上所述，慧能創立的禪宗，是一個嶄新的佛教體系，可謂佛教中的新教。與印度佛教相比，中國禪宗呈現出重人本、重平民、重自性、重現實、重頓悟、重簡易等思想特色，這些特色就是佛教中國化的表現。
　　中華文化充滿人文精神，儒家和道家的根本宗旨都在于完善人的素質和品格，提升生命的價值和意義。慧能禪宗的基調不是泛談眾生的普度，而是強調人生的覺悟，使人獲得真正的“自我”——精神自由。這與中華固有儒、道思想文化的旨趣是一致的。慧能的禪法不是尋章摘句地去了解佛理，也不拘泥于通常所說的靜坐習禪功夫，而是要求直截了當地把握成佛的根源，“見性成佛”，這適應了平民的需求。因此關注下層平民的精神需求，構成了慧能創宗的一大特色，并為禪宗的發展奠定了群眾基礎。慧能還高揚中華文化的自主精神，強調中國人不用念佛求生西方，而是要尋求自身中的凈土。禪宗充分自信，以慧能的施法記錄為《壇經》，并以該經為宗旨，“不稟授《壇經》，非我宗旨”(敦煌本《壇經》四七)，淡化了中印異質文化的差別，緩解了夷夏之辨的情結。
　　慧能還把人生覺悟、人格提升安置在開發人的本性的基礎之上，充分肯定人的心性本體和人生的實踐主體，從而不僅使禪宗與儒、道文化的價值取向接近，而且在實現人生價值的途徑上也與之保持了一致。如儒家孟子講“所不慮而知者”的“良知”(《孟子·盡心上》)，即先天具有的道德意識和認知本能，慧能則講“本覺”與良知的含義是相通的。孟子還講“盡心”、“知性”(同上)，這是儒家的一種反省內心的認識方法和道德修養方法，慧能禪宗的明心見性禪修方法也是與孟子的理念相一致的。慧能把禪修與日常生活行為結合起來的主張，也和道家的“自然”概念所內含的本性和無為無造的思想是相近的。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慧能禪宗的修持方法是儒、道修養方法的佛教翻版。
　　中國古代是宗法社會，重家庭團聚、重農耕、重現實生活，相應地，中華文化也是重入世、重社會倫理、重人文教化的。慧能對中國社會實際有真切的體察，他提倡在家修持，提倡孝順父母、上下相愛；還主張禪修要與日常行為統一起來，使禪修與現實生活隔距減少，甚至趨于一致，這構成了慧能佛教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方面。
　　此外，慧能的思維方式與中國古代哲學思維也有驚人的一致之處。如，慧能反對執著經典文句，提倡體悟精神實質，這與《易·系辭上》“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認為語言不能夠完整準確地表達思想的觀點是一致的。又如，慧能以燈光比喻定慧的體用關系(參見敦煌本《壇經》一五)，也是與中國古代哲學的形體與功能、實體與作用的體用觀念相一致的。
　　總之，慧能站在中國傳統文化本位的立場，創立禪宗，在心性義理、修持功夫和成佛境界等諸方面都實現了佛教中國化，這是佛教中國化歷程中的里程碑事件。
　　三、慧能推進佛教中國化的歷史作用與思想啟示
　　慧能推進佛教中國化的歷史作用，主要表現在兩方面：(1)由于慧能創立的禪宗是隋唐佛教諸宗中佛教中國化程度最高的宗派，因此后來日益成為了中國佛教的主流，這一格局至今未有改變。慧能禪宗既是中國佛教的發展，也是印度佛教的發展。有人以印度佛教的性空說或唯識說來否定中國佛教的性覺說，進而否定禪宗的“合法性”。我們認為這是站不住腳的。兩千五百多年來，佛教從印度到中國，其義理、修持方式和禮儀制度等都是不斷演變的，否定佛教的發展也就否定了佛教本身。(2)推動了中華文化的發展。首先，推動佛教進一步融入中國傳統文化之中。如前所述，慧能禪宗適應中華文化的特點，融攝、浸潤中華文化的人文精神，從而使佛教進一步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其次，禪宗還推動了理學和全真道的產生，使兩者分別成為后期的儒學和道教的新形式，影響很大。第三，禪宗還為詩歌繪畫等創作帶來深刻影響，推動了中國文學藝術的發展。
　　慧能創立禪宗、推進佛教中國化的實踐也給我們帶來了有益的思想啟示：(1)慧能的成功是他的個人人格特質與歷史機遇相結合的結果，其中最令人感興趣的有兩點：其一，慧能從不迷信本本，而是珍惜和尊重實踐經驗，可以說，一部《壇經》就是慧能本人修持實踐的真實寫照和理論總結。其二，與隋唐佛教其他宗派創始人相比，這些人幾乎都是飽學之士，唯獨慧能是文化水準很低的樵夫；然而歷史表明，在隋唐諸創宗者中，慧能的創新性最高，慧能禪宗的中國化特色最濃郁、影響最大、流傳也最久，這是值得深思的。(2)力求適應本土人民尤其是平民的精神需求。與精英佛教、貴族佛教的三論、唯識、華嚴諸宗不同，慧能創立的禪宗是大眾佛教、平民佛教。前者偏于義理探求，往往只限于士大夫圈子，后者偏于修證實踐，有著廣泛的平民群眾基礎。因而慧能禪宗流傳久遠不是偶然的。(3)與中國儒、道固有文化的磨合。慧能雖不是知識分子，但深受中華文化的影響，在處理佛教與儒、道關系方面是成功的。這主要表現為：在佛教與中國固有文化存在尖銳矛盾之處，如對于孝道，慧能采取肯定孝道的鮮明立場，吸取中華文化的人文教化成果，來調適、革新佛教，創立符合中國文化特色的禪宗；他還提出一套禪修理論，彌補儒道文化的局限、空缺。如此，慧能禪宗才在中國土地上扎根、開花、結果，成為中華文化百花園中的一枝奇葩。
　　注釋：
　　①“獦獠”，當時中原對南方少數民族的稱呼。
哲學研究京74～79B9宗教方立天20072007
作者單位：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
作者：哲學研究京74～79B9宗教方立天20072007

網載 2013-09-10 20: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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