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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語文教育人文性的討論，始于1987年，至今已整整十年了。回顧語文教育人文性這一熱門話題的討論歷程，有助于我們進一步搞清語文教學的性質和特點。
　　1.什么是“人文”和“人文主義”？“人文”二字，在漢語中是個古老的詞匯。《周易·賁卦·象傳》中說：“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這里的“人文”是與“天文”相對的，泛指人類社會的各種文化現象。
　　人文主義，有兩方面涵義。一方面即“人文科學”，源出拉丁文humanitsa，意即人性、教養。原指同人類利益有關的學問，以別于中世紀教育中占統治地位的神學。后含義幾經演變。在西方，通常認為包括語言、文學、繪畫、音樂、雕塑、建筑、哲學、歷史等學科。另一方面，指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同維護封建統治的宗教神學體系對立的資產階級人性論和人道主義。人文主義運動從14世紀下半葉在意大利興起，15—16世紀發展到歐洲各國。文藝復興時期人文科學的基本內容包括：肯定現世人生的意義，要求享受人世的歡樂；提出個性解放，要求個性自由；相信人力的偉大，稱頌人性的完善和崇高；推崇人的感性經驗和理性思維，主張運用人的知識來造福人生。
　　語文教育人文性有這樣幾層含義：一是指漢語漢字中所包含的民族的思想認識、歷史文化和民族感情；二是指引導學生開掘漢語漢字人文價值，注重體驗漢族人獨特的語文感受，學習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三是指尊重和發展個性，培養健全的人格。
　　2.對語文教育人文性的思考始于80年代中期。80年代中期，一批年青的語言學家開始用人文主義觀點研究語言現象，給語文教育工作者以深刻的啟發。上海復旦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申小龍先生在1987年第8期《讀書》雜志上發表了《漢語的人文性與中國文化語言學》一文，首先提出了漢語人文性問題。他在文章中認為：傳統語文研究以人的感受去擁抱漢語精神，運用辯證的兩端來具象化，用簡單的比喻來表達自己的語感和體驗，從內容和形式的有機統一所產生的表達效果，整體上把握語言特征。這從現代科學的意義上說，固然缺乏理論體系的完整性、邏輯分析的嚴密性、概念表達的明晰性，然而它對于在世界語言之林中有很大特殊性的注重功能、注重內容、注重韻律、注重意會，以神統形的漢語來說，無疑有著不可忽視的長處。然而恰恰是在這一方面，誕生于本世紀初的文化變革中的中國現代語言學義無反顧地用西方語言研究的科學傳統取代了漢語的人文傳統，用冷漠的知性分析取代了辯證的語言感受。代價沉重，喪失了整個傳統語言研究的精華——人文性。
　　語文教育界則由上海陳鐘梁首先提出：“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這兩個概念。他在1987年第8期《語文學習》上發表了《是人文主義，還是科學主義》一文，從哲學的角度對語文教學進行思考。
　　80年代中期，在語文教師隊伍中有兩種追求：一種是追求教學目標的單一化，教學程序的系列化，教學方法的模式化，以及教學評估的標準化。其中表現最為強烈的就是設想編寫出一套中小學語文學科分年級的教學目標，從坐標的橫軸上排出語文知識講解的內容，縱軸上列出語文能力的訓練條目，使教、學、考三者都有依據；與此同時，希望制訂出一個能從質與量兩個方面評估一堂語文課乃至一個階段語文教學的項目與方法。總而言之，力求科學化，這是一種科學主義的思維方法。另一種是追求語文教學的社會化、人格化與個性化，認為課堂不僅是學生獲得知識的場所，也是學生體驗人生的地方。語文課應當是知、情、意的統一，制定教學目標只能起到消極的束縛作用。這是一種人文主義的思維方法。陳鐘梁老師從一批年青的語言學家用人文主義觀點研究語言現象中得到啟發，認為“現代語文教學發展的趨勢，很可能是科學主義思想與人文主義思想的結合，指導改革開創一個新局面，以實現語文教學科學的藝術化與語文教學藝術的科學化”。
　　3.1990年《語文學習》（第1、2期）發表了魏書生老師《論語文教學的科學管理》一文，該文系統地總結了魏老師對語文教學管理科學化的探索和體會。上篇談“建立計劃系統”，共6大類列34件和語文學習有關的事，下篇談“建立監督檢查系統”、“建立反饋系統”。這并非是一篇爭鳴的文章，卻引起了江西青年語文教師程紅兵的注意。1991年11月，程紅兵老師在《語文學習》上發表了《語文教學“科學化”芻議》一文，副題為“與魏書生同志商榷”。程老師認為：“教育不能離開人，教育的科學性不能離開人，人不僅是教育的對象，而且是教育的出發點和歸宿，任何教育、教學活動形式，如果忽視了人，看不到教育對象的人格特質，就根本沒有教育的科學性而言。”這篇文章雖沒有提出“人文性”但批評的武器就是人文性，是一次科學性與人文性的論爭。
　　4.1993年1月，山東韓軍老師在《語文學習》上發表了《限制科學主義，張揚人文精神——關于中國現代語文教學的思考》一文。這篇文章通過對語文教學的反思和總結，提出在語文教學中要強調把語言看作生命主體、生命整體，強化“人”的地位。要注重人格的全面完善，注重語文教育。作者的這些觀點對于糾正語文教學中的某些弊端，無疑是對教師有一定啟發作用的。但是韓軍老師的這種限制科學主義、張揚人文精神的觀點，是移用了近年來一批年青語言學家的觀點。如申小龍認為：“人的語言具有民族文化和民族社會的共同性。它依附于社會而存在，依附于社會而發展，具有人文性——社會的屬性。社會性，或者說人文性，是語言的根本屬性。”韓軍老師則認為“語文教學是一門社會科學，人文精神是它的基本屬性。”申小龍認為：“中國現代語言學義無反顧地用西方語言研究的科學傳統取代了漢語研究的人文傳統，用冷漠的知性分析取代了辯證的語言感受。”韓軍老師也認為語文教學“用冷漠的知性分析取代辯證的語言感受”。申小龍認為中國人“把人和自然界看成是有機聯系，相互作用的，把世界看作是有機聯系的整體，……由此形成的‘天人合一’的思維形式”，“所強調的都是互相融合、溝通的作用”。韓軍老師認為“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生命整體和部分的彼攝互融，‘天人合一’，重混茫和會通。”申小龍認為：“語言學界這種‘科學’的強盛，‘人文’的淡化，對于作為歷史悠久的中國文化傳統的重要部分的漢語語言學來說是一種畸形發展。”韓軍老師則認為“幾十年語文教學的失誤就在于科學主義的泛濫，人文精神的消失。”從上面的比較中，我們可以看出，兩者的溝通關系。
　　5.山西王朝清老師對韓軍的觀點提出了商榷。他在《語文學習》1994年第3期發表了《要辯證法，不要絕對化——兼與韓軍商榷》一文。王老師認為：韓文陷入了絕對化，“對中西方思維方式只片面強調差異，而完全忽略了同一。‘天人合一’和‘主客二分’都是為了認識、適應和改造世界，殊途同歸，而且互相滲透，各有所長，完全可以而且應當互相依托、互相補充，而絕不應該完全對立和排斥。”針對韓文的觀點，王文認為這些觀點在哲理上講不通，“在實踐上只能退到古代通過苦讀只能意會不能言傳的落后模式”。“就語文學習的全過程來講，徹底否定理性剖析，拒絕接受前人所創造的知識財富，只能落得如同拋棄了萬貫家財的乞丐。”在語文教學中主張科學主義還是人文主義？王文主張“教學要盡可能把兩者結合起來，但有時也需要單獨安排，要重視語言的直覺感悟，也要重視知識的準確理解和系統化”。
　　在同期《語文學習》上，湖北毛光偉老師發表了《教育與訓練兼顧，規范與自主統一》一文，就語文教育與語文訓練的關系發表了自己的意見。作者認為：“不強調語文教學的工具性，忽視語言是交際交流的工具、表情達意的工具、認識和改造世界的工具這一基本事實，不給語文訓練以恰當的位置，語文教學就會像醉漢一樣左右搖擺，甚至摔跤。同樣，過分強調它的工具性，尤其是缺乏整體觀念的‘工具論’，忽視語言同自然界、人類歷史和精神活動都有著天然的密切聯系，既屬于認知領域，也屬于價值領域這一根本特點——人文性，語文教學就難免成為不顧及人的完整心靈的‘教學’，只會停留在語文訓練這個檔次上，難以實現素質教育所要求的真正的人的語文教育。”作者得出結論說：“訓練與教育、教養統籌兼顧，相輔相成應該是新時期語文教育界最需重申和突出的原則之一。”
　　同年9月，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尚文老師的專著《語文教育學導論》。王老師認為：語文教學應該是對學生進行人文教育的最重要的課堂。但是過去的語文教育理論，只強調語文教學的工具價值，而對其重要的人文價值、美育價值卻大大忽視了，他從本體論的角度認識語言，以語言不僅僅是工具更是人的生命活動為邏輯起點，探討了語文教育的價值、任務、內容、機制和方法。
　　6.1995年6月《語文學習》發表了于漪老師《弘揚人文，改革弊端——關于語文教育性質觀的反思》。編輯部很重視這篇文章，專門加了“編者按”：語文教育現狀不盡如人意，出路何在？關鍵何在？該文提出“要走出困境，提高質量，須弘揚人文”的觀點，值得認真一讀。全文分四個部分：一、關鍵在性質觀；二、準星發生偏差；三、究竟怎樣定位；四、弘揚人文，改革弊端。于老師認為：近年來，工具性的砝碼越來越重，許多文質兼美的文章其思想意義在相當程度上形同虛設，只是尋詞摘段，用解剖刀肢解，作為訓練語文的例子，學生在知、情、意方面有多少收獲要打個問號，與《大綱》的要求相距甚遠。正是從改革弊端出發，于老師給語文學科性質重新定位：“語文學科作為一門人文應用學科，應該是語言的工具訓練與人文教育的綜合。”怎樣弘揚人文呢？于老師認為：第一，既要注意語文形式，又要注意語文內容，重視語文文化內涵的挖掘；第二，要看到使用語文工具的人，引導學生學語文學做人，進行認知教育、情感教育和人格教育；第三，賦予人文以時代精神，探索與現代教育技術結合的途徑；第四，開放語文教育空間。1996年4月15日，《文匯報》在“教育園地”專欄發表了于漪和程紅兵《關于語文教育人文性的對話》。在這次對話中，于老師進一步闡述了她的語文教育的性質觀，她說：“語文教育不僅應注意語言工具訓練，還要貫徹人文教育思想”，“語文教學中工具性、人文性皆重要，不可機械割裂。抽掉人文精神，只是在語言文字形式上兜圈子，語言文字就因失去靈魂、失去生命而暗淡無光，步入排列組合文字游戲的死胡同；脫離語言文字的運用，架空講人文性，就背離了語文課，步入另一個誤區。二者應有機結合，使之相得益彰。”錢夢龍老師也持這種觀點，在全國青語會成立之前，錢老師寄語青年教師，在《語文學習》1995年第7期上發表了《期待“目中有人”的語文教學》，強調“塑造健全的人格”，而現狀是：束縛人，折磨人，摧殘人。錢老師所期望的“目中有人”的教學，也就是要突出人文因素。
　　7.1995年12月，《連云港教育學院學報》(1995.4)發表了董菊初老師《堅持科學理性與人文精神的統一——關于我國語文教育研究方法論的思考》。這篇文章從語文教育研究方法論的角度系統地闡述了對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應抱什么態度，以及如何處理二者的關系等方面的問題。董菊初老師系統地考察了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兩種哲學思潮的產生和發展的過程，系統地分析了我國語文教育的歷史和現狀，針對韓軍老師的觀點進行了論爭。董老師認為“凡是發揚科學精神，堅持科學理性的時候，語文教改就出現起色，反之，語文教改就受到挫折”。“在今天倡導‘天人合一’，反對‘主客二分’，更是不合時宜的”，這是“神秘主義的教學原則”，遵奉它，“那我國的語文教育還只能固守模糊、混沌、不可捉摸的‘黑箱’狀態”，談不上什么科學性，“語文教學也只能憑自悟、體會，或是隨意，散漫，少慢差費”，談不上高質量、高速度和全面提高。董老師還對韓軍老師一個引人注目的結論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韓軍老師的結論是：“要卓有成效地搞好語文教學，就必須動搖人們大腦中根深蒂固的兩個觀念：一是科學主義理性哲學觀，二是建立于其上的現代語言觀以及由此衍生的寫作學、閱讀學、修辭學、文章學等等。”董老師認為：“語文教學及其研究要卓有成效，離不開科學理性精神及科學方法論的指導，離不開現代語言學、修辭學、寫作學、文章學等知識的學習、滲透與運用。”董老師說：“人文精神與科學理性的方法論原則有著明顯區別，都不能強調過頭，過分強調人文精神，便有可能排斥科學理性，導致模糊籠統和神秘主義。所以必須使二者相互交融與結合起來，相互補充與融合。”
　　8.1996年，語文教育的科學性、人文性和工具性成為語界人們關注的焦點。安徽陳軍在《人道主義，寫作教學思想的靈魂——試論新世紀寫作教學的戰略》一文中認為，“葉圣陶先生提出‘語文工具說’不是單就語文本身作一般的學術探討，而是從‘民主’和‘人道’的高度發出的吶喊。”接著。作者分析了葉老“語文工具說”產生的思想背景。作者認為，應從尊重“人”，培養“人”和發展“人”的高度改革作文教學，使寫作教學變“應試教學”為“育人教學”，“成為讓青少年在新世紀中確立自身地位、實現自我價值、發揮創造才能的‘助跳板’。”
　　在語文教育的科學性、人文性和工具性的爭鳴中，張志公先生發表了重要見解。1996年2月，在《語文學習》發刊200期紀念活動中，記者采訪了張志公先生，張志公先生說：“現在，頗有一些人，認為我們的語文教學中科學因素太多，要加強人文性。我有些不同的想法，我們的語文教學，吃虧就在于沒有科學性，沒有真正的深入調查研究，隨意性太強。”又說：“加強語文教學中的人文因素，我不反對，但把它與科學性對立起來，就走向了極端。過去，我們是人文性與科學性都談不上，我稱之為四不像。把多年來語文教學沒搞好的原因歸結為強調了工具性，搞多了科學性，就離譜了。科學性和人文性都得加強！”劉國正先生在《課程·教材·教法》(1996.7)發表了《我的語文工具觀》，劉國正先生認為：“十多年來，語文教學改革的一個重要理論收獲是肯定了語文學科的工具性。”這是劉國正先生在中學語文教材建設研討會上的講話，系統地闡述了他的語文工具觀。
　　這一階段，出現了一系列研究語文性質的文章。江蘇馬智強在《中學語文教學》(1996.4)發表了《語文教學的世紀性思考》，作者認為：“思想性、人文性是語文的本質屬性”，“傳播道德和文化是語文教學的根本任務”，他批判“工具說”說：“‘工具說’的謬誤，在于把語文教學的形式上的任務當作了根本性任務，把具有豐富思想內涵的教育，當作只供技術操作的‘工具’來看待。”李海林在1996年第5期《語文學習》發表了《語文工具論批判》。這篇帶有挑戰性的文章從理論和方法兩個方面對語文工具論進行分析批判。作者只破不立，并沒有明確提出自己的觀點。
　　《語文學習》在1996年第7期發表了沈杰的文章《語文教學“整體感受觀”》。作者說：“語文教育界需要反思”，“對‘工具論’的片面理解和宣傳，使語文教學走入怪圈起了不好的作用。”走入了什么怪圈呢？走入了只強調語文形式而忽視了語文思想內容的怪圈。
　　9.語文教育界越來越關注人文性或人文精神，是有著社會經濟和文化背景的。
　　在社會轉型時期，由于商品大潮的沖擊，社會上出現拜金主義、利己主義、享樂主義“三位一體”的消極現象，假冒偽劣、坑蒙拐騙、販毒販黃、見利忘義等現象毒化了社會風氣，以“文化工業”為主要標志的“西方后現代主義”思潮以不可抵御的態勢滲透到了我們的文化、人文學術和精神的各個領域，造成了人文精神的失落，一些知識分子也棄學從商，離開了自己依戀的學術陣地。在這種背景下，人們熱切地尋找著擺脫危機的辦法，真誠地呼喚著人文精神的復歸，營造嶄新的心理環境。于是，語言學界首先張揚起“人文精神”的大旗。1993年6月《上海大學》，由王曉明等幾位中青年學者發表了《文學與人文精神的危機》一文，在文學界提出了人文精神的話題，意在商業主義浸迷中倡導崇高與終極關懷的價值理想，力圖阻止魔力無比的金錢搖撼文學殿堂。1994年第3期《讀書》雜志以《人文精神尋思錄》為題繼續開展討論，此后《文匯報》開展了“人文精神與文人操守”的討論，《東方》、《傳統與現代》等雜志也先后參加了討論。1995年12月8日，國家教委在北京大學召開了“加強大學生文化素質教育報告會”，語言學家、北大教授季羨林作了《提高高校學生人文素質的必要和可能》的報告，主張對學生進行“精神文化”教育。在這種社會經濟、文化背景下，語文教育界越來越重視討論加強“人文性”問題是理所當然的。作為具有教育功能的語文教學，作為具有提高學生民族文化素質任務的語文教學，加強人文教育，尤其重要。但是，語文學科的工具性和人文性應該是什么關系？如何給語文學科的性質正確定位仍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課題。這場討論還在深入，我們期待新的研究成果問世。
　　
　　
　　
語文學習滬3-7G31中學語文教學李震19961996 作者：語文學習滬3-7G31中學語文教學李震19961996

網載 2013-09-10 20:4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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