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之文集悼念溫濟澤同志——一個老派共產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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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溫濟澤同志——一個老派共產黨員
1999年10月16日
　　溫濟澤同志是今年4月16日逝世的，我接到消息已經是17日了。那時我正忙著要在兩天后去美國，第二天又有一個會，因此沒有時間去吊唁。只好給他的夫人錢家楣同志打了一個電話，家楣又不在，是他的女兒利利接的電話。我說了幾句表示哀悼與安慰的話，就匆匆遠行，到今天正好半年了。半年來每當想到他的時候，總覺得自己對幾十年的老同志、老朋友“殮不憑其棺，葬不臨其穴”而有一種愧疚。幸而，濟澤的一些故交現在計劃在他逝世周年的時候出一本紀念文集，剛好給了我一個補過的機會。
　　我曾說過自己是末代延安人，更確切地說，是末代清涼山人。我是1946年9月才離開上海，中經南京、北平撤回延安的。到11月就被分配到在清涼山的新華通訊社。見過社長廖承志以后，他就叫行政處來給我們夫婦分配了一孔窯洞。剛住進去，打開行李，濟澤就給我們背來了一簍燒火盆用的木炭。他那時三十多歲，是一個典型的文弱書生，把一簍幾十斤重的木炭從山下背到山上是很吃力的。我心里很感激他，請教他的尊姓大名，他說，“我叫溫濟澤，三個字都帶三點水。”我一想果然，從此就再也忘不了了。
　　有樁說來有點好笑的事情。我和我的愛人，雖然誼屬同學，而且在大學畢業后就已確定了關系，但是還沒有結婚，而且當時為了革命的需要，南北相隔已將一年，我去上海，她去了張家口，當時并不知道彼此的下落，甚至不知道此生還能不能再見。在延安重聚，純屬偶然。一起分配到新華社以前，我住在黨校二部招待所，她住在大砭溝，相去遙遠，并不能常常相見。所以會把我們分配到一個窯洞，完全是由于對“愛人”一詞的理解不同所致。本來，從民國年間發明或引進了“愛人”這個詞兒以來，它的意思一直是指關系密切，已到了可以論婚嫁地步的男女青年，就跟今天專門為此而制造出來的“戀人”或“情人”一樣。我們當時完全不知道，在解放區，“愛人”兩個字的意義已轉變為明確的“丈夫”或“妻子”。因為這個無知，我們兩人在組織部發的干部登記表上，在“愛人”這一欄中都明明白白地填上了彼此的姓名。而廖承志就據此認為我們已經結婚了，給我們分配了一孔窯洞。我們也不好分說，就此進入洞房，開始了現在已有五十三年的夫妻生活。當時延安的婚禮是十分簡單的，被稱為花生米婚禮，我們則連花生米也沒有吃。此中情由，很少人知道。溫濟澤也不知道，因此我常說我們的婚姻是“非法婚姻”。一定要算的話，廖承志可以算我們的主婚人，溫濟澤還有林朗同志(他給我們窯里挑了一担水)就可以算我們的證婚人了。
　　次年2月，胡宗南進犯延安，新華社是較早撤退的一個單位。正是在行軍路上，溫濟澤與我逐漸熟悉了起來。我發現他果真是人如其姓，中國古圣人的遺訓“溫良恭儉讓”，他哪一個字都做到了，真是“君子人歟？君子人也!”
　　現在還留在我印象里的是，行軍過了黃河，到了山西的三交以后，有一小段休整的時間，生活倒是頗為閑適，有一次聊天中，我問他此行一路經過陜西和山西的山村看見許多婆姨，甚至七八歲的女娃娃都還裹著小腳，共產黨來到這地方也十來年了，為什么不禁止這種陋俗呢？他給我講了一句列寧的話，然后說人民中間根深抵固的習俗，只能以示范的方式，由群眾自己覺悟自己改，強迫命令是行不得的。法國、意大利的共產黨員還信天主教，黨也并不強迫他們改變原來的宗教信仰。這些話，都是我聞所未聞的，尤其他說話的神情就像他平素一樣，輕聲細語，和顏悅色，使我感到他這個人的心地和他說的話是完全一致的。這些話從此就印入我的心中，到后來搞公社化、食堂化，還有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就一再從記憶里浮現出來，引起我的思索：“不是說要等群眾自己覺悟嗎？為什么要用這么大的力量來運動群眾，迫人就范呢？”
　　進城以后，我繼續留在新華社工作，溫濟澤則因為他所領導的口語廣播部獨立擴大成為廣播事業局而離開了新華社，后來又成為廣播局的副局長。我們不在一個單位，不過同屬宣傳部門，因此還不時有見面的機會。一直到我1957年被劃為右派為止。這段時期給我留下的一個問題是，到那時為止，同志們見面都叫他“小溫”，就像廖承志一直被喚作“小廖”一樣。在我那些同時代的朋友中，他年齡最大，入黨最早，身材長相、行為舉止又都給人以老成持重的感覺。我小他九歲，從當學生到現在，人家都叫我老李，為什么大家都叫他"小溫”呢？廖承志叫“小廖”，是被長他一輩的周恩來這些人叫出來的，這好理解，但是“小溫”又是怎么叫出來的呢？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參加革命時才十五歲，比周圍的同志都要小，因此而被叫做“小溫”，實際上同廖承志的情況是一樣的。
　　1957年我忽然被劃為右派。我痛切地做了檢查，也算是口服心服了。但是，批判完以后，我心底里實際上還是不斷有“斗爭”。我把右派劃分成很多類，暗暗拿自己同他們比較。比如說，有些人先前是政客，反黨是自然的；有些人本來是出身資產階級，當然要反社會主義；有些人是留洋學生，資產階級思想深入骨髓；有些人品質惡劣，有些人秉性狂悖……總之別人劃右派都有理由，惟獨我劃右派實在沒有理由。這些今天看起來十分可笑的想法，當時卻真是揮之不去，時時咬嚙我的心。大概一年之后，我才聽說小溫也劃了右派，這對我是一個震動，因為在我的朋友中，他不但資格最老，而且對黨的感情最深，為了革命，三次被捕，坐過國民黨的五年大牢，而且從來都聽黨的話，這樣一個正道直行、中規中矩的人，都劃了右派，我還有什么可說的呢？
　　說實在的，我的第二次覺悟是在大躍進失敗以后開始的，當時農村餓死的人實在太多了，城里浮腫的人也實在太多了。我已經比較了解毛主席發動反右派斗爭的動機與效果了。他是要通過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把群眾中的精神力量轉變為物質力量，好超英趕美，加速中國的工業化，而我則向毛主席提出“還政于民”、“要搞議會民主”、“要開放新聞自由”……這一套。我當初自以為是“想毛主席之所想”、現在鐵的事實證明，我的思想與毛主席的思想完全是兩股道上跑的車。別的右派大都并沒有我的這樣成套的思想，我不當右派，誰當？
　　思想一通，也就心安理得了。小溫在促進我的覺悟方面，也是起了作用的。睽違將近二十年，再見到小溫，已是1973年了。林彪死后，氣氛已有緩和，是許多從干校回來的人紛紛打聽、訪問老朋友成風的時候。
　　我打聽到了小溫就住在麻花胡同的一所大雜院里。這所院子還是我在1949年初進城時接管下來以后劃歸廣播局的。大是真大，大概住了幾十戶人家。本來是舊宅子，又經過二十多年的風雨，更顯得破舊了，小溫一家三口就住在其中的一間陋室里。我忽然覺得他那時已經是六十來歲的人，再叫“小溫”實在不合適了，就叫他老溫，以后什么時候改稱“溫公”、“溫老”，就記不得了。
　　老溫雖然老了二十年，然而豐標如昨，還是那樣的溫雅，而且氣色也很好。他跟我說到當黑幫也有好處，如果他不是黑幫，可能我們已經見不了面了。原來他在文革初期的一次批斗會以后，忽然心臟病發作，躺在地上有一個鐘頭，壓根兒沒有人理他。因為他是黑五類，革命小將外加革命群眾都掉頭不顧而去。后來，他說這倒是好事，因為心臟病人最怕在這種時候七手八腳，又扶又抱又抬，最容易出問題，從此一暝不起。這話應該是合理的，就在幾個月前，跟我在干校一起回京的一位同事心臟病突然發作，他的妻子不懂，又拉又抱，結果當場就過去了。
　　然后又有一段時間沒有見面，再得到消息是1978年5月24日(不知為什么我對這個日子記得特別清楚），他轉輾找人給我捎話，叫我趕快申請甄別平反。他說，喬木同志在那年元月在社科院召見了他，他還沒有恢復黨籍以前就被任命為社科院的科研局副局長。我很感激他的好意，但是我并沒有回應。理由很簡單，雖然當時領導層和社會上反對給右派平反的壓力還占優勢，但是我覺得黨要前進不平反冤假錯案是不可能的，只是時間遲早的問題而已。后來才知道，他提出要求甄別以后，得到胡喬木以下中央好幾位同志的支持，最后是組織部長胡耀邦親自批準把他的右派案子，作為錯案“糾正”的。他成了全國第一個平反的右派分子。組織部的文是5月26日下的。老溫是一接到消息就通知我。這種同志之誼是我不能忘記的。
　　不久，我也被喬木同志調到社會科學院，與溫老在一個大單位，只是他在研究生院當院長，我在美國研究所當所長，還是不常見面。不過，我知道他工作之勤奮，全然不像快七十歲的人，比如給研究生院找地皮蓋房子就花了不知多少力氣。社科院頭幾期的研究生在今天已經嶄露頭角，被稱為“黃埔一期”，這與溫老的心血是分不開的。
　　上面已經提到溫老對黨的感情是特別深的，他編《中華英烈》雜志，編《革命烈士傳》，致力于為王實味和其他許多人平反，為瞿秋白恢復名譽，親自編出了十四卷的《瞿秋白文集》，這些都是世人看得到的業績。魯迅說：“一個人如果還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遺文真如捏著一團火，常要覺得寢食不安，企圖給他流布的。”溫老就是這樣一個人。可悲的是，這樣血性、這樣厚道的人，在中國已越來越少了。
　　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也是人們的認識不斷發展的二十年。溫老的特點是他的思想不斷“與童冠而俱邁，作時世之前驅”。80年代中期，我忽然聽說溫老是我們社科院一個著名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我先是一驚，還有點為他担心。但是，后來聽說原因就因為他到美國去參觀了一趟，回來做報告，說美國真干凈，從西部到東部，走了一個月，皮鞋都不用擦。這樣就成了“美化美帝國主義”了。當時我也已去過美國，也有同樣的體驗，雖然沒有做報告，難保沒有對人說起過同樣的觀感。這樣的罪名實在有點吃不消。
　　我當時的思想狀況，一方面是心有余悸，一方面是解放不夠。后來想，"自由化”本來是正常的，中國在沒有“民主化”以前，不可能也不應該沒有一個“自由化”的階段。自由化與其說是對溫老的一種貶責，不如說是對他的一種褒獎。喬木同志是我們共同的老上級，從40年代起就是在毛主席手下的理論權威，他對溫老的器重與愛護，也是大家都知道的。溫老也稱之為恩師，但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喬木同志本來就有的思想上的保守與偏狹不斷發展，常常發表一些莫名其妙的言論，然而溫老的思想卻始終保持開放、進步，從來沒有退轉過，以至于他在紀念喬木同志的文章中說出“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這樣的話，真是勇往直前，義無反顧，可以永遠為后人師法的。
　　90年代開始，我們都退休了。我也有幾次去看過他。他總是坐在書桌前工作。八十上下的人了還如此勤奮，真叫我佩服。他不斷寫文章，我每去看他，他常有新書相贈，不是他寫的，就是他編的。與他相比，我雖然也有時弄弄筆頭，但是到今天還不夠出一本書的，勤惰真是不可以道里計了。
　　1991年秋天，蘇聯瓦解以后，院部有一天把我們幾個老同志找到一起，傳達中央關于蘇聯劇變的形勢通報。傳達完了以后，他照例艱難地隨我走到就在會議室對面的我的辦公室。然后坐下來問我：“你是研究國際問題的，你給我說說蘇聯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下子就垮了呢？”我說：“蘇聯從頭就搞極權專制，拖了七十四年，已經夠長了。”他又問：“如果戈爾巴喬夫聰明一點，是不是還可以挽回？”我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沒救。”他停了一會，說：“老李，我可是六十年黨齡的共產黨員啊！”這時，他一滴早在眼睛里涌動的眼淚終于順著眼角滾了下來。
　　我太殘酷了!
　　1997年5月我因為中風住進了協和醫院。不久以后，溫老也因為有病而住了進來；我們相距也不過就是六七個房間。我是每天上下午都必須繞樓步行，作體能鍛煉，每經過他的病房時，都要進去坐一坐，說幾句話。因此，這段時期是我們相識半個世紀之后第二次交流最多的時期。前后近兩個月，談過許多心里話。有一次，他對我說：“我們經歷過的事情太多了。有些話，我們不說誰說？還是要說啊：”
　　溫老這句話，大概是深印在我腦子里的最后一句話了。他是實踐了自己的諾言的，雖然他要說的話也還沒有說完。我也算是努力追隨他的榜樣的，雖然我知道今天的、明天的青年人未必會看重我們的話。但是它總是代表了中國傳統中“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一點真精神。滄桑變易，這點真精神總是不會磨滅的。
　　據家楣同志說：溫老在去世前一天，自己給自己做了一個結論，說自己“是一個好黨員”。溫老可能不知道，在今天的中國人心目中，共產黨員的形象已經十分駁雜混亂了，哪怕是“好黨員”也罷。我倒寧愿說：溫濟澤同志是一個有七十年黨齡的“老派共產黨員”。雖然這樣的黨員已經凋零殆盡，然而他們那經過歷史考驗的形象是長留天地間而不會變易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