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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圖分類號］H1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1—5442（2000）01—0047—03
　　　　　　三、漢文佛典對中國古代語法學發展的影響
　　筆者曾以唐代孔穎達、賈公彥、徐彥“正義”“義疏”和宋金王若虛《滹南遺老集》中的語法分析為據，撰文說明中國古代語法學在唐宋時的“重大發展”（注：《中國古代語法學在唐代的發展（簡述）——孔穎達、賈公彥、徐彥“正義”“義疏”中的語法分析》，中國語言學報，第六期（1995）；《孔穎達的語辭說》，山東師大學報，1995.1；《王若虛〈滹南遺老集〉中的語法分析——兼談中國古代語法學在宋金時代的重大發展》，古漢語研究，1995.2／3。）。 筆者文章談這一“重大發展”只是從繼承漢魏晉人的語法分析來看，當然這是成立的；但現在看來忽略了另一方面，即佛典中的梵文語法介紹、從語法和句法分析解經對唐宋時期中國語法學發展的影響。從上壹、貳兩部分的講述和唐宋時期及以后的中國語法學來看，這種影響是相當明顯的；也可以說，如果沒有唐以前的佛典，也就沒中國語法學在這一時期的“重大發展”。下面分項來談。
　　首先要說明兩點：
　　一是唐代逐章、逐句解釋儒家經典的“正義”“義疏”體裁，固然是前代傳、箋、注書的繼承，但也是佛家解經“注”“疏”“義疏”“義記”體裁的直接借鑒。《梁書·武帝紀下》記載，“（高祖）篤信正法，尤長釋典，制《涅ｐáｎ＠①》《大品》《凈名》《三慧》諸經義記，復數百卷”。呂ｃｈéｎｇ＠②《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撰述”部分“章疏”共列200部，唐以前就有29部之多， 如姚秦僧肇《注維摩詰經》、姚秦鳩摩羅什《大乘大義章》、隋慧遠《無量壽經義疏》《涅ｐáｎ＠①經義記》、隋智＠③《金剛經疏》等。
　　二是生活在佛教傳播“鼎盛時期”的隋、唐、宋時代（注：南懷瑾，1996，《中國佛教發展史略》，復旦大學出版社。），孔穎達、王若虛等學者對佛學、佛家經典不可能無所了解。如新舊《唐書》《孔穎達傳》均記載，孔穎達任太子“侍講”，而唐太宗于貞觀元年“召沙門玄琬為皇太子諸王授‘菩薩戒’”（注：見《玄奘與〈大唐西域記〉》第42頁。）。再如《金史·王若虛傳》記載，王若虛曾“奉使夏國”（注：夏國，指西夏，居民多藏族，信佛，且與印度往來密切。），特別是晚年東游泰山，對同游說：“汩沒塵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愿畢矣。”言罷，“垂足坐大石上，暝目而逝，年七十”。這簡直如同僧人圓寂而去。
　　還要說明的是唐宋以前漢魏晉時代的語法學、唐宋以后清代的語法學筆者已有系列文章談述（注：清代語法學見筆者如下文章：《清人的文法觀》，煙臺師院學報，1996.2；《清人關于句法結構規則的分析》，山東師大學報，1997.1；《清人關于語義選擇規劃的分析》，古漢語研究，1997.1；《王念孫的句式類比分析法》，古漢語研究，1994.3；《從王念孫的“文同一例”到俞樾的“文法一律”》， 山東師大學報，1996.1。），這里就不重說；本文只是從受佛典直接影響、促進的角度談述幾點：
　　　　（一）引進“語法”術語、概念，樹立明確的語法觀
　　這一點從本文開首“引言”談的孔穎達的《左傳》“疏”“語法，兩人交互乃得稱‘相’”以及《滹南遺老集》中的六處“語法”用例如“故凡解經，其論雖高，而于文勢、語法不順者，亦不可從”可以證明。這些“語法”不應理解為“文理、語脈”“語辭用法”之義，而是當看作是梵文vy ākarana 概念的引進，　　義即指語言的語法構造（相當grammar）。特別要指出的是，佛典從漢、 梵語法比較解經（見前貳之三），孔穎達、王若虛亦從語法解經，這不能看為是偶然的巧合，當看作是有意的學習、借鑒。這種學習、借鑒也標志了二人語法觀的樹立；“五經正義”、《滹南遺老集》中的語法分析，就是二人語法觀明確樹立的成果（當然也還由于對前代語法學的繼承）。
　　　　（二）借用“句法”名稱說明漢語語法，促進漢語句法分析
　　從現有中土文獻看，“句法”名稱始見于宋人詩論、文論等著作（注：鄭奠、麥梅翹，1964，《古漢語語法學資料匯編》，中華書局。），宋代學者廣泛用“句法”術語分析漢語句式，這蓋是佛典中“句法”的引用。佛教傳播，佛經翻譯、解說，到宋代已有千年之久，不少學者“亦儒亦佛”。至于王若虛《滹南遺老集》中“句法”8見， 清人更是多用“句法”（如王念孫《讀書雜志》“句法”75見），全面的分析漢語句法結構，這似當看為佛典“句法”使用的發展。
　　　　（三）借鑒梵文詞法，促進漢語詞法分析
　　這一點突出表現在孔穎達的詞類分析上。梵文詞法與漢語詞法大不相同。但是梵文詞類的明確劃分及動詞及物不及物等特點對孔穎達的詞法觀有直接影響。如他清楚的劃分出語辭（虛詞）、名稱（實詞）兩大類，名稱中又分出事物名（名詞）、行為名（動詞）、性狀名（形容詞）、數量名（數詞、量詞）；也分出了動詞的及物不及物，指出“求”“取”是“自此求彼”“自此取彼”之辭。
　　以上僅從孔穎達、王若虛的語法分析談漢文佛典對中國古代語法學發展的影響；至于其他方面的更大、更多的影響，待另文再論。
　　　　　　結束語
　　一、周一良說：“馬眉叔學了拉丁語，才有《馬氏文通》。他的方法對不對是另一回事，假如六朝隋唐的高僧像他一樣，應用梵文文法的規則編幾部當時的文法，豈非真是‘嘉惠后學’？”這一看法當然成立。我國古代高僧雖沒編出梵文語法書，更沒借鑒梵文語法編出漢語語法書，但他們畢竟介紹了梵文語法（當然不夠系統、完整），令當時的佛教界以及整個中國學術界知道在沒有詞形變化的漢語外，還有這樣一種詞形變化非常豐富的語言；而且這種介紹當是我國古代語法學的一項重大成果，同時也促進了我國古代漢語語法學的發展。這也算是“功不可沒”。
　　二、胡適《國語文法概論》（見《胡適文存》卷三）談到中國文法學發生遲晚的原因第三說：“中國語言文字孤立幾千年，不曾有和他種高等語言文字相比較的機會。只有梵文與中文接觸最早，但梵文文法太難，與中文文法相去太遠，故不成為比較的材料。其余與中文接觸的語言，沒有一種不是受中國人的輕視的，故不能發生比較的效果。沒有比較，故中國人從來不曾發生文法學的觀念。”此說明顯不當，這里不談漢語是否“孤立”發展幾千年，也不談各民族語言有無“高等”“低等”之分，僅談一點。胡適承認漢語與梵文接觸，但不承認發生“比較”。漢僧翻譯大量佛典，不比較如何翻譯？漢僧指出梵文書寫右行，＠④盧文書寫左行，漢字書寫下行；又拿漢字孳乳比喻梵語詞的派生。這不能不承認也是一種比較。至于說中國古人是否有文法學觀念，漢以前別論，漢末東晉以下，多位名僧精通梵文，難道無文法學觀念？唐宋至清學者們做出了豐富的語法分析，也不能說無文法學觀念。
　　三、季羨林說：“不研究佛教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就無法寫出真正的中國文化史、中國哲學史甚至中國歷史。”“再細分起來，更無法寫中國繪畫史、中國語言史、中國建筑史、中國音樂史、中國舞蹈史，等等。”現在音韻學家均認定，中國音韻學的發展，與佛典翻譯密切相關。如唐末守溫的三十字母和宋人修訂的三十六字母，跟梵文字母有歷史淵源；再如反切法的產生，也是受梵文拼音方法的啟發與影響（注：見唐作藩《音韻學教程》，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筆者是想說明中國古代語法學與佛教文化的關系，以便寫出“真正的”中國古代語法學史；從而說明中國學者借鑒印歐語語法分析漢語，不是開始于近代的《馬氏文通》。
古漢語研究長沙47～49H1語言文字學孫良明20002000東晉、南梁、隋唐漢文佛典有對梵文語法的介紹，這種介紹促進了中國古代語法學的發展。梵文語法/漢文佛典　　sanskrit grammar/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舟人On 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Introducing Sanskirt　Grammarand its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　 Grammar　　SUN Liang—ming　　(Classical　Reseach　Institut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Jinan 250014,China)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 in DongJin（東晉），NanLiang（南梁）， Sui　and　Tang　Dynasties （隋唐）， introduce sanskritgrammar and have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ancient　Chinesegrammar.孫良明，山東師范大學　古籍整理研究所，山東　濟南　250014　　孫良明（1927—），男，河南安陽人，山東師范大學教授，從事漢語語法及中國古代語法學研究。 作者：古漢語研究長沙47～49H1語言文字學孫良明20002000東晉、南梁、隋唐漢文佛典有對梵文語法的介紹，這種介紹促進了中國古代語法學的發展。梵文語法/漢文佛典　　sanskrit grammar/Chinese Buddhist Scriptures舟人

網載 2013-09-10 20:4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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