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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現代醫學模式轉型
　　自20世紀后半葉以來，由于現代社會和醫學實踐的長足進展，使人類的疾病譜和死亡譜發生了根本變化。比如中國在20世紀前半葉，居于前四位的疾病是呼吸系統疾病、急性傳染病、結核病和消化系統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也是這四種疾病；20世紀后半葉，居于頭四位的疾病則是腦血管病、心臟病、惡性腫瘤和呼吸系統疾病，死亡率最高的也是這四種疾病。由于中國和世界疾病譜和死亡譜的根本變化，使傳統的西方生物學醫學模式不得不被現代的“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所代替，開始由單一的生物模式向綜合性的醫學模式轉變，這是人類醫學健康模式的一次重大轉型。
　　現代醫學模式不同于西方生物學醫學模式的地方，主要表現在三方面：第一，在病因上，由單因果模式向綜合因果模式轉變。現代醫學不再簡單地把人看成是純生物學的人，而是把人看成自然和社會相統一的整體人。發病原因不只是唯一的化學因素(有毒化學物質、變態反應原、機體所需要化學物質的過剩或缺乏)、物理因素(放射線、高溫、噪音等)、生物自然因素(病原微生物、寄生蟲)，而是從整體的人出發，既注意研究人致病的物質因素，也注意研究有害于人體健康的心理因素和社會因素(環境污染、社會公害、職業病、酗酒、吸毒、交通事故等)以及二者之間的相互關系。第二，在診斷上，要求醫生不只是利用各種醫療儀器和化學檢驗，還要求醫生通過耐心的望診、聞診、問診、切診，了解患者的心理狀態、生活習慣、性格特點和他所處的社會地位、人際關系、家庭境況。第三，在醫療手段上，要求醫生對于病人不只是給予醫療技術和藥物的幫助，還要求醫生有針對性地開展心理治療，把醫學與當代政治、經濟、哲學、法律、道德、管理等社會科學結合起來，研究疾病的綜合防治，是保證人類健康的最有效的手段。
　　現代醫學模式固然產生于現代社會和現代醫學實踐，同時它也可從道家哲學和東方傳統醫學中吸取辯證思維模式和中國醫學智慧。在現代醫學模式的轉型中，道家哲學和以它為指導的中國傳統醫學，將會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形神雙修”與心理療法
　　漢代河上公注《老子》曰：“營魄，魂魄也。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老子河上公章句·能為》)即認為人的生命是魂(精神)和魄(形體)的統一。只有使精神和形體合一，人才能長壽。《淮南子·原道訓》亦認為“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根據道家的“形神合一”原則，中國傳統醫學非常強調“形神相即”，反對形神相離。《黃帝內經》說：“五臟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為人。”《類經》亦說：“無形則神無以生，無形則神不可活。”明代醫學家高濂在《遵生八箋》中指出：“質象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由此出發，他批評說：“夫人只知養形，不知養神，只知愛身，不知愛神。殊不知形者，載神之車也，神去人即死，車敗馬即奔也。”(《遵生八箋·清修妙論箋》上卷)所以，道家在養生上主張“形神雙修”，這比西方醫學單純注重“養形”要高出一籌，更符合于現代醫學模式。如何“形神雙修”呢？老子認為“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是“形神雙修”的奧秘所在。莊子所謂“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莊子·逍遙游》)，就是“少私寡欲”的形象寫照。在道家看來，各種物質欲望雖是人的生理需要，但如果過分追求，就會造成“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老子》十二章)的惡果。所以老子從貴生立場出發，極力主張“去甚、去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
　　根據道家的“少私寡欲”的養生原則，中醫藥學把“形神雙修”貫穿于病因、診斷、治療等各個醫學環節。在病因上，除了注意生物學原因，如風、寒、暑、濕、燥、火等六淫之氣外，還必須通過“少私寡欲”的途徑和手段，在精神上做到“恬淡虛無”，才能使精神處于安靜、樂觀的良性狀態。《太上老君養生訣》指出：“善攝生者，要當先除六害，然后可以保性命，延駐百年。何者是也？一者薄名利，二者禁聲色，三者廉貨財，四者損滋味，五者除佞妄，六者去妒忌。”陶弘景在《養性延命錄·教誡篇》中指出：“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語，少笑，少愁，少樂，少喜，少怒，少好，少惡。行此十二少，養性之都契也。多思則神殆，多念則志散，多欲則損志，多事則形疲，多語則氣爭，多笑則臟傷，多愁則心懾，多樂則意溢，多喜則妄錯昏亂，多怒則百脈不定，多好則專迷不治，多惡則憔煎無歡，此十二多不除，喪生之本也。”唐代孫思邈在《千金翼方》中亦認為“養生有五難：名利不去為一難；喜怒不除為二難；聲色不去為三難；滋味不絕為四難；神慮精散為五難。”“五者不去，心雖希壽，亦不能挽其夭且病也。五者能絕，則信順日躋，道德日全，不祈生而有神，不求壽而延年矣。”不管是陶弘景的“除十二多”，還是孫思邈的“去五難”，都是根據老子的“少私寡欲”思想，從社會心理因素角度探索病因的。這較之西方醫學只注重生物學原因而忽視社會心理因素，自然要高明得多。
　　在診斷上，中醫藥學根據老子注重“養神”原則，向來重視“望、聞、問、切”等方法，強調從病人的神色表情、語言氣息、眼神、動作等方面考察病因；認為形健則神旺，形衰則神憊。《黃帝內經》要求醫師“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認為“暴樂暴苦，始樂后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暴怒傷陰，暴喜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強調診病時必須注意這些致病的心理和社會因素。這種形神統一的診斷方法，跟西方只是偏重于化學檢驗、透視等技術，單純考查生物性病因的醫學理念，是迥然不同的。
　　在醫療上，中醫學非常重視心理因素在治療中的作用。按照中國傳統醫學理論，不但生理因素可以影響心理因素，人體有病心理必定出現異常現象(如肝病使人易怒)，而且心理因素亦可以影響生理因素(如怒傷肝，恐傷心等)。在治病時，應當采取各種不同的相應的心理療法，其中最重要的有如下四種心理療法：第一，以情勝情法。中醫不僅承認人的生理與心理因素之間互相影響，而且不同情態之間亦有影響，如“悲勝怒”、“怒勝思”、“喜勝憂”、“思勝恐”、“恐勝喜”等。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講到范進中舉后，因狂喜而致精神失常，其丈人以恐嚇方式使他精神恢復正常的故事，就是以“恐勝喜”的典型例子。第二，語言開導法。從西方醫學史看，心理咨詢僅是20世紀40年代末興起的心理療法，而中國古代醫書歷來都非常重視語言開導在疾病防治中的作用。認為良好的語言可以促進人的思想變化，提高人的精神境界，達到心理平衡，對治療疾病有明顯效果。曹操的“望梅止渴”的典故，就是一個生動的例子。反之，不良的語言刺激亦可影響人的健康，導致疾病產生。《黃帝內經》指出：“人之情，莫不惡死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便，開之以其苦，雖有無適之人，豈有不聽者乎？”這種語言開導法，同現代醫學上的心理咨詢的精神是一致的。第三，移情易性法，所謂“移情”，是指人們采取某些方法來分散或轉移注意力，消除或減輕惡劣的精神刺激，使病人的思想重點轉向其他事物。所謂“移性”，是指人們采取有益于健康的某些活動，摒棄不良習慣或思想雜念，提高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吳師機在《理瀹駢文》中指出：“七情之病也，看花解悶，聽曲消愁，有勝于服藥也。”習書作畫，聽音樂或自己演奏、種花、賞花、養魚、釣魚等，都是陶冶情操、除憂解愁的好辦法。按照中醫理論，角、征、宮、商、羽五音分別與肝、心、脾、肺、腎相合，故可以用角音治肝病，用宮音治脾病，心情憂郁，可選聽《光明行》，失眠可選聽《春江花月夜》等，宋代歐陽修曾患有憂郁癥，久治不愈。后來學琴演奏，“久而樂之，不知疾在體也”，恢復了健康。據科學家對19世紀末以前出生的96位作曲家和119名演奏家的健康調查，發現他們的壽命比一般人要長，這是音樂家多使用“音樂腦”，使體內情緒機能活躍的結果，這叫音樂療法。古今中外的書畫家多長壽的事實，說明習書作畫也是長壽的重要方法。這種“移情易性”的心理療法，已為現代醫學廣泛用以治療精神病等。美國的《現代診斷治療學》要求醫生在治療精神病人時，“要轉移病人愛好，鼓勵病人去發展其它方面的愛好或技能”，特別對于那些空閑時間較多的病人要“轉移重點”，這種“轉移重點”、“轉移病人愛好”的方法，同中國傳統醫學的“移情易性”的方法是相通的。第四，利用緊急狀態法。中國古代醫學家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已經認識到人在緊急情況下可以產生一種巨大的特殊力量，并利用這種特殊力量來治療疾病。
　　中醫學在老子的“形神雙修”特別是在“養神”思想的指導下，非常重視對患者的心理—社會致病原因的探索，并且有針對地采取不同的心理療法，這與現代“生物—心理—社會”醫學模式基本精神是吻合的。日本森田正馬博士依據老子思想創造了“森田療法”，頗為當代醫學所推崇，風靡于世界。“森田療法”并不是引導患者去消除病狀，而是引導患者在癥狀存在的情況下，繼續工作；在無所謂精神狀態下，順其自然不知不覺地再也不去介意癥狀的存在，逐步恢復了健康，這證明以道家哲學為指導的中醫學必將能對現代醫學模式的建構作出積極貢獻。
　　三、氣學理論與行氣導引療法
　　“精氣”是中國古代哲學用以標志人的生命本質的哲學范疇。它是從《老子》一書中脫胎出來的。老子既講“氣”，也講“精”。講“氣”的地方，如“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四十二章)，“專(同摶)氣致柔，能嬰兒乎！”(十章)“心使氣曰強”(五十五章)等；講“精”的地方，如赤子“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五十五章)，都是從人的生命上立論的。但是，老子還沒有把“精”與“氣”聯系起來，提出“精氣”這一概念。到了戰國時期，管仲學派在老子思想的基礎上，才正式提出“精氣”這一概念，認為人的形體和生命都是由精氣所構成。“凡人之生也，男女精氣合，而水流行。”(《管子·水地》)漢代王充發揮道家的精氣思想，更加明確地提出了精氣是人的生命的物質基礎的思想，指出“人之所以生者，精氣也，死而精氣滅，能為精氣者，血脈也，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體朽，朽而成灰土”。(《論衡·論死》)
　　道家提出的精氣理論，早已被中國古代醫學家引入醫學領域，用以解釋人的生命本質，疾病發生和醫療診斷。《黃帝內經》作者較早地將道家的精氣理論用以說明人的本質，指出“夫精者，身之本也”。(《素問·金匱真言論》)“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靈樞·經脈篇》)精氣“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素問·六微旨大論》)“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化生精，氣生形。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為氣，氣傷于味。”(《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氣之不得無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如環之無端，莫知其化，終而復始。”(《靈樞·脈度》)肯定人的生命是“氣”的一種高級運動形式。《黃帝內經》作者還具體談到80余種氣，用以證明人的生理活動、精神意識、病理變化、臨床診斷、針藥治療等都是統一于這個物質基礎。
　　中國古代醫學家根據道家的氣學理論，認為人體之氣始終處于不斷地運動狀態之中。氣的運動狀態保持平衡叫做“和”，暢通無阻叫做“通”。只要能使氣保持“和”與“通”，人就健康；若氣“雍閉不通”，人就會生病。《黃帝內經》指出：“五臟不和則七竅不通，六腑不和則留為癰。”(《靈樞·脈度》)隋代巢元方明確提出了“百病皆生于氣”的命題，他說：“夫百病皆生于氣，故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憂則氣亂……，思則氣結”。(《氣病諸侯》)宋代《圣濟總錄》199卷亦說：“人之五臟六腑，百骸九竅，皆一氣之所通，氣流則形和，氣戾則形病。”都是用道家的氣論思想來說明人的病因的。
　　既然人的生命和疾病都是由人體之氣的運動狀態決定的，那么在治療方法上就必然提出行氣導引療法。老、莊不但提倡“養形”、“養神”，而且也提倡“養氣”。從“養氣”這一原則出發，老、莊提出了一系列的行氣導引之術。老子說：“專氣致柔，能嬰兒乎？”這里是指煉氣的基本方法，即要求修煉者把氣結聚起來，全身放松，呼吸自然，從形體到精神，做到如同嬰兒那樣。老子說：“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老子》六章)近人蔣錫昌認為“此章言胎息導引之法”：谷字“用以象征圣人之腹，即道家所謂丹田”。“神者，腹中元神或元氣也”，“谷神不死，是謂玄牝”，是說“有道之人，善行腹中元氣便能長生康健”。(《老子校詁》)以鼻口呼吸，當綿綿不斷，若可存復若有無有，不當急疾勤勞也。老子講的“為腹不為目”(十二章)和“多言數窮，不如守中”(五章)，實際上都是指意守臍下腹部丹田，講的也是煉氣。莊子所謂“真人之息以踵”(《莊子·大宗師篇》)，是指真人一呼一吸之間，通過經絡，可以直達足底涌泉穴，即所謂“大周天”也。莊子所謂“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當為身)，可以盡年”。(《莊子·養生主篇》)郭嵩燾援引王船山的話，指出：“奇經八脈，以任督主呼吸之息。身前之中脈曰‘任’，身后之中脈曰‘督’。緣督者，……循虛而行”。講的也是古代修煉的一種方法。《莊子》一書中講的“心齋”(《莊子·人間世篇》)、“坐忘”、“朝徹”(《莊子·大宗師篇》)等，也都是修煉的一些具體方法。行氣導引治療本是道家的養生方法，后被中國傳統醫學廣泛地用于防治疾病。中醫學根據老子的“靜為躁君”和“致虛極、守靜篤”的原則，要求通過意守丹田和氣息鍛煉，排除一切雜念，做到“外不勞形于事，內無思虛之患”，使大腦活動完全處于虛無、寧靜狀態、增補元氣(精氣)，流通百脈，改善呼吸、循環、消化、神經、內分泌等系統的生理功能，從而達到延年益壽的目的。
　　道家多講靜功，亦講動功。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箋》中，非常重視導引按摩對“養氣”的作用，指出：“人身流暢皆一氣之所周通。氣流則形和，氣塞則形病。故《元道經》曰：元氣難積而易散，關節易閉而難開，人身欲得搖動則谷氣易消，血脈疏利……按摩導引之術所以行血氣、利關節，……故延年卻病，以按摩導引為先”。早在戰國時期，《莊子·刻意篇》已指出：“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伸)、為壽而已矣”。所謂“熊經鳥申(伸)”是指如熊吊頸、如鳥伸腳，即是導引術。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的《帛書導引圖》中有“龍登”、“鷂背”、“熊經”、“猴狀”、“虎撲”等形象。《淮南子·精神訓》亦有六禽戲的記載。三國華佗還提出了五禽戲。晉代更出現了燕飛、蛇屈、兔驚、龜咽等模仿動物動作的體操。《抱樸子·雜應篇》載有“龍導、虎引、熊經、龜咽、蛇屈、鳥伸”、“猿據、兔驚”等導引之術，以期達到“知龜鶴之遐壽，效其導引而增年”(《抱樸子·對俗篇》)的目的。除了模仿動物的動作外，中國古代醫學還根據人體生理狀況和病理變化設計出許多旨在活動周身肢體和疏通元氣的導引按摩之術，如南北朝陶弘景在《養性延命錄·導引按摩》中提出的八節導引方法，唐代孫思邈在《備急千金要方》中提出的老子按摩法，宋代《圣濟總錄》中提出的神仙導引法，明代高濂在《遵生八箋》中提出的肝臟導引法、《靈劍子》導引法、膽腑導引法、脾臟導引法、肺臟導引法等等。在古代的各種導引按摩術中，雖有模仿各種動物的八段錦、五禽戲等，但其中影響最大的還是明代出現的太極拳。
　　不管是靜功還是動功，都是根據道家的氣學理論，用以“養氣”的重要方法，中醫學的行氣導引療法是以道家的氣學理論為哲學基礎的，氣學理論與行氣導引療法是中國古代醫學家在長期的醫療實踐中形成的獨特理論。這一獨特的醫學理論與實踐，對于現代醫學模式的構建將具有重要的意義。日本早島正雄先生所著的《道教觀相導引術與健康》一書，也是從現代醫學角度成功地利用道家思想和中醫學的合理因素，為構建現代醫學模式進行的一次有益嘗試。
　　四、“道法自然”與自然療法
　　自20世紀中期以來，在醫學中出現了自然醫學這一分支。按照自然醫學的理論，認為只有使人的生命處于一種自然狀態，只有使人體與自然保持和諧才能得到健康，否則即會引起疾病。自然醫學是以自然界存在的東西(如空氣、水、陽光和食物等)和利用人體本身的潛在能力(如睡眠、休息、清潔、希望、信仰)等，來保持或恢復人體健康的一門醫學。
　　“道法自然”是道家思想的重要內容之一。老子認為，天地萬物和人類，按其本性都是自然而然的，并非人為的，只有當人體與自然保持和諧，達到人與自然合一的境界，才能保持人的健康，人與自然之間若失去平衡，就可能發生疾病，導致死亡。人的生命過程是一種自然過程。所以，老子主張“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中醫藥學根據老子的“道法自然”的思想，認為人的養生如同治國一樣，一切都應“順其自然”，“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靈樞·師傳篇》)北宋文學家歐陽修亦指出：“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圣智之所同也。”(《黃庭經序》)從“道法自然”思想中引出的自然療法，在我國古代醫學中，早已獲得廣泛應用。現將其中的生活起居、飲食、食療等內容，作一扼要說明：
　　第一，生活起居。《黃帝內經》作者依據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指出人應根據春溫、夏熱、秋燥、冬寒四季氣候變化的規律，來安排自己的生活起居。指出：“夫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茍(重)疾不起，是謂得道(得養生之道)。”(《素問·四氣調神大論》)陶弘景在《養性還命錄》中，要求人的生活起居合乎自然之道，切忌過分，應與自然保持平衡。如“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立傷骨，久行傷筋，久坐傷肉”。明代高濂按照老子“道法自然”的思想，在《遵生八箋·四時調攝箋》中，依據春、夏、秋、冬氣候變化的不同，分別介紹了不同季節的養生之法。在《起居安樂箋》中，他還圍繞“節嗜欲，慎起居，遠禍患，得安樂”這一中心思想，詳細地闡述了“恬適自足”、“居室安處”、“晨昏怡養”、“溪山逸游”、“賓朋交接”等內容，對人的衣、食、住、行等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的“合乎自然”的養生之法。在中國古醫學書中，以臥床休息和慎調飲食等自然療法治病的事例，多有記載。陸以湉在《冷廬醫話》中記載：“海鹽寺僧，能療一切勞傷虛損吐血干勞之癥。此僧不知《神農本草》、《黃帝內經》，惟善于起居得宜，飲食消息，患者在此寺中住三月半年，十愈八九，觀此知保身卻病之方，莫要于怡養性真，慎調飲食，不得僅乞靈于藥餌也。”可見，慎調生活起居有時比服藥效果還好。
　　第二，飲食和食療。中醫根據老子的“五味令人口爽”(《老子十二章》)的原則，認為飲食不當(差失)非但不能養生，反而導致疾病，《素問·上古天真論》指出：只有做到“飲食有節”，才能達到養生目的。如“以酒為漿”，溺于飲食，必定“半百而衰也”。陶弘景在《養性延命錄·食誡篇》中亦指出：“養性之道，不欲飽食”。主張“先饑乃食，先渴而飲”。根據四時季節之不同，規定“春宜食辛，夏宜食酸，秋宜食苦，冬宜食咸”。孫思邈在《千金翼方》中單列《養老食療》一篇，規定老人“每食必忌于雜”。高濂在《遵生八箋》中，也專列《飲饌服食箋》一章。他根據“日用養生，務尚淡薄”的原則，對飲茶知識作了詳細說明，對湯、粥、面粉、蔬菜、甜食等也都是作了扼要的介紹。
　　中醫既重視飲食，更重視“食療”，主張根據食物性味和歸經來選擇食物以治療疾病。陶弘景有“食誡”之說，列出食療法一百多種。南北朝時期，著有多種《食經》；《隋志》錄有《神仙服食經》；唐代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有“服食法”的記載；隋唐以后，除了《七卷食經》，《新撰食經》外，若馬琬、盧仁宗、嚴龜、孟詵、張鼎、陳士良等各有《食經》、《食法》、《食療本草》、《食性本草》等著作。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記載：綠豆具有解砒霜、草木諸毒之功能。這些說明，中醫學的“食療”之法也是自然療法的重要內容之一。
　　五、辯證思維與現代醫學模式
　　中醫藥學所以具有現代醫學模式的原始模型，這與道家的辯證思維方法有著直接的聯系。正因為中醫藥學與現代醫學模式在思維方法上有契合之處，所以它在現代醫學模式建構過程中必將發揮重要作用。如果我們把中醫學的辯證方法與現代醫學發展的思維方法相對照，就會發現：依據老子的“反者道之功”的矛盾觀，中醫學承認在醫學領域里不僅充滿著矛盾，如生死、剛柔、強弱，盈虛、虛實、陰陽、寒熱、表里、上下等，而且這些矛盾是相反相成的，也是相互轉化的，如寒者熱之，虛者實之，“寒極生熱，熱極生寒”等，中醫學的矛盾觀念與現代醫學的相待思想是相通的。中醫學根據道家關于“和”的觀念而產生的陰陽平衡的思想，與現代醫學關于人體形態的學說是契合的。中醫學根據老子關于“有物混成”的思想而產生的整體觀點，與現代醫學強調整體化的趨勢是一致的。中醫學依據道家關于“合”的觀念而提出的綜合性功能作用的觀點，與現代醫學關于多學科相互滲透的主張是一樣的。從這種對比中，可以看出道家的辯證思維對現代醫學模式的轉變，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綜上所述，依據道家思想而建立起來的中醫藥學原始模式，無論是它豐富的醫學內容，還是辯證的思維方法，都恰好彌補了西方生物醫學模式的缺陷和弱點。同時，這也是中醫藥學能夠邁向現代化的內在根據，它如沒有這一內在依據，我國中醫藥學的現代化將是難以實現的。正因為中醫學的醫學模式和辯證方法獨具特點，所以在現代醫學模式的轉型中，必將發揮其重要的積極作用。

中國道教京13～17B9宗教葛榮晉20062006
葛榮晉，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
作者：中國道教京13～17B9宗教葛榮晉20062006

網載 2013-09-10 20:4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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