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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明理學是哲學化的儒學，是宋代以來我國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亦是我國封建社會后期重要的歷史文化現象。它主要包括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兩大基本派系。理學在贛南的流傳和演變，在贛南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即使在整個宋明理學史上，贛南之理學亦具有特殊的、不可忽視的價值。關于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下列重要史實中得到說明：
　　其一，理學開山大師周敦頤，曾兩度為官贛南，前后凡六年之久。先為南安司理參軍，凡三年，此時有洛學祖師程顥、程頤兄弟一同受學；再為虔州通判，又三年，此時正值周敦頤講學著述之盛年。這一時期，周敦頤理學思想是如何演變的？二程兄弟與周敦頤有怎樣的思想聯系？這些都是宋明理學研究的重要課題，不研究周敦頤在贛南的學術活動，就難以正確解答上述問題。
　　其二，明代中葉，王陽明在贛南鎮壓農民起義期間，也同時廣泛聚徒講學，大力宣揚其學說和主張。著名的“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正是這一時期提出的主張。此后，王陽明窮一生心力揭示的“致良知”說學，實際上是“破心中賊”思想在理論上的提升和發展。如果以“致良知”的提出作為王陽明心學完全成熟的標志，那么，“破心中賊”的主張，無疑是王陽明思想走向成熟的前提和關鍵環節。
　　其三，贛南之理學，是贛南乃至江西歷史上重要的文化現象。特別是明代，是贛南以陽明心學為主體的理學興盛時期。此時，王陽明在贛南的講學，影響之大，吸引了四方學者。贛南的王門弟子，人數之眾亦非他鄉可比。這一時期，堪稱人文薈萃，成為贛南文化史和理學史上的一大盛事。
　　因此，研究贛南之理學，具有雙重的意義：一方面，不重視贛南理學的研究，就難于深入、全面地把握整個宋明理學；另一方面，不研究贛南理學，也難于透徹地了解贛南乃至江西歷史文化的發展。
　　理學在贛南的流傳和演變，大致說來，經歷了四個階段：一是兩宋時期，理學初步流傳，此時以周敦頤、朱熹的學說為主；二是元代，理學在贛南的流傳轉入波谷時期；三是明代，出現了以陽明心學為主體的理學興盛時期；四是清代，理學在贛南漸趨衰微。茲試述如下：
　　 （一）兩宋時期，理學在贛南的初步流傳
　　理學在贛南的流傳，可以最早追溯到北宋仁宗慶歷、嘉ｙòｕ＠①年間。慶歷四年（公元１０４４年），理學開山祖師周敦頤（公元１０１７—１０７３，字茂叔，人稱濂溪先生）出任南安軍（含江西大余）司理參軍，達三年之久。慶歷六年（公元１０４６年），年輕的程顥、程頤兄弟，曾受父親程＠②之命（此時程＠②為大理寺丞知興國縣），拜周敦頤為師，始受濂溪之學。清人張伯行《周濂溪年譜》載：“慶歷四年，濂溪先生為南安軍司理參軍。慶歷六年，大理寺丞知虔州興國縣程公＠②，假ｃｕì＠③南安，視先生氣貌非常人，與語，果知道者。因與為友，令二子師事之。”是年冬，由于王逵的推薦，周敦頤調任湖南郴州郴縣令。從時間上看，程顥、程頤兄弟師事周敦頤，雖不足一年，但是，二程兄弟“從汝南周茂叔問學，窮性命之理，率性體道，體道成德，出處孔孟，從容不勉”。［①］正是在師事周敦頤之時，年輕氣盛的二程兄弟毅然絕意科舉，決定窮一生之心力專事“圣賢之學”，由此可見，二程兄弟的贛南問學，深受周敦頤之影響。因此，我們可以把周敦頤為官南安、授學二程，視為理學流傳贛南的開端。
　　不過，贛南本地學子受濂溪之學，卻是嘉ｙòｕ＠①年間的事。嘉ｙòｕ＠①六年（公元１０６１年），周敦頤遷國子博士，通判虔州，１０６３年升虞部員外郎，仍通判虔州。此時，始有贛縣士子曾準、陳ｇǔｎ＠④臣師事周敦頤，一同受學。據同治《贛縣志》載：“贛之理學，啟自曾、陳北面濂溪，月溯講學，而郡之人士悉知所尚”。［②］可以說，曾、陳受學周敦頤，標志著理學在贛南埋下了火種，并開始實際流傳。
　　曾準，字子中，贛縣人，嘉ｙòｕ＠①進士。北宋著名詩人曾幾，便是曾準之少子。曾準自幼資質穎異，篤志嗜學，經史百家之書，無所不觀。所讀之書，皆親手抄錄，每日誦讀，用力甚勤。曾準十分推重周敦頤的人格和學問，在周敦頤通判虔州時，即拜其為師，還引同鄉胡ｊｉè＠⑤、陳ｇǔｎ＠④臣一同受學。據《贛縣志》載：“周元公（即周敦頤）通判虔州，準拜悟，耽相契洽，坐談移日。曰：‘準不遇公，幾于誦讀誤’。由是潛心理道，往復辨晰，恍然有得。乃語同邑胡ｊｉè＠⑤、陳ｇǔｎ＠④臣等，敦請元公月朔講學于明倫堂。自此郡人士悉重理學。”由此可知，曾準實為贛南接受和傳播理學的第一人。
　　陳ｇǔｎ＠④臣，字廷輔，治平二年進士，是周敦頤在贛南的另一著名弟子。但他并不是一位秉賦很高的人，史稱他“資性素鈍，力學攻苦，終朝強記不數行，又善忘”，［③］實是一個資質愚鈍的人。后來潛心修煉，“晝夜靜息，澄心明理”，遂茅塞頓開，激發了悟性，在曾準的引薦下，拜謁周敦頤并執弟子禮，潛心理學，“參究《太極圖說》，發明宗旨。”［④］
　　曾、陳之后，北宋時期贛南以理學著名者，還有興國人士李樸。李樸，字先之，紹圣進士，曾歷兩京國子監教授，后移虔州。其政治態度，既不滿王安石的變法主張，更不滿蔡京的弄權，他說：“熙寧以來，政體屢變，一二大臣所學不同，互相排擊，失之于治，必至不可勝”。［⑤］對于王安石的新學，李樸持反對態度，認為“今士大夫之學，不求諸己，而惟王氏是聽，敗壞心術，莫大于此。”［⑥］故在學術上傾向于程頤之學，因此也得罪權臣蔡京。蔡京便以“元ｙòｕ＠①學術不當領師儒”為由，罷免了李樸的虔州教授一職。李樸之學，雖傾向于程頤，但多由自得，馮熙謂其學“以天為心，以道為體，以時為用”。［⑦］嚴格地說，李樸之學與程頤理學路數不同，不應歸之為程頤學派。
　　南宋時，贛南較著名的理學家，有朱子學者曾興宗。曾興宗，字光祖，寧都人，乾道七年（公元１１７１年）舉解試，授廣東肇慶推官。曾興宗是大理學家朱熹唯一的贛南弟子。慶元初年，朱熹因卷入趙汝愚與韓ｃｈà＠⑧胄之間的政治爭斗，本人受貶，其學術亦被斥為偽學而遭禁。因師從朱熹之故，曾興宗也受到牽連，罷官歸鄉。晚年，筑室谷，開堂講學，繼續宣揚朱熹學術，四方從學者甚眾。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在兩宋時期，贛南之理學，主要是周敦頤和朱熹之學，次為程氏兄弟之學。其他如張載之關學，陸九淵之學，皆未傳于贛南。傳濂溪之學者，除周敦頤及門弟子曾準、陳ｇǔｎ＠④臣、胡ｊｉè＠⑤等人外，尚無再傳。故濂溪之學，曾、陳之時，影響尚著，曾、陳之后，學脈未顯。曾興宗傳朱子之學，雖受“慶元黨禁”之累，然從學者仍舊不減，實屬難得。
　　 （二）元代，理學傳播的低谷時期
　　進入元代，朱子學雖列為官學，但元代之理學，既不如宋代之繁榮，也不如明代之興盛。理學的發展，實際上轉入波谷階段，其在贛南的流傳，情形也大體如此。這一時期，贛南之理學人物，較著名的僅有于都學者劉君賢一人而已。劉君賢其人，一生以授徒講學著書為務，博觀經史，深研理學，兼通天文地理。所著《學問要編》、《昌雩集》等書，后人評價甚高。宋惟駒稱《昌雩集》“洞察天文地理之奧，綜括理學經濟之要，博古今得失之變，卓識確論，裨于學者甚大”。［⑧］又謂“試取是篇觀之，令人襟正危坐，如見當日內圣外王，一片用世之心。”［⑨］
　　 （三）明代，以王陽明心學為主體的理學興盛時期
　　到了明代，尤其是明中葉以后，王陽明心學迅速崛起，出現了“門徒遍天下，流傳逾百年”。［⑩］的盛況，其影響之大，傳人之眾，流傳之廣，已遠遠超過了處于正統地位的朱子學。由于王陽明的一系列活動，贛南出現了以陽明心學為主體的理學興盛時期。
　　明正德十一年（公元１５１６年），王陽明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處，奉命鎮壓贛、粵、閩、湘四省邊境的三支農民起義隊伍。這三支起義隊伍：一是以詹師富、黃貓貍為首，活動在福建漳南；二是以謝志珊、藍天鳳為首，活動在今江西上猶、崇義與湖南桂東、橫水、廣東樂昌相連的地帶；三是以池中容兄弟為首，活動在＠⑥頭一帶（以廣東龍川縣為主，毗連江西龍南、安遠一帶）。王陽明用一年零兩個月的時間，就把這三支農民起義隊伍一一鎮壓了，完成了他在贛南的赫赫事功。王陽明正是在贛南“破山中賊”之時，提出了“破心中賊”的主張。出征三＠⑥途中，王陽明在給門人的信中說：“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剪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①①］因此，王陽明在兵馬倥傯之中，念念不忘“破心中賊”之事。除了“撫新民，舉鄉約”［①②］以外，他還在各地普遍設立社學，并在贛州建造濂溪書院，聚徒講學。為了樹立為學宗旨，王陽明刻《古本大學》于贛州，又刻《朱子晚年定論》于于都，并完成有名的《訓蒙大義》。此外，影響深遠的《傳習錄》上卷，亦在此時由門人薛侃刻印出來。此時的王陽明，名聲大震，四方學者，皆慕名前往贛州受學，其中最著名的有江左王門學者鄒守益、歐陽德、何廷仁、黃宏綱，以及閩粵王門的薛侃。鄒守益為王門重鎮，黃宗羲尊其為王學嫡傳，稱“陽明之沒，不失其傳者，不得不以先生為宗子也”。［①③］何廷仁、黃宏綱二人均來自于都縣，是王陽明高第弟子，深得同門推重。此外，何廷仁之兄何春元，贛縣劉潛，興國謝魁和鐘園，寧都賴元、管登，會昌劉瀾，以及龍南人氏月華等人，均是王陽明在贛南的及門弟子。再傳弟子則有南康劉昭文，寧都李大集，于都李一龍，會昌胡夷簡、賴貞，興國肖鈺，以及信豐李端儀等人。這時的贛南，儼然成為人文薈萃之區，陽明學盛極一時。
　　王陽明的贛南弟子，最著名的當首推于都何廷仁、黃宏綱二人。何、黃二人，與浙中王門的錢德洪、王畿，皆以善于推演師說著稱，很受同門推重，一時有“浙有錢、王，江有何、黃”之稱譽。黃宗羲在其名著《明儒學案》中把何、黃二人列入江右王門，專門論述；《明史·儒林傳》則把他們合并列傳。
　　何廷仁（公元１４８６—１５５１），字性之，號善山，嘉靖舉人，官至南京工部主事。早年知廣東新會縣，即服膺陳獻章之“江門心學”。聞王陽明講學贛州，便前往拜謁，執弟子禮受學，后成為王門高足。王陽明在贛南，時有軍務在身，常常無暇親臨講席，何廷仁便與黃宏綱、歐陽德、薛侃等王門諸子，接引來學，釋疑解惑。后隨王陽明至越中，直至陽明歿后，仍大力宣揚陽明之學。對于王陽明的“良知”之學，何廷仁有自己獨特的闡釋，嘗謂“吾人須從起端發念處察識，于此有得，思過半矣”。［①④］認為“知過即是良知，改過即是本體。”［①⑤］何廷仁為學，務求實，反對虛玄高論。故黃宗羲評價說：“先生論學，務為平實，使學者有所持循。”［①⑥］
　　黃宏綱（公元１４９２—１５６１），字正之，號洛村，舉正德十一年鄉試。值王陽明講學贛州，黃宏綱即前往受學，此后長期追隨在王陽明左右，成為王門得意弟子。王陽明歿后，又居其家三家，以盡弟子禮。黃宏綱歷任汀州推官，至刑部主事。為人耿直，為官剛正不阿，黃宗羲謂其“生平厚于自信，而薄迎合，長于持重，而短機械”，［①⑦］最終難于立足官場，遂致仕而歸，每歲與著名學者鄒守益、聶豹、羅洪先等放舟青原，講學論道。黃宏綱之學，前后變化較大，《明儒學案》謂其“始者持守甚堅，其后以不致纖毫之力，一順自然為主。”黃宏綱認為，為學之道，在于順應人心“天然自有之良知”，無須向外求索。黃宏綱亦不同意王陽明著名的“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的“四名教法”，認為，“自先師提揭良知，莫不知有良知之學，亦莫不以意念之善為良知。以意念為良知，終非天然自有之良。”［①⑧］若以意之文善為良知，為學必然是“只在念起念滅下工夫，一世合不上本體。”［①⑨］此外，黃宏綱還試圖調和王陽明與宋儒之分歧，認為王陽明的“良知”和周敦頤所謂的“誠”是一回事，并無不同。他說：“陽陽之良知，原即周子‘誠’，一無為之本體”。［②⑩］由此可見，作為王門弟子，黃宏綱不但善于推演師說，能得“良知”學之宗旨，而且不拘泥于師說，有所創獲，實有功于師門。
　　與何廷仁、黃宏綱同時受學于王陽明的贛南弟子，還有何春元、劉潛、賴元、謝魁、鐘元、管登等人，也是值得注意的人物。
　　何春元，字元之，何廷仁之兄，宏治十七年舉人。王陽明在贛州講學，何春元“偕其弟廷仁師事王守仁，聞其教，若有所得。公（指王守仁）語及門曰：“何元之工夫真近里著己也。”［②①］何春元為政作官，亦多效仿王陽明，《贛州府志》謂其“所至均戶役，立社教，崇禮教，不事法令，專務德教。”且不忘宣揚王陽明之學說，“每朔望，集諸生于明倫堂，講明人心道心之旨。”［②②］
　　劉潛，字孔昭，贛縣人，正德八年舉人，官銅陵時，即講授理學，為“諸生辨析精一危微之旨，參究太極圖說，由是士知理學。”［②③］聞王陽明講學贛州，即辭官乞歸，師事王陽明。由是“聞致良知之說，而學益精”［②④］，家居十余年，著力宣揚陽明學說，為贛南士人所推重。
　　賴元，字善長，號蒙泉，寧都人。師從王守仁，聞良知之訓。返寧都后，與何廷仁、黃宏綱反復論學，書信往來不斷。黃宏綱說：“近寧都人相次興起，皆善長一人倡率之功”。［②⑤］賴元實是寧都倡導陽明學說的第一人。另外，寧都的王門入室弟子，還有嘉靖舉人管登。《贛州府志》謂：“王公守仁論學虔中，登偕何、黃諸子受業焉”。王陽明也很器重管登其人，謂其“信道篤而入道勇者也”。［②⑥］
　　龍南人月華，亦為王陽明及門弟子，《龍南縣志·儒林》謂其“少以經學名，后從王守仁為良知之學。歸日坐一室，超然默悟，學者宗之。”
　　會昌縣師事王陽明者，惟有劉瀾一人，《贛州府志》謂其“同于都何廷仁、黃宏綱從王守仁學，得天人性命之旨”。
　　王陽明再傳弟子，南康有嘉靖進士劉昭文，據《南安府志》載，劉昭文曾從學于王門重鎮鄒守益，學“良知”之教。信豐人李端儀，“聞王陽明講學，心竊慕之，后受業何善山之門，探本窮源”。［②⑦］于都縣有李一龍、李喬崇等人。李一龍，字子乾，“聞何廷仁講良知之學，欣然受業，久而有省，謂人情物理，皆良知之用，使棄于人情，遺于物理，即此知已非良知”［②⑧］。李喬崇，字期原，博綜六籍，師事何春元，得良知之學，認為“真一之道，乃修身正心誠意”。［②⑨］寧都人李大集，字蒙泉，為諸生時，從于都黃宏綱學良知之說，其學力主實踐，調和薛ｘｕāｎ＠⑦之朱子學與王陽明良知說之分歧。嘗曰：“學以實踐為歸，若薛文清之王敬，王文成之致良知，譬如舟車各適，殊途同歸，不實踐非真儒也。”［③⑩］會昌縣亦有胡夷簡、賴貞二人。胡夷簡，字近道，師事吉水著名王門弟子羅洪先，學良知之學，經過于都時，又從何廷仁，黃宏綱游，辯論學術，晚年講學，頗受學子擁戴。賴貞，字洛川，太學生，工詩文。嘗從羅洪先講學廬山白鹿洞書院，宣揚良知之學，三年不輟。興國人肖鈺，字貴登，亦師事羅洪先，《贛州府志》謂其“天資英邁，讀書過目成誦。從吉水羅洪先學，究心宗旨，務在力行”。
　　除陽明心學之外，明代贛南還有陳獻章“江門心學”和朱子學的流傳，代表人物分別是俞溥和李誄。
　　陳獻章之學，主張“學者以自然為宗”，［③①］提倡“靜坐中養出端倪”。［③②］其江門心學實開明代心學之先河。信豐人俞溥，是陳獻章學術在贛南的真正傳人。據《贛州府志》載：“俞溥，字德洪，信豐人，為陳獻章弟子。宏詒間貢授涇府審理正，憂歸不赴，授徒講學，與學者講尊德性。”
　　于都人李誄，字源甫，隆慶進士，歷官寶應知縣，戶部給事中，廣東按察史，廣西參議等職。李誄十分推崇朱子學者薛ｘｕāｎ＠⑦之河東理學，他是明代贛南朱子學最重要的人物。李誄不滿意王陽明的心學，認為有涉禪之弊。據《贛州府志》載，李誄“幼讀薛敬軒《讀書錄》，響慕之。久之恍然曰：‘夫尊德性而遺道問學，恐墮于禪。圣賢之學，舍卻存心致知，別無異徑。自心性之說興于是，與朱子疏注有異，甚者以陰符參同曹溪柱下，荒渺淺疏之談，竄入語孟，剽駁朱子，不遺余力。顏子擇手中庸，服膺勿史，朱子之學實本于此。’”晚年辭官家居，聚徒講學，并刻薛ｘｕāｎ＠⑦《讀書錄》，以教后學。明代贛南，尤其在于都縣，何廷仁、黃宏綱、何春元、管登等人，皆為王門弟子，良知之學已成為一種學術時髦。唯李誄不隨時俗、孤峰突兀，揭陽明學之弊而獨倡朱子之學，其學術精神亦屬難能可貴。清代，理學在贛南漸趨衰微。
　　綜前所述，贛南之理學經歷兩宋時期的初步流傳——元代的低谷時期——明代陽明學為主體的繁榮——清代的逐漸衰這樣四個階段。這條演變線索是與整個宋明理學的發展軌跡相一致的。大體說來，宋明理學的演變，首先是兩宋時期濂、洛、關、閩、陸諸家學術的先后涌現，占據了當時思想舞臺的中心；至元代，理學的發展跌入低潮，進入明代，陽明學異軍突起，席卷全國，其聲勢之大，幾乎淹沒了其他各派學術；到了清代，由于考據學的興起，理學走向式微。理學在贛南的流傳與演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宋明理學嬗變的特點。
　　注：
　　①《二程集》第３２８頁
　　②同治《贛縣志》卷三十四，《人物志·理學》
　　③ ④《贛縣志·陳ｇǔｎ＠④臣傳》
　　⑤ ⑥ ⑦《贛州府志》卷五十四
　　⑧ ⑨ ②① ②②《贛州府志·儒林傳》
　　⑩《明史·儒林傳序》
　　①① ①②《王文成公守仁年譜·正德十三年條》
　　①③《明儒學案》卷十六《鄒守益傳》
　　①④ ①⑤《善山語錄》
　　①⑥ ①⑦ ②⑩《明儒學案》卷十九
　　①⑧ ①⑨《洛林語錄》
　　②③ ②④《贛州府志》卷三十四
　　②⑤ ②⑥ ②⑧ ②⑨ ③⑩《贛州府志》卷五十四
　　②⑦《贛州府志》《儒林補遺》
　　③① ③②《白沙子》卷二，《與賀克恭黃門》
　　 （作者：江西省社科院助理研究員 責任編輯：寧靜）＊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礻加右
　　 ＠②原字王加向
　　 ＠③原字亻加卒
　　 ＠④原字磙去石
　　 ＠⑤原字王加介
　　 ＠⑥原字氵加利
　　 ＠⑦原字王加宣
　　 ＠⑧原字亻加宅
　　
　　
　　
江西社會科學南昌59-62B5中國哲學劉輝平19971997 作者：江西社會科學南昌59-62B5中國哲學劉輝平19971997

網載 2013-09-10 20:5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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