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問題的提出
“教育評價”(educational evaluation)作為專有名詞,是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教育科學研究所泰勒教授1935年首次提出的,并由美國國會通過的《初等及中等教育法案》(1965年)得以合法化。
教育評價在學術界尚無統一定義,不同的學術流派對此各有表述,但大體可以歸納出以下幾個共同點:
第一,強調以教育目標為標準的價值判斷過程。
第二,強調用多種方法系統收集資料與信息。
第三,教育評價的內容既可以是教育計劃,也可以是課程;既可以是學生的學習結果,也可以是某種教育現象、教學活動、教育目的或教育程序。
第四,強調為學生發展和教育決策服務。
“教育評價學”乃是教育科學的一個分支,即研究如何運用方法來分析教育活動的應用學科,是教育科學體系中帶有綜合性、技術性、實踐性、應用性特征的應用性學科,是人們依據教育基礎理論和教育規律來指導教育實踐通常所依賴的技藝與方法。
(一)語文教育評價的含義
語文教育(包括小學、初中、高中)評價又是教育評價學的更具體的應用性分支,高中語文教育評價是語文教育評價這個應用性分支的更細的分支。具體地說,高中語文教育評價就是按照高中語文課程標準的要求,利用各種方法收集資料信息,對學生的語文發展變化及影響其發展變化的各種要素進行價值分析和判斷,并為高中語文教育決策提供相關依據的過程。
教育評價學肇始于西方,我國雖然有很早的教育考試及評價的具體操作,但是學科意義上的教育評價學理論、方法都是學習外國。目前國內的教育評價學研究也主要是翻譯、介紹外國的學術著作、體系,語文教育評價研究更是稀少;至于高中語文教育評價這樣操作性極強的、極微觀的應用性研究,則是少之又少。一個難以兼容的事實就是:研究評價學的學者往往是從事“形上之思”,絕少針對某一具體學科從事“形下之作”;廣大高中語文教師雖然每天從事著“形下之作”,卻又難以把大量的、具體的現象上升為“形上之思”。
高中語文教育評價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粗略地加以區分,就有高中語文教師、高中生語文學習、高中語文課程評價、高中語文教研組評價等。如果按照學校類型區分,又可分成重點高中語文教育評價、普通高中語文教育評價、私立學校高中語文教育評價、職業高中語文教育評價、企業高中語文教育評價等。
語文新課程標準已頒行,新的課程標準基于以學生發展為本的課程價值觀、科學與人文整合的課程文化觀、回歸生活世界的課程生態觀、創新與發展取向的課程實施觀和民主化的課程政策觀,強調了語文學科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統一,突出了全面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正確把握語文教育特點,倡導自主、合作、探究的學習方式和努力建設開放而有活力的語文課程新理念,是語文課程在新世紀信息化、全球化背景下的一次革命性發展,必將對我國基礎教育階段的語文課程教學產生深遠的影響。然而,美好的藍圖不等于嚴峻的現實。語文新課程標準要靠廣大語文教師實施,檢驗實施效果的標準和工具是與新課程相配套的語文教學評價體系。這就要求我們對現行的語文教育評價體系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構建語文新課程標準的語文教育評價體系。
(二)高中語文教育評價存在的問題
建國以來,語文教學評價體系隨著語文課程改革而同步推進,內容和形式都有了很大的發展,對促進語文教學的歷史功績無可置疑。但是,突出的弊害也日益彰顯,成為語文教育發展的桎梏。隨著教育改革的不斷深入,教學評價的改革也出現了種種變化,形勢確實對語文教育評價改革有利,而且我們知道,語文教育評價有許多特殊性,因此,在借鑒國外教學評價經驗的同時,要充分考慮到自己的實際情況,不能照搬照套外國的一套,但對先進的理念精神也不能拒絕。現實同理想狀態總是有很大的距離,我們的語文教學評價還存在一些問題。
1. 評價內容的偽圣化
這是整個語文教育在語文教學評價體系中的集中反映。所謂偽圣化,就是用一套惟一的“公共思維”模式,鉗制師生豐富多元的精神方式、說話方式,壓抑精神自由,讓全體師生都用一個模式思維,用一套話語說話;用偽神圣、假崇高的觀點去看待“高尚”“健康”“先進”等真正的人文價值范疇。培養學生言行脫節,思想與行為相悖,遠離真實。體現在語文教學評價中,無論是教師教學還是學生表達,都要體現惟一的社會主流意識。其表現如下:
一是禁絕個性語言、多元解讀。如對人物形象的分析,總要先深挖其階級根源,對故事情節的理解,總要聯系社會現實,作文也要寫積極向上的、轟轟烈烈的、有“意義”的事,因為考試時答案就是這樣,否則將被扣分甚至不得分。不管學生的個體感受是否真實,強調千篇一律。分析《祝福》的主題,必須分析出批判“四權”,否則評價不高。
二是定制統一的公共話語套子讓師生共同使用。語文教育中過于強調思想政治的教化作用,使語文喪失了個性,喪失了自身,導致一些話語“意象”被賦予了特定的象征意義,如石子與奉獻、蠟燭與教師、大公無私與共產黨員、光明與社會主義、腐朽與資本主義等,帶有明顯政治褒貶色彩的話語與特定的意象構成了固定的對應。學生對課文的理解、寫出的文章,天南地北如出一轍,從小學到高中,形近神似,千萬個不同的腦袋有著驚人相似的精神套路和言語方式。曾經聽一位教師講《故都的秋》,當時正值北約轟炸我國駐南大使館事件爆發,于是課堂上由“故都的秋”聯系到北京的春天,再聯系到科索沃的春天,再升華到“科索沃沒有春天”,于是群情激昂,聲討一片。于是,大家沉浸在“成功”的贊揚中。
三是“圣化”“升華”情結。言必社會制度、階級根源,看到一篇文章一定想揭露了什么、歌頌了什么,作文一定要寫積極意義、有價值的東西,寫高尚的、宏大的、反映社會主旋律的,即使寫了點“陰暗面”,也要來一片“亮色”,安一個“光明的尾巴”,似乎一定要學生言不由衷,一定不讓他說真話。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表現出的“淡淡的哀愁”是因為國民黨叛變革命;巴金在《燈光》中“我不由得看著山那邊笑了”的“山那邊”是指革命圣地延安……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2. 評價標準的教條化
語言是思維的外殼,通過語言教學訓練思維、培養情感、形成思想,從而達到課程設計的目標。檢驗是否達標,還是要借助語言。拋開寫字識字及語法修辭等客觀性較強的基礎知識不論,學生對現實的客體進行閱讀、思考后,用于表達意志、情感、思維水平的語言形式應是各具情態的,但現行的評價體系中,通行的評價標準卻是單一的、教條的。
一是格式的標準化。把標準化考試方式引入語文評價體系后,客觀試題標準化,主觀試題也試圖標準化,或準標準化,逼著學生按一定的套路來思考,甚至出現“作文就是一個大填空題”的怪論,在試題中要求用規定字數寫出對文章內容的理解,更是屢見不鮮,以教條單一的形式束縛鮮活多樣的思維,按一個模子(標準答案)鑄出規格一樣的“思維”,導致思維的“標準化”,教出的學生沒思想,也不會思想。
二是過程的要點化。現行的評價形式主要是試卷,試卷有參考答案,對主觀性的問題,參考答案一般也羅列幾個要點,供師生參考。但實施過程中,為追求評價的標準統一,閱卷簡便,便對參考答案簡單化和絕對化,使參考答案變成標準答案、惟一答案,以致教師教學時膽戰心驚地強調,對某內容必須理解成幾個要點、不能理解為幾個要點,否則就得不到分數。學生在十二年的語文學習就掙扎在這樣的環境中,學生成了一個被動反應的機器,對語文知識的整理反饋過程便是羅列要點的過程。學生答題答要點,教師閱卷找要點,對上幾點就給幾點的分數,在學生心中,本來生動活潑的大千世界變成了幾個要點、幾個原則的構件,語文學科的人文性肢解殆盡。
三是評價結果的數據化。對語文教學成效、學生掌握程度一律以數據量化,冷冰冰的數字使一些隱性能力無法得到體現。如果一個口吃者甚至讀不準拼音和四聲但能記住每個字的注音,他的語音成績會是滿分,而一個朗誦水平不錯的學生如果記不清某些字的拼音寫法,語音考試成績則很不理想。單純的量化評價不能全面準確衡量出教師的教學水平和學生的掌握程度。
3. 評價結果的功利化
領導評價語文教師的工作往往只是以考試成績(結果)作為依據,而且這些“結果”很可能并不是最終的結果(高考),而是學生平時的所謂“統測”“摸底”成績。常常見到我們的校長和教導主任充當“會計”角色,一次次在統計成績,用電腦排名的方式來對教師和學生施加壓力——在現實應試壓力嚴重的情況下,不少教師受到焦慮感的困擾,有的人工作非常努力,他們認為學生的成功是自己的功勞,因而對學生的失敗就會責怪各種外在條件。考分高低不僅是學生成績好壞的標志,也是教師教學實績的惟一標準。升學的惟一尺度是考試成績,升學率是學校教學質量的晴雨表。對于學校、教師、學生,有了考分就有了一切,考分高,升學率就高,學校信譽就好,生源就有保證,就有發展的空間。學校也是以學生考分高低來評價教師的工作業績,一般還要與獎金福利、評優晉級直接掛鉤,考分成了學校、教師和學生的惟一追求。有些地方雖然把考試量化成績作為整個工作評價體系的一部分,但對其他工作考核采取一些定性的辦法,在沒有等次懸殊的情況下,考分依然是區分高下的惟一尺度,致使“考考考,教師的法寶,分分分,學生的命根”幾十年積重難返。考分等于零,一切等于零,縱有千般本領,考試答題得不到高分,任何努力都是徒勞。
尤其要考察語文教師在整個教學過程中做了一些什么努力,他是怎樣努力提高自己的專業能力和教育心理學知識水平的,可惜這一些往往并不在校長們評價的范圍之內。同樣的情況也會出現在教師對學生的評價上。如有些學生盡管暫時成績不理想,但他有可能在努力改變學習方式、加強知識積累的同時,努力閱讀與寫作,雖然由于種種原因,暫時還不能在成績上反映出來,只要持之以恒,他總會提高成績的。同樣可惜的是,這些學生的努力往往在不斷進行的測試中被忽視了,因為教師也是只看結果,不看過程。
總之,無論是學校行政領導還是教師,弄清楚教學過程中一些變量對我們評價語文教學工作有重要的意義。加涅說:“當學習根據結果來評估的時候,學生在教學情境中的學習能力可能對學習具有重大影響。因此,要測量教學方案的效果,必須施加某些控制,使學生已有的學習能力傾向對學習的影響能夠單獨分離出來,才能說明教師自身所起的作用。”除了學生自身的能力傾向以外,我們還需要將學生的家庭背景、社會背景對學生學習的影響從中“分離”出來,才能對教師教學工作加以恰當的評價。如我們所知,影響學生語文因素要比影響數理化學習復雜得多,語文水平的提高是一個漫長的漸進過程,因而還有一點,教師的教學實績也應當是一種復雜的精細工作,僅憑一二節公開課,對學生的一二次測驗就判斷某位教師的工作,很可能是不全面甚至是有謬誤的。為什么一位教師在普通中學教了多年都成績平平,然而一旦他進入省市一級重點中學時,其教學實績立即令人刮目相看?這其中一個可能的解釋是:在教學過程中,影響學生學習結果的各種變量是不一樣的,對知識積累豐富和智力超常的學生來說,很可能他們取得的成績多數是自己學習所得,而并不是靠教師教會的。“一切真正的學習,歸根到底,是自我教育。”① 尤其是語文學習,明白這一點是十分重要的。
4. 評價主體的邊緣化
語文教師已經喪失了參與評價的權利,更不用說學生自己參與評價了。語文教學評價在這十多年里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課程是由上級制定的,授課計劃是由教學參考書給預定的。更為嚴重的是所有學生的考試試卷包括平時的練習卷都是由校外人士設計出來的,由教育部門統一印制的,教師對學生學業的評價是以他們提供的“標準答案”為標準的。英國新教育代表人物之一的尼爾說:“當一個人不再計劃和控制他自己的工作時,完成這些任務所必備的技能會衰退直至遺忘。教師經過數十年艱辛勞動而形成的技能——確定課程目標、構建內容設計教案和教學策略、根據對每個學生的愿望和需要的詳細了解而進行個別教學等——都丟失了。”還說:“課程變得完全標準化和系統化。完全集中在測驗測得的能力上,并主要依賴事先設計好的商業性的材料,這種趨勢可能會帶來與我們想要達到的目的完全相反的結果。我們可能不再擁有那些關注自己要做什么和為什么要做這些事的專職教師,而只會擁有異化的、執行他人計劃的人。”這種“異化”正在我們這里發生。以前,我們每位教師通常每學期總要根據教學情況,設計幾次小測驗,期中期末考試都是由學校自己決定的。評價是教學的一部分,教師通過考試了解每位學生的學習情況,然后反饋給學生及其家長。由于語文學科的特殊性,一般來說,語文教師比其他人更了解自己學生的學習情況,每個學生的“變量”不同,一個學生的學習情況要比一張試卷成績反映出來的東西復雜得多,但由于將校外和校內的教學評價混同起來,于是一律采用校外統一考試的方法(以終結性的評定為主,以選拔為標準)來考學生,平時的期中考試和期末考試大多采用模仿高考題題型的考卷,或參加省市一級的“統測”“摸底”,或由幾個名校組織起來“聯考”,然后組織一部分教師按統一的“標準”閱卷,于是任課教師和學生的命運攥在一批并不了解自己的人手中。由于每次語文試卷的信度效度總是不如數理化,于是常常會出現“有人歡喜有人愁”,語文水平高的學生完全有可能考不過水平比他低的人。對此,語文教師完全無能為力,因為掌握著“話語權”和“命題權”的行政管理部門作為一方,代表著強勢團體,而廣大語文教師和學生成為另一方,成了弱勢群體。他們的責任是完全按照別人給你設計好的試題去做去想,而不允許有自己的主動性,教師也無能力利用評價來激勵學生主動地去學習。教師、學生只有去不斷地重復考試——批卷的勞動。
教師已經完全喪失了評價自己學生的權利,即使課堂里有評價,也是按照別人定下的調子去評價。一旦教學評價中非教育因素介入了,那么情況便更糟。例如由某種權威人士編寫的系統練習進入當地課堂時,有哪一位教師敢于拒絕?盡管教師可能知道做這樣的練習題也許根本不可能提高學生的語文素質,連起碼的應試能力也提不高,遑論智力和智慧。相反,過于頻繁的測試引起了教師與學生的高度焦慮。于是教育的不公平現象就出現了,語文教學在成就了極少部分“勝利者”(得高分的)外,卻造成了更多的失敗者。更嚴重的是教師也會處于焦慮狀態中,為了適應需要,教師會采用自己認為適當的各種手段鼓勵班里的學生競爭,以此來提高成績。
例如:我們一方面在批評傳統“死記硬背”式的學習方法,一方面卻又強迫學生去背試題答案和教學參考書中的分析文字。學生如有不服從,則會借助于各種懲罚手段。這種情況在全國各地區不同程度地存在。單一的試題形式產生厭煩,頻繁的測試又導致高度的焦慮感,長期處于高度焦慮狀態中,不但學習變得無效,連人格也會產生變異。教育評價的作用便被異化了,教育本身也被異化了。②
二、高中語文教育評價的基本理念
近百年來,中國的社會變革都以教育變革為突破口,而教育的變革又往往以語文為突破口。遠的不說,20世紀90年代關于語文的討論就是一個例證。教育的職能無非是在社會需求與個人需求之間建立橋梁,通過傳授文化內容而培養人,通過培養人而弘揚文化。教育之所以能夠產生教育的作用,之所以能夠發揚文化的教化價值,之所以能夠培養人,就在于教育本身是一種文化解釋活動,或者說教育闡釋著文化傳統。
(一)教育變革的現實要求是基本的理念
教育聯結傳統與現代的方式是把文化傳統解釋給求教育者,從內容到形式,從意義到價值,從過去到當代,從而使求教育者在理解中建立與傳統的意義關系,受到教化。教育對文化傳統的詮釋是幫助、引導個體實現理解的必需的方式。由于求教育者處在成長時期,理解的視野不夠寬廣,對時代的處境與問題敏感性不高,所以教育的解釋尤為重要。教育解釋文化傳統關鍵在于引導受教育者的自主的理解,而不僅僅是傳送具體的知識內容,不是把所解釋的意義灌輸給學生,而是揭示傳統的價值與內涵,引導求教育者理解傳統,投入到傳統與客觀精神中,獲得精神的發展,教育的文化解釋使傳統與現代人的關系不僅僅是知識上的關系,而且是價值上和“精神上”的關系。
在基礎教育階段,沒有哪個學科能像語文學科一樣承担起這個教化作用,因為語文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充分發揮其促進學生發展的獨特功能,使全體學生獲得應該具備的語文素養,并為學生的不同發展傾向提供更大的學習空間;要為造就時代所需要的人才,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強民族創造力和凝聚力發揮應有的作用”。③ 當教育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受教育者成長的需要時,就必須進行變革。
新課程改革就是在社會發生巨變、教育不能適應社會對人才的需要,以及個人發展不能在已有教育中獲得應有的需求的背景下進行。它要求教師從以往的課堂主宰、教育權威角色轉變成學習的參與者、學習的促進者、輔導員,要求學習方式由從前的被動“聽講”轉變為主動探究、合作交流,要求改變“滿堂灌”課堂結構,要求師生共同開發課程資源。當然,新課程改革也要求評價制度的改革。
(二)基礎教育改革的相關文件是根本的依據
基礎教育改革的方針是根據基礎教育的現實、基礎教育的基本規律制定的。《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指出,要“建立促進學生全面發展的評價體系”“建立促進教師不斷提高的評價體系”“建立促進課程不斷發展的評價體系”。以往的教學評價,更多關注的是學生的學業成績,學業成績的唯一標準是考試分數,導致語文教師無力指導學生讀書,只能屈從考試要求去做大量的試題;而絕大多數試題的水平都比高考試題低,于是,試題訓練越多,越是在低水平的訓練中不可自拔,以致造成學生的高分低能。
《教育部關于積極推進中小學評價與考試制度改革的通知》對中小學評價體系有明確規定,“建立以促進學生發展為目標的評價體系”“建立有利于促進教師職業道德和專業水平提高的評價體系”“建立有利于提高學校教育質量的評價體系”。
(三)語文課程標準是行動的綱領
高中語文課程標準是根據語文教育現狀、語文教育的基本規律制定的。《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以下簡稱《課標》)“評價建議”主要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六條評價的基本原則;二是二類課程的不同評價。這兩個部分內容有一些共同的出發點:要求評價的目標要與教學目標一致,評價要為教學服務,評價既要面向全體學生,注意學生的全面發展,同時又要針對不同學生、不同課程采取多種方式。這是建國以來第一次提出“必修課”“選修課”兩類課型及評價要求。新課程以前的高中語文課是唯一的學校語文教育形式,大體上相當于新課程的“必修課”,而“選修課”則是全新的事物,無論課程體系還是評價體系都要進行從無到有的建構。對選修課的評價,我們沒有現成的經驗可以借鑒,以前雖然也有選修課,但大多是以講座形式開展的,現在要將這類課程納入評價的范疇,就需要我們花力量去研究解決。這些評價建議是與教育教學評價發展趨勢相一致的,又有很高的理論價值,具有很強的現實針對性。
語文教育評價是語文新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尤其在我們這樣一個特別重視考試的國家,它起著調節語文教學的作用。好的教學評價能引導語文教學走上正確的軌道,反之,會影響語文教學的效率。我們一定要探索一條既能順應世界教育評價發展趨勢又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語文教學評價新路來,教師一定要有主動性,參與到教學評價的改革中來。
注釋:
①尤新潮. 建立新的語文教學評價體系是實施語文新課程標準的基本保證[J]. 語文學刊.
②趙志偉. 高中語文課程新探[M]. 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
③普通高中語文課程標準(實驗)[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
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長春10~14G31中學語文教與學(高中讀本)張玉新20062006
張玉新(1963—),男,吉林通化人。吉林教育學院高中教研部,特級教師,主要研究語文教育史、語文課程論、語文學習策略,130022。
作者: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長春10~14G31中學語文教與學(高中讀本)張玉新20062006
網載 2013-09-10 20:5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