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律》草創于吳元年，制定于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二年完備，洪武三十年頒行天下 。
   在此之前，作為決獄標準的是朱元璋親手寫定的《大誥》 。
   明初處元代法紀縱馳之后，故太祖決定法外用刑，以嚴刑峻法治亂世，以達到移風易俗的目的 。
   見于《大誥》的酷刑，有族誅、凌遲、極刑〔凌遲本已是極刑，則這一極刑之殘酷定甚于凌遲〕、梟令、斬、死罪、墨面文身、挑筋去指、去膝蓋、剁指、斷手、刖足、閹割為奴、斬趾枷令、常加號令〔至死而止〕、枷項游歷〔遍九州之邑〕、免死發廣西拿象、人口遷化外、充軍、全家抄沒、載罪還職、載罪充書吏等三十余種
   多為《大明律》所無，那項“免死發廣西拿象”更是帶著幾分幽默，此即所謂法外用刑。而量刑標準，也比《大明律》嚴酷得多 。 四十年之中，據《大誥》所載，凌遲、梟示、族誅有幾千案，棄市以下的有一萬多案 。
  這些案子，如果按《大明律》量刑，大多是罪不至死的，有的甚至只該受到輕微的懲罚，象官吏隱漏文書不報的，按律只杖八十，收糧違限的，只杖一百，而《大誥》居然全都用凌遲之刑；有司濫設官吏，按律只杖一百，囚三年，而大誥卻是族誅。真是令人觸目驚心！
   如此濫用刑罚，也難怪為了浙江的一件假鈔案，而“捕獲到官，自京至于句容，其途九十里，所梟之尸相望”，連朱元璋自己也感嘆說“其刑甚矣！”〔《大誥》偽鈔四十八〕  
  而這些酷刑，真可謂設計巧妙，用刑者為了折磨罪人，到了挖空心思的地步 。
  差不多同時，中世紀基督徒也在想盡種種法折磨迫害異教徒和女巫，兩相比較，不由讓人感嘆人性都是一樣的，東西方的智慧在這一點上也沒什么太大的差別。
   根據《孤樹裒談》等野史的記載，以下列舉一些較別出心裁的酷刑：
    1、鏟頭會：這個刑罚是用來對付“頑民竄避緇流”的，把這些“盲流”抓起來，排成行掘坑活埋，只剩頭露在地上，然后用大斧削過去，一斧頭砍下幾顆頭來。  
    2、刷洗把犯人剝光了放在鐵床上，澆上沸水，用鐵刷刷去皮肉。  
    3、梟令：用鐵鉤鉤住犯人的脊骨，吊起來示眾 。
    4、稱竿：把犯人綁在竿上，另一頭掛上石頭。
     5、抽腸：把犯人綁在竿上，用鐵鉤鉤入谷道，把腸子鉤出，再在竿的另一端掛上石頭，犯人的身體向上彈起，腸子也就全鉤出來了。
   6、剝皮：每一地的土地廟都是剝皮的場所，稱為皮場廟。凡貪贓六十兩以上的，
  7、梟首示眾，剝皮實草，放在官府公座的旁邊，以警告后來的官員。  
  于是在這一年的五月下詔禁止酷刑：“朕自起兵至今四十余年，親理天下庶務，人情善惡真偽，無不涉歷。其中*頑刁詐之徒，情犯深重，灼然無疑者，特令法外加刑，意在使人知所警懼，不敢輕易犯法
   然此特權時措置，頓挫*頑，非守成之君所用長法。以后嗣君統理天下，止守律與大誥，并不許用鯨、刺、非刂、劓、閹、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處以重刑。”〔《太祖實錄》卷二三九〕
  這里雖然說“止守律與大誥”，但從上下文關系看，他是不要后人守大誥的，一切以《大明律》為準。
  他自己確實也是希望自己的子孫不要象自己那樣依*嚴刑峻法治國的，有一次與太子出郊
  指著路旁的荊樹教育太子說：“古人用此為撲刑，以其能去風，雖傷不殺人。古人用心仁厚如此，兒當念之。”〔趙翼《廿二史札記》卷三十二〕
    晚年太孫參政，改重刑七十三條，朱元璋也很贊賞，說：“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罚世輕世重也。”〔《明史》卷九十三〕
  洪武之后，對死刑的執行大體上按照《大明律》，以上的那些酷刑算是消失了。 《大明律》對死刑的規定還算是相當人道的，只有斬、絞兩種 。 但此外還有不列于五刑的凌遲，專門用于對付大逆不道。  凡是凌遲處死的，按例要殺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即所謂千刀萬剮，每十刀一歇一吆喝，最后一刀才是斬首 ，行刑時在旁邊架一丫形木桿，挖出肝腑后放在上面示眾。國人似乎自古以來就喜歡看殺人，看凌遲時更是“人集如山，屋皆人覆”〔計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五〕  。