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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悝亦稱李克，班固說：“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漢書・食貨志》)司馬遷說：“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之教。”(《史記・貨殖列傳》)“魏用李克，盡地力，為強軍。”(《史記・平準書》)又說：“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史記・孟子荀卿列傳》)《漢書・藝文志》著錄《李克》七篇，并注：“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又著錄《李子》三十二篇，并注：“名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不可能在魏文侯的時候，有兩個姓李的人同為魏文侯的相，同作“盡地力之教”。顯而易見，李悝和李克是一個人，他的名字有的時候寫作李悝，有的時候寫作李克，悝和克是一音之轉。荀況的名字，有的時候寫作荀卿，有的時候寫作孫卿，荀、孫是一音之轉。這種情況古代是常有的。司馬遷和劉歆有的時候寫作李悝，有的時候寫作李克，并不證明他們認為李悝和李克是兩個人。班固不了解這種情況，就在《漢書》人物表上把李悝和李克列為兩個人，這是班固的錯誤。

　　李悝或李克這個人大概是從儒家分裂出來而成為法家的人。他的著作有一部分講儒家的道理，這就是《藝文志》所著錄的列為儒家的《李克》七篇。可是他的著作大部分講的是法家思想，這就是《藝文志》所著錄的，列入法家的《李子》三十二篇。他的情況大概像荀況。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在階級斗爭將近決戰的時期，統治階級內部的、整個舊社會內部的瓦解過程，就達到非常激烈，非常尖銳的程度，甚至使得統治階級中的一小部分人脫離統治階級而歸附革命的階級，即掌握著未來的階級。”(《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61頁)。李悝、荀況就是這樣。

　　李悝的“盡地力之教”，《漢書・食貨志》有比較詳細的記載。他所講的“盡地力”，著重的并不是農業技術，而是推行封建制的生產關系，以提高農民的積極性，并采取一種措施保證糧價穩定，以保障農民的生活。

　　李悝說：一個地方百里的國家，大約有田地九萬頃。山川城市所占的地方約三分之一，剩下三分之二的可耕地，大約有六萬頃，即六百萬畝。如果種地的人的積極性能夠發動起來，種得很好，每畝耕地可增產三斗(原文作“治田勤謹”，王先謙說勤字唐寫本作勸，今從之。勸即鼓勵以提高積極性的意思。“斗”原文作“升”，今依臣瓚及顏師古說改為斗。)。如其不然，就要減產三斗。一增一減之間，六百萬畝的生產的差別，就是一百八十萬石。

　　《食貨志》又引李悝說：如果糧價太高，靠買糧吃飯的人就吃虧(“傷民”)。如果糧價太低，生產糧食的人就吃虧(“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固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怎么辦呢？李悝說：“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這一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善于治國的人，要使糧食的生產者和消費者都不吃虧。

　　這是李悝“盡地力之教”的目標，也是他的政治綱領。

　　“使農益勸”的辦法是計口授田，對每個“農夫”授田一百畝，收入歸耕者所有，國家抽十分之一的稅。照李悝的計算，當時糧價是每石三十個錢。這十一之稅收的是糧食或是錢，材料沒有說明，如果是前者，那就是實物地租；如果是后者，那就是貨幣地租。無論如何李悝的“盡地力之教”，都是推行封建制。

　　對農民計口授田，按畝征稅。這在晉國并不始于李悝。新出土的《孫武兵法》記載孫武答吳王問時說：晉國的六將軍在他們自己的“家”的范圍內，都實行這種辦法。(詳見本書第一冊《緒論》。)照周制，天子設六軍，諸侯設三軍。晉文公于三軍之外，又設“三行”。(《左傳》僖公二八年)實際上就是設六軍，所說的“六將軍”即六軍的統帥，也就是六卿。他們都已實行對農民計口授田，按畝征稅，這種封建制的辦法，可能在文公時就已實行。李悝可能把這種封建制的辦法更系統地、更徹底地推行。

　　穩定糧價的辦法是“平糴”。照李悝所說的，每家農民收入的糧食，除交十分之一的稅及自己食用、消費外，多余的糧食由國家收購。國家按年成的好壞收買一定的數目。遇到荒年，國家把豐年收購的糧食拿出來發賣。李悝說：這樣“故雖遇饑、饉、水、旱，糴不貴而民不散，取有余以補不足也”。

　　《食貨志》說：“行之魏國，國以富強。”這個論斷可以證明李悝的“盡地力之教”在魏國得到實施并且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并不僅只是李悝的理想。《呂氏春秋》引史起的話說：“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用惡也。”這句話也可以證明魏國是實行了一夫百畝的授田制度的，在耕地不好的地方，則一夫二百畝。

　　劉向記載說，魏文侯問李克怎樣“為國”，李克說：“為國之道，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罚必當。”文侯說：“吾賞罚皆當而民不與，何也？”李克說：“國其有淫民乎？”所謂“淫民”，就是依靠其父之功，自己無功而食的人。李克說：“如此者，奪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之謂奪淫民也。”(《說苑・政理》)劉向的《說苑》大都是從當時的古書中抄來的。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不但在政權機構中不應當有無功而食的人，就是在社會中也不應當有無功而食的人。魏文侯僅只做到前一點，還沒有做到后一點。這都是法家的思想。

　　李悝還做了一件大事，就是著《法經》。《法經》的內容大略見于《晉書・刑法志》。《刑法志》說：“是時(指三國魏明帝時)承用秦漢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于盜賊，故其律始于《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漢承秦制。”

　　本書第五章說到，子產鑄刑書，其內容是對奴隸社會中奴隸主的刑法加以整理、編輯。這就是叔向所說的“制參辟”。第八章又說，晉國鑄刑鼎，其內容是范宣子所作的新刑書。在春秋戰國大轉變時期中，適應地主階級的需要，許多國家都作了新的刑書。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就是說，他把當時各國的新刑書加以整理、編輯，成為《法經》。可以說，子產的刑書是夏、商、周奴隸社會中奴隸主階級刑法的匯編，而李悝所著的《法經》，則是春秋戰國大轉變時期地主階級刑法的匯編。子產所鑄的刑書是為奴隸主階級專政服務的，是奴隸主的刑法；李悝的《法經》則是為地主階級專政服務的，是封建制的刑法。子產的“鑄刑書”，是奴隸主階級政權的“回光返照”；李悝的“著法經”，是地主階級政權日益鞏固的象征。

　　“法經”共有六篇。第一是《盜法》，第二是《賊法》。照李悝的意思，盜賊是法的主要對象，這兩篇規定關于懲罚盜賊的條文。第三是《網法》，第四是《捕法》，這兩篇規定關于逮捕盜賊的條文。第五《雜律》，規定關于一般違禁行為的條文。第六《具律》，規定關于施行法的時候可以酌量加減的條文。

　　商鞅在魏國學習了這部《法經》，把它帶到秦國，在秦國推廣施行。秦統一中國以后，還是施行這部《法經》，(“承秦制”)。蕭何又加了三篇，共為九篇，其基礎還是這部《法經》。

　　這部《法經》是為地主階級服務的。它著重保護的是私有權。在中國的奴隸社會中，在奴隸主貴族的統治下，富、貴是不分的，有土地、奴隸的人，同時也就是政權機構中的人。在春秋戰國大轉變時期中，富、貴逐漸分開了，地主階級得了政權，但地主階級中的人不一定同時都是政權機構中的人。在富、貴不分的時候，貴族的所有，同時也就是國家所有，無所謂私有權。在封建制建立以后，富人的所有不一定就是國家所有，這就有了封建私有權。地主階級專政就要制定法律以保護封建私有權。李悝的《法經》適應了這種需要，體現了這種精神，所以在后來的封建社會中，一直是歷朝法律的基礎。可以說，在春秋戰國大轉變時期，李悝的《法經》具有承前啟后的劃時代的意義。

網載 2013-09-10 20:5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