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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類號］D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505(2006)05-0097-06
　　布什保守主義思想的形成和新保守主義的外交戰略
　　喬治·W.布什成長的環境、《圣經》以及新保守主義的一些重要人物，對布什的思想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布什在得克薩斯的米德蘭德長大，米德蘭德是一個基本上自我封閉的社會，是講英語的北美地區的“最為保守的社區”，“三K黨”在這里有著強大的支持力量。布什執政后的許多政策根源都可以在得克薩斯西部的文化中找到。毫無疑問，得克薩斯的文化深深地影響了布什及其思想的形成。①
　　在布什政治哲學的形成過程中，《圣經》的作用不容忽視。從1981年開始，由于布什嚴重酗酒，個人生活面臨著嚴重的危機。1984年，布什在其好友埃文斯（Don Evans，后來成為布什內閣的商務部長）的介紹下，參加了一個只有十人組成的讀書班，這個讀書班只讀《新約》。在其后兩年的時間內，布什逐字逐句地多次閱讀圣經。圣徒保羅的轉變過程深深地打動了他，他也開始把基督當作自己的朋友。這種樹立起來的精神原則大大加強了布什積極面對生活的信心，特別是增強了他戒酒的決心。1986年40歲生日的那天，布什宣布自己戒除這個惡習。②
　　另外，對布什的政治思想產生巨大影響的人是魯弗(Karl Rove)。1974年，老布什把魯弗介紹給當時還在哈佛大學讀書的布什，魯弗成為布什最親密的朋友和政治顧問。魯弗雖然沒有任何學位，但卻是一個在政治方面經驗老到的組織者。從1993年開始，布什和魯弗不斷接觸，進行長時間的交談。布什發現魯弗是“一個反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而根據魯弗的說法，布什希望改變“由那些勢利的精英以及左翼的常青藤的家伙們所創造的文化，而這些人依然對文化產生著腐蝕作用”。為了讓布什形成連貫一致的政治哲學，魯弗向布什推薦閱讀他自己最喜愛的三本書，即瑪格奈特的《夢想與惡夢》、奧拉斯基的《美國同情心的悲劇》以及霍洛維茨和考利爾合著的《垮掉的一代：對六十年代的重新思考》。這幾個人著作的共同特點就是強烈地抨擊20世紀60年代以來的反傳統的思想文化。瑪格內特論述的是60年代反文化的“精英們”不負責任的價值觀，是如何無意識地摧毀了窮人的自尊。布什后來曾承認，瑪格內特的書對他的影響僅次于《圣經》。《美國同情心的悲劇》研究的是政府的福利政策對美國社會、文化所產生的侵蝕作用。霍洛維茨是伯克利“新左派”運動的奠基人之一，他在1965年曾經出版《自由世界的巨人：對冷戰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批判》一書，抨擊美國外交政策的侵略性和帝國主義本質，但霍洛維茨后來卻成為新左派的強烈批評者。1997年，魯弗邀請這些作者同布什見面，以加深布什對他們思想的理解。布什從這些人的著作以及同他們的會談中受益匪淺，他們的一些建議成為布什總統“富于同情心的保守主義”的國內計劃的一部分。③
　　但對布什的政治思想特別是外交思想和國家安全戰略產生至關重要影響的，還是冷戰結束以來在美國影響日益強勁的新保守主義思潮。新保守主義宣傳自由企業思想、受限制的政府、個人自由、傳統的美國價值觀以及強大的國防。新保守主義者宣揚軍事單邊主義，主張外交事務主要由行政部門負責，他們提出了有關戰略思想的一整套選擇。這些保守主義者同美國外交政策中的理想主義傳統有許多共同之處。新保守主義者聲稱，同那些保守主義的現實學派相比，就保衛和推進美國至關重要的利益而言，他們的戰略選擇方案更為現實。同美國早期的戰略一樣，新保守主義者強調民主化和創建一個自由世界。保守主義認為民主或自由世界基本上是限定在發達的現代國家，即第一世界；而新保守主義者則相信，民主和自由可以推廣到全世界。④用新保守主義的代表人克里斯托爾(William Kristol)和卡根(Robert Kagan)的話來說，“美國能夠而且應該能夠領導世界走向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一個以美國的自由和正義的原則而建立的世界”。⑤
　　新保守主義者同右翼思想庫關系密切。那些右翼的思想庫主要包括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美國企業學會(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當前危險委員會(Committee on the Present Danger)、戰略和國際關系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新美國世紀計劃(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以及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等。從1999年到2001年，美國82個保守的基金會一共為保守主義的公共政策研究投入了83億美元的基金，其中右翼思想庫大致接受了7774多萬美元，大學接受了2314多萬美元，媒體機構接受了677多萬美元。在這其中，以新美國世紀計劃和美國企業學會的作用和影響尤為突出。
　　新美國世紀計劃成立于1997年，其主要成員包括艾伯拉姆斯(Elliot Abrams)、貝內特(William Bennett)、杰布·布什(Jeb Bush)、切尼(Dick Cheney)、科恩(Eliot Cohen)、福山(Francis Fukuyama)、利比(Lewis Libby)、奎爾(Dan Quayle)、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沃爾福威茨(Paul Wolfwitz)等。克里斯托爾和卡根在機構創建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其發表的第一份正式的政策聲明中，他們抨擊了克林頓時期的多邊主義。聲稱保守主義者并沒有對“美國在世界中的作用令人信服地提出戰略倡議……我們的目標就是改變這一局面。我們的目標就是證明自己的立場，為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聚集支持”。聲明進一步宣稱：“強調軍事實力和道德高尚的里根式的政策在當前并不流行，但是，如果美國要在這個世紀獲取成功，并在下一個世紀確保我們的安全與強大，那么里根式的政策則是必不可少的。”⑥
　　1998年1月，新美國世紀計劃致函克林頓總統，要求美國制定新的戰略以應對新的威脅，其中特別提議用軍事手段把薩達姆趕下臺。2000年9月，新美國世紀計劃發表了《重建美國的防務：面向21世紀的戰略、軍隊和資源》的研究報告，宣稱其研究目的在于“為保持美國的優勢地位、防止敵對大國的崛起、以美國的原則和利益塑造國際安全秩序提供藍圖”。為此，報告提出了以下主要政策建議：首先，逐步增加防務開支，使之最少達到國民生產總值的3.5%至3.8%之間，為此每年應再增加防務開支150億到200億美元。其次，在保持長期的軍事基地的框架下，作為對海外駐軍的補充，美國應尋求建立一個“兵力部署基地”(deployment bases)或“前進行動基地”(forward operating bases)的體系，以增加當前及未來軍力活動的區域范圍。第三，提升美國在東亞地區的軍力，是應對中國崛起為一個大國的關鍵。第四，建立全球導彈防御體系。最后，形成在太空進行活動的能力，包括發射飛船、新的衛星等，為創建新的軍種，即美國太空部隊鋪平道路。報告強調，“全球領導地位并不是靠我們的安逸悠閑來行使的……一旦我們國家安全的核心利益受到直接威脅的時候，那就為時過晚了”。⑦
　　布什就任總統后，當初在新美國世紀計劃上簽名的34人當中，有11人在布什政府內担任高級官員。切尼(Richard Cheney)是副總統，對外交決策影響巨大。布什曾經說過，“當切尼講話時，那就等于是我在講話；當我講話時，那就等于切尼在講話”。在國防部，新保守主義勢力最為強大，拉姆斯菲爾德担任國防部長，沃爾福威茨是國防部副部長，費斯(Douglas J.Feith)担任負責政策研究的副部長，盧德曼(Peter W.Rodman)担任負責國際安全事務的助理部長，小施奈德(William Scheider Jr., )担任防務科學委員會的主席，玻爾(Richard Perle)担任防務政策委員會的主席，施因內曼(Randy Scheunemann)担任部長辦公室的顧問。在國務院，賴斯(Condoleezza Rice)任國務卿（她在布什第一任政府內担任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布什對賴斯極為信任，他曾這樣說，賴斯是一位“可以以我能夠理解的方式解釋外交政策事務的人”，她或許就像“一位知己和強大的精神支柱”一樣重要。⑧阿米蒂奇(Richard L.Armitage)担任副國務卿；多波連斯基(Paula Dobriansky)担任負責國際安全的副國務卿；博爾頓(John R. Bolton)担任負責軍控和國際安全的副國務卿，后來出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哈斯(Richard Haas)担任國務院政策設計室主任；美國企業學會的中東問題專家沃爾姆塞爾(David Wurmser)担任博爾頓的特別顧問。新保守主義者還占據了影響布什政府決策的其他至關重要的位子。利比(Lewis Libby)是切尼的參謀長和國家安全特別顧問，他曾經被《新聞周刊》稱為“許多人從未聽說過的、但卻是華盛頓最有影響力的人物”；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中東和北非事務的艾伯拉姆斯成為布什總統的特別顧問；卡利扎德(Zzalmay Khalilzad)成為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成員，在阿富汗戰爭結束后成為布什處理阿富汗問題的總統特使。⑨
　　美國企業學會同樣是新保守主義的最為重要的機構之一。在美國企業學會中，一半以上的董事來自世界500強的大企業。2003年7月，美國企業學會舉辦題為“美國是而且應當是一個帝國”的論壇，它宣稱：“美國不是地球上最強大的國家，但無可爭議的是，美國是歷史上最強大的國家。為了保護民主資本主義的全球貿易通道以及美國自身的安全利益，美國應當在任何時間和任何地點進行干預。”2003年2月26日，布什在美國企業學會發表題為“自由與未來”的講話，對美國企業學會大加贊譽。布什說：“在美國企業學會，有我國最優秀的一些思想家，他們正在為對我國產生最重大的挑戰的一些問題而工作著。他們的工作是如此的卓越，以至于我的政府中吸收了20位這樣的思想家。”⑩新保守主義及其思想庫對布什政府外交戰略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
　　布什當選為總統后，新政府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在“9·11”事件之前看來是基辛格式的，亦即強調傳統的地緣政治問題以及同大國的關系。新保守主義者對布什政府會不會采取他們所主張的外交政策依然心中無數，在他們看來，國內問題將是布什政府政策的重點。克里斯托爾曾經說過：“2000年秋天我們花費了很多時間，對布什和切尼的競選以及他們對外交政策的立場都相當不滿意……對布什可以成為一個在外交政策上有成就的總統未抱很大的希望。在他成為總統的頭幾個月內，我們的確對他有相當的微詞……布什會不會采取我們的政策建議還是不清楚的。”(11)無論如何，恐怖主義并不是新政府關注的頭等重要的戰略問題。和克林頓政府相比，在布什任內的頭一個月，布什政府對國際合作展示出更少的興趣。但在2001年9月11日的上午，這一切政策設想似乎都發生了變化。
　　“9·11”事件和布什主義的主要政策內容
　　“9·11”事件后，美國國防部計劃首先對伊拉克實施軍事打擊。9月12日，拉姆斯菲爾德在國家安全委員會上建議，由于阿富汗缺少合適的目標，因此應對薩達姆實施打擊。沃爾福威茨在9月15日的戴維營會議上也提議軍事打擊伊拉克，但布什接受了中央情報局局長特內特(George Tenet)的建議，決定首先打擊阿富汗的塔利班。10月7日，美國開始對阿富汗實施軍事打擊行動。到2001年12月塔利班垮臺以及阿富汗新政權建立，這場代號為“持久自由行動”的軍事打擊僅持續了兩個月。隨后，布什政府便開始把打擊矛頭對準了薩達姆。
　　為了給軍事打擊伊拉克制造輿論，美國不僅提出了“邪惡軸心”的概念，而且提出要以“先發制人”的軍事戰略打擊這樣的“邪惡軸心”。2002年1月29日，布什在國情咨文中首次提出了“邪惡軸心”(axis of evil)的說法，他特別強調：“我們可以未雨綢繆，但時間并不在我們這一邊。當危險不斷增加的時候，我不會靜觀其變。當危險日益逼近的時候，我不會袖手旁觀。美利堅合眾國將不會允許世界上最危險的政權用世界上最危險的殺傷性武器來威脅我們”。(12)
　　因此，以“先發制人”的軍事手段對付可能對美國安全造成威脅的危險，是布什政府國家安全政策的基本指導原則，這一原則的主要標志是2002年9月公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其中突出體現了后來被廣泛稱為“布什主義”的基本思想和特點。(13)這一報告首先突出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的傳統目標，這些目標包括：“政治和經濟上的自由；同其他國家的和平關系；尊重人類的尊嚴。”“美國必須保護自由和正義，因為這些原則對全人類都是正確和真實的。”因此，美國必須“支持贊同人類尊嚴的抱負”，“強化同盟關系以擊敗全球恐怖主義”，“防止敵人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威脅我們、我們的盟國和我們的朋友”，“通過自由市場和自由貿易促進全球經濟發展進入新的時代”，“通過社會的開放和民主基礎的建設拓展發展的領域”，“同世界其他主要中心大國一起形成采取合作行動的安排”，“改變美國國家安全機制使之應對21世紀的挑戰和機遇”。如何實現這些目標，布什政府強調，威懾已經不足以對付“無賴國家”和恐怖主義分子，因為恐怖主義分子尋求攻擊的目標是無辜的平民，他們尋求殉難，他們“最有效的保護就是沒有國界”。因此，“威脅越大，無所事事的風險就越大，更具有緊迫性的就是要采取預先的行動來保衛我們自己，盡管我們不清楚敵人發動進攻的時間和地點”。在布什政府看來，采取“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是應對這些威脅的最理想的選擇。為此，布什強調：“幾百年以來，國際法都一直承認，每個國家在它們保衛自己免受……迫在眉睫的進攻危險之前……可以采取合法行動使自己無需遭受進攻。國際法學家們常常以是否存在迫在眉睫的威脅作為采取先發制人行動的合法性的條件……我們必須使迫在眉睫的威脅的概念適應當今敵手的能力和目標……美國長期以來就保有采取先發制人行動的選擇權，以擊退對我國國家安全的威脅。”
　　“布什主義”強調美國使命的神圣性，強調反恐戰爭的神圣性。布什在將反恐戰爭描述為善與惡之間的斗爭時，經常暗示上帝對他的支持。在發生恐怖襲擊當晚對全國發表的講話中，布什引用了《圣經》詩篇第23章中的著名詩句：“即使我在死亡陰影之谷行走，我也不會懼怕邪惡，因為有你與我同在。”在恐怖襲擊發生的第九天，布什對國會發表演講時指出：“戰爭中永遠存在自由和恐懼、正義與殘酷。我們大家都知道，上帝不會在它們之間保持中立態度。”布什的一些朋友和幕僚私下對記者表示，布什認為自己是在貫徹上帝的意志。布什的一位親密朋友說：“我認為，在他的心目中，這正是上帝要求他做的事情。”一位未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級官員后來補充說，布什“確實認為自己是上帝安排在這里來完成一項神圣計劃的”。一批宗教領袖在“9·11”事件后造訪白宮，其中一位告訴布什，布什正在做的事情就是上帝為他選擇的使命。據傳說，布什的回答是，“我接受這個使命”。(14)
　　“布什主義”強調冷戰的歷史經驗，強調意識形態在美國外交中的重要作用。2002年6月1日布什在西點軍校發表演講時指出，“我們的斗爭同冷戰時期是相似的。現在同過去一樣，我們的敵人是極權主義者，他們貪婪地追逐權力，而毫不顧及人類的尊嚴。”布什強調：“在正義與殘暴之間不存在中立，在清白與罪惡之間沒有中立；我們正處于善與惡的沖突之中，美國將抨擊這樣的邪惡。在同邪惡和無法無天的政權進行對抗的時候，我們并沒有制造問題，我們是解決問題。”布什2004年6月2日在空軍學院畢業典禮上的講話中，同樣強調了冷戰的歷史經驗以及意識形態的意義。布什說，在冷戰的最初幾年內，“如果那一代美國人喪失勇氣，那就不會有‘漫長黎明的斗爭’，只會有漫長的黎明了。但是，美國及其盟友保持了被壓迫人民的信念，給歐洲指明了民主的前景。正是那種執著給全世界的人民一個教訓，那就是要相信自由的力量。”布什強調：“如果我們對自己的價值觀失去了意志和信念，我們的敵人就會取勝……我們的意志是堅定的，我們明了我們的責任。我們這一代人恪守自己的諾言，堅信自己的價值觀，我們將向世界再次展現自由的力量。”(15)對這一信念，布什在其第二任總統任職的就職儀式上進一步表明，“無論是從歷史實踐還是從每個人的常識，我們都能推導出這個結論：要保護我們的國土上的自由，將會越來越多地決定于其他國土上的人民能否獲得自由。和平最大的希望就在于自由在整個世界的傳播……因此，美國的政策就是，在世界上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文明當中，支持民主運動和民權團體的成長，最終目標是在我們的世界上徹底結束專制。”布什還一再表示，美國“有責任給人民帶去自由，我希望我們將不使用武力來完成這個責任，但我們有這個責任”。他還強調，“自由并不是美國給世界的禮物，自由是上帝給世界上所有人的禮物。我相信這一點。”(16)
　　布什的這一觀點得到了其他決策者的響應和贊同。2004年2月20日，鮑威爾(Colin Powell)在普林斯頓大學為凱南100歲生日舉辦的慶典上發表講話時表示，凱南“從來沒有忽視思想所具有的力量，他也從來沒有懷疑是高尚的理想指導我們最終獲得了勝利……在我們的時代，我們必須承認思想的力量，去支持崇高的民主理想”。(17)賴斯2005年1月18日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有關國務卿提名的聽證會上說：“我們將在全球擴大自由與民主。這是布什總統給美國和全世界確立的使命，也是今天美國外交的偉大使命。”沃爾福威茨相信，“同冷戰一樣，針對恐怖主義的全球戰爭是一場為了理想的戰爭”。國防部副部長費斯公開聲稱，推進自由是“對我們時代的召喚”，是“對我們國家的召喚”。拉姆斯費爾德也認為，反對恐怖主義“同以前擊敗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斗爭是一樣的”。因此，美國在2003年發表的《安全、民主和繁榮：2004-2009年度戰略計劃》中明確表示：“21世紀的美國民主是基于以下基本的信仰：通過確保其他國家的自由，來最好地保衛我們自己的自由；我們的繁榮依賴于其他國家的繁榮，我們的安全依賴于全世界一起努力來保障所有國家的權利。美國人民的歷史就是一部我們努力遵循我們自己理想的歷史。”
　　“布什主義”強調美國的世界領導地位。切尼2002年2月15日在對外關系協會發表演講時表示，對付恐怖主義威脅的責任責無旁貸地落到美國的肩上，“在這一事業中，美國擁有不少的朋友和盟國；但能夠領導這一事業的只有我們。只有我們才能成為號召者，將各個國家召集到這一如此重大的任務中來，共同對付難以捉摸和詭計多端的敵人。美國有能力，也只有美國有能力將這一事業推向勝利。這一重任落到我們肩上并非偶然。我們處于獨一無二的地位，是由于我們擁有無與倫比的財富，由于我國人民的特性，由于我們理想的力量，由于我們軍力的強大，以及由于支持這種軍事力量的強大的經濟”(18)。
　　“布什主義”還試圖為世界其他地區特別是中東地區的民主進程樹立榜樣。布什曾在2003年5月1日宣布伊拉克戰爭結束的講話中宣稱，“解放伊拉克是打擊恐怖主義的戰役中至關重要的勝利……我們對自由的承諾是美國的傳統，建國之時宣示了這個傳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在‘四大自由’中確認了這一傳統，杜魯門主義和里根對邪惡帝國的挑戰，都是這一傳統的昭示。”切尼在2002年8月的一次公開演講中表示：“改變伊拉克的政權將為這一地區帶來許多好處。當威脅的墳墓被鏟除后，這一地區熱愛自由的人民將有機會發揚那些可以帶來持久和平的價值觀……我們推進巴以和平進程的能力將得到提升，就如同1991年解放科威特后所發生的一樣。”因此，布什政府內的新保守主義者設想，推翻薩達姆后建立的民主的伊拉克，會成為其他阿拉伯國家的榜樣。他們認為，諸如沙特阿拉伯、敘利亞、埃及以及巴勒斯坦等專制政府可能會迫于自己民眾的壓力轉向民主。假如這種情況發生，這些國家將不會再成為伊斯蘭恐怖分子滋生的土壤。伊拉克將成為阿拉伯世界自由的燈塔，并成為美國的一個軍事基地。美國在中東地區的影響將進一步擴大。因此，布什認為美國同伊拉克乃至阿拉伯世界的沖突，“不是宗教的沖突”，而是“政治觀的沖突”。布什相信，一個自由的伊拉克將成為中東地區改革和進步的典范。(19)
　　“布什主義”強調先發制人的軍事手段的重要性。在布什看來，新的威脅需要新的思維，“在對付恐怖主義敵人方面，有關遏制的傳統思想不起任何作用”；同時，“當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神經錯亂的獨裁者用導彈發射這些武器或者秘密地向恐怖主義的同伙提供這些武器的時候，遏制是不可能的”。為此布什強調，“本土防御和導彈防御是更為強大的安全的組成部分，它們對美國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優先考慮。然而，反恐戰爭不能依靠防御獲勝。我們必須打擊敵人，破壞它的計劃，在最嚴重的威脅出現之前就面對它。在我們所處的這個世界。亡，安全的惟一途徑就是采取行動。美國將采取行動”。(20)因此，美國“需要在海外開戰，把戰爭送給那些壞蛋”。
　　在這種戰略思想的指導下，布什政府大力增加軍事開支，以期建設更為強大的國防力量。在克林頓時期，從1994-2001財政年度，平均每年軍費開支在2920億美元；布什政府在2002-2007年財政年度，平均每年軍費開支達到3294億美元，而“9·11”事件后的軍費開支每年高達3380億美元。同時，美國還加大對高科技武器特別是核武器生產的投入。2003年美國的防務法案取消了對低能量核武器(low-yield nuclear weapons)研制的限制，并增加經費研制高能量核武器(highyield nuclear weapons)。眾議院雖然對預算開支加以削減，但同意研制和生產低能量核武器和高能量核武器，每年的經費達到64億美元，遠高于冷戰時期最高的每年42億美元。
　　軍事打擊伊拉克、推翻薩達姆政權是美國實施“布什主義”的重要步驟。2002年10月7日，布什在辛辛那提發表講話，為軍事打擊伊拉克制造聲勢。他在講話中指出，鑒于“9·11”恐怖襲擊的教訓，“美國不能無視正在針對我們的危險；面對危險的明顯證據，我們不能等待最后的結果，那就是在蘑菇云中顯現出來的證據”。拉姆斯菲爾德更把薩達姆等同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美國決定對伊拉克采取代號為“伊拉克自由行動”的軍事行動后，布什在2003年3月19日發表講話指出，軍事行動的目的是“解除伊拉克的武裝，使伊拉克人民獲得自由，保衛世界免受更大的危險”。(21)
　　“布什主義”所闡述和推行的政策，在當時得到了美國公眾的大力支持。“9·11”事件之前，布什的支持率大致在51%左右；9月14日到9月15日，布什的支持率達到86%；9月21日到22日，布什的支持率高達90%。在“9·11”事件后的半年內，布什的支持率平均在70%。另外，芝加哥對外關系委員會(Chicago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1998年贊成美國使用地面部隊對恐怖主義的訓練營地和其他設施實施軍事打擊的只有57%，而到2002年則上升到91%。2001年2月蓋洛普民意測驗也顯示，贊成美國在國際事務中扮演領導角色的為16%，到2003年2月達到時26%。(22)
　　布什主義和美國外交思想傳統
　　體現布什外交思想的“布什主義”不僅在美國國內外政界引起相當大的爭議，而且在美國社會科學界也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論戰。這場論戰的核心就是，布什主義究竟是美國外交思想的一場革命，還是美國外交傳統的繼承和發展。美國歷史學家和政治學家圍繞著這一問題展開了相當激烈的爭論，突出體現了“布什主義”所具有的重要的政治影響以及社會和學術影響。
　　布什主義有一系列的目的，其中一些目的有著深厚的歷史根源，體現了美國人民的特性。布什政府不僅強調通過美國的榜樣，而且關鍵是要通過美國的力量來重新塑造國際秩序。“9·11”事件后產生的強烈的威脅感導致美國決策者把其戰略優先考慮置于美國價值觀的普世性和優越性之上，其結果必然是過分宣揚美國的力量，推行單邊主義和先發制人的戰略。而這一戰略的目的在布什政府看來，是通過在全世界推廣美國價值觀和政治制度以維護美國的利益，減少對美國安全的威脅需要在全世界推進民主改革。布什政府的政策則表明，推動中東地區的民主不僅表現的是理想主義，同時也符合美國的利益。因此，布什主義體現了美國外交思想傳統的連續性，因為先發制人的軍事行動在美國外交史上早已存在。同時，推進民主的政策，也是自威爾遜以來美國外交政策的重要內容和實踐。
　　但是，同以往的美國外交政策相比，布什政府的外交無疑呈現了一些重大的變化。由于其他強國沒有力量挑戰或制約美國的力量，美國力量的運用在冷戰后不受任何制約，這樣，布什外交政策的重心從多邊主義轉向單邊主義；而在單邊主義的行動中，預防自然成為美國領導人至關重要的選擇。值得注意的是，布什政府采取單邊行動的選擇，不僅忽視了威懾以及其他更為有限的外交、經濟以及軍事制裁是可以使用的其他或許更為有效的選擇，而且忽視了國際政治的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美國和世界其他地區將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相互依存。同時，在向世界推廣美國價值觀和政治制度的外交傳統中，布什總統及其新保守主義的支持者所忽視的是，美國不能一方面是一個單極的霸權國家，同時又要成為其他國家的楷模。
　　就布什主義的歷史意義而言，有些學者開始把布什政府同杜魯門政府聯系起來了，因為布什對恐怖主義所發動的全球戰爭以及他所宣稱的對中東地區實施民主化的目標，都體現了冷戰初期美國的戰略抱負。毫無疑問，布什的外交思想和大戰略體現了一種意義深遠的戰略創新，這種創新并不在于它的目標，而在于布什政府提出的實現這些目標的方式，這也是“先發制人”原則成為美國國內外討論戰略問題的焦點的原因。
　　注釋：
　　①⑩Roger Burbach, Jim Tarbell, Imperial Overstretch: George W. Bush and the Hubris of Empire (New York: Zed Books, 2004), pp. 103-104, pp.91-93.
　　②③(15)(19)Richard A. Melanso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ince Vietnam War: The Search for Consensus from Richard Nixon to George W. Bush, Armonk, New York: M.E. Sharpe, Inc., 2005,pp. 293-294, pp. 296-297, pp.325-326, p.313、p.323.
　　④James Kurth, "Global Threats and American Strategies: From Communism in 1955 to Islamism in 2005", Orbis, Vol. 49, No.4 (Fall 2005), pp. 642-643.
　　⑤Robert Kagan, William Kristol, "Reject the Buddy System", in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5, 1999, p. A31.
　　⑥⑨Craig R. Eisendrath, Melvin A. Goodman, Bush League Diplonmacy: How the Neoconservatives are Putting the World at Risk, Amherst,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04,pp. 173-175, pp.177-191.
　　⑦"Rebuilding America's Defenses: Strategy, Forces and Resources for a New Century",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September, 2000, see www. newamericancentury. org/Rebuilding Americas Defenses. pdf.
　　⑧(14)lvo H. Daalder, James M. Lindsay, America Unbound: The Bush Revolution i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2003, p.24, p.88.
　　(11)Chris J. Dolan, "Foreign Policy on the Offensive", in Betty Glad, Chris J. Dolan, eds., Striking First: The Preventive War Doctrine and the Reshaping of US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alagrave Macmillan, 2004, p.11.
　　(12)George W. Bush, "The President's State of Union Address", January 29, 2002, see www. whitehouse. gov/news/release/2002/01/print/20020129-11. html.
　　(13)"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see http://www.whitehouse.gov/nss/nss.html.
　　(16)Bob Woodward, Plan for Attack,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pp. 88-89.
　　(17)Colin Powell, "Remarks on the Occasion of George Kennan's Centenary Birthday", February 20, 2004, available at http://www.globalsecurity.org/wmd/library/news/usa/2004/usa 040220-nsiaoi. htm.
　　(18)Dick Cheney, "Speech to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February 15, 2002, see www.whitehouse.gov/vicepresident/news-speeches/speeches/vp200202 15. htm.
　　(20)"President Delivers Graduation Speech at West Point", June 1, 2002, see www.whitehouse.org/news/releases2002/06/20020601_3. htm.
　　(21)George W. Bush, "President Bush Addresses the Nations", March 19, 2003, see www. whitehouse.gov/news/release/2003/03/print/20030319-17. html.
　　(22)Ole R. Holsti,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on Foreign Policy, Pre-and Post-September 11", in Betty Glad, Chris J. Dolan, eds., Striking First, pp. 154-158.
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京97～102D7國際政治戴超武20072007
布什主義/美國/外交思想/繼承/發展
從美國外交思想史演進的角度看，以推廣美國價值觀和實施“先發制人”軍事戰略為特點的“布什主義”，是美國外交思想傳統的繼續和發展，不僅體現了布什和新保守主義基本的政策思想，更為重要的是反映了在以反恐戰爭為主要內容的新的戰略形勢下美國外交思想的若干新特點。“布什主義”不僅引起了世界各國政界的不同反應，而且在美國社會科學領域產生了前所未有的論戰，顯示了“布什主義”所具有的重要政治影響以及社會和學術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布什主義”似乎稱得上是一場“外交革命”。
作者：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京97～102D7國際政治戴超武20072007
布什主義/美國/外交思想/繼承/發展

網載 2013-09-10 21:1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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