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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潘卡·米什拉

翻譯：孫微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本文轉載自《歷史學人》（微信公號：The_Historian）

一

30多年前，中國領導人鄧小平宣布“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開啟了中國乃至世界的嶄新歷史篇章。如今看來，沒有一個地方能比“二戰”之后的亞洲更能體現資本主義能夠創造財富這一事實了。迄今為止我們都聽聞中國和印度正崛起為經濟大國，而早在20世紀60年代后期，韓國、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新加坡，甚至泰國、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的經濟增長速度已經是歐美國家的兩倍。

在上述國家和地區中，軍政府或專制政府與商人進行合作，產生了大型壟斷集團，例如韓國財閥的興起。大多數普通人長期生活在非民主體制下，之后又經歷了自由選舉、民主制度；幾十年的經濟不均衡增長之后，他們又要試著應對空氣、土壤和水的不可逆污染。工作時間長、工資低、流動性受限以及常年工作不穩定是亞洲經濟體里多數勞動者尤其是女性的共同命運。然而，有些人在亞洲的“鍍金時代”獲得了極為豐厚的財富：以“崛起”的印度為例，在1996—2008年間，營養不良兒童的比例幾乎沒有改變，一直是在50％左右，而印度少數億萬富翁占據國家財富總值的比例則從1％增長到22％。

個人財富如此集中的情況在如今的亞洲已非常常見，相對應的還有眾多亞洲版霍雷肖·阿爾杰式的傳說。1928年出生于香港的李嘉誠，也就是當下擁有310億美元財產的亞洲首富，最初只是一個售賣塑料花的窮困中國移民。盛行的還有另一種道德故事，例如印尼的李文正，他最初只是一家自行車店里的打工仔，隨后在印尼強人蘇哈托和海外華商“竹網”—亞洲除日本之外最強的經濟力量—的幫助下，將自己的小生意打造成了吸引全球資源的家族商業帝國。

大多數美國人第一次聽說李文正還是通過他的兒子—銀行家詹姆斯。詹姆斯于1996年因為比爾· 克林頓的總統競選提供非法資金捐助獲罪，他還被指與中國情報部門有關聯。但是，在西方資本主義歷史上，類似的政商合謀并不鮮見。畢竟，在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和威廉時期的德國，大家族擁有企業、辦銀行、試圖操縱政治的故事屢屢發生。而美國在工業資本主義早期，先是被一些強盜資本家主宰，后來又有了石油、鋼鐵和鐵路大亨，之后，他們的家庭成員、后代和親信們又讓位給了相對透明、為股東考慮的企業。

真正說得上新鮮的是，越來越多的文學評論開始審視亞洲式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和實踐應用。阿米塔夫·戈什在他的三部曲小說中的前兩部《罌粟海》和《煙河》中，對西式資本主義緊隨炮艦和契約勞工而來進行了全景式描述。另外三部新小說—穆赫辛·哈米德的《如何在崛起的亞洲暴富》、歐塔什的《五星級億萬富翁》和蘭迪‧博亞哥達的《乞丐的盛宴》，都以當代亞洲為背景，考察了亞洲經濟體系所面臨的更深層次的危險和幻想。

二

這是在西方某個時間點也發生過的道德反思。對于19世紀歐美小說家或者20世紀初的美國作家而言，在一個國家里，金錢是衡量一切的尺度，物質上的成功可以彌補知識與情感的不足，這些是全新的現象。從狄更斯到巴爾扎克，到左拉、德萊塞，小說家們無不驚悚于工商行業巨大而無人性的工作場地，數世紀以來的傳統宗教和哲學所鄙夷的自私與貪婪竟突然得到了尊重。政治家和銀行家相互勾結，而媒體和司法則為其涂脂抹粉，這使得憤怒的巴爾扎克寫出了《人間喜劇》，德萊賽寫出了《美國悲劇》和《泰坦》。在20世紀初，以辛克萊·劉易斯和F·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為代表的一批作家還描寫，甚至可以說是悲情地演繹了在當時那種高度一致的社會攀爬文化中，想要尋求有意義的倫理原則和美的價值的個體命運。

在當今世界，金錢關系已深深植根于世界各地的文化之中。資本主義的無情機制和內置的不公正顯然是無法更改，并將永遠存在的。但是這些已不能對當代作家產生相同程度的沖擊、厭惡或恐懼。這并不是因為資本主義在期間失去了道德合法性，也不是因為資本主義是現在很多文學家的贊助方。總體上，文學已變得更加關注個人而非更宏大的社會經濟發展過程，定義后者也變得更加困難。資本主義社會不再如巴爾扎克所描寫的那樣，是充斥著蠢人和無賴的叢林。資本主義所創造的資產階級文明為原始的野心、公然的侵略和低俗的浮夸進行了掩飾。但也有例外，例如唐納德· 特朗普和謝爾登· 阿德爾森，他們回歸到了更窮奢極欲的時代，這也證明了我們所處的時代充斥著各種諷刺。衣著和舉止上的平均主義使得階層不再明顯，而大資本家越來越多地投身慈善，通過社交媒體來推廣社區與合作的理念。2008年的金融風暴，以及之后西方普遍意義上的危機感，可能會產生更多像扎迪· 史密斯《NW》這樣的小說。小說要人們警惕全球資本主義繁榮時期帶來的收入和機會的殘酷不平等、人與人之間的冷淡、精神空虛，因為這些就連富裕和特權階層也無法擺脫。然而，對資本主義進行利爪獠牙血腥描述的更多的是在以當代亞洲為背景的小說里。阿拉文德·阿迪加的《白老虎》諷刺了印度不道德現象廣泛存在的現實。有些企業家為了致富，運用謀殺手段就像女人豐胸和人造處女膜一般輕松。穆赫辛‧哈米德、歐大旭以及蘭迪‧博亞哥達則展示了亞洲資本主義特有的形象。雖然三部小說分別由巴基斯坦人（穆赫辛· 哈米德）、馬來西亞人（歐大旭）和帶斯里蘭卡口音的加拿大人（蘭迪· 博亞哥達）撰寫，場景分別在上海、新加坡、斯里蘭卡以及哈米德筆下那個神似巴基斯坦的不知名國家，但是這些小說的故事情節都沿著一條熟悉的軌跡發展：青年男女被迫放棄農村的老家前往大城市。哈米德寫道，“走向城市是在崛起的亞洲里走向暴富的第一步”。這也是遠離貧窮、停滯、封建壓迫、疾病和夭折的第一步。哈米德在小說的最初幾頁對他想象中的讀者提到了這樣一種骯臟：“你的眼白變得渾黃，這是高膽紅素血癥的結果。你感染的這種病毒叫戊型肝炎，通過排泄物或口腔傳染。”

這種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遷徙依舊令人費解。數億人涌向城市，而城市卻無法容納下他們，這就為亞洲的政治和經濟播下了動蕩的種子，從宗教極端主義和穆斯林革命，到印度婦女遭遇越來越嚴重的暴力，到中國沿海城市令人目眩的經濟增長。哈米德稱其為“爆炸式轉型”，以往那種相互支持、令人窒息、穩定的人際關系讓位于不安全、焦慮、生產力和潛力。

三

這些都是事實，但哈米德所說的生產力和潛力究竟指什么？他小說中的主角窮困潦倒，以銷售盜版DVD、過期食品、假礦泉水為生，之后又與國家最大的企業和軍工企業做起了利潤豐厚的生意。博亞哥達的小說主角是冷酷無情的商人薩姆· 康提。康提接受的啟蒙教育是在20世紀初的錫蘭（斯里蘭卡的舊稱），“在那些明亮、濕熱的狹窄街道，每一個商販都是科倫坡最不老實的人”。然而，康提像許多海外的中國人一樣，利用歐洲帝國主義在亞洲鋪設的海運和貿易網絡發了財。歐大旭小說中的馬來西亞追夢者不顧一切地想在上海這個中國經濟的引擎之地立足。

這些亞洲主角們都充滿斗志，但是人們很快就能注意到他們與19世紀西方創業者們的區別。托馬斯·曼《布登布洛克一家》中的商人家族有著一種平和的自信和商業活力；即便是鼓舞人心的霍雷肖‧阿爾杰小說中，傳統老式的美德被奉為追求個人財富的正確路徑，而非精明算計。但是21世紀早期，雄心勃勃的亞洲人闖入的是一個已被現代工業資本主義大幅改造的世界，大眾生產、大眾分配和大眾消費已成為常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大多是淡漠甚至匿名的，更像是一種交易；只有很少人相信競爭激烈的市場經濟里有公平可言，也只有很少人相信市場經濟能讓數十億亞洲人能夠享有消費主義生活方式。事實上，這種生活方式至今也只有少數歐洲人和美國人能夠享受到。

創新和原創并不能使你走到很遠，事實上印度很少有從赤貧到暴富的故事，因為印度的經濟仍然由商業家族和房地產開發、建筑和礦山的積極投資者們掌控。在這樣的環境下，對于那些占據不利地位的局外人而言，最好是嚴格遵照已有的成功模式------一旦這個模式被確定之后。商人的成功并不在于他提供了多少商品和服務，而是在于他展現出來的合適的個性。因此，由此催生的一批山寨制造商、零售商、調停者以及經紀人在亞洲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社會階層，但是他們很大程度上仍是非正式、無組織的經濟體。

因此，“成功學”產業也在亞洲繁盛起來：過去10多年里，印度有一本最暢銷書叫《如意算盤要早點打》，由一位自封為“管理大師”的人撰寫。穆赫辛· 哈米德和歐塔什為了小說敘事對積極呼吁型的文學進行調整，這也不足為怪了。當然，考慮到亞洲的背景設置，他們不得不修改美國自助的那一套公式—偽科學、神秘主義、心理學、自我暗示以及實用主義。《如何在崛起的亞洲暴富》以“這是一本自助書”開頭，其章節標題包括“隨時準備使用暴力”和“讓戰爭藝術家”，以及傳統的勸告例如“接受教育”和“尋找出路的策略”。歐歐塔什《五星級億萬富翁》里有“尋找合適的時機推銷自己”和“追求利益，忘掉正義”—這些都是帶有“氣吞山河斗志昂揚”儒家智慧的殘酷的當代街頭生存指南。歐大旭書中的一個主角菲比就經常閱讀《讓自己變得世故》和《五星級億萬富翁的秘密》之類的書籍。事實上，哈米德走的更深入，他采用了勵志的第二人稱單數來敘事。他在小說中對“你”說話，但讀者卻無從得知敘事者自己的名字。正如卡爾維諾在《冬夜里的路人》運用第二人稱一樣，哈米德稱這種形式幫助他用后現代的方法來頑皮揣測讀者與文本之間的關系本質：例如，作為讀者的“你”是否和此書的英語母語讀者一樣，試圖從哈米德小說這樣的非西方小說中尋求自我救助。英語母語讀者們被莫名其妙地卷入“由于全球化的原因，遙遠的國度正越來越多地影響著自己的生活”。在書的其他部分，哈米德使用自助體裁的傾向概括、構建理想的心理和社會學類型，并講述了敘事者70年依靠自我成就來驅動的生活。不拘泥于傳統小說的情景設置、人物發展和敘事進展，哈米德將探索的眼光投射到了奸商、貪官污吏的陰暗世界。我們了解了中小型工廠的做法和節奏，也看到了資本主義邏輯轉換了一切：即便是大學里資金雄厚的伊斯蘭學生組織都成“一個企業”，因其“占領街頭能力”和“能夠顯示強大力量”的作用而被政客們利用。

哈米德在小說開端寫道“；在一個尋求自救的世界里，依靠自我的想法是站不住腳的”。唯一有用的自我是能像變色龍般迅速適應新的商業環境。因為在這個世界里，官僚“穿著國家的制服，卻暗地里中飽私囊”，銀行家們“身著私人的制服背后卻有國家在撐腰。”的確，這是對過去半個世紀亞洲資本主義的發展總結出的經驗。哈米德通過書中反派主角因賄賂政客和官僚而獲得豐厚的合同強調了這一經驗。這里根本沒有無形之手或者自由市場在運作。事實上，“在沒有國家權力的庇護下進行創業是一場憂傷的奮斗，一場永不停歇的戰斗，一種你死我活的斗爭，而且幾乎沒有多少成功保障。”

哈米德對商學院的術語進行了諷刺，在對經濟增長無比迷戀的亞洲社會里，這些術語影響到了普通對話、政治演說和報紙社論。“當放棄工資的機會成本變得顯著，大部分您所在地區的孩子到了12歲左右就可以去上學了。”結果，對機會成本進行理性分析的程度越高，人類情感的寒蟬效應也就越大。哈米德警告，“對于致富而言，愛情很有可能成為一種障礙……它撲滅了野心蒸爐里燃燒的熊熊烈火，搶走了已踏上財富之路的心跳”。連做愛都要么偷偷摸摸或者成為毫無快樂可言的例行公事：“他們壓抑了聲音，但是肌肉的摩擦，肉體的碰撞，呼吸的急促，和液體的抽吸卻依舊清晰可辨。”

四

在這個超級男性化的世界里，婦女和兒童的處境總體不佳。歐大旭小說中的馬來西亞追夢者菲比，只能讀像《如何得到并留住一個男人》這類書。在一次重要的約會之前，她站在衣櫥前思考應該穿什么樣的衣服，最后她選擇聽從一本自助手冊的建議：“穿得性感”。哈米德書中的主角童年就癡情于一個“漂亮姑娘”，這個漂亮姑娘長大后成了時尚模特，私生活很亂。他的妻子也面臨著自我商品化的命運，她剃了陰毛，穿上情趣內衣，然而卻無濟于事。他的丈夫已經沉迷于商業競爭，充滿了暴力幻想。事實上，在博亞哥達的《乞丐的盛宴》中，薩姆· 康提對他自己的妻子也隨時實施暴力：他將第一任妻子從行駛中的汽車上推下去，“夜晚，一團白色物體在黑色的地面像波浪一樣翻滾”。他用同樣殘忍的手段殺害了第二任妻子；他還迫使自己那個十惡不赦的兒子在對十多個處女施暴后參軍。這些孤獨寂寞的獨行俠與現代人格格不入，更別提記住國家剛擺脫西方統治時所抱有的振興國家、捍衛尊嚴的愿望。在一個男人和女人的數量僅比野獸多一點的叢林社會中，要想建立一個有效的政治體制幾乎不可能。

但是，即便是如此缺乏人類價值的人生，也能給使最貧瘠的靈魂滋生不安。哈米德書中的主角在完全失去財富之后才超越，看到了一絲生活的曙光；然后，他終于不畏懼亞洲自助流派所擁躉的反浪漫的狹隘，與那位前模特同居了，因為她曾經給過他柔情和激情，這是他唯一真實經歷過的。挫敗和漂流感也軟化了歐大旭書中上海掘金者們的堅硬外殼。因此，《如何在崛起的亞洲暴富》和《五星級億萬富翁》的最后幾個章節標題運用了一種憂思的口吻：“專注于最基本的，”哈米德寫道，“吹過絨毛”“透過樹木見森林”。而歐大旭則呼應道“努力理解大方向”“知道什么時候止損”。

他們迷失的主人公們跌撞著走向憂郁的智慧“: 生命中沒有什么能永垂不朽。”特別是哈米德筆下那些不可能在一起的戀人們，沉迷于亨利‧詹姆斯臨終前喊出的“那個絕妙的東西”。這為兩部小說的結尾奠定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傷感基調。這是因為雖然哈米德和歐大旭似乎開始避免用憤世嫉俗的筆調來描繪那個非凡精彩的世界；看起來他們已經接受了自助風格的暗示，即人生是一場無休止的丟失靈魂和美感的斗爭。

他們也不贊同那些保守的道德觀念，保守觀念總是將失敗歸咎于不完善的個人品質，而不是制約人的社會制度。在整個亞洲，相比起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時候，當下的資本主義似乎變成了更不公平的機會游戲。資本主義引起了富貧、城鄉、地方和全球之間的嚴重破裂。居住在巴基斯坦，哈米德對野蠻的等級制度和不斷升級的沮喪、憤怒和暴力保持警惕，這些情緒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窮人通過無處不在的電視對富人的生活有了更多的了解。由于受到了無政府狀態和復仇暴行的威脅，少數的富人生活在保護森嚴的小區里，也就是哈米德的主角送水去的那些小區，而那些被甩在社會底層的年輕人，他們的憤怒情緒卻在不斷地增長。這些國家的人口加起來占據了世界人口的1/4。“有時候，”哈米德寫道，“當你看著豪華SUV（運動型多用途汽車）在狹窄道路行駛被投以憤怒的目光時，你會為自己仍舊貧窮感到慶幸。”當然，哈米德的小說本可以通過一個偶然而且毫無意義的武裝搶劫案來結束—這在每天的亞洲報紙犯罪欄目上都能看到，進而完成虛無主義的闡述。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主人公更偏好一種更溫和的生活方式，然后再自然死亡，這也對亞洲富豪的生存提供了一種策略，并對書的標題進行了補充：“如何在崛起的亞洲暴富并且有尊嚴地離世”。

五

亞洲有一些冷酷無情的投機分子，他們用時髦的做舊物品來掩蓋窮困生活的灰塵和污垢，正如哈米德的主人公晚年常光顧的一家咖啡廳，“仿磨損”的作舊風格里隱藏著之前水果攤販被驅逐的事實。過去被毫不留情地拋棄，僅僅成為利潤的另一來源。《五星級億萬富翁》里的房地產開發商希望把家鄉吉隆坡的一家受歡迎的老電影院改造為“多用途的復合體”，一個有著奢侈品零售店的精品酒店。

當百歲的山姆‧康提回到他的村莊，他發現自己的家鄉轉變成了典型的旅游景區，一個洗刷掉其創造者很多罪惡的地方。在這個“地道”的斯里蘭卡，“歷史與記憶”被“輕松定位，合理定價，而且穿過設有全新休息站點的安全道路和少數幾個軍事檢查站就能抵達。”與此同時，這些還帶動了很多就業機會：“沒能當上村民的人成為了售票員和小吃店的工作人員。”

但是在巨大的亞洲腹地，仍然有著數量龐大的一群人，就如同博亞哥達寫到的，他們是穿著廉價休閑褲、T恤和巴塔拖鞋在樹蔭下吸煙的小人物。他們從未念過書，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那些念過書的人離開村子，而他們只能留在這里，如同花園里的雜草。

這一令人不安的畫面提醒著我們，那些被遺棄的人數量是如此巨大，而且在亞洲這場追趕西方富足和絢爛的賽跑中，他們永遠也無法跟上腳步。很大程度上，他們在亞洲資本主義的戲劇里集體失聲。然而，未來卻真正屬于這些無形的“骯臟窮困”的大多數—他們雖無法尋求生命的更多可能性，但卻保留著雜草一般的生命力，在這世界上最熱忱維護的花園里茁壯成長。

本文選自即將發售的《歷史學人》第一輯：“嶄新”的資本家（微信公號：The_Historian）。

東方歷史評論 2015-08-23 08:4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