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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朝時期，其主流軍事思想與以往發生重大變化，保守的、重內輕外的意識取代了積極進取、外向的精神。與此同時，其國防戰略與兵學亦與之適應而演變，大致蛻變為被動防御和教條、空論的結果。
經歷中唐五代長期藩鎮割據、武人跋扈局面之后，宋朝開國伊始便采取了一系列的收兵權舉措，結束動亂，維護統治秩序。但隨著文武失衡問題的解決，統治者卻未能適時調整方針政策，特別是宋太宗朝兩次北伐失敗后，徹底喪失與北方游牧政權交戰的信心，從此眼光向內，又采取“守內虛外”之策，逐漸推行“崇文抑武”的治國方略。以后，宋朝大致延續這一路線，長期矯枉過正，側重于以意識形態化的儒家道德思想治國，有意抑制武將群體和武力因素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影響。于是，其主流軍事思想打上了守內甚于防外的強烈色彩。這種源于極端狹隘專制集權主義的保守軍事思想的確立，便不能不對國防戰略與軍事學說產生極大的消極影響。
首先，在宋主流軍事思想中，強調軍隊以維護內部專制統治為首要和主要任務，因此對將帥的角色、作用便存在偏見認識，即：要求其安分守己，以能約束和管制部屬為上。正因為如此，當政者長期對將領嚴厲束縛，實施“將從中御”之法。北宋名將狄青飽受打擊，南宋高宗集團慘殺名將岳飛之舉，也實與此狹隘思想有關。
第二，在歧視、抑制武將群體的意識作用下，配合“將從中御”的需要，派生出“以文馭武”制度，長期使用文臣，甚至不懂軍事的書生指揮軍隊。雖其流弊無窮，但依舊不愿舍棄。
第三，在宋主流軍事思想下，直接導致全面防御，也是被動、消極防御的國防戰略的確立，放棄了以往攻防結合的原則。雖然長期陷于被動挨打的境地，卻不思悔改，繼續抱殘守缺。議和手段又被視為醫治邊患良藥，長期依賴之。
第四，在“崇文抑武”治國方略下，主流軍事思想的本質就是懷疑、歧視武力因素。因此，主政的文人士大夫集團對國防關注不足，雖然養兵規模巨大，軍費開支不堪重負，但完全屬于被動應對行為所致。
第五，在宋代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制造業及工藝水平顯著進步，特別是火藥應用于軍事的情況下，軍事手段發生一定變化，為武器裝備以及作戰方式的改變提供了可能。但由于社會精英群體集中在文官隊伍之中，缺乏對新軍事手段的敏感和重視，更沒有思考由此可能引發的軍事變革，依舊擺脫不了冷兵器時代的傳統用兵思維模式。
最后，儒學在宋代發生了重大變化，學者們汲取佛、道等其他思想養分，紛紛創建自己的學說體系，形成內容飽滿的新儒學。但與此鮮明對應的是，兵學卻依然徘徊于先秦以來兵家著述的囹圄。宋廷基于自身的需要，曾長期嚴禁民間流傳兵書。宋夏大規模開戰后，固然因為戰爭的刺激，談兵之風隨之頗盛，不過或處于文人空談泛論之中，或陷于傳注之學，亦即經院文牘主義，未能如儒學那樣由傳注之學向變革理論、方法的探討深入發展。故注解前人兵書者多，還出現了官方校刊的“武經七書”，但創新思想卻少見。不少人還迂腐到為無能的政策作注腳的地步。這種兵學嚴重滯后的尷尬局面，既是當時主流保守軍事思想的產物，反過來又束縛了軍事學說的發展與實踐。
由于宋朝治國思想中不斷加深的偏見，致使宋代主流軍事思想、軍事學說背離了中國古代兵學的優秀傳統，從而對其國防軍事產生了極大的消極影響。由此兩宋雖然經濟、文化輝煌一時，但卻不免長期被動挨打，先后亡于邊患，最終以“積弱”而聞名于史。南宋學者呂祖謙即沉痛地指出：本朝“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干略未優。”（《宋史》卷四三四《呂祖謙傳》）元人修宋史時則評價道：“宋恃文教，而略武衛。”（《宋史》卷四九三《蠻夷―・序》）。

網載 2013-09-10 20: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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