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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語自古就有方言的差別，原始漢語形成的同時，也形成了原始漢語方言[1]，但是從文獻中可以看出至少到了周秦時期就有了方言和雅言的對立，例如大家熟知的《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傳統的方言學是傳統的中國語言學的組成部分，但是在其中并不占顯著的地位。傳統的中國語言學就是通常所說的“小學”，包括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方言學是作為訓詁學的附庸而存在的，在《四庫全書》中方言學的著作只收了揚雄的《方言》，是附在小學的訓詁之中的。長期以來，歷史方言的研究受到一定程度的冷落，這除了學術觀念上的偏頗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難度太大。第一，歷史方言資料的難于搜求；第二，歷史方言材料的難于勘實；第三，短期內知識結構的調整和學術準備的積累難于奏效[2]。
　　傳統方言學的第一部專著是西漢末揚雄的《方言》，這部書的編成，也標志著漢語方言學的建立。但是我國在先秦就有了關于方言的研究，周代就有使者在每年農閑時乘著輕便的□軒車到處采集、收藏、保存方言民謠，不過這種調查記錄是統治者政治上的需要。傳世文獻中也有一些方言差異的記載。
　　把漢語方言學史作為漢語言文字學的一個分支學科來研究開始于20世紀。羅常培的《漢語方音研究小史》是漢語方言學史學科草創的標志。所以漢語方言學史的研究總體上還是很薄弱的。
　　何耿鏞先生的《漢語方言研究小史》是最早的也是迄今為止的唯一一部漢語方言學史的通論性專著。王力先生在《序》中贊到：“其所搜集得的材料是很可寶貴的，我們可以由此窺見漢語方言發展的輪廓。”[3]方言應該有方言學史，但是應該把古代的歷史方言學和現代的描寫方言學分開來寫。
　　就古代的歷史方言學來說，也是要分期的，只有斷代的方言研究好了，才能寫好方言學的通史。但是分期的標準是什么呢，何九盈先生認為：“古人在漢語研究中所造成的階段性的特點，是我們進行分期的主要依據”[4]。何先生據此把中國古代的語言學史分為六個時期：先秦時期、兩漢時期、魏晉南北朝時期、隋唐宋時期、元明時期和清代。同樣，這個標準也適用于古代方言學史，但是古人在方言研究中所“造成的階段性特點”是不完全等同于整個中國古代語言學史的，所以方言學史的分期與古代語言學史的分期也是不完全相同的。華學誠先生把古代方言學史分為四個時期“古代的方言研究按照它本身所形成的階段性特點可以分為周秦漢晉、南北朝至唐宋、元明、清至民初等四個時期。”[5]
　　方言學史的研究本來就是一個薄弱點，而六朝唐宋這一階段的方言學史的研究則是薄弱中的薄弱，因為這一階段，沒有像《方言》這樣的方言學專著產生，也沒有《說文》、《釋名》這樣較集中論及方言的著作。但是要全面研究歷史方言學，這一階段的方言研究狀況又是不能不談的，這一階段的方言研究是整個漢語方言學史一個承上啟下的重要環節。但這一階段的方言研究的材料是零散在各種文獻中的。
　　對宋代的方言區劃，歷史文獻并沒有直接的記載，也沒有像揚雄《方言》、晉郭璞《方言注》和《爾雅注》那樣的資料集中的著作，可以借以分析、判斷。但是仍然可以通過下列三個方面來擬測當時的方言區劃：一是唐宋時代的移民資料；二是宋人筆記中有關方言類別的零散記載；三是對比北宋時的行政區劃和現代方言的區劃，尋求相重合的部分。
　　從宋人筆記中關于方言的記載可以看出，當時人對方言類別的一些見解。他們的見解間接反映方言區劃的事實。例如：
　　陸游《老學庵筆記》卷六：四方之音有訛者，則一韻盡訛。如閩人訛“高”字，則謂“高”為“歌”，謂“勞”為“羅”；秦人訛“青”字，則謂“青”為“萋”，謂“經”為“稽”；蜀人訛“登”字，則一韻皆合口；吳人訛“魚”字，則一韻皆開口，他放此。中原惟洛陽得天地之中，語音最正，然謂“絃”為“玄”、謂“玄”為“絃”，謂“犬”為“遣”、謂“遣”為“犬”之類，亦自不少。[6]
　　趙彥衛《云麓漫鈔》卷十四：且四方之音不同，國、墨、北、惑字，北人呼作穀、木、卜、斛，南方則小轉為唇音。北人近于俗，南人近于雅。[7]
　　從這些零散的材料中至少可以看出兩點：
　　第一，北方方言作為內部較一致的方言大區已經形成。北方話作為一個整體方言的概念是到宋代才在史籍上出現的。從先秦經典到漢揚雄《方言》、晉郭璞《方言注》，在述及方言的地域時都不是把北方話當作一個單位來看的，而只是把北方話分成好些塊，分別加以討論的。這說明北方內部分歧很大，一般人還沒有形成“北方話”這個概念。到北宋沈括才首次提出“北人音”這個概念，也就是說開始意識到“北人音”可以作為一個單位提出來討論。隋陸法言《切韻·序》雖然已經提到“南北是非，古今通塞”。但是其中的“南北”恐是泛言，并非確指北方話、南方話。
　　北方漢語在兩漢時代可以說還是分歧異出的。這從《方言》所列舉的眾多地域中也可以看出。但是北方經漢末喪亂、三國紛爭、五胡十六國混戰，人口流動的規模和數量都很大。這種歷史背景促使了北方漢語的混化，后來經過隋唐宋三代的長期穩定發展，北方漢語進一步互相融合，內部一致性大為增強了。“北方話”作為一個方言大區也就是在唐宋時代才逐漸明確起來的。北方話在漢語中的基礎方言的地位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正式確立的。在唐宋和唐宋之后出現了許多當時以北方口語為基礎的文學作品，如詩詞、小說、話本等。
　　第二，宋代的南方至少有吳、荊楚（湘）和閩三種方言存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從唐宋時代開始才出現關于閩人方言的記載。“福佬”（閩人）這個民系的概念也是在唐代開始出現的。閩語字音有文讀和白讀的區別。唐宋時盛行科舉制度，為了適應考試的需要，讀書人就從北方話中借來文讀音。文讀音的流布是閩語趨向一致的向心力。
　　研究古代方言可以根據記錄歷代方言的文獻資料直接研究，也可以從現代方言來推論古代方言，或者把這兩者結合起來。此外，移民史等非語言因素也可以作為研究古代方言，特別是歷史方言地理的重要參考。
　　在記錄古代方言的各類資料中，以古代的方言學專著最為直接，最為詳盡。清末以前的方言學專著可以分為三小類。一類是用漢字記錄的材料，如揚雄《方言》，晉郭璞《方言注》，明李實《蜀語》等。第二類是外國學者的漢語方言學著作。第三類是用拼音文字記錄的材料，主要是西洋傳教士的著作。考察六朝唐宋的文獻資料，方言研究的材料還是比較多的，但是零散在各種文獻中。六朝唐宋時期方言研究的材料主要零散在下面幾類文獻里。
　　1.文學史料 這一時期產生了大量文學作品，六朝時的詩文，雖受“永明體”的影響，在用韻上要求苛刻，但一些詩文中仍有方音現象的存在，唐宋詩文中也存在大量的方音現象，對這些詩文用韻中反映的方音特點的深入整理與分析也是很必要的。宋代是“話本”或白話小說等通俗文學流行的時代，這種文體所用的語言，是以北方話為基礎的，非常接近口語，里面蘊藏著豐富的方言材料，有待于全面地加以搜集、整理和研究。同時文學作品尤其是反映口語的文學作品中存在的方言詞語與語法現象，也需要深入系統地進行整理與研究。
　　2.語言文字學著作 主要有《切韻》一系韻書，包括《切韻》殘卷，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廣韻》以及《集韻》，顧野王的《玉篇》，陸德明的《經典釋文》，慧琳的《一切經音義》，玄應的《一切經音義》。
　　3.古代注疏 主要有劉孝標為《世說新語》作的注，李善的《文選注》，陸德明的《經典釋文》，孔穎達的《五經正義》，賈公彥的《周禮注疏》、《儀禮注疏》，徐彥的《春秋公羊傳注疏》，楊士勛的《春秋穀梁傳注疏》，邢昺的《爾雅注疏》、《論語注疏》，顏師古的《漢書注》等。
　　4.類書 主要有《太平御覽》、《北堂書抄》、《藝文類聚》、《初學記》等。
　　5.筆記雜談 如顏之推的《顏氏家訓》，劉義慶的《世說新語》，王應麟《困學紀聞》、陶宗儀《輟耕錄》，陸游的《老學庵筆記》，洪邁的《容齋隨筆》，沈括的《夢溪筆談》等。
　　6.史書 有些記錄六朝唐宋漢語方言的材料散見諸于史書中，如《南史》、《北史》、《宋書》、《新唐書》、《舊唐書》、《宋史》等。史書中的方言材料往往是零星的、間接的、籠統的，而且對史書中材料的年代需要經過判斷、分析，才能成為有用的材料。
　　7.隋唐時的外國借字和漢藏對音材料 我國在歷史上對朝鮮、日本、越南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包括這些國家的語言中借用了大量的漢語詞語，甚至采用了漢字作為他們的書寫符號。借用漢字的時候，不但借用字形，而且翻譯了當時的漢語語音。這些譯音大體上能反映當時漢語語音的特點。日譯漢字大致分為兩個時期：公元五六世紀江浙一帶的吳語，稱為“吳音”；公元七八世紀的西北方音，稱為“漢音”。越南、朝鮮大量輸入漢字也是在隋唐。所以這些借字反映的大致是中古時期的語言事實，可以作為考訂中古方音的重要參考材料。
　　8.清代的一些重要的輯佚著作 主要有《小學鉤沈》、《邃雅齋叢書》、《漢學堂叢書》、《玉函山房輯佚書》、《小方壺齋叢書》、《小學鉤沈續編》等。
　　從這些資料中整理出有關方言研究的材料及研究性文字，并對其進行深入的分析與評價，是方言學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工作。華學誠先生在其《漢語方言學史及其研究論略》一文中指出：“這類材料盡管不是很多，但是它們反映了這個時期學者們的學術思考，仍然是非常寶貴的，方言學史理應對之作出評說。”[8]
　　六朝唐宋的漢語方言研究應包括兩方面的研究：其一是當時學者對漢語方言的研究；其二是后人對六朝唐宋漢語方言的研究及已有研究的評價。
　　當時學者的漢語方言研究諸如陸法言《切韻·序》、顏之推的《顏氏家訓·音辭篇》、陸德明的《經典釋文》等，顏之推談到南北方音時說：“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舉而切詣，失在浮淺，其辭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沈濁而鈋鈍，得其質直，其辭多古語。”[9]指出了當時南北方音是很不相同的。與《切韻》序所謂“吳楚則時傷輕淺，燕趙則多傷重濁”[10]，以及陸德明所謂：“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為鉅異，或失在浮清，或滯于沈濁，今之去取，冀祛茲弊”[11]。意思是一致的，是說南北的方言差異很大。由于南北朝時期反映方言的韻書，諸如《切韻·序》里提到的陽休之《韻略》、周思言《音韻》、杜臺卿《韻略》等“各有土風”的韻圖不幸早已亡佚，所以我們要進行這一階段方言研究只能從共時平面的方言描寫材料如史書、字書、筆記雜談、文學作品等進行窮盡式的爬梳。但這些材料很零散，不易識別，需要進行大量的整理與分析工作方能使用。
　　就整個中國古代語言學史來說，六朝是中國語言學發展的一個關鍵時期，因為從這時候開始，出現了一門新的學科——漢語音韻學。這一階段語言的研究重點是在音韻上，“魏晉南北朝是漢語語音研究的開始階段，是詞義研究進一步發展的階段；隋唐宋是漢語語音研究趨向固定、統一的階段，在文字學、語義學方面沒有取得什么像樣的成就”[12]。
　　20世紀以來，不少學者對六朝唐宋時期漢語方言進行過研究，這些研究可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從漢語方言史研究的角度出發，以這一時期文學史料為研究對象，爬梳能反映當時方言的語音、詞匯及語法的文獻資料，進而為漢語方言研究提供重要資料；另一類則側重于漢語方言學史的研究，對南北朝語言學家所做相關研究的評價。本文就這兩個方面已有的研究做一簡單述評，以期能給研究這一階段方言史、方言學史的學者提供一點線索。
　　已有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借助詩文用韻材料，展示這一時期漢語方言的若干語音特點
　　今人對詩文用韻材料的研究大多側重于共同語音系的探討，如周祖謨先生《齊梁陳隋時期詩文韻部研究》、劉冬冰的《從梁詩用韻看其與〈廣韻〉音系的關系》等。但也有學者在探討共同語音系的同時又談到了方音特點，早在20世紀30年代王力先生就注意到了這一點，他的文章《南北朝詩人用韻考》就論及南北朝方言現象，周祖謨先生在《魏晉宋時期詩文韻部的演變》、《齊梁陳隋時期詩文韻部研究》兩文中提到過一些用韻中存在的方音問題：“陸機、陸云詩文的押韻在各部里比同時代一般的人都寬泛，但是這一部模魚虞三類分用很嚴格，這絕不是一件偶然的事，這就是一個方音的問題，應當另做討論”[13]。“魏晉宋這一個時期作家很多，詩文押韻的情況也很復雜，要確定韻類的分合，只能從普遍性著眼，有些特殊的現象，其中也許有方音的問題，當另做討論”[14]。“在齊梁時期有的作家以質部字與脂部去聲字‘轡位器懿寐匱焠瘁’等相押，如齊王融、王思遠、梁江淹、蕭衍、徐勉、王筠等人，都有這種情況，據此推測，當時有些方言脂部可能還有某種韻味存在。”[15]周祖謨先生指出了六朝韻文用韻中存在方音入韻的現象，但有待于對其進行系統深入的探討。研究這一時期作家的詩文用韻的文章比較多，其他比如鮑明煒、程朝暉、杜愛英、馮志白、張令吾等人的文章都是通過對某一作家詩文用韻的研究，展示某方言的特點。
　　（二）探討這一時期重要語言學家的語言學著作
　　古往今來，特別在20世紀，許多學人都關注過這一時期的語言學著作，有不少學者做出了一些有價值的成果。如蔣希文的《〈經典釋文〉音切的性質》，文章認為從文獻資料看，《經典釋文》的音切不可能代表長安音，長安音也不是當時的普通話，認為其音切是南音而不是北音[16]。這些基礎性的研究都對當時方言研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但文章只是肯定其方音性質，對其方音特點并未深入，這也有待進一步的研究。更值得關注的是魯國堯先生的《“顏之推謎題”及其半解》[17-18]一文，文章運用二重證據法，以傳世文獻與現代方言相互發明，據通泰方言、吳方言和贛方言，通過考證大量的歷史文獻，作出了可靠的推斷：“南”指江淮地區以金陵話為標準的南方通語，“北”指黃河流域以洛陽話為標準的北方通語，“吳越”指吳方言。4世紀以前，淮河以南歷來是吳語區，從永嘉之亂開始，北方戰亂，多次發生南遷的移民狂潮，黃河流域的漢語北方方言大舉“入侵”吳方言區，迫使吳方言全線退卻，北方話鳩占鵲巢，盤踞于吳方言的區域，成了勝利的語言，但吳方言不可能一下子徹底退出江淮，二者長期接觸交流，最終形成南方通語。文章首次揭明并考證“顏之推謎題”的可靠性、確定性及內涵。同時還指出研究漢語史的最佳方法之一是“歷史文獻考證法”與“歷史比較法”的結合，漢語方言大都是漢語歷史發展的產物，由于語言發展的不平衡性，古代漢語的許多現象不可避免地分別保留在不同層次的漢語方言中。所以共時差異與歷時順序相當，可以通過方言的差異，來驗證漢語發展中的重要軌跡，科學地探明歷史上漢語分合變異的現象，并為“重建”古代漢語的面貌提供可靠的依據。漢語史的研究主要依靠不同歷史時期的文獻，但文獻都是反映書面語言的，漢字不是拼音文字，就很難準確地表現出漢語歷史發展的情況來。一旦有了大量的漢語方言活資料，漢語史的研究工作自然就會大為改觀了。可以把二者結合起來加以互證，這也就是魯國堯先生提出的新的二重證據法。無論是認識論還是方法論，魯國堯先生的文章對漢語方言史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學術意義。
　　對語言學家的漢語方言研究的評價，一方面可以看到當時語言學家的方言觀，另一方面又可從方法論的層面深入當時的方言研究，是漢語方言學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
　　當時語言學家的著作中也有時音的記載與研究，將他們有關當時方言研究的資料匯集，并給予一定的評價也是方言學史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學者也在論文及其相關論著中有過相關研究，如李恕豪的《論顏之推的方言研究》，文章認為，南北朝后期，著名學者顏之推除了在宏觀上和理論上進行闡述外，還具體描述了南北方音的某些差異：“此論南人語音，聲多不切”，“南人讀錢為涎，讀賤為羨，是不分從邪也”，“北人以庶為戍，以如為儒，以紫為姊，以洽為狎”[19]等等。注重目驗實物以外，還廣泛注意到當時民間話的語言，對當時的方言俗語進行一番認真的搜集和整理工作，作者認為他這種偏重于方言詞語考古的研究方法不失為方言研究的一條路子。在研究方向上，作者認為顏之推更多地把注意力轉向對方音的研究，注意到方言與共同語相互影響的各個方面等問題。這些研究都對方言學史研究有重要參考價值。顧野王和陸德明都是吳郡人。《玉篇》中的反切“為考索六朝吳音之重要材料”，可以和“陸德明之音互相參證，以說明梁陳兩代吳語之實際情況”[20]。玄應是唐初長安的和尚，他的反切也能反映唐初首都長安的語音系統。通過對這些有影響的語言學家的作品所反映的語音系統的研究，也可以管窺當時某方言的音系特點。
　　（三）斷代方音的研究
　　今天的方言面貌是一個歷史的過程，在六朝唐宋時這些方言是什么樣子的，有些什么特點，這也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關注。例如羅常培在20紀30年代就寫了《唐五代西北方音》，近年劉曉南的《從宋代福建詩人用韻看歷史上吳語對閩語的影響》、《南宋崇安二劉詩文用韻與閩北方言》、《宋代文士用韻與宋代通語及方言》、《中古以來的南北方言試說》等一系列文章，雖然也是從詩文用韻出發研究方音，但是作者對宋代的閩音給予了較多的關注，劉曉南的《宋代閩音考》[21]是一部斷代方音史的專著，也是第一部全面考察宋代閩方音的分區及其重要韻系特征的專著。《宋代閩音考》對宋代福建文士421家16185首詩文共19900余韻段，進行了科學的分類排比，整理出宋代福建地區的共同語韻系和重要的閩音特征。劉曉南先生能把福建文士的特殊用韻現象放在更廣闊的語言關系史、人口遷移史領域來考察，研究探討其形成原因和過程，探討了歷史上的閩語次方言分區狀況以及閩語與吳、贛方言的關系兩大問題，多所創獲。其他的還有田范芬的《宋代湖南方言初探》、儲泰松的《唐代的秦音與吳音》等文章。
　　（四）利用文獻考證法與現今方言相結合，展示當時的漢語方言詞匯
　　采用這類材料，大多關注于南北朝重要的著作，諸如《世說新語》、《顏氏家訓》等，多從共同語論說，著力于南北朝共同語的詞語考釋、語法特點的分析。如許威漢的《從〈世說新語〉看中古語言現象》、王小莘的《〈顏氏家訓〉中反映魏晉南北朝時代特點的語詞的研究》等。同時也有為數不多的有關南北朝方言詞的論文，如王建設的《〈世說新語〉語詞小札》[22]，將《世說新語》中的語詞與現代泉州話相聯系，認為《世說新語》中諸如“阿瓜、何物、將時、挺動”等不少詞語仍保留在現今的泉州話中。這些文章對于南北朝方言詞匯研究提供了可貴的資料，但作者沒有就此對這些方言詞語進行深入的研究，更沒有進一步展示南北朝方言詞語的某些特色。
　　（五）某一具體方言的歷史研究
　　近年來，一些學者開始傾力于現代某些方言的歷史研究，如李新魁先生《廣東閩方言形成的歷史過程》、張衛東的《試論近代南方官話的形成及其地位》、張光宇的《吳閩方言關系試論》、《論閩方言的形成》、周靜芳的《贛方言的形成與發展初論》、張樹錚的《山東方言簡史》等。這些文章在探討該方言歷史的同時也略論及這一時期該方言的某些特點。如張樹錚先生的《山東方言簡史·魏晉南北朝時期篇》[23-24]，提到南朝人顧野王在《玉篇》中對山東一些方言詞語的記錄。文章還提出山東方言研究的不足，認為南北朝時期山東地區出現了不少語言文字學家，著述也比較多，現有存世文獻如文學作品、文藝理論著作、政論文和科學著作也不少，但對于這些山東人士的著作中包含有多少方言的成分，又有多少反映了山東地區方言，目前還缺乏研究。這一類方言研究史的論著都是比較粗略的，這也有待今后的繼續研究。
　　六朝唐宋時期的方言學史的研究雖然有越來越多的人在關注，但是這一領域的空白還是比較多的，有很大的研究領域。要深入研究六朝唐宋方言學史，需要對各種記錄這一時期方言的文獻進行系統的梳理。
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銀川46～49H1語言文字學柳玉宏20072007
六朝唐宋/方言/方音/方言學史
漢語自古就有方言的差別，但漢語方言學史的研究總體上還是很薄弱的，縱觀中國方言史的研究，大多傾力于上古或近代，六朝唐宋方言研究則顯得尤為薄弱。考察六朝唐宋的文獻資料，方言研究的材料還是比較多的，但是零散在各種文獻中。20世紀以來六朝唐宋方言研究主要有：借助詩文用韻材料展示方音特點；探討這一時期重要語言學家的語言學著作；斷代方音研究；利用文獻考證法與現今方言相結合，展示當時的漢語方言詞匯；某一具體方言的歷史的研究。要深入研究六朝唐宋方言，對各種記錄這一時期方言的文獻要進行系統的梳理。
作者：寧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銀川46～49H1語言文字學柳玉宏20072007
六朝唐宋/方言/方音/方言學史

網載 2013-09-10 20:5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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